導演和編劇把這部關于黨爭、戰(zhàn)爭的歷史劇拍成了一部關于理想主義的勵志劇，用理想、信仰這些對于今日中國早已稀缺的元素，彌補了嚴格審查后嚴肅歷史劇對年輕觀眾吸引力的匱乏。 　　
　　“奪一取一個政權，那得需要多么堅定的理想主義啊�！痹诟�記者聊起劇情時，導演張黎感慨，當年一二十人的共產(chǎn)黨小組，現(xiàn)在能發(fā)展成七八千萬，依靠的究竟是什么?他最新的電視劇作品《人間正道是滄�！�(以下簡稱《人間》)花了50集的篇幅敘述從1925到1949，中國共產(chǎn)黨是如何一步步奪取政權的。
　　作為國慶60周年獻禮劇，投資方江蘇廣電總臺給出的主題是展示共產(chǎn)黨奪取政權的必然性。這不是輕松的事，評價如今的執(zhí)政黨，要政治正確，還要拍得好看，這兩個任務，張黎完成得都相當好，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政治正確與迎合市場的雙重擠壓下，編劇江奇濤本人關于階級對抗、國共關系、信仰理想、政權建設等等一系列嚴肅歷史的思考并沒有被損害。
　　雖說經(jīng)歷了100多處修改，但到目前為止，在扎堆播放的紅色獻禮劇中，《人間》顯得如此與眾不同，他不是簡單地歌頌英明偉大的執(zhí)政黨，而是希望從這個政黨最光輝的那段歷史中思考更多問題，燭照更多現(xiàn)實。
　　
　　妥協(xié)與突破
　　
　　片中有一個情節(jié)：1927年的上海，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動工人暴動，在上海的弄堂里，經(jīng)過一天一夜激烈的巷戰(zhàn)，這個才剛剛成立6年的政黨居然奪取了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的統(tǒng)治權，成立了臨時市民政府。但就在市政府的大堂里，闖入一個戴眼鏡、胖乎乎的中年上海市民，一口上海普通話，將市民政府的領導者、劇中的主人公、一心要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共產(chǎn)黨領袖質問得啞口無言。
　　他說：你們叫市民政府，那么市民的事你們還管不管?你們在我家門口打仗，水管子水管子打爆了，電線電線扯斷了，這沒水沒電，讓我們怎么過日子嘛?你們還口口聲聲說人民革命，那也不能光革命不讓過日子吧，北洋政府好不好，我們不管，最起碼人家管你水，管你電，是不是?你們革命革了半天，不能一屆不如一屆吧!
　　這些并不完全是虛構的，而是編劇從紛繁復雜的歷史文獻中爬梳而得的真實細節(jié)，長達50集的片子中，這樣虛實相間的歷史敘述比比皆是，正是這些生動而大膽的細節(jié)，讓這部獻禮劇看起來似乎不那么“主旋律”了。
　　劇中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楊立仁并沒有那么壞，這個沾滿了共產(chǎn)黨員鮮血的國民黨特務頭子甚至還贏得了大部分觀眾的喜愛；作為國民黨高官的楊立華甚至可以大聲質問女共產(chǎn)黨員：“我去過莫斯科，那里不是天堂，你們的路也不是唯一正確的。”
　　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上，共產(chǎn)黨的軍官楊立青則可以坦率承認：合作之始，一方是土匪，一方是執(zhí)政黨，一方破衣爛衫，一方掌握著全部的國家機器，天塌下來，高個子頂著，擔負正面戰(zhàn)場的作戰(zhàn)，理所應當。
　　在解放戰(zhàn)爭的東北戰(zhàn)場上，共產(chǎn)黨居然一邊跟蘇聯(lián)人買軍火、做生意，一邊還雇傭日本工程師來研制炮彈，打內(nèi)戰(zhàn)。事實上，以前不總拿雇傭日本人打內(nèi)戰(zhàn)，聘請崗村寧次當顧問來問罪國民黨嗎?
　　對于這些看起來“政治不正確”的細節(jié)，作為投資方的江蘇廣電總臺臺長周莉說：“我們對導演最大的要求就是片子的立意，最高層面的立意應該是展示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國民黨下臺的必然性，為了體現(xiàn)這個主題，我們增加了一些情節(jié)，也減少一些情節(jié)，把大的方向把控住了，至于具體的臺詞設計、人物塑造，則是編劇和導演應該充分享有的創(chuàng)作空間�！�
　　
　　對于片子經(jīng)歷的100多處修改，周莉說，大部分都是基于史實的準確性和史論的正確性所作出的，其間聽取了中央文獻研究室、軍事科學院等不少專家的意見。“片子初步拍出來后，我第一遍看時，最為忐忑的是把共產(chǎn)黨領袖上瞿恩和林娥的孩子養(yǎng)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家里，目被他們疼愛有加，這樣的情節(jié)設計會不會出什么問題?”周莉說，第一時間就去咨詢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組組長劉益濤的意見。
　　劉益濤說，這樣的故事在國共兩黨關系史上是真實存在的，兩黨早期本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因此，這一段劇情才得以完整保留，貫穿全劇始終。
　　初版劇中國民黨將領范希亮的角色塑造同樣讓周莉相當緊張，這個大地主的兒子、黃埔班長、蔣介石嫡系師長，雖然親手槍殺了自己尊敬的老師、共產(chǎn)黨領袖，卻仍然被導演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塑造成一個抗日名將、軍中英雄。最終播出的版本中，范希亮的戲份被刪減了許多，早早死于抗日戰(zhàn)爭最為恥辱的一場戰(zhàn)役――中條山之戰(zhàn)。
　　
　　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
　　
　　片子播出后，網(wǎng)絡上的熱議，大大超出了周莉的預期，作為一個紅色獻禮劇，她原本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多的年輕人對這個嚴肅的歷史正劇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這20多年的歷史雖然波瀾壯闊，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命運，但對于今天的觀眾來說，中山艦事件、412清黨、秋收起義、錦州戰(zhàn)役、重慶談判這些只在中學歷史課本中存在的字眼已經(jīng)相當陌生。
　　年輕觀眾的熱議，除了演員演技的評判，大多集中在片子中兩個戲份并不算多的主人公。一個是瞿恩，這個被導演塑造成“神一樣的人，完美無瑕的共產(chǎn)黨員”，“這是一個承載了編劇全部關于共產(chǎn)黨員美好想象的角色。”張黎說。為此，他萃取了一大批早期共產(chǎn)黨精英的優(yōu)點于一身，瞿秋白的書生意氣和慷慨赴義、周恩來的英俊雄辯、蔡和森的舉家留學、惲代英的青年導師風范，都化在瞿恩一人身上。
　　另外一個是董建昌，這個軍閥出身的國民黨高級將領，被斥為“賣花布的出身”，汪精衛(wèi)當權的時候，他買汪精衛(wèi)的“期貨”，蔣介石壯大后，他又投靠蔣介石，后來，解放軍兵臨城下，他又投降了共產(chǎn)黨。他毫無信仰可言，在那個每個人都講求信仰和理想的年代，這個人活脫脫就是一個小丑。
　　可到了今天，在觀眾的眼里，他卻受到了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因為他有氣有節(jié)有情有義，在最后投降的時候，還能說出“我把軍隊和城市交給了人民”這樣無比政治正確的話，他對家庭呵護有加，在革命有了第一批成果時，他為自己的伴侶爭取到了去莫斯科留學的機會，在打敗日本人后，他第一件事是為自己家人在上海置辦下了豪華別墅。
　　瞿恩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他在片中最為經(jīng)典的臺詞是：理想有兩種，一種是我實現(xiàn)了我的理想，另一種是理想通過我得以實現(xiàn)。為了理想，他拋棄愛情，牽累家庭，自己也走上了斷頭臺。而董建昌則是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他最大的信仰就是生存主義。有網(wǎng)友在網(wǎng)上設置了一個投票：如果要選老公，瞿恩和董建昌。你選哪個?結果選擇董建昌的超過了半數(shù)。
　　另外一個異常火爆的投票是“如果你生在楊立青、林娥這樣的大官僚、大銀行家的權貴家庭，你會去革命嗎?”這是一個讓人無法從片子中得到答案的問題，片子中的主人公始終強調“我們這是階級對抗，不是個人恩怨”，可為什么選擇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的人，口口聲聲為勞苦大眾謀福利的人自我的出身卻都是相當富足的權貴階層，楊立青、楊立秋如此，林娥亦如此，這些并不是編劇的杜撰， 真實的歷史中，早期的共產(chǎn)黨員里確實有一大批都出身于這樣的權貴家庭。
　　一個階級出身，甚至一個家庭長大的兄弟倆為什么會產(chǎn)生那么深刻的“階級對抗”?是主義之爭瓦解了傳統(tǒng)的中國，還是已經(jīng)瓦解了的傳統(tǒng)中國中不同性格的精英們將主義拿來當作爭奪統(tǒng)治權的工具?對于這些形而上的革命命題，人們無意深究，但是網(wǎng)絡上發(fā)起的投票，結果卻出人意料，大部分人都選擇了“會”。這樣的情境跟電視劇中1920年代的中國青年的選擇何其相似，歷史和現(xiàn)實的事實都是，先有了信仰，所有一切都變得可以理解，而不是先理解了各種情況，然后才會信仰。
　　在百度貼吧里，有網(wǎng)友發(fā)起話題，請用四個字來概括一下此劇觀后的感受，最多的四個字是“理想信仰”，甚至還有人寫下：“我要革命”。這些充斥網(wǎng)絡的種種反響，讓人不禁懷疑，理想、信仰、主義，這些鼓舞了那一代中國青年的字眼，在今日是不是真的早已成了奢侈品?
　　這樣的反響也說明作為導演的張黎成功了’他把這部關于黨爭、戰(zhàn)爭的歷史劇拍成了一部關于理想主義的勵志劇，用理想、信仰這些對于今日中國早已稀缺的元素彌補了嚴格審查后的嚴肅歷史劇對年輕觀眾吸引力的匱乏。那段原本血雨腥風的歷史，在張黎力求唯美的鏡頭下，在一個理想主義的編劇設計下變得像一首浪漫的革命詩歌，革命、愛情、留洋、救國、橫刀立馬、斬將殺賊，絲毫不見戰(zhàn)爭殘酷，黨爭權謀，民生凋敝。而真實的歷史鏡像可能是無數(shù)充當了炮灰的普通人，還有民族的丑惡與不堪，而不是兩黨的精英們在上海大宅子里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快意恩仇。
　　6月底，投資方在北京組織了一場關于《人間》的研討會，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影視創(chuàng)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李準也感慨：這部片子什么都好，就是底層敘事太少了。精英和英雄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主要力量，但根本上歷史是由人民創(chuàng)造的。李準說，如果能夠增加一個底層士兵，或者是楊家這個大家族的保姆，這些生活最艱辛的人對國共25年斗爭的感受和態(tài)度，就增加了強有力的視角。
　　但這些只能是感慨，如果真加入那些看起來凄苦無比的底層敘事，故事還會好看嗎?場景還會華麗嗎?主人公的生活還會那么從容與精致嗎?張黎說，他是個不懂得向市場和收視率妥協(xié)的導演，“不能說因為多數(shù)觀眾對歷史不熟悉，不感興趣，我就去遷就他們，去改變劇本、臺詞�！彼�以，《人間》全劇充斥著諸如“主義”、“這不是個人恩怨，是階級對抗”、“我們的黨像大海，永遠有著自我凈化的能力”、“未來的中國一定是勞苦大眾的中國”等等這些與今天觀眾的口味相去甚遠，與一部志在取得市場成功的電視劇似乎格格不入的臺詞。
　　
　　興亡之道
　　
　　作為一個通俗文化消費品，《人間》已經(jīng)算是取得了成功，它讓各種類型的觀眾從50集的電視劇中看到了許多自己想看的東西，男人好革命，心向往之，女人喜愛情，糾結于那些今天已經(jīng)無法讓人理解的情愛。導演的能耐在于將二者精心地編織在一起，就像片中主人公楊立仁的那句臺詞：“從本質上講，革命和情愛是同義語，都需要狂熱和迷戀，所以，才有這么多人愿意為二者獻身�！�
　　但對于此片的編劇江奇濤而言，文化消費品的定位顯然不足以概括他在此片中更大的野心。江奇濤是個神秘的人，多年來他創(chuàng)作了《漢武大帝》、《亮劍》等等膾炙人口的劇本，是圈內(nèi)出了名的一流編劇，但他卻拒絕接受任何媒體采訪。關于他的身世，只是張黎曾經(jīng)透露過，他是南京軍區(qū)政治部的軍旅作家，出生在傳統(tǒng)的共產(chǎn)黨家族，父親曾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
　　《人間》是江奇濤改編自自己的小說，準備了兩年之久，比之《漢武大帝》、《亮劍》等片，《人間》顯然有著更大的野心，國共兩黨關系背后，承載的是編劇關于興亡之道的思考，從這一點上跟《漢武大帝》沒有區(qū)別，但這個興亡之道不是遙遠的大漢王朝，而是當今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國家，也因此含蓄了許多。
　　在一篇文章中，江奇濤曾經(jīng)提出過電視劇創(chuàng)作的“新歷史主義”，他說，以復活沉睡的歷史為基本功能的歷史劇，其創(chuàng)作表達的首要任務是讓沉睡在煙波浩渺的史書中的事件和人物鮮活、生動地走進今人的視野，實現(xiàn)今天與昨天的對話。
　　具體到《人間》此劇，不難看出，編劇著力塑造的瞿恩和董建昌兩個氣質極端對立的人物，背后隱喻的是理想主義的共產(chǎn)黨戰(zhàn)勝了實用主義的國民黨。奪取政權靠理想，但是，在取得政權以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實用主義。
　　片子的結尾處，“國民黨”埋葬了父親和政權，滿載著黃金美元，穿越海峽，在孤島臺灣開始了三民主義指引下的國家建設，而共產(chǎn)黨，再次回到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拉開了共產(chǎn)主義實驗的大幕，當年從莫斯科帶回來的主義，終于有了實踐的機會。在將近30年的軍事斗爭之后，在整個民族付出了巨大的鮮血、生命和物質代價之后，兩個政黨各得其所，主義之爭沒有結束，一直到建國60年后的今天，仍然在繼續(xù)著，實驗著。
　　而60年來，前30年是理想主義者的實驗，后30年是“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實用主義思維指導國家建設的30年。走到今天，革命已經(jīng)完成，建設卻仍然任重道遠。“我多次跟編劇溝通，他想表達的就是60年了’我們應該怎么來看共產(chǎn)黨早期，前輩們身上閃光的東西，怎么來看待理想和信仰。”周莉說，所以編劇花大力塑造了一個完美的共產(chǎn)黨員和一個實用主義的董建昌，他認為這樣的角色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上大量存在，在黨內(nèi)同樣存在。
　　60年了，即使是在這個建國60年的紀念當口，也沒有多少人記得，很多年前，它曾用它的理想和主義將那個動蕩的年代渲染得火紅而熱烈。今天，那些曾經(jīng)的理想還需要重拾嗎?又將如何重拾?這是一個執(zhí)政60年的政黨應有的自我審視，但一部電視劇遠遠給不出答案，導演只是在最后一個鏡頭上打出一句臺詞：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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