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的農村正在發(fā)生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農民交往方式的變化。農村生產方式的變化和社會流動性的增加，使得村莊異質性持續(xù)增長，從而使村莊生活半熟人化，村民越來越不能接受之前熟人社會缺乏退出機制的串門聊天。村莊生活中一方面出現(xiàn)了串門聊天的萎縮，一方面出現(xiàn)了對公共空間的強烈需求。不是從權利的角度而是從村莊社會分化的角度來看待農民交往方式的變化，可以更好地理解農民的處境，并可能更有針對性地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

　　關鍵詞：私人生活；
公共空間；
半熟人社會；
社會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正在發(fā)生快速而深刻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農民交往方式的變化。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來，農村生產方式的變化和流動性的增加，使得村莊異質性大大增長，并最終影響到了農民交往方式的深刻變化，并因此產生了重建村莊公共生活的強烈要求。本文以2006年冬季在遼寧大古村的調查為基礎，對農民交往方式的變化和農村公共生活的轉型作了討論。

　　一、閻云翔的討論

　　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中，以在黑龍江下岬村的調查為基礎，討論了農村住房結構的變化與農民隱私權興起的關系。黑龍江下岬村“每年漫長的冬天和常年的經濟匱乏使得這里的居住環(huán)境相當擁擠。直到80年代前期，這里的人通常都是闔家老少不分男女地睡在一條炕上”。[i][1]老宅子“室內活動空間的缺乏反而促進了社會交往，特別是同村親友之間的‘串門子’。這種無目的性的互訪非常頻繁，而且已經程式化了。村民們不分男女老少都喜歡串門子”。而到了1980年代以后，下岬村民的經濟條件改善，尤其是住宅結構中出現(xiàn)了功能分區(qū)，一是有了客廳，二是每個人都開始有了自己的臥室。出現(xiàn)這種住宅結構變化的原因，并非僅僅是經濟條件改善的結果，而是私人生活轉型的一個部分，“住房改建也可以被看作是村民們對近來興起的夫妻獨立與個人自由的要求的回應”。（P139）

　　閻云翔認為，新式住宅中，客廳的出現(xiàn)十分關鍵，“客廳的意義在于它同時具有排斥和接受的功能，可以在公共場合和私人生活之間建立一個轉換區(qū)域�？蛷d是在私宅之內的半公開地段，從而確保了家庭的隱私不必受到外界的窺測或侵擾”。（P140）正是客廳的出現(xiàn)及院墻及院門的出現(xiàn)使住宅越來越成為私人的空間，“在住宅越來越與外界隔絕，對外人越來越不開放的情況下，串門子明顯減少，鄰里之間的關系也就隨之而日益疏遠”。有兩個具體原因導致串門子的減少，一是“住房條件改善及家中擁有電視和音響設備”，二是“如今到別人家時舉止要比過去受約束，也麻煩多了”。

　　閻云翔的意思似乎是說，隨著經濟條件的改善和私人生活的轉型（或隱私權的生長），農民的住宅出現(xiàn)了有利于保護私人生活和生長隱私權的功能分區(qū)，住宅的功能分區(qū)又進一步減少了村民的相互串門及進一步使住宅成為村民的私人空間。住宅結構的這種轉變標志著“人們在私人生活領域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增加”。（P155）

　　閻云翔的討論是給人以啟示的，不過，閻云翔的討論在一些關鍵環(huán)節(jié)顯得模糊，因為閻云翔的落腳點是“個人權利的要求在增加”，但閻云翔沒有說明為什么人們現(xiàn)在會在且只是現(xiàn)在才在私人生活領域要求增加個人權利。且問題是當前農民最為需要的究竟是私人領域的個人權利還是公共生活中的歡快局面，是農民在要求個人權利還是他們不得不承受與社會相隔絕的代價？及這個個人權利究竟是什么樣的“權利”。在中國，尤其是農村，人們缺少對宗教性價值的體驗，離開了人與人的交往，離開集體生活，農民是增加了個人權利，還是減少了個人福利？

　　閻云翔說，串門子的減少，是因為住宅功能分區(qū)帶來的公共性下降的后果。但僅僅從住宅的功能分區(qū)來判定串門子減少的原因，未觸及當前農村的痛處。閻云翔認為，住宅室內活動空間的缺乏促進了社會交往，串門子變得經常。反過來就是說，客廳的建立使室內活動空間增大，而電視和音響的出現(xiàn)，使得串門子沒有了動力。但另一方面，室內客廳的出現(xiàn)使住宅的公共性增強，至少使客廳公共性增強，這有助于村民串門。而無論是否有電視或音響等現(xiàn)代設施，中國農村的農民都是喜歡面對面交往的，都是希望在村莊共同的交往中獲取生活樂趣，提高生活質量及了解村莊信息的。在本文以下大古村的調查中，我們就可以發(fā)現(xiàn)農民對公共生活的強烈需求。我要問的問題是，為什么下岬村的農民沒有利用客廳這個更加公共性的空間來增加串門子，從而提高公共生活的質量？據(jù)我們在南方農村調查，這些地區(qū)的農村的住宅結構早就有了功能分區(qū)，都有一個大客廳（堂屋等），但這并沒有因此減少村民在農閑時節(jié)的串門，尤其是同齡群體聚在一起打麻將的幾率。

　　串門子的減少與住宅功能分區(qū)及所謂個人權利增長的關系尚需進一步的討論，不過，閻云翔從“個人權利”的角度來看當前農村社會的變化，可能誤會了農村社會變化的邏輯，并且可能誤導對農民需求的理解。當前農民有了較多的閑暇時間，且閑暇時間的消費已經成為負擔，農民缺少的不是所謂個人權利，而是對公共生活的迫切要求。但農民的公共生活的確又不同于過去的狀況，因為過去的公共生活是一種熟人社會的同質群體的公共生活。當前的中國農村，因為現(xiàn)代性因素的進入，農村社會中異質性因素大大地增加，農村社會快速地半熟人社會化了。農村公共生活需要重建。

　　正是從重建公共生活的角度來看當前東北農村串門子的減少及私人生活的轉型，可以有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及可能提出針對性政策建議。

　　二、住房結構的變化與家庭私人化

　　大古村是遼寧沈陽市郊縣的一個農業(yè)村莊，全村約有700人，1500畝耕地，屬平原地形，種植水稻。大古村的住房結構自建國以來已有十分巨大的變化。

　　先來看一看建國初的住房結構。以鄧昌五這個有18口人的富裕中農大家庭的住房結構為例，圖示如下（略）：

　　從以上住房結構可以看到，三間正房中，中間是一個廚房，東西兩邊是臥室，兩邊臥室都是南北炕。鄧昌五的父母住東邊臥室的南炕，大哥大嫂一家（包括侄子侄女）住東邊臥室的北炕，二哥和三哥兩家則住兩邊臥室。鄧昌五夫婦和四哥一家住在西邊廂房的第一間。

　　鄧昌五家因為人口眾多，而在三間正房以外建有6間廂房。一般農戶則只有三間正房，俗稱“一明兩暗”。其布局與鄧家五家三間正房的布局相同。若人口更少且家庭困難，則可能只有一間半房。所謂一間半，是指有一間臥室和半間廚房。

　　建國后，隨著大家庭的解體和經濟的相對寬裕，大古村農民的住房也開始發(fā)生變化，其中的一個變化就是將臥室的南北坑改為只留南炕，北炕不要了，而放上家俱，比如說桌子和椅子。

　　自1979年開始，大古村又出現(xiàn)新式的住房結構，其關鍵是開始有了客廳，圖示如下（略）：

　　這種新式住房自1990年代以來在大古村得到普及。但鮮族人仍然講究大炕，是傳統(tǒng)的“一明兩暗”，即中間是廚房，兩邊是大炕的住房結構。鮮族人與漢族人不同的地方是，鮮族的炕是通鋪炕，就是整間房子全是炕，沒有炕上炕下之分。

　　客廳的出現(xiàn)極大地改變了家庭內的功能分區(qū)。在沒有客廳的房子里，臥室的炕是公共場所，來了客人或相互串門，大家就坐到炕上去了。吃飯也是在炕上。一般來說，冬季是農閑時節(jié)，室外活動不方便，人們相互串門，就可以到各家炕上叨嗑。冬季里，各家的炕都燒得暖暖的，叨起嗑來很舒服。

　　按大古村支書關平的說法，自從有了客廳后，人們串門，就不會隨便走到炕上去坐，而是在客廳聊天�？蛷d與臥室的功能開始區(qū)分。在天氣暖和的時候，坐在客廳聊天是愉快的事情，但到了嚴冬，坐在客廳就會很冷。一般農戶在建房子時，都會在客廳裝上取暖設施。但是，取暖要花錢，若不是有重要客人來，或有重要事情，客廳的取暖設施都不會使用。一般村民過來聊天，在嚴冬時節(jié)，就很難在客廳坐下來。而因為已經有了客廳及客廳與臥室的功能區(qū)分，一般鄰里再進到臥室炕上去坐，就會覺得頗不方便。如此原因，就會進一步減少村民到其他人家串門的次數(shù)。

　　尤其重要的是，在暖和的時節(jié)，村民都很忙，相互串門的就少。而在嚴冬季節(jié)，農活無法再做，空閑時間很多，正是可以串門聊天的時候，卻因為客廳、臥室的功能區(qū)分，而讓一般村民感到進入他人臥室的不方便，從而讓一般村民在決定是否上他人家串門時，多了幾分是否去及去了是否方便的考慮，從而使串門叨嗑減少了。換句話說，本來有了客廳這樣一個比臥室炕上更加公共的空間，村民相互串門應該更加方便，卻因為東北寒冷冬季農閑時節(jié)與客廳功能的錯位，反而使串門減少了。

　　三、大古村民公共生活的狀況

　　不過，以上從住房結構尤其是客廳與臥室功能分區(qū)對減少串門的影響分析，很不被出生在東北農村的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師李洪君所認可。李洪君認為，東北農民相互串門減少，并非由于住房結構變化所致，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但無疑，住房結構的變化也是當前大古村村民串門減少的一個原因。

　　大古村村民相互串門的減少，大概在1990年前后變得明顯起來，現(xiàn)在大古村村民很少會到其他村民家中聊天或打麻將娛樂，即使有，也往往集中在很小的朋友圈中，而非鄰里之間。比如村支書關平和另外幾個年齡更大一些的村民，隔幾天會聚在一起喝一頓酒，酒后打打撲克。不過，即使關平他們也只有很少的時候在家里喝酒，大多數(shù)時候是到鎮(zhèn)上餐館喝酒，酒錢由打撲克贏了錢的人出。大古村只有很少的如關平這樣聚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圈子。大部分村民甚至很長時間沒有跨入其他村民的家門。

　　因為相互不串門，村民在綿長冬季的日子就不太好過。鮮族老人鄭重和剛過70歲，子女均已成家，經濟條件都好，也都不在身邊。鄭不愿意到他人家串門，覺得到別人家拘束不自在。但一天到晚，鄭與老伴兩人在家，閑得難受。每天早晨吃過早飯，就一個人玩撲克。中午睡過午覺，再一個人玩撲克或擺麻將。到了晚上，鄭會喝約六兩白酒，喝過酒后看一會子電視[ii][2]，晚上八點鐘開始睡覺，第二天凌晨兩點多鐘就會醒來。鄭特別害怕冬天，因為如果是夏天，早上醒來可以出去鍛煉，或搞一些勞動。冬天太冷，無法起床，只能趴在床上，翻來翻去多少回。

　　害怕冬天的凌晨，是大古村所有老年人共同的問題。我們在大古村訪談過6、7位70歲上下的老年人，幾乎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古村老年人不僅與鄭重和有同樣的害怕冬天凌晨醒來卻不得不趴在床上的問題，而且有同樣的看不懂電視劇、卻又極少到他人家去串門叨嗑的問題。有的春天或秋天，甚至冬天，天氣適宜，老年人會聚在村中一個角落“曬赤膊乎”，也就是聚在一起聊天，有固定的地方，一般是在村子中間的一塊空地上。2004年，這塊空地被上級撥款修建為村子里的一個小廣場鋪上了水泥。這個鋪上水泥的小廣場，從此成為全村村民（尤其在夏季）的活動中心。個別老年人之間也會串門，但僅僅是個別老年人獨自到另外一個單獨住著的老年人家里去串門，而不會到與子女住在一起的老年人家去串門。

　　老年人不串門，年輕人也不串門。如果不串門，漫長的冬季怎么過就會成為問題。相對于老年人來講，年輕人有更多打發(fā)時間的方式，比如常有村民結伴到鎮(zhèn)上卡拉OK廳唱上一曲。年輕人也更喜歡看電視，也更容易看懂電視劇。不過，大古村年輕人在冬季的主要娛樂卻是到村中兩個小商店打發(fā)時間。

　　大古村在1984年開了第一家小百貨商店，此后陸續(xù)又開了幾家，但因為大古村人少，購買力不足，只存留下來兩家小商店。最近10年，村中的小商店都專門騰出一間房子，用于給來小商店打發(fā)時間的村民休閑娛樂。每到農閑時間，兩個小商店都會坐滿來訪的村民，其中有幾個人會打麻將，賭很少一點錢，大部分村民則站或坐在旁邊圍觀或聊天。在小商店聊天村民的年齡大多在30—50歲之間，男女都有。調查期間，我們數(shù)次到其中一個小商店觀察，都看到有約20人圍坐在那里，除一桌麻將正在開打以外，其余的人都在聊天。另一個小商店最近沒有開放供村民娛樂的房間，因為店主最近太忙，而來娛樂的村民卻到11點鐘以后還不愿離開。

　　有趣的是，在嚴冬季節(jié)，大古村一方面是每家每戶早早入睡，一方面是兩個小商店熱鬧到深夜人們還不離去。兩個小商店事實上起到了公共空間的作用，為缺少打發(fā)時間辦法的大古村民提供了打發(fā)時間的地方。小商店的熱鬧是大古村村民少串門、村民住宅公共性減弱的后果。同時，小商店提供的公共空間又進一步替代了村民住宅的公共性，從而進一步降低了村民相互串門的必要性。大古村民相互之間的少串門，使其生活方式變得與城市類似。村民需要公共生活，剛好小商店為吸引顧客，而愿意辟出一間房子來滿足村民公共生活的需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因為2004年修建在村子中間的小廣場，而更加活躍。小廣場是室外的，有一些體育器材，在嚴寒以外的季節(jié)，小廣場就成為村民們愿去的地方。在夏天，村中一些積極分子會在廣場上放一些音樂，有一些中青年婦女也愿意在廣場上跳上一段健身舞。夏天農閑時間的夜晚，大古村廣場的人們都是心情愉快的。廣場的夜晚很溫馨，一直到了很晚還有人舍不得離去。

　　大古村的公共生活中，年節(jié)是十分重要的一塊。雖然近年來年節(jié)的味道越來越淡，到了春節(jié)，全村人還是要相互串門拜年的。在父母生日的那一天，做子女的還是要回來陪父母吃一頓飯并送一點禮物的。清明節(jié)也還是要給過世的親人上上墳的，等等。

　　大古村比較有趣的一個節(jié)日是三八婦女節(jié)，全村不分男女老少，大多數(shù)人都要過。這個節(jié)日并非村集體組織，而是大古村人習慣了的節(jié)日。大古村民過三八婦女節(jié)是30年前的事情。之前，大古村的鮮族人到了三八婦女節(jié)會隆重慶祝一番，村里漢族人覺得鮮族人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的活動有意思，也熱鬧，就逐步跟隨。當時村集體還有點錢，就推動了一下，后來村集體經濟困難，也不再補貼村民的活動。村中三、五戶關系好的村民，就各自出錢，熱鬧熱鬧。具體地，村中成年男女會幾家聚在一起，每家出比如50元錢，然后一起到鎮(zhèn)上餐館聚餐，唱卡拉OK.村中很多老人也會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只是他們較少到鎮(zhèn)上聚餐，而愿意聚在其中一家包餃子。每年從3月6日開始，村中就有家庭準備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了，節(jié)日氣氛會持續(xù)到3月9日。村民對每年的三八婦女節(jié)都有些期待。三八婦女節(jié)的熱鬧甚至不亞于春節(jié)。

　　四、村莊的半熟人社會化與公共生活的變化

　　為什么大古村村民的串門越來越少，而小商店的人卻越聚越多？為什么村民不喜歡看電視劇，卻熱衷于在廣場上跳舞，或全家慶祝三八婦女節(jié)這個新近才有的節(jié)目？

　　如果要描述大古村最近20年在社會交往方面的變化，最明顯的就是，以前以鄰里為基礎相互串門的社會性關系與交往逐步變少，而以公共空間為基礎的交往需求被創(chuàng)造出來。這一點正與城市的情況一樣。在城市的社區(qū)生活中，相互之間的串門相對較少，而集體性公共活動的需求卻強有力地產生出來。尤其是脫離單位制和街坊約束的新式城市社區(qū)就更加需要有公共活動。近年來城市社區(qū)建設的重要成果，是在城市社區(qū)開辟一些公共的空間，市民在夏天的夜晚聚在一起跳健身舞等。住在城市單元樓的居民一般很少到他人家串門，住的很近，了解卻很少，相互之間都很隔膜。這種住在一起卻相互不熟悉也少交往的現(xiàn)象，可以稱之為“城市社區(qū)現(xiàn)象”。

　　回到大古村來，大古村近20年來也開始出現(xiàn)了“城市社區(qū)現(xiàn)象”，村民住在一起，相互之間的交往卻減少了，熟悉到不加思考的程度也降低了，村莊社會由以前的熟人社會變成了現(xiàn)在的半熟人社會。大古村的半熟人社會化是理解其近年來公共生活變化的一個關鍵。

　　費孝通說，中國傳統(tǒng)的農村社會，農民長期在一起生活，已經熟悉到了不用思考就可以按地方規(guī)矩來行為，就可以理解其他人會如何行事的地步，以至語言溝通也變得不太必要了。[iii][3]大古村建村歷史雖然不長，但在人民公社時期，一方面集體活動眾多，村民天天打交道，幾乎所有時間都在共同的勞動和交往中度過，因此，村民彼此十分地了解；
一方面村民很少流動，幾乎所有村民都從事同樣的農業(yè)生產勞動，職業(yè)上缺少分化，收入相差不大，且沒有外來陌生人，也少有人到外面生活太長的時間以致會忘記自己村莊的規(guī)矩�？傊�，在村莊中，村民對地方上的規(guī)矩是熟透了，是不用思考就可以按規(guī)矩行事的了。村民之間也都十分熟悉，每個人都了解他人的秉性和他人的各種親緣人緣關系狀況。村民家庭在經濟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線也就較少。沒有一家可以憑借外在勢力壓倒另外一家，每一口人及其一家在村莊中的人際交往就變得重要，主觀上的努力可以克服客觀結構的限制，因為客觀結構的制約力本身很弱。

　　在這種熟人社會的關系中，若有冬季嚴寒和閑暇時間，村民相互串門聊天打發(fā)時間就十分合理正常，因為可以通過串門聊天打發(fā)時間，生活中的趣味性就增加，生活質量就有所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大古村的情況也如全國農村一樣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擇要可以列出以下三端：

　　一是集體勞動的解體。分田到戶以后，農業(yè)生產由集體勞動變成了個體勞動，收益權的清晰調動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并因此產生了更多農閑時間。但在一些地方的農村，農閑時間的增多沒有轉化為農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甚至因為農閑時間過長，而使消遣時間成為負擔。此外，農民雖然因為收益權的明晰而有更高的勞動積極性，相對于集體勞動來講，卻少了勞動的趣味性，少了共同勞動中的競賽、調笑、甚至吵架所產生的生活審美，從而使勞動起來更容易疲勞，勞動變得單調和難以忍受。個體勞動也減少了村民彼此之間了解的機會。

　　二是社會流動的增加和經濟收入的分化。分田到戶以后，大量的農閑時間使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變得可能及迫切起來。最近20多年，大古村幾乎所有年輕人都有過外出務工經商的經歷，一些人甚至到國外打過工。社會流動的增加，使村民的經歷發(fā)生了變化，共享的經驗發(fā)生了變化，村民之間的熟悉程度降低了，尤其使全村作為一個整體的內部熟悉程度大大降低了，同時，務工經商和就業(yè)多無化，使村民的經濟收入有了分化，有的人富裕起來，還有的人還不富裕。所有這些，使村民交往的心理距離有所擴大，對同樣事件的理解變得不一致起來。村莊社會中出現(xiàn)了共享經驗不足的困境。

　　三是村莊的陌生化。近年來，年輕人婚姻地域發(fā)生很大變化，很多來自偏遠地區(qū)的姑娘嫁到了村里，而本村姑娘又嫁到了城里（至少是在城里買了樓房），甚至本村有錢的及年輕的村民，已經有50多戶在城里買了樓房，雖然他們在大古村還有住宅，但并非全部時間住在村里。這樣一來，在以前村莊的熟人社會中，卻總有那么幾個村民不太了解的有點陌生的身影，這些陌生身影改變了村莊以前因為熟透了而可以隨心所欲應對的規(guī)則。

　　總之，當前的大古村，村民的就業(yè)、收入、交往乃至習慣、愛好和秉性，都已經多元化了，村民在某些方面已經有了不同于其他村民的興趣、品味和需求，甚至有了個人的隱私空間，這就使村民之間以前無阻隔的交往，加上了一層隔板，村民不再如過去那樣無拘無束地隨意進入他人家門，村民越來越覺得進入其他村民家不太方便了。

　　村民不串門，是因為村莊社會的多元化和異質性增加，使村莊社會半熟人社會化了，村民之間有了心理距離，村民在串門時，往往會因為興趣和品味差異，因為共享經驗的差異，因為家庭成員中有人的不很熟悉（比如娶回來的外地媳婦，卻又不常在村莊共同生活，以致村民很難了解她的脾氣、愛好和性格），因為村民對時間把握的差異（比如有村民喜歡看電視劇，或已經安排某個時間做某事），而使串門聊天這種只要進入村民個人家庭，就使被訪人缺少退出選擇的方式，變得令人尷尬。串門是針對特定家庭的特定人而去的，因此，串門背后是交往雙方的缺少選擇權，沒有人有辦法隨意退出聊天，而一旦有人覺得不適而想退出，就會讓另一方感到不快，本來串門聊天是為了打發(fā)閑暇時間，卻因為品味、興趣和共享經驗的差異，或家中有不很熟悉成員及其背后投來的審視目光，而使串門聊天變成了讓人不自在的事情，串門持續(xù)地減少。與到私人家串門減少相反，大古村的公共場所的交流變得重要起來。比如小商店、廣場及三八婦女節(jié)時的朋友性聚會。這種公共性交往的好處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加入，也可以自由退出，這種自由加入和退出機制，就不會讓品味愛好已經多元化的村民被串門這種私人性和針對性頗強的活動所約束。村民有了興趣和愛好，有了需求，就到公共場所一走，而沒有興趣就可以退回自己的生活空間里去。

　　五、結語

　　大古村民串門聊天的黃金時間是在分田到戶之初，這個時候，集體高強度勞動減少了，分田到戶后農民內在積極性的調動又使農民可以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將農活做完，農閑時間增加了，而集體時期村民之間的高強度相互交往，使村莊內不僅是同質的社會，而且極其熟悉了解，村民有時間和熱情串門聊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民流動的增加，就業(yè)的多樣化，社會經濟的分化，農民的異質性大為增加，村莊由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村民相互串門大為減少，村民的串門時間在改革開放之初的高峰，下降到了當前的低谷。

　　正是大古村的多元化，及由此產生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的變化，使村民需要一種更加公共化的可以自由加入與退出的閑暇消遣方式，而越來越不適應于過去以串門叨嗑這種針對性頗強退出機制不足的閑暇消遣方式。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當前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是要適應農村社會多元化所帶來的半熟人社會化的變化，為農村提供可供有效消遣閑暇時間從而有效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公共空間。大古村的廣場建設因此是新農村建設中的一個大手筆。若大古村能建設一些室內的公共活動空間，就可能為村民提供比投入多得多的福利產出。當前很多農村，農民住宅修建的寬敞漂亮，卻沒有一間象樣的可供村民公共活動的場所，實在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

　　當前農村農民住宅公共性的減弱，主要不應從住宅的功能分區(qū)來討論，也不應從農民個人權利要求增加角度來理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社會流動的增加，就業(yè)的多元化和經濟社會的分化，帶來農村社會異質性的增加，農村社會半熟人社會化了，這使得傳統(tǒng)的以住宅為公共交往空間的交往方式變得不再合適——因為這種交往，使參與交往的人（至少是房東）缺少退出的可能。也因此，建筑在脫離特定農戶基礎上的真正的公共空間，就可能會為正在半熟人社會化的農民提供一個交往與活動的場所，就可能只要較少的公共投資，就為農民提供較多的生活樂趣和高質量的閑暇生活。當前正在開展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該適應當前農村半熟人社會化的變化，通過建設公共設施來重建農民公共生活。

　　六、余論

　　回到閻云翔的問題。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第五章“私人空間與隱私權”中，通過對下岬村數(shù)十年來農村住宅結構變化的調查，討論了私人空間與農民隱私權的關系。閻云翔認為，雖然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也有類似Privacy 含義的隱私觀念或隱私權，但在傳統(tǒng)時代，隱私權不僅存在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的階級差異而且隱私權在同一階級甚至同一家庭內也會因人而異，典型例子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閻云翔因此認為，“抽象地討論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個人隱私權的有無顯然意義不大，問題的關鍵是在于隱私權是一種隨人際等級關系而變動的特權還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權利”（154頁）。下岬村民在1990年代以來，“將過去唯精英階層才具備的私人空間及個人隱私的觀念變成了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并以較為平等的新型私人空間安排取代了過去的等級化空間關系結構。通過營造專屬自己的一方天地，村民們實際上參與了私人生活領域的一場革命性變遷”（154頁）。

　　從以上引述，可以認為，因為經濟條件的改善，普通村民及傳統(tǒng)家庭中地位較低的子女也獲得了專屬自己的空間，從而使自己可以有較為體面的可以允許隱私存在的私人生活空間。傳統(tǒng)社會中，人們并不缺少對隱私保護的追求，問題是缺少這個條件。如此看來，住房結構的變化，主要是經濟條件改善的結果，而非一定要有新的“關于權利”的觀念進入。

　　不過，閻云翔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認為，“更重要的是，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電視給村民帶來了各種現(xiàn)代的價值觀念和想法，導致了人們在思想和行為上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最重要的新價值是自由，與其緊密相關的則是自主和親密性的觀念。這些新思想成為隱私權的支柱。如果我們不去關注新的文化價值觀的影響，就無法了解下岬村民對個人空間與自主權的要求”（154頁）。

　　閻云翔進一步認為，下岬村的變化與“私人生活發(fā)展的世界歷史趨勢是一致的。在這一過程里，家庭變得更加私人化：家庭生活以夫妻為中心，家庭成員也更具個人權利的意識，于是就又產生了對個人空間和隱私的更多追求。在更深的層面上，這種變化標志著人們在私人生活領域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增加”。

　　顯然，閻云翔認為，是因為外來的關于自由、自主和親密性的觀念，促成了隱私權，從而導致了下岬村民對個人空間和自主權的要求，并且尤其是“標志著人們在私人生活領域對個人權利的要求在增加”。

　　但是，如果沒有外來的觀念，中國農民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條件下是否會在私人空間安排上發(fā)生以上變遷？只要看一看建國前所謂大戶人家私人空間的安排，事情就一目了然，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戶人家“侯門深似�！保�一般農民只是因為經濟條件太差，而不得不全家擠在一條炕上生活。大戶人家不僅“侯門深似�！�，而且男女有別，而且子女也各有各的獨立空間。不僅傳統(tǒng)社會的大戶人家，而且在南方中國農村的普通農家，也早在建國前經濟條件允許時，就建有結構復雜的住房和為每個人留有單獨的空間，比如江西、廣東、福建農村的情況。

　　閻云翔在下岬村調查中，村民為什么喜歡新式住宅，他舉了兩個例子，其一是王先生說：“剛結婚那兩年我們住在我三叔家的北炕，那才叫遭罪呢。老是擔心吊膽，不敢出聲兒”，而婦女回憶與公婆一起過日子的情景，最常抱怨的是，“在老房子里，一天到晚都有人盯著你，一點兒都不方便”。（見144—145頁）。這些都是在電視大規(guī)模進入到下岬村前的事情，即使是建國前，人們也會感受到這種不方便和有這樣的抱怨。

　　也就是說，下岬村住宅結構的變化，可以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理解，一是農民追求更加舒適生活的努力，并非農民不知道擁擠的壞處和分開居住的方便，而是經濟條件不允許。二是自外而來的觀念革命，這種觀念革命的核心是在私人生活領域對個人權利的要求的增加。當然，以上兩者總是相互聯(lián)系的，問題是何者為基礎及關鍵。我以為前者是基礎，是關鍵，后者則明顯牽強，明顯是用外來的邏輯來替代下岬村本身的邏輯，而閻云翔恰恰認為后者才是發(fā)生變化的基礎和根本。

　　進一步說，閻云翔試圖用權利來解釋農村的變遷。用權利來解釋農村變遷的問題在于，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是缺少以個人主義為基礎且講求權利與義務平衡的權利概念的，用權利來解釋農村社會的變遷，就不僅可能誤解農村變遷本身，而且可能誤會農村發(fā)展的方向。一旦認為是權利的增加導致農村發(fā)展的種種變化，閻云翔就難以解釋為何這種權利中沒有相對應的義務，以致于不得不發(fā)展出“無公德個人”的概念。這里顯然不是什么權利的問題而是一個缺少長遠利益考慮和道德文化約束的理性人的行為。

　　閻云翔引述Boling的觀念認為，在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tǒng)中，Privacy 的觀念在社會平等、親密關系、政治自由和個體自主性的發(fā)展史上曾發(fā)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它又是個人主義以及社會關系形成的不可或缺的社會行為準則。就每個人人而言，獨立自主和親密關系（如愛情）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二者都是因為有了隱私權的保護才免受了公共權力的干預。（151頁）

　　閻云翔講的“隱私權”具有特殊的含義，其中的關鍵是“隱私權與私人空間互為依托，缺一不可，正如Patria Boling 所指出的，我們可以將私人空間的感覺加以延伸，想象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與生俱來的‘自我的領地’。顯然，下岬村民追求的也正是這樣的‘自我的領地’，唯一的區(qū)別在于它不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對于當代的下岬村民不是”。

　　也因此，將下岬村住宅裝飾的變化與隱私權聯(lián)系起來，就意味著中國農村社會正在發(fā)生西方歷史上曾經發(fā)生過的私人領域的革命，這種革命會改變公共領域發(fā)生作用的機制，并遲早會對公共領域產生革命性影響，最終，中國終將變得與西方社會一致起來。我想這就是閻云翔要用隱私權來解釋下岬村的住宅裝修的原因。而恰在此處，我以為閻云翔有重大誤會。

　　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書，無疑是一本好書，十分準確生動地描寫了中國農村近年來的諸多變化。我個人以為，其中也存在一些問題，重要問題是過于強調權利在農村變化中的作用。若對權利重新定義，也并非不可以以“個人權利要求的增加”來理解中國農村的諸多變化，但若將個人權利與西方社會的“隱私權”、“政治權利”相聯(lián)系，則是一個極大的誤解。當前農村發(fā)展的變化，既有價值層面的原因[iv][4]，又與市場經濟導致個人行為的理性從及短期化有關。從本土的角度而非從西方意義上的“權利”角度討論農村近年發(fā)生的重大變遷，及在中國學術語境而非美國的中國研究傳統(tǒng)中研究中國農村變遷，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閻云翔為西方人所作的關于中國農村私人生活變革的研究，也為中國學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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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課題《農村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區(qū)域比較與治理對策研究》項目成果（項目批準號：06JA840008）的一部分。

　　[i][1]閻云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P129.以下所引閻著，僅標注頁號。

　　[ii][2]尤其是看遼寧二臺的“新北方”社會新聞欄目。后來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幾乎所有大古村人都喜歡看“新北方”的社會新聞。新北方社會新聞主要報道當前社會中各種負面新聞，尤其是社會上各種坑蒙拐騙的新聞。這些新聞可以讓大古村人更為提防社會上到處都有的騙子。但正如有大古村民說的一樣，這些新聞使大古村人有一個想象的外部世界，在這個世界中，到處都是坑蒙拐騙，而缺少基本的安全、穩(wěn)定、友誼、信任和熱愛。這些新聞使大古村人更加缺少安全感和信任感。這一點，我在入戶調查時有十分強烈的感受：村民總是防著你，怕你是個騙子，哪怕你說明了多次，他們也防，因為現(xiàn)在社會上騙子的騙術已經太高明了。有趣的是，鄭重和幾乎不看電視劇，他說之所以不看，是因為看不懂，也看得累。電視節(jié)目中的戲劇較受大古村老年人的歡迎。此外，戰(zhàn)爭和武俠片也頗受老年人的歡迎。老年人看不懂電視劇及看得累，是十分重要的話題。

　　[iii][3]參見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iv][4]我曾在“農民價值觀的變遷及其對鄉(xiāng)村治理的影響”一文中有討論，拙文載《學習與探索》2007年第5期，陳柏峰在“農民價值觀的變遷對家庭關系的影響”也有討論，陳柏峰文載《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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