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史觀與架構

　　1920年代初期布勞代爾在巴黎大學所受的歷史教育，以及1930年代初期他在教學研究的過程中，所見、所學、所寫的是所謂的傳統史學：以人物、政治、外交、軍事等為主的事件史。1920-30年代間，他雖然受到新史學者如Berr、Febvre、Bloch等人的影響，但那時期的作品（以單篇論文為主）基本上還是傳統的，這可以從《布勞代爾文集》(Braudel 1996-2001)三冊中看出來。

　　他的第一本書《地中�！�(1949)，在體裁上與其它史學著作大異其趣的地方，是他把事件史的重要性放在最低層（第三篇）。綜觀《地》的第三篇、之前的單篇著作、《歷史論文集II》(1990)中論Phillippe二世父子的兩篇傳記，都可看出他在傳統史學的成就。他絕對是這類傳統史的高手，但竟然舍此而轉投入長時段史觀與變動趨勢史觀的寫作，這也正是他得以創(chuàng)出史學著作新體裁的大破大立。這是風格上的大轉變：放棄具體事實依編年的方式陳述，和以人物、事件為中心的寫法，轉而著重于歷史圖像的構思。他在改寫《地》第二版時，甚至曾還考慮要放棄其中第三篇的事件史。

　　這種歷史構圖的寫作方式，特點是不著重于解決具體的問題，也不在提出命題或假說，然后找史料驗證，他所關懷的是要如何呈現主題的結構性面貌。以他的《資》為例，資本主義史本來就是個既具體又抽象的過程，馬克思、韋伯、宋巴特都曾賦予不同的視角，詮釋出不同的面貌。布勞代爾的手法雖然不同，但精神是類似的：他用三冊的篇幅，分別描述資本主義活動的三個級層（日常生活式的基層市場、國家市場內的各種經濟活動與交易、國際市場的貿易與資金流通）。

　　簡言之，他沒有既定的論點要辯護，也沒有學說與思想上的興趣，他要做的是用豐富的史料，來描繪出這個題材的多重變異性面貌；
這種手法在《地》、《法》都可見到。要有這種背景的理解，才較容易當握布勞代爾著作的架構，否則他的文體與章節(jié)安排，對著重內在邏輯的讀者而言是一大精神負擔。

　　另一項結構設計上的特點，是他的題材通常很大，跨越好幾個世紀，觸及各層面的多項題材，只要看這三部書的詳細目次，就能體會他的野心：長時段史觀加上總體史，涵蓋的范圍縱跨好幾個世紀，橫越好幾個面向。在有限的篇幅下（約一千五百到兩千頁之間），每個小子題平均只能分配到2-3頁，有些還只有一頁而已：例如《地》(II:447-8)論土耳其帝國的財政危機，這么重要的題材只用一整頁的篇幅快速掃射。翻閱此三書的細部目次，可以看到不少這類的例子。

　　接下來的大問題是：在有限的篇幅內處理這么多題材，或許能滿足他的總體史欲望，但怎么能表達出長時段史觀的特點呢？也就是說，若要呈現出單一問題的長時段史觀特色，總要有相當的篇幅才能揮灑出來，一尺長的畫布怎能體現出三峽的狀麗與風味？在史觀上他很強調長時段（以世紀為單位）的分析，而在篇幅上卻都在做擠壓性的處理，所以讀者很難從他的章節(jié)內看出長時段的特色，也看不出應該如何把他的長時段觀點，和他所提供的史料搭配在一起，去理解他的長時段史觀特色。

　　其實他的長時段史觀是融在全書的架構上，而非在具體的段落內；
他可以這么做，但一般史學研究者有誰敢和他一樣，在《地》I:347-50這三頁篇幅中，飛快綜論歐洲與地中海域的市集？這么大且重要的題材，用這么少的篇幅怎能顯現出長時段的特色？而在布勞代爾的著作中，這是常見的事。

　　這種主題龐大、點到為止的寫作風格，必然只能是描述性的，不容易有空間去提出理論或假說，也沒篇幅去解決具體的問題。所以讀他的著作時，不必急著看各小節(jié)段落上的細節(jié)內容。較有效率的閱讀方式，是先看各篇、各章、各節(jié)的前言，以及各小節(jié)的前兩段，這樣就足以掌握他的思考方向與基本視角，內文的細節(jié)雖然有時有趣，但啟發(fā)性通常不高。把書中各層級的前言和首段集合起來，大概就能抓住全書的要點，各層級的末段反而不很重要，因為他不是個下結論的人。

　　2 文體與風格

　　他也不是個下定義的人，在《資》內我們從未見到他對資本主義下過精確的界定或定義，他只在第二冊(II:232-49)中介紹此詞的根源與各時代的用法。這種寫法讓讀者很為難：沒有精確的定義來掌握他對此概念的基本精神，在閱讀過程中若有疑問，也難以確定是否合乎作者的基本要義。一本以資本主義為主題的書，竟然對這個關鍵詞都不肯下定義，就好像查閱地圖時主要的坐標竟然在漂浮一樣，實在令人困惑。同樣的困擾也出現在他新創(chuàng)的名詞與概念中：「長時段」的精確定義是什么？如何應用在不同的素材上？我想這不是「原創(chuàng)性的模糊感」，而是他的體裁習慣。他先有個大略模糊的想法，不愿意把它明確界定出來，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被定死，二方面是因而能用以追求更多的可能性。他的目的不在于檢驗這些概念與假說，而是要把這些模糊的概念運用在不同的素材上，得出前后不一定相連貫，但或許會較豐富的產品。以conjoncture這個詞為例，他在《地》、《資》、《法》中都大量應用在不同的題材上，得到許多不同的結果。有系統地讀了這三本書之后，讀者還不一定能明白此項概念的精確意義，以及如何把它運用在其它素材上。

　　他對為何不下定義的解說是：「絕對不要下定義，至少在我的推理上是如此。任何事先的定義，對我而言都是一種犧牲。我和François Perroux這位大經濟學者討論過很久，他習慣定義出名詞的意義、問題的意義，簡直和神學家一模一樣。我對他說，用這種明確的方式來定義，等于是要中止討論，可惜他聽不進去。一旦下了定義就沒得討論了�！�(Une leçon 1986:160-1)這是相當奇特的見解，邏輯性強的人大概很難接受。

　　這又牽涉到他寫作的另一項風格：檔案數據的用法與功能。布勞代爾夫人從年輕時起，就常隨他到各國各地的檔案館查閱數據，她在1992年發(fā)表一篇見證，很生動地說明檔案對他的意義：「令他動情的，而這也是他漫長一生中所培育出來，甚至到年老為止都沒改變的，就是直接閱讀檔案。對他而言，這是在開啟想象力的大門，而布勞代爾最具備的就是想象力。...同樣地，在檔案里，他的想象力也使得他從未感到孤獨過�！�(Paule Braudel, 1992:240)同頁中還有些談布勞代爾與檔案方面的故事，非常有趣。

　　讓我困惑的是：檔案資料都是具體的事實，必然都是事件性的，一位著重長時段史觀的學者，為什么會終身對檔案保持高度興趣？如何可能把檔案數據和長時段史觀結合在一起？我想有兩種解釋。一是把檔案史料當作輔佐性的數據，這一點我們在他著作中大幅的腳注里時�？梢�。二是如夫人所言，檔案內未預期到的數據，刺激了他的歷史想象空間，這一點我們較難找到確證，但對他而言這是最重要的靈感泉源。所以他不是用檔案來驗證假說或增強推理的論證力，而是用檔案來當作歷史構圖的刺激品，同時也當作解說性的左證。

　　以《地》書后所附的各國檔案館藏為例，數據來源長達15頁(II:523-37)，在這么多國、這么多館、這么復雜、如山如海的檔案里，我們很難確知：(1)與主題密切相關的檔案他是否都已掌握？(2)或是他只用已掌握到的資料來寫作？對有具體問題要解答的研究者而言，第一個問題是關鍵的。我想布勞代爾是屬于第二型：他沒有具體的歷史謎題要破解，手上有什么資料就刺激他往哪個方向寫。「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或許可以更明白，為什么布勞代爾在1942年時曾說，如果《地》不是在戰(zhàn)俘營里寫的話，那一定會是一本不一樣的書�！�(Paule Braudel 1992:244)我們現在比較能理解，為什么他那么看重檔案，又同時看重長時段史觀；
我們也比較能理解，為什么他也很強調細節(jié)的重要性：「細節(jié)，當然有它們的份量�！梗↙es détails, bien sûr, ont leur poids.《地》I:516）

　　另一項與寫作風格相關的是，他的手法和繪畫家很接近，夫人的見證值得引述：「其過程不是邏輯學者式的，也不是哲學家式的，或許是一種藝術家式的吧？總之，我是在20年或25年前才開始思考，布勞代爾這位作家的寫作方式到底是屬于哪種機制？我記得那時所得到的印象，正如一本與歷史毫不相干的著作里所寫的：“視覺的認知”(la perception visuelle)。書內所提供的例子，是有位畫家想把所見到的景觀繪出一幅畫。他什么都看到了，也全都注意到了，之后把各式各樣豐富的細節(jié)交錯編織起來。但真正吸引他的是：在擁有豐富的細節(jié)知識、整體地理解這個題材之后，但其背后的意識與意義卻還不夠清晰明了，這些不顯之處才是引他入勝的吸引力。描繪出一幅畫，對他而言是把內心的這種認知翻譯在畫作上，也就是對一大堆混亂的材料做譯碼工作，試圖指點出它們的意義脈胳。當我回想起這些事情時，立刻想到我曾經不自覺地觀察過布勞代爾這位史學家的心路歷程。...最后我還要補充說，在那五年〔戰(zhàn)俘〕之間，他有很充份的時間重新構思他的歷史圖像，他沒有放松過這件事，而這也是他唯一的消遣。我也覺得正是在那時候，他感染上終身不愈的毛病，那就是一再地改稿；
大都是靠記憶在寫作，改稿時也不看前稿，幾乎是完全重寫。我批評過他，說這是浪費時間與精力，他笑著回答說，他也沒辦法用其它的方式來做。他說：“可是，也是妳告訴我馬諦斯(Matisse)的故事，說他每天都用不同的方式，對同一個模特兒繪同一幅畫，而妳一點也沒批評他的意思。妳也說他每天都把畫作丟到垃圾桶里，直到找到自己喜歡的線條為止。我所做的也正是有點這個意味。”」(Paule Braudel 1992:243-4)關于最后這一點，他在《資》第二冊前言的最后一段也有類似的說法。

　　另一項與文體相關的是他的書寫方式，這牽涉到他在修辭與句法方面的特色�；�本上他的文字常帶有詩意，文學氣息濃厚，這些問題在Carrard (1992:54-62)、Chaunu (1992:71)、Gemelli (1995:47-8, 78)、Labrousse (1972:17)、Kellner (1979:204-5)都有很好的分析，在此不贅。

　　3 批評

　　對布勞代爾史學風格的批評，大約可歸為兩類：一是他缺乏（一套）史學理論，二是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各舉一例來說明。就第一點而言，1977年在紐約Binghamton大學舉辦的研討會〈年鑒學派對社會科學的沖擊〉中，Melvin Leiman問：「年鑒學派的長處，是運用很多未被注意到的細節(jié)資料去重構歷史，但另一方面卻未能顯示出數據重要性的順序。也就是說缺乏一種理論，據以分辨哪些是最重要、哪些是次要的。換句話說，年鑒學派缺乏一套社會變動的理論，在解釋歷史的連續(xù)性之外，還能解釋歷史的不連續(xù)性。我想聽聽您的看法�！惯@是個尖銳的好問題，可惜布勞代爾的回答過于廣泛，看不出主要的論點(Braudel 1978:255)。

　　他確是創(chuàng)發(fā)了一些有名的概念（長時段、經濟世界等等），但他從未提出因果關系式的史學詮釋，他甚至是在避開任何與歷史理論相關的可能性。這一點他在《資》的全書序言（第一冊頁25）已說得很清楚：「我在構思時盡量避免卷入任何理論，而只靠直接具體的觀察，以及用比較歷史的方法來研究�！惯@和他對避免下定義的態(tài)度相同。

　　我想可能還有兩個原因。第一，1950-60年代他壯年時期，正值法國人文社會學界多種理論（存在主義、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交互論戰(zhàn)的時期，為了避免節(jié)外生枝（因為他在學界與行政工作上已經引起很大爭議），才有意地回避任何理論。第二，他很懷疑歷史這個學門有可能或有必要理論化或應用理論。他的史學著作在文體上是走描述性的路線，是從檔案與他人著作中取材，描繪出他眼中的歷史構圖，理論對他而言可能反而是一種束縳與枷鎖。

　　第二項批評（他缺乏一手的深入研究）我很同意。他很少投入某項單一題材，具體地解決一個史學問題，而多是在綜述他人著作與檔案材料。布勞代爾的史學傾向，是在建構出心中的歷史圖像，尤其鐘情于跨世紀（長時段）、跨國際式的大構圖。這種史學手法是專家型的歷史學者（專研某世紀、某文化、某領域）所不敢、也不能做的事，這種大氣魄是無法模仿也無法學習的。

　　但若轉到像《法國史》、《意大利模式》(Braudel 1991)這種較具體明確的題材上，一方面專家很多，論點也已較齊備，布勞代爾就不易做出新成果，因為會有許多具有專業(yè)能力的人和他論爭。也就是說，布勞代爾較適合做跨世紀跨國際的大構圖，不適合做國以下層次的具體問題，如人口史、物價史、心態(tài)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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