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翼翼的考古工作者、駐足觀看的游客乃至整個世界,都在熱切期待著秦俑第三次發(fā)掘能出現(xiàn)更大的奇跡。與此同時,發(fā)掘秦始皇陵、唐乾陵、明十三陵等皇陵的呼聲再起。筆者想在此提醒人們的是:不論以什么樣的名義,“挖墳掘墓”的做法都有悖中國“封墳護墓”的傳統(tǒng)價值觀,缺少基本的道德合法性。
　　古代史家常嘆慕夏商周三代,然獨盛稱有周,非周有郁郁之文,而是有大德在焉。史載,周文王出游,見路邊枯骨而命人掩葬起冢;周武王克商,不下車即命人封比干之墓。時人以為:文武仁德能澤及枯骨死者,況生民百姓乎?是以天下歸心,而有周獨傳世八百年,國祚為中國史之最。自此,“封墳護墓”成為儒家王道思想和仁政觀念的重要內(nèi)容,后之有國有家者至少在口頭上莫不以為法式。
　　后興王朝非常重視修葺和保護歷代先朝皇陵與往圣先賢墳墓,或置守陵戶,或禁止在其周圍采樵放牧,或定期派員巡查和祭祀,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四年詔令:歷代帝王三年一祭,牲用太牢。宋太祖乾德四年又詔令:炎黃二帝以下至后唐清泰帝凡七十九帝,分置守陵戶五戶到二戶不等。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八年詔令:“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鳖愃朴涊d,史不絕書,使得“封墳護墓”蔚然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大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
　　眾所周知,現(xiàn)在的歷代皇陵已基本是“十陵九空”,恰如魏文帝曹丕所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焙笾芴�祖曾就皇陵被發(fā)盜的原因解釋說:“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fā)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庇需b于此,明智的帝王往往遺詔薄葬,但多數(shù)帝王則是窮盡奢葬能事。為了防止被發(fā)盜,陵墓往往設置復雜的機關(guān)消息,如秦始皇陵等;或廣設疑冢,如曹操疑冢七十有二等。有保護的皇陵尚且多被發(fā)盜,遑論無保護的普通墳墓了。由此看來,發(fā)墳盜墓是很普遍的歷史現(xiàn)象。
　　職是之故,“封墳護墓”的傳統(tǒng)又體現(xiàn)嚴懲發(fā)盜行為上,其措施一般分為兩類,即“發(fā)墓者誅”和“竊盜者刑”(《淮南子》),不同朝代各小有差異。比如《唐律》規(guī)定:“發(fā)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fā)而未徹者徒三年�！薄洞笄迓衫�》則對36種發(fā)盜情形分別處罪,內(nèi)容極為詳密。事實上,就連事出有因而毀壞或侮辱他人墳墓的人,也難逃道德輿論的批評。比如伍子胥對楚平王“鞭墳”(一說“鞭尸”),就被漢儒揚雄批評為“皆不由德”。
　　今有人因發(fā)墳盜墓在中國歷史上是個普遍的歷史現(xiàn)象,就津津樂道于中國也有個“盜墓文化”或“盜墓傳統(tǒng)”。此說純屬愚陋,誠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須知,發(fā)盜皇陵者多為戰(zhàn)亂時期軍閥所為,是衰世或亂世的癥候,比如西漢末年軍閥“發(fā)掘諸陵,取其寶貨”,甚至“遂污辱呂后尸”。又比如東漢末年董卓挾持天子西遷長安,乃發(fā)掘東漢皇陵搜集寶物。至于發(fā)盜普通墳墓者,則多為雞鳴狗盜之徒所為。
　　古代中國之所以重視“封墳護墓”,就是因為中國文化尤其是作為主流的儒家文化,是“崇古”和“主孝”的文化。因為“崇古”,所以強調(diào)尊敬歷史和古人;因為“主孝”,所以強調(diào)愛護祖先的墳墓。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自不必說――黃帝陵今已修葺保護十分得體,彼人之祖先雖非自己之祖先,也要給予尊敬和愛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斯之謂也。所以,“封墳護墓”是一個體現(xiàn)中國文化真諦的傳統(tǒng),有人道精神和人倫原則在,必須尊重和亟須弘揚。
　　在此有必要交代一下西方墳墓考古的來龍去脈。首先,在其宗教教義,人是“上帝的子女”,所以人人平等,因此墳墓考古不存在褻瀆古人的心理障礙。其次,西方人的思維習慣是把事物對象化,然后借助工具進行“科學”研究,墳墓考古的出現(xiàn),由此故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墳墓考古雖然興起于西歐,但其考古重點地域卻是在其殖民統(tǒng)治區(qū)。換而言之,西歐早期的所謂墳墓考古,實質(zhì)上就是公然的文物掠奪――埃及金字塔、瑪雅古墳墓以及中國皇陵的許多文物,不正是陳列在大英博物館和法國盧浮宮嗎?
　　事實上,整個西方考古學,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人類學、文化學,至少在興起之初,皆有濃厚的殖民主義痕跡。不難看出,在對待古人墳墓的問題上,中西文化傳統(tǒng)有著重大差異。中國人不宜援引西方的傳統(tǒng)和做法,動輒進行墳墓考古,而是應該堅守自家的傳統(tǒng),給予古人以起碼的同情和尊重,而不能動輒發(fā)掘祖先墳墓――這是中國文化自掘墳墓的行為。
　　再說,種種墳墓考古的理由也很難成立。比如利用考古成果來探索和傳承中國文化的說法就頗有問題,因為文化掘進和傳承的關(guān)鍵在于文化精神和歷史傳統(tǒng)的弘揚――在中國,自然包括“封墳護墓”的文化精神和歷史傳統(tǒng)在內(nèi)。東漢明帝時,諸儒八十余人論《五經(jīng)》誤失不休,符節(jié)令宋元遂上書:“臣聞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藏。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愿發(fā)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皇覽路冢墓記》)時人以為笑談,蓋此或可得全本《五經(jīng)》,但定失《五經(jīng)》大義,雖有全本《五經(jīng)》,于世道人心何所益?
　　還有不少人很在意古代墳墓中的“珍奇異寶”。恕筆者愚鈍,因為筆者只記得古人曾說:國不以寶物為寶,而是以土地、人民和賢德君子為寶!至于還有一些“憤青”所說的要把古代帝王墳墓內(nèi)的民脂民膏發(fā)掘出來“還富于民”,只能是一哂而已!
　　客觀地說,建國之后對歷代皇陵的保護,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都是可圈可點的――僅以考古名義整體發(fā)掘過明定陵而已,第三次秦俑發(fā)掘也仍是秦始皇陵的外圍發(fā)掘。考古技術(shù)的進步,為中國打開更多的古人墳墓提供了可能,也激發(fā)了人們探索皇陵的無限欲望。但筆者以為,自今而后,不宜再有什么第四次秦俑發(fā)掘,更不宜發(fā)掘其他皇陵和古人墳墓,而是應該走向全面的“封墳護墓”,即使因施工等原因偶得古人墳墓,也應小心掩護,以便讓逝者安息,讓傳統(tǒng)復興,從而守住中國文化的道德底線。(王達三)
　　(摘自7月6日《人民政協(xi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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