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沒有一部小說，像《紅樓夢》一樣激起那么多人的研究興趣，沒有一部小說的研究，像《紅樓夢》一樣曾激起波及全國的政治風暴，并改變了無數(shù)人的命運！ 　　中國人都記得，1954年有一場來勢兇猛的大批判運動，引發(fā)這場風暴的是兩個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小人物”――李希凡、藍翎，他們揮斥方遒，指點紅樓，激揚文字，因一篇批判俞平伯的學術文章而躍上風口浪尖。而另一位“小人物”――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先為俞平伯辯護，后對俞平伯反戈一擊。她在時代的大潮中沉浮，最終被政治運動淹沒……
　　站在這場大風暴中心的，是俞平伯。
　　紅學，1954，已成為一代知識分子的“夢魘”……
　　
　　俞平伯的學生寫了一篇《新版〈紅樓夢〉校評》
　　
　　胡適為“新紅學”開山立派后，吸引了新文化運動時期北京大學的弟子顧頡剛、俞平伯加入，由此形成“新紅學”的鼎足之勢。
　　1946年，俞平伯開始在北京大學任教授，一直在中國文學系執(zhí)教至1953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前身）成立。該所成立后，鄭振鐸任所長，何其芳任副所長，俞平伯自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調至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任研究員。
　　1948年年底，天玄地黃之時，胡適拒絕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挽留，被國民黨“搶運”出北平，后赴美國；顧頡剛也遠離了紅學圈子；俞平伯則成了新中國大陸紅學界 “第一人”。
　　俞平伯衷心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熱愛新中國，表現(xiàn)積極，從其公開發(fā)表的詩歌可見一斑，如新詩《七月一日紅旗的雨》，以及贊頌抗美援朝的詩，詩云：“千里青山變了黃，終教勝利歸吾黨�！�
　　1952年，俞平伯應文懷沙之約，在上海的棠棣書店出版了《紅樓夢研究》。沒想到銷路很好，印了六版。據(jù)說喜歡《紅樓夢》的毛澤東讀后，還把統(tǒng)戰(zhàn)部的李維漢、徐冰找來共談，后來便把俞平伯補為全國人大代表。
　　此時，俞平伯已經(jīng)自覺地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研究《紅樓夢》，但在慣性的作用下，他治學走的仍是考據(jù)的路子。1954年3月，俞平伯在《新建設》第三期上發(fā)表了《紅樓夢簡論》，對自己的觀點進行陳述。
　　1953年秋天時，文學研究所安排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生王佩璋擔任俞平伯的助手，協(xié)助俞平伯從事《紅樓夢》研究工作。王佩璋在北大中文系讀書期間，俞平伯在此任教，俞平伯是她的業(yè)師，他對這位文靜的學生有著良好的印象。為何選擇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這是因為她在《紅樓夢》與中國古典詩詞這兩個方面很有造詣。在個人服從組織安排的年代，王佩璋做俞平伯的助手，和北大中文系畢業(yè)的同期學生相比，這應是一個上佳的選擇。想來王佩璋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在走出大學校門半年后獨立發(fā)表的第一篇文章，就得到了國家級出版社的重視和賞識。從她隨后代俞平伯所寫的《紅樓夢》研究文章可以看出，這一對師徒合作得還不錯。
　　如果沒有1954年那場批判俞平伯的運動，王佩璋會安心地跟隨俞平伯做學問，并會成為脫穎而出的“紅學”研究專家�？墒牵�她所處的時代沒有給她這樣一個成長的機會，她的人生道路被外力左右，拐向前途叵測的荊棘之途。
　　正是王佩璋的代筆文章，激發(fā)了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向俞平伯挑戰(zhàn)的豪情，從而引發(fā)了那場舉國震驚的批判運動。
　　1953年年底，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汪靜之整理的新版《紅樓夢》，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排印本。汪靜之是20世紀20年代的“湖畔詩人”之一，對《紅樓夢》的研究并不內(nèi)行，因此，這個本子存在不少問題。正協(xié)助俞平伯整理《紅樓夢》八十回本的王佩璋，發(fā)現(xiàn)問題后，寫成了《新版〈紅樓夢〉校評》一文，認為新版《紅樓夢》“首先是關于本書的作者曹雪芹的生卒年與他的旗籍都有錯誤”，接著指出，“‘新本’雖然自稱是根據(jù)‘程乙本’，但實際上卻是1927年‘亞東圖書館發(fā)行的‘亞東本’。與原來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
　　王佩璋將此文投寄《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chǎn)”欄目編輯部�！段膶W遺產(chǎn)》采取了謹慎的處理方式，他們給作家出版社寫了一封信，并將王佩璋的文章一并寄去，讓他們核實。作家出版社收到轉來的文章后，重新審查了《紅樓夢》新版本，證明王佩璋的批評是合于事實的。
　　
　　兩個“小人物”發(fā)表了
　　《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
　　
　　兩個“小人物”是李希凡和藍翎，二人都畢業(yè)于山東大學，是同學。王佩璋的文章與作家出版社的信于1954年3月15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后，引起了李希凡與藍翎的注意。時值春假，百無聊賴的李希凡，有同學藍翎來訪，兩人聊著聊著，說起最近《光明日報》上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觀點，都感到“不對頭”， 二人又讀了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也不以為然。他們開始著手寫文章《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向“新紅學”權威俞平伯挑戰(zhàn)。幾經(jīng)周折，文章發(fā)表在《文史哲》雜志1954年第九期上。
　　文章的基本觀點是對俞平伯提出挑戰(zhàn)――“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xiàn)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于作品的個別章節(jié)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tài)度，所以只能得出模棱兩可的結論�！薄坝崞讲�先生不但否認《紅樓夢》鮮明的政治傾向性，同時也否認它是一部現(xiàn)實主義作品�！薄坝崞讲�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tǒng)性問題時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
　　這樣一篇進行正常學術探討的文章一旦到了高層手里，就超出了學術探討的范圍。李希凡和藍翎，這兩個“小人物”無意中推倒了一張多米諾骨牌，引發(fā)了一連串不可預料的反應，這超出了兩個“小人物”的預料。用李希凡自己的話來說，這時他已是“目瞪口呆，再也插不上嘴了”。
　　李希凡因為這篇文章，開始了一段風光無限的航程。1954年當年即當選全國第二屆政協(xié)最年輕的委員；1955年，他出席第一屆全國社會主義建設青年積極分子大會，并獲獎章。而藍翎的航程充滿了莫測的風浪。1954年，藍翎從北師大附屬工農(nóng)速成中學調到《人民日報》。1957年，藍翎在《人民日報》被深挖出來，打成“右派”。藍翎后來這樣記述自己的喟然長嘆：
　　偶因一念之差，淪為“牛鬼蛇神”，“咎由自取”，怨得著誰？誰讓你探求什么“獨立思考”來著！我只不過是這場大悲劇中一個無足重輕的青年作者而已。反“左”防“左”被“左”毀，“生逢其時”，三生有幸也。
　　兩個“小人物”在大時代的潮流中沉浮，身不由己，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個人命運的起落榮辱，社會潮流、時代風云輝映其間。
　　
　　江青讀了兩個“小人物”發(fā)表的文章
　　
　　江青讀了發(fā)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大為贊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也認為不錯，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于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鄧拓在未同直接分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商量的情況下，派人找到李希凡、藍翎，讓他們將文章修改后準備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后，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轉載一事擱下了，似乎不了了之。
　　歷史充滿了偶然，又有超出想象的必然。短暫的停歇，好像表面平靜的深水，正在積聚著驚濤駭浪的能量。剛開始誰也沒有參悟到轉載此文背后的玄機。
　　9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這次參加談話的有周揚、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林默涵、人民日報社正副總編鄧拓和林淡秋等人。江青帶來了《文史哲》第九期，說毛主席很重視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報》予以轉載。林默涵、何其芳說：“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周揚說：“很粗糙，態(tài)度也不好�！薄包h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彼�提出由《文藝報》轉載。
　　《文藝報》主編馮雪峰找李希凡、藍翎談話時說：“你們的文章有些地方還粗糙，沒寫好。有些地方我要替你們改一改，發(fā)表時還要加個編者按語�！庇谑�，《文藝報》轉載了《關于〈紅樓夢簡論〉及其它》，還加上了由主編馮雪峰撰寫的編者按：
　　他們試著以科學的觀點對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簡論》一文中的論點提出批評，我們覺得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見顯然還有不夠周密和不夠全面的地方，但他們這樣地去認識《紅樓夢》，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有大家來繼續(xù)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們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認識也更全面。
　　
　　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馮雪峰撰寫的按語，連同10月10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chǎn)”專欄發(fā)表的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所加的按語，均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本來他聽了江青關于文章轉載過程的反饋，就有些生氣；等看了這些按語，更認為“問題嚴重”，“對年輕人要求太高！發(fā)表權威們的文章怎么就沒有那么高的要求？”
　　10月16日，毛澤東的一封信，震蕩了中國知識界。這天，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關同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tài)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封信的閱讀對象竟有二十八人之多。毛澤東在信封上寫有：“劉少奇、周恩來、陳云、朱德、鄧小平、胡繩、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懷、陸定一、胡喬木、陳伯達、郭沫若、沈雁冰、鄧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揚、林楓、凱豐、田家英、林默涵、張際春、丁玲、馮雪峰、習仲勛、何其芳諸同志閱。退毛澤東�！�
　　風暴中心的俞平伯以及兩個“小人物”，直到1967年5月27日，報紙公開發(fā)表毛澤東的這封信，才得以了解內(nèi)幕。不知俞平伯看到此信是否有如夢初醒的感覺，而兩個“小人物”當時也只是聽說，直到十余年后才讀到這封事關兩人一生命運的信的原文。袁鷹自1953年供職《人民日報》文藝部，曾在領導的授意下撰寫批判俞平伯的“檄文”，晚年他的回憶錄記錄下初次讀到此信的感受：“這封信寫得如此嚴厲，如此明確，使人有點不寒而栗�！痹�鷹還指出“歷史證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問題立刻就嚴重而且變了質”。
　　
　　批判俞平伯的座談會
　　
　　1954年10月24日在俞平伯的生命刻度中，是難以忘記的一天。這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當時被稱為“兩個小人物”的李希凡、藍翎合寫的第三篇文章；這一天，在中國作家協(xié)會召開了批評俞平伯的會議。出席會議的文學界的領導、作家、專家學者有茅盾、周揚、鄭振鐸、馮雪峰、劉白羽、林默涵、何其芳、陳翔鶴、林淡秋、袁水拍、田鐘洛等人。參加會議的藍翎回憶，會議的氣氛并不緊張，不少人說起《紅樓夢》，談笑風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穩(wěn)坐沙發(fā)，顯得有些不自然。袁鷹的回憶說：“座談會氣氛雖然比較溫和，發(fā)言者都還稱‘平伯先生’如何如何，但是語調都很嚴厲�！弊�談會從上午9點30分一直開到下午6點30分，扣去午餐休息兩個小時，共持續(xù)七個小時。
　　主持會議的文學研究所所長鄭振鐸說：“大家可以各抒己見，平伯先生也不要緊張。我年輕時就佩服過俞先生的文章�！薄皫啄陙砦覀兊乃枷敫脑焓遣粡氐椎�，因此經(jīng)常出毛病。”他使用“我們”，而不是說“俞平伯”，并一再強調“徹底地批判自己”，然后才說批判“人家的過去工作”。
　　繼鄭振鐸之后，首先發(fā)言的是俞平伯。其實正是俞平伯搶著發(fā)言，打亂了會議發(fā)言的順序。俞平伯說：明知道有問題的文章還拿出去發(fā)表，是我自己的錯，“胡喬木給我提過修改意見，我沒修改”。接著他又自我檢討說：讓王佩璋替我寫文章，這種封建的師徒關系是很不好的，今后要多多檢查自己。
　　俞平伯的發(fā)言，簡述了研究《紅樓夢》文章的發(fā)表情形之后，木訥而誠懇地表示道：“我覺得自己思想是往前走的，這有歷來講演可證……我是從興趣出發(fā)，不免就注意文章的雞零狗碎。”會后，陳翔鶴給作協(xié)黨組的報告中對這段話評價道：其自處之道是頗為聰明的，因這樣便可避免被別人揭發(fā)。
　　俞平伯發(fā)言后，王佩璋也非常勇敢地說了哪些文章是俞先生寫的，哪些文章是她寫了以后俞先生修改的，這些文章如果有問題由她自己來承擔，大有一人做事一人當?shù)臍飧拧?
　　之后，批判俞平伯的戲才算正式開場。
　　座談會中幾位學者的發(fā)言值得注意，啟功的發(fā)言重在自我批評，說自己的工作“比起考證來更下一層”。楊晦與浦江清的發(fā)言，雖然也在批評俞平伯，但替他開脫的意思卻非常明顯。楊晦說：“在解放初，俞先生對于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曾經(jīng)自認是二元論者。他說：‘他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不搞假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既顯示了俞平伯倔犟耿直的一面，也說出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心里話。楊晦還提出了一個令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感到困惑的問題：“對文學研究是從考據(jù)、資料來著手呢，還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方法來著手呢，到現(xiàn)在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逼纸�清表示：“他（俞平伯的考證）的勞績我們是應該尊重的。”
　　周揚是以一個上級領導的身份來總結發(fā)言的，調子完全跟毛澤東的批評信是一樣的，說我們批評俞平伯是批評他的學術觀點，不是批判這個人。
　　批判俞平伯的座談會開過之后，誰都以為可以緩一口氣了，然而，情況急轉而下。
　　1954年10月28日，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文藝報》轉載李、藍文章所寫的編者按語的問題，尖銳地批評該刊“壓制新生力量的資產(chǎn)階級貴族老爺態(tài)度”。調子突然升高，已不單是批判俞平伯的研究觀點，而是指向《文藝報》了。矛頭直接指向馮雪峰。事態(tài)擴大了。
　　而俞平伯的學生王佩璋，一反之前的態(tài)度，于1954年11月28日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了題為《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tài)度》，對俞平伯進行了批判。在人們眼里，王佩璋成了苦大仇深的“被剝削者”。
　　批判與被批判，常隨著風向轉�！靶∪宋铩痹跁r局中，往往是一枚沖上前的棋子，然而，自己的命運無法主宰，只好交給時代的大潮，如浮萍一樣隨波逐流了。今朝是“新生力量”，一夜之間，就落后了，成為反面，被時代拋棄。
　　王佩璋對俞平伯的反戈一擊，并沒有贏得人生坦途，卻是一路坎坷一路悲歌。1958年，在“大躍進”浪潮中，拿慣了筆桿子的王佩璋，和許多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一起，被下放到了北京某國棉廠勞動鍛煉。年底傳來消息，說她往機器里放鐵砂，破壞“革命生產(chǎn)”，單位小范圍內(nèi)對她進行了批判。大約在1960年年初，王佩璋被開除公職。愛惜人才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負責人何其芳推薦王佩璋到中華書局去當編輯，但不知什么原因，王佩璋不愿意去。從這個女子的拒絕來看，柔弱的她內(nèi)心很倔犟。不然，她也不會在風暴來臨時，選擇玉碎。
　　王佩璋度過了幾年沉靜的時光，最后躲不過厄運來襲�！拔母铩敝�，王佩璋成了“革命對象”，這個頗有研究能力的年輕學者悲憤地選擇了自殺，離開了人間。
　　一個沒犯下什么大錯卻說錯幾句話的女人，一個選擇自我毀滅的才女，一個被時代大潮吞沒的標志性小人物。 她的悲劇經(jīng)歷正是運動中“小人物”命運的一個縮影。
　　俞平伯說：“余年齒哀暮，無緣溫尋前書。同校者久歸黃土，不能再勘切磋，殊可惜也�！� 縷縷傷感懷念王佩璋。不知俞平伯會將王佩璋比做《紅樓夢》中的哪一位女子。她沒有留下專著問世，留下的幾篇文章中也讓人想象不到她的模樣，她也許沒有相愛的對象，至死未嫁。
　　
　　俞平伯的紅學夢魘
　　
　　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內(nèi)部大會上明確闡述了大批判的動機：胡適是資產(chǎn)階級中唯一比較大的學者，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很可憐，沒有多少學者，他是最有影響的�，F(xiàn)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義……如果不找一個具體的對象，只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大家也不注意。現(xiàn)在具體提出《紅樓夢》的研究來，斗爭就可以展開了。
　　1954年11月5日，《人民日報》登出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兼評俞平伯研究〈紅樓夢〉錯誤觀點和方法》一文。作者王若水回憶說：“形式上，是我對胡適思想開了第一槍，實際上我只是奉命，當時是政治的需要，總要有人來做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報》這個崗位上，就輪到我頭上了�！痹瓉�，是鄧拓找到負責理論的王若水，要他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第二天就要交卷。王感到奇怪，報紙上正在集中火力批判俞平伯啊，怎么轉到胡適頭上了？鄧拓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xiàn)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yōu)閷�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庇谑�，王若水查找資料，連夜突擊，這篇文章便很快見報了。
　　風向變了。批判胡適與胡風之風驟起，意味著批判俞平伯由高潮轉向尾聲了。
　　1954年11月29日，《人民日報》稱收到了三百七十三封讀者來信，都是向俞平伯提出控訴，說《紅樓夢研究》一書害了他們。
　　九三學社中央主席許德珩是俞平伯北大的同班同學，比俞大十歲。他派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孫承佩、副秘書長李毅來俞家勸說。當時的九三學社中央干部牟小東至今還記得許的苦心：“ 許德珩一直把俞平伯看做小弟弟，覺得俞在平靜生活中沒遇到過暴風驟雨，怕他思想不通，怕他的對立情緒招來更激烈的圍攻。九三學社沙灘支社基層成員大多是文化系統(tǒng)的人，開會幫助時也希望俞先生不要頂撞，要逆來順受。”
　　有史料記載，俞平伯所在的文學研究所從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開了六次批判會。中國文聯(lián)和中國作協(xié)主席團從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開八次批判會。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協(xié)也召開聯(lián)席會議，并組織了專題批判小組。據(jù)統(tǒng)計，僅1954年10月24日到年底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共組織各種層次的座談會、批判會一百一十多次，發(fā)表批判文章五百多篇。這期間，俞老先生忙得暈頭轉向。他的任務就是“趕會”――哪里有批判會就被“邀請”到哪里。
　　這一場狂風暴雨似的批判，讓俞平伯嘗盡了人世間的蒼涼，這個全國性的大批判，就像一個時代的夢魘，像石頭一樣壓在他的胸口。從此，老君堂前門可羅雀，只有老友王伯祥、顧頡剛可慰他心。
　　當批判胡適的文章鋪天蓋地、綿延不絕而來，作為胡適的弟子，俞平伯不得不表態(tài)。1955年3月15日，《文藝報》半月刊第五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檢討：《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于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這個檢討“周揚看過”，檢討發(fā)表后，俞平伯也就從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中淡出了。
　　大洋彼岸的胡適關注著這場大批判，“俞平伯之被清算，‘實際對象’是我――所謂‘胡適的幽靈’”！他隨即又為許多朋友學生擔憂，“因為‘胡適的幽靈’確不止附在俞平伯一個人身上，也不單留在《紅樓夢》研究或‘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里。這‘幽靈’是掃不清的，除不凈的。所苦的是一些活著的人們要因我受苦罪”。
　　多年以后，一切都塵埃落定，云淡風輕，俞平伯已經(jīng)了悟，批判自己只是批判胡適的一個跳板，他對批判胡適運動如是說：“紅學家雖變化多端，孫行者翻了十萬八千個筋斗，終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雖批判胡適相習成風，其實都是他的徒子徒孫。胡適地下有知，必干笑也�！�
　　
　　俞平伯倦說紅樓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對昆曲的興致越來越濃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婦倆就專門請笛師伴唱；來了客人，也要堅持一曲唱罷才接待。每年夏天他都要坐公共汽車或三輪車去頤和園，這給幼小的外孫韋柰留下了童話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搖的烏篷船，帶了笛師，帶了吃喝的東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圍著聽，都覺得很驚奇�！�
　　在俞平伯受批判兩年后，命運發(fā)生轉機。先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向科技和文藝界作了一次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俞平伯先生，他在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藝工作學術思想上的錯誤……但是有一些批判文章則寫得很差，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并無根據(jù)的說法。這種情況，我在這里解釋清楚�！边@等于為俞平伯在政治上作了解脫。
　　1956年評職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內(nèi)部一致同意給俞平伯定為一級研究員。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級的兩條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實學，二是有社會影響。陸定一、胡喬木、周揚、陳伯達對此表示同意，周總理也知道此事。
　　值得玩味的是，被“紅學”改變了命運的“大人物”及“小人物”們都“倦說紅樓”。韋柰在《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中記述：“很長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是絕口不談《紅樓夢》。顯然這是有意回避�！钡�俞平伯從未真正放棄《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他陸續(xù)出版了一系列“紅學”著作。
　　再往后，席卷全國的“文革”爆發(fā)，人為地中斷了他的研究。他作為“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批斗并被趕往干校。“文革”結束后，俞平伯對其晚年的學術生涯曾用“只有舊醅，卻無新釀”八個字來概括。
　　1986年1月2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舉行了慶祝會。慶祝會在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禮堂舉行，院長胡繩、當時的所長劉再復以及他的同事、學生、家屬二百余人參加了慶祝活動。
　　“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慶祝會”的舉行，標志著1954年對俞平伯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結論。胡繩在致辭中，稱1954年對俞平伯的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它傷害了俞平伯，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不良影響。
　　俞在八十歲后得句云“歷歷前塵吾倦說，方知四紀阻華年”，并加注：“十二年為一紀�！卑装l(fā)老人回首前塵舊事，真像夢幻泡影，正如《紅樓夢》中的偈語“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都已過去了�？墒牵�那歷史的傷疤，時代的風雨，批判的陰影，真的能被時光的流水，全部帶走嗎？
　　韋柰雖載俞平伯晚年 “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幾乎是絕口不談《紅樓夢》”，但在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在即將撒手人寰之際，卻念茲在茲，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樣的遺言：“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以辭達�！薄�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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