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匯集了我近年來對鄉(xiāng)村建設的大部分思考，這些思考根據表述形式的不同，分成四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理論討論，收錄較為正式的論文；
第二部分是政策評價，收錄有感而寫的一些評論；
第三部分是調查隨筆，收錄近年在農村調查及進行鄉(xiāng)村建設時的所聞所感；
第四部分是報刊訪談，收錄幾家媒體就鄉(xiāng)村建設等問題采訪的整理稿。數一下，這些形式不同長短不一的文字，竟有60多篇。在這60多篇文字中，我試圖提出一個關于中國發(fā)展道路的新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農村建設為契機，重建農村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主體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讓農民可以分享到現代化的好處，從而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我希望重建田園牧歌的生活，希望溫飽有余的農民可以繼續(xù)享受青山綠水和藍天白云，可以繼續(xù)享受家庭和睦和鄰里友愛，可以繼續(xù)享受陶淵明式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休閑與情趣。勞作是有的，卻不需要透支體力；
消費是有的，卻不追求奢華；
閑暇是有的，卻不空虛無聊�？傊�，農民的生活是幸福的，卻不是依靠高消費來獲得的，因為農民沒有可以高消費的收入條件。農村應該保留帶有鄉(xiāng)土本色的不同于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這是一種強調主體體驗和人際聯系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農民不一定特別有錢，卻可能因為有了主體體驗，而生活充實。農民消費較少，福利水平卻可能很高。

　　而之所以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核心是要建設“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是與我對中國發(fā)展宏觀形勢的判斷聯系在一起的。簡單地說，我認為，中國九億農民從農村轉移出來，是一個艱難且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經濟狀況將長期保持在“溫飽有余、小康不足”的狀態(tài)。“溫飽有余”是指中國農民早已解決維持基本生存的物質所需，“小康不足”是指農民未來增收的渠道有限。當前中國農民不僅是“溫飽有余”的，而且農村有較中國傳統(tǒng)社會完善得多的基礎設施，農業(yè)勞動越來越輕松，閑暇時間也越來越多。從物質條件方面看，今天的中國農民可能生活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已經度過為解決溫飽而需終日勞作的階段。農民現在最緊迫需要的，也許不是（或不僅是）物質條件的改善，而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是要生活得體面而有尊嚴，是要有良好的人際關系和確定的人生意義。

　　新農村建設意味著國家將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正是國家的轉移支付，可以推動農民生活方式的轉型及重建，可以為農民高福利的生活提供基本的物質基礎和環(huán)境條件。

　　也就是說，我們有可能通過國家財政轉移支付，在農村田園生活的基礎上，建設一種“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暗拖�費”一方面是中國農民增收空間有限，“溫飽有余、小康不足”將是中國大多數農民所不得不接受的經濟現實，另一方面，低消費并不等于低福利，因為生活質量并不是以消費能力來衡量的，雖然經濟學家們通常以消費物質的多少來代替對生活質量的衡量。

　　而一旦中國九億農民可以依托人均一畝三分地，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在并沒有過量消費——因為沒有過量消費的收入基礎——的情況下，卻生活得從容、安閑、自足、體面，則我要說，農民這樣的生活安排是人本的，是高明的，是較少消費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和環(huán)境條件的，因此是高尚的。當然也是高福利的。

　　高福利的生活是讓人愉快的，是令人滿意的。如果在中國未來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將消費與福利等同起來，而站在農民主體立場來考慮農民的福利，則即使未來50年，中國農民的經濟生活仍然是“小康不足”的，中國農民卻仍然是從經濟以外的方面獲得了（至少是保持了）很多作為人的生活的福利，中國農民因此沒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失去什么（或失去太多），中國農民因此并非現代化的反對者。換句話說，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即使沒有能夠大幅度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水平，卻因為站在農民立場給了農民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福利好處，農民也會成為中國現代化的支持力量。消費主義文化說到底不過是資本家及其合格消費者（所謂中產階級）的文化，這種文化非得讓經濟收入少的人承認自己無錢消費是可恥的事情。問題是，如果一種文化與這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為敵，這種文化就遲早會造成嚴重后果。

　　這個意義上，新農村建設就是要在農民收入增長不快的條件下，通過社會建設、文化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來為農民提供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來為農民建立具有穩(wěn)定的未來預期的生活，從而讓農村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wěn)定器與蓄水池。

　　一旦中國九億農民可以過上不離開田園牧歌的、不離開初級群體的、及不消費大量不可再生資源的、以人為本的“低消費、高福利”的生活，則中國九億農民實踐著的這種生活，就不僅是為中國現代化提供了農村的穩(wěn)定根基，而且可能為今天已經走入迷途的資本主義文明找到新路，這條新路就是與古老的東方文明相聯系，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己內心世界和諧相處的中國道路。我想這也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語中，“社會主義”一詞的真意。

　　在本書收錄的文字中，我還討論了村社本位、農民福利、農民組織、文化建設、老年人協會、積極分子、農民行動單位、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土地制度、公共品供給、鄉(xiāng)村選舉、城市化道路等諸多問題，雖然我不敢說自己對這些問題都提出了新的觀察，或給出了解決辦法，但我想我一直試圖提出至少有些獨特性的觀點，提出一些與主流意見有些差異、與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希望收錄在本書的文字，可以為讀者提供一些與主流意見有所差異的看問題的角度。

　�。�2006年12月25日下午）

　　【后記】

　　自進入農村研究以來，我的研究大體可以分為兩個相互聯系的部分，一是鄉(xiāng)村治理研究，目的在于理解鄉(xiāng)村治理機制。最近尤其關心鄉(xiāng)村治理的區(qū)域差異，就是試圖回答為什么同樣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會在不同區(qū)域農村有不同的實踐后果。二是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就是希望探索出一條提高中國農民生活質量，讓農民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生活的路子。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關懷與鄉(xiāng)村治理的學術理性之間有一些張力，不過，正是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關懷構成了我研究鄉(xiāng)村治理的動力。并且，我也是因為有了鄉(xiāng)村建設的實踐關懷才產生了鄉(xiāng)村治理的研究熱情。

　　1987年上大學不久，就對鄉(xiāng)村建設感起興趣，并寫了一些文字，記得有“改組中國農村基層社會單元”、“中國現代化的小城鎮(zhèn)途徑”等，發(fā)表在我們自己辦的刊物《調查與評論》上面，其中將鄉(xiāng)村建設的目標定位為建設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己內心世界和諧的具有田園生活情趣的美好生活。大學畢業(yè)后，回鄉(xiāng)組織10多位農村青年，成立了一個小型組織，進行過一年時間的鄉(xiāng)村建設嘗試。1993年到武漢讀研究生，與吳懷連、何慧麗等人發(fā)起成立現代化與鄉(xiāng)村建設促進會，寫過“新鄉(xiāng)建設綱要”等。1996年研究生畢業(yè)后，到全國農村調查，發(fā)現農民精神生活貧乏而苦悶，老年人的處境尤其糟糕。例外的是，溫州農村幾乎村村都有老年人協會，老年人協會豐富了老年人的生活，提高了老年人的地位，改善了老年人的處境，且在村莊治理中發(fā)揮了很好的作用。我因此有了再到農村作鄉(xiāng)村建設的沖動。2002年有兩個機會讓我得以在湖北荊門和湖北洪湖六個村主持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包括農村公共品供給的實驗和老年人協會建設的實驗。期間，又寫了一些文字，如收錄本書的2003年春節(jié)所寫長文“中國農村發(fā)展的中長期前景——兼論鄉(xiāng)村建設的極端重要性”。

　　本來我自己一直提“鄉(xiāng)村建設”和“鄉(xiāng)村建設實驗”，溫鐵軍教授卻提“新鄉(xiāng)村建設”和“新鄉(xiāng)村建設實驗”，以區(qū)別于20世紀30年代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我一直很同意溫鐵軍對中國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分析，尤其同意他對現代化的解構。他提“新鄉(xiāng)村建設”，既有歷史感，又有國際視野。我也因此將自己的“鄉(xiāng)村建設”改稱為“新鄉(xiāng)村建設”，并自認為成了“新鄉(xiāng)村建設派”的一員。2004年4月，應甘陽先生邀請赴香港參加會議的文章題目就是“新鄉(xiāng)村建設與中國道路”。

　　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zhàn)略，我有些意外，更有些喜出望外，并很快就以自己一直以來的方式，對中央政策作了與目前學界和政策部門有一定差異的解讀。我一直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不是發(fā)展農村經濟和增加農民收入，甚至不是建設農村基礎設施，而是從政治、社會和文化上防止農村和農民的過度邊緣化，而是站在農民主體的立場考慮他們的福利感受，并為改善和增加農民的福利提供對策。我認為，在當前中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解決溫飽的前提下，新農村建設的重點就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文化和社會方面，在環(huán)境方面，在農民能否合作起來降低生產生活成本，增加總體福利收益的方面。這個意義上，我更愿意強調文化建設，主張“低消費、高福利”生活方式，并希望將農村生活中本真的、田園的、初級關系的及有根的東西保留下來。我希望這是一種既適應現在（通過新農村建設來打造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又適應未來（新農村建設與中國道路）的兩全方案。我想我已經在收入本書的文章及訪談中說清楚了自己的想法。

　　本來在2005年底就已經整理好這部書稿，并希望趕一趕新農村建設的熱鬧，卻因為種種原因拖了下來。2006年10月到山東大學開會，偶遇山東人民出版社負責《社會學家茶座》編輯工作的王海玲和馬潔兩位女士，有一個愉快的交流，并因此為這部書稿找到了“婆家”。

　　這部書稿收錄了我最近幾年關于新農村建設思考的主要文字，書中文章和訪談是應不同要求和因不同理由形成的，文字風格差異很大，觀點多有重復，其中大部分曾在報刊發(fā)表，原發(fā)表處已在每篇文字中注明。每篇文字還注明了寫作時間。我想這至少可以說明，在2005年10月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zhàn)略之前，我關注鄉(xiāng)村建設就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最后，我照例要提出應當特別感謝者的名單。我要感謝我們鄉(xiāng)村建設實驗區(qū)的農民朋友，尤其是我的中學同學楊剛松；
感謝調查中給過我們幫助的農民農民朋友和鄉(xiāng)村干部；
感謝讓我有機會整理自己想法的編輯和記者，尤其感謝鄧瑾；
感謝給予我們實驗以支持的朋友，尤其是阿古女士和竇洪譚先生；
感謝鄉(xiāng)村建設實踐中身體力行的同行，尤其是溫鐵軍、何慧麗；
感謝一直與我共同從事鄉(xiāng)村建設實驗的羅興佐、董磊明、王習明；
感謝與我共享研究喜悅又幫我校對文字的研究生，尤其是陳柏峰和申端鋒；
感謝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xiāng)村治理研究中心這個團隊的所有成員；
當然也感謝我的家人。

　�。�2006年11月28日于武漢喻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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