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什么要讀經(jīng)典，怎樣讀經(jīng)典

　　要用人類、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yǎng)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康、健全發(fā)展的人。

　　如果今天我們口喊經(jīng)典閱讀，年輕一代或者大眾，卻都不讀原著，只讀別人的解釋，這就會誤事，會造成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嚴重的后果，說不定比不讀更壞。

　　李零這本書實際上是他在北大的一個講稿。據(jù)李零介紹，他這些年一直在北大開“經(jīng)典閱讀課”，引導學生讀他所說的“四大經(jīng)典”：《論語》、《孫子兵法》、《周易》經(jīng)傳和《老子》，像《孫子兵法》，他已經(jīng)講了20年。這使我想起，我在北大也講了20多年的魯迅，而且在退休以后，還在講，在全國各地講，還到中學去開《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這也算是開“經(jīng)典閱讀課”吧。

　　為什么要如此熱衷于“經(jīng)典閱讀”？“經(jīng)典”是時代、民族文化的結晶。人類文明的成果，就是通過經(jīng)典的閱讀而代代相傳的。這幾年我提出過一個概念：“作為民族精神源泉的經(jīng)典”，當這個民族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問題的時候常�？梢缘竭@樣的經(jīng)典那里吸取精神的養(yǎng)料，然后面對自己所要面對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幾部經(jīng)典，可以說家喻戶曉，滲透到一個民族每一個人的心靈深處。就文學經(jīng)典而言，英國的莎士比亞，俄國的普希金、托爾斯泰，德國的歌德，等等，都是進入國民基礎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為他們民族年輕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體到我們中國，我曾提出這樣的設想，要在中學(或者大學)開設四門基本經(jīng)典的選修課：《論語》、《莊子》選讀，唐詩選讀，《紅樓夢》選讀，魯迅作品選讀�！�——當然，究竟哪些是我們民族“精神源泉的經(jīng)典”，該在中學(大學)開設什么基本經(jīng)典選讀課，這都是可以討論的；
但這樣的經(jīng)典閱讀，實在是民族精神建設的一件大事，是應該認真對待的。

　　而且，在當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經(jīng)典閱讀，還有某種迫切性。青少年時期，讀不讀書，讀什么書，都不是小問題�，F(xiàn)在我們這兩方面都出了問題。首先是不讀書：一方面是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除了課本和應考復習資料以外，沒有時間、精力，也無興趣讀其他任何“與考試無關”的書，老師、家長也不允許讀；
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點課余時間也耗在影視和網(wǎng)絡閱讀上。———我并不反對影視和網(wǎng)絡閱讀，并且認為影視和網(wǎng)絡確實提供了閱讀的新的可能性，擴大了人們的視野，而且其明顯的愉悅性對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誘惑力，這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顯的：有可能削減，以至取消了深度閱讀和個性化閱讀，因此如果以影視、網(wǎng)絡閱讀代替經(jīng)典文本閱讀，就會有很大的問題。這里還有一個讀什么書的問題。像魯迅所說，胡亂追逐時髦，“隨手拈來，大口大口地吞下”的閱讀———這頗有些類似今天的“快餐式閱讀”，吃下的“不是滋養(yǎng)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紅紙包里的爛肉”：當下中國讀書市場上這樣的“新袋子”、“紅紙”包裝，實在是太多了，沒有經(jīng)驗的青少年特別容易上當，但吃下去的卻是“爛肉”、“酸酒”，仰賴這樣的“快餐”長大，是可能成為畸形人的。魯迅因此大聲疾呼：“我們要有批評家”，給青少年的閱讀以正確的引導�！敖�(jīng)典閱讀”正是這樣的導向：要用人類、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糧來滋養(yǎng)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康、健全發(fā)展的人。

　　近年來，我在和中學生和大學生的交談中，還經(jīng)常討論到一個或許是更為根本的問題，就是“價值理想重建，信仰重建”的問題。很多青少年都為自己信仰的缺失，生活失去目標，人生動力不足而感到困惑。我總是引用魯迅的話作回答：不要去找什么“導師”，要自己“聯(lián)合起來”，尋找自己的路。但我也總是給他們提出兩條建議。一是信仰、價值理想，都不是憑空建立起來，而是要有豐厚的文化基礎。這就要趁年輕，在校學習時間充分，精神集中，大量讀書，特別是古今中外的經(jīng)典，以吸取最廣泛的精神資源，吸收得愈多愈廣，精神底氣愈足，就愈能在獨立的選擇、消化、融會、創(chuàng)造中建立起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信仰、理想又不是在書齋里苦思冥想所能構建起來的，這就必須有社會實踐；
因此，我建議他們，在校期間，在以主要精力讀書的同時，適當參加一些社會實踐活動，特別是到中國社會底層，以了解真實的中國，和腳下的這塊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建立某種血肉聯(lián)系，這就為自己確立基本的人生理想、目標，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我的這兩點建議，對討論經(jīng)典閱讀，也是有意義的。它強調(diào)：閱讀經(jīng)典，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更是要從中吸取精神資源；
經(jīng)典的選擇與閱讀，必須有開闊的視野，不僅要讀古代經(jīng)典，還要讀現(xiàn)代經(jīng)典，不僅要讀中國經(jīng)典，而且要讀外國經(jīng)典，不僅要讀西方經(jīng)典，還要讀東方國家的經(jīng)典，不僅要讀文學經(jīng)典，還要讀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經(jīng)典，等等，絕不能將任何一個經(jīng)典絕對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樹上；
而在閱讀經(jīng)典的同時，還要閱讀生活這部“大書”，關心、參與現(xiàn)實生活的創(chuàng)造，在生活實踐中加深對經(jīng)典的理解。集中到一點，就是不要為讀經(jīng)典而讀經(jīng)典，目的是要促進自己的精神成長，我們是為了“立人”而閱讀經(jīng)典。

　　這就涉及“如何閱讀經(jīng)典”的問題。李零的書，正是在這一點上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李零說：“我讀《論語》，是讀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書。我的一切結論，是用孔子本人的話來講話”。這話說得很實在，卻真是說到點子上了。講經(jīng)典，就是引導人們讀原典，一字一句、一章一節(jié)、一篇一篇，老老實實地讀。李零是學術界公認的古文字學和古典文獻根底深厚的專家，他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特長，將前人的研究成果，1990年代以來竹簡的新發(fā)現(xiàn)，以及自己的研究心得結合起來，查考詞語，考證疑難，梳理文義，進行文本細讀。然后，又以《論語》中的人物為線索，打亂原書順序，縱讀《論語》；
再以概念為線索，橫讀《論語》。這樣，通讀，細讀，又橫讀，縱讀，聽他課的學生，讀過來讀過去，硬是要把《論語》過它三、四、五遍，這才叫讀經(jīng)典，真讀，實讀。說實在話，北大學生能聽李零先生講課，是非常幸運的。我真有點羨慕他們。我在讀大學時就沒有這么認真讀過，留下了終身的遺憾。

　　因此，我今天來讀李零這本書，就有補課的性質。剛才吳思先生說他讀了李零的這本書，糾正了以前許多讀不懂或者讀錯的地方。我也有同感。比如說，現(xiàn)在大家都在講儒家的精髓是“和諧”，大談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說得很玄乎，我越聽越糊涂。這回讀李零的這本書，才弄明白：這里“說的‘和’是和諧，‘同’是平等”，“孔子不講平等，只講和諧”，“所謂和諧，是把事實上的不平等，納入禮的秩序，防亂于未然，比如闊老和窮措大，怎么擱一塊兒，相安無事”。在我看來，李零的這一梳理，是比較接近孔子的原意的。弄清楚了原意，我也明白了許多事情。這也說明了兩點：一是弄懂原意的重要，道聽途說會上當；
二是對經(jīng)典詞語的解讀，還是有接近或比較接近原意和曲解原意的區(qū)分，不能隨便怎么講都行。

　　這也就證實了讀原典、原著的重要。我因此注意到李零這書其實有兩本，一本是《我讀〈論語〉》，是李零講課的講稿，另一本是：《論語》原文，再加上“主題摘錄”和“《論語》人物表”，最后還有“人名索引”。這樣的編排背后，是有一個理念的：作者、老師的講解，只是一個引導，最終是要將讀者、學生引向讀原著。這也是我在講魯迅課，寫有關魯迅的著作時，反復強調(diào)的：我只是一個橋梁，我的任務是引起讀者、學生對魯迅的興趣，喚起他們讀魯迅著作的欲望，一旦讀者、學生讀魯迅原著，自己走進魯迅，我的使命就完成了，而且希望讀者、學生忘記我的講解，把它丟掉，這叫做“過河拆橋”。讀者、學生最終能夠自己閱讀原典，有自己的獨立體會、認識，而不受我們的闡釋約束，限制，這就達到了目的，就是我們所要追求的最好的教學、寫作效果。

　　但我們現(xiàn)在的問題是，只聽宣講《論語》而不讀原著。很多講《論語》的書，發(fā)行量很大，上百萬冊，我關心的是，講解《論語》的書在發(fā)行上百萬冊的同時，是不是也發(fā)行了上百萬冊的《論語》原文？或者打一個大折扣，有十萬人讀《論語》，也是很大成功。我們常說需要面對大眾傳播經(jīng)典，但大眾如果不讀經(jīng)典，只讀別人的解釋，會有什么后果？我就想起自己的教訓。我讀大學時，也讀魯迅的書，很多地方都讀不懂，很費勁，年輕人沒有耐性，就希望找捷徑。結果就找到了姚文元的一本解讀魯迅的小冊子，當時覺得讀起來很帶勁，也很貼近現(xiàn)實，于是，就把魯迅原著丟一邊，只把姚文元書里摘引的魯迅的文句抄下來，把姚文元解讀里的警句也抄下來，掛在嘴邊，到處炫耀，以為這就懂得魯迅了。一直到大學畢業(yè)，到了貴州邊遠地區(qū)，精神苦悶又無書可讀，手頭有部《魯迅全集》，就一卷一卷地讀起來，一讀，就發(fā)現(xiàn)上當了。魯迅的原意和姚文元的講解，是滿擰著的。但我的腦子已經(jīng)被姚文元的馬踐踏了，我要走近真實的魯迅，先要把姚文元的“魯迅”驅逐出去，這可費了大勁。正是因為有過這樣的教訓，我就有了這樣的擔心：如果今天我們口喊經(jīng)典閱讀，年輕一代或者大眾，卻都不讀原著，只讀別人的解釋，這就會誤事，會造成比我們想象的更加嚴重的后果，說不定比不讀更壞。魯迅曾說，“選本”和“摘句”“所顯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選者的眼光”，而“可惜的是(選者)大抵眼光如豆，抹殺了作者真相的居多，這才是一個‘文人浩劫’”。而我們現(xiàn)在是只讀解釋和解釋者的“摘句”，那就更是“浩劫”了。

　　【二】怎樣看孔子———“喪家狗”及其他

　　在我看來，李零這樣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態(tài)與方法，這樣的“平視”的眼光，是他讀《論語》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個貢獻。

　　李零以心契心的結果，發(fā)現(xiàn)了“喪家狗”孔子。……我讀這個詞，感覺其中有一點調(diào)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種執(zhí)著，一種悲哀在里面。

　　李零這本書，除了對原典的細讀之外，還有自己的闡釋。李零在書名的副題上標明，是“我讀《論語》”，大概就是要強調(diào)解讀的個人性。同樣讀《論語》，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看法，形成不同的“《論語》觀”，“孔子觀”。去年我發(fā)表過一篇文章，談在上世紀30年代胡適、周作人、魯迅三位不同的孔子觀：胡適在《說儒》里認定孔子是“五百年應運而生”的“圣者”，周作人在《論語小記》里，說孔子“只是個哲人”，《論語》所說多是做人處世的道理”，“可以供后人的取法，但不能做天經(jīng)地義的教條，更沒有什么政治哲學的精義，可以治國平天下”，魯迅在《現(xiàn)代中國的孔夫子》里，則把孔子稱作“摩登圣人”，說“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者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大體上說，他們?nèi)�人其實是兩派：“孔子是圣人”派和“孔子不是圣人”派。現(xiàn)在，李零到21世紀初來講孔夫子，而且開章明義：“在這本書中，我想告訴大家，孔子并不是圣人”，那么，他也是“非圣人”派。

李零如此看孔子，在我看來，和他看孔子的心態(tài)有關，方法有關。他說他“思考的是知識分子的命運，用一個知識分子的心，理解另一個知識分子的心，從儒林外史讀儒林內(nèi)史”。那么，李零是和孔子是有心靈的相遇的。這正是我最為贊同的。我研究魯迅也強調(diào)“與魯迅相遇”，而且在我看來，學術研究的本質就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心靈的相遇，沒有這樣的相遇，無法達到真正的理解，而沒有理解就談不到研究。教學也是這樣，所謂引導學生讀經(jīng)典，其實就是引導學生和經(jīng)典作家進行心靈的對話。這樣的對話能夠進行，其前提就是彼此是平等的：既不是“仰視”，如許多尊孔派那樣，也不是“俯視”，如許多批孔派那樣，而是“平視”，把孔子看作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普通知識分子，有追求，也有苦惱，有價值，也有缺陷。當然，孔子作為一個中國文化的源泉性的思想家，他的價值就很不一般，他的缺陷也就影響深遠。但這都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明的，可以總結經(jīng)驗教訓的�！�——在我看來，李零這樣的“以心契心”的研究心態(tài)與方法，這樣的“平視”的眼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是他讀《論語》的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個貢獻。讀者、學生可以不同意他的具體分析和觀點，卻可以而且應該從他的這種心態(tài)、方法和眼光中，得到許多啟示。

　　李零以心契心的結果，發(fā)現(xiàn)了“喪家狗”孔子。這大概是最具特色，也最容易引起爭議的李零“孔子觀”。我讀這個詞，感覺其中有一點調(diào)侃的意思，但更有一種執(zhí)著，一種悲哀在里面。李零說，他感受到一種“孤獨”。因此，他對“喪家狗”的孔子有這樣的闡釋：“他是死在自己家中———然而，他卻沒有家。不管他的想法對與錯，在他身上，我看見了知識分子的宿命”。李零解釋說，這里所用的知識分子概念，用的是薩義德的概念，主要特點是：“背井離鄉(xiāng)、疏離主流、邊緣化，具有業(yè)余、外圍的身份”。李零說：“任何懷抱理想，在現(xiàn)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也就是說，孔子是一個有理想的知識分子———他有“烏托邦”理想，西方還有“孔教烏托邦”之說，他的烏托邦就是“周公之治”，這也可以算是他的“精神家園”吧。問題是他在“現(xiàn)實世界”找不到他的精神家園，甚至找不到將他的精神家園現(xiàn)實化的任何可能性。這一方面喚起了他批判現(xiàn)實的激情，李零說他是一個“有道德學問，卻無權無勢，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是“不滿現(xiàn)實”的“持不同政見者”；
另一方面，就注定了他在現(xiàn)實社會里，只能處于“疏離主流，邊緣化”的地位，終生“背井離鄉(xiāng)”，顛沛流離，“像一條無家可歸的流浪狗”。盡管如此，他仍不放棄自己的努力，還在現(xiàn)實世界不斷尋找精神家園，找不到也要找，因此，李零一再說，孔子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既可愛可敬又可笑。在我看來，這是抓住了孔子本質的東西的，這也可能是一切真正的知識分子本質的東西。有人說，李零是喪家狗，我一開頭說我對李零的書有強烈的共鳴，原因就是我也是喪家狗。

　　但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孔子還有另一面，這就會引發(fā)對“喪家狗”的不同理解�？鬃颖M管實際上處于“疏離主流”的“邊緣”地位，但他卻無時不刻不希望進入主流，因為他有一個“國師”情結，他自認有一套安邦治國的良策，而且認定只有為統(tǒng)治者所接受，才得以實現(xiàn)；
因此，如李零所說，他一方面“批評當世的權貴”，一方面又“四處游說，替統(tǒng)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任何統(tǒng)治者都不會愿意有一個“國師”高居于自己之上，天天指手劃腳；
偶爾聽聽意見，也不過是利用而已。統(tǒng)治者要的是甘心充當幫忙和幫閑的知識分子，但孔夫子不愿意———在我看來，這正是孔子可貴之處，他盡管對統(tǒng)治者有幻想，但卻始終堅持了自己的理想和獨立性，也正因為如此，他就必然不為統(tǒng)治者所用，而成為“喪家狗”。但也幸虧他成了“喪家狗”，而沒有成為“被收容、豢養(yǎng)的狗”，他才具有了為后人與今人敬仰的地位和價值，這也就是李零說的“因禍得福”。但無論如何，“喪家狗”在孔子這里，意義是復雜的，至少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是他對“烏托邦”理想的堅守，因而決定了他的思想原意上的“批判性”和原初形態(tài)的“邊緣性”；
另一面，是他的“國師情結”，決定了他“替統(tǒng)治者操心”而又不被所用的現(xiàn)實命運，同時也使他的思想具有某種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可能性。李零說：“烏托邦的功能是否定現(xiàn)存秩序，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是維護現(xiàn)存秩序。從烏托邦到意識形態(tài)，是知識分子的宿命”。李零所認同的，顯然是“烏托邦”意義上的，不懈地追求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孔子，而對“國師”意義上的“喪家狗”孔子有所保留。在這個意義上，李零(或許還有我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喪家狗”孔子的關系也是復雜的：這是因為我們對孔夫子的觀照是一種當代知識分子的觀照。

　　還可以追問下去的是：孔子試圖將烏托邦理想現(xiàn)實化的努力本身，是否有問題？上世紀90年代，我寫過一本《豐富的痛苦》，討論的就是“堂吉訶德”(現(xiàn)在我從李零的書中知道孔子也是“堂吉訶德”)的“把烏托邦的彼岸理想此岸化”的問題，我的研究結論是：烏托邦理想此岸化，必然帶來災難，即所謂“地上天堂必是地獄”。我還談到“理想主義很容易導致專制主義”的問題。這都是可以用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許多歷史事實來證明的。因此，我非常認同李零的以下論述：“知識分子，最有智慧，最有道德，最有理想。讓他們管國家，誰都覺得踏實，放心。其實，這是危險的托付”，“真理難容謬誤。知識分子心明眼亮，比誰都專制。如果手中有刀，首先喪命的，就是他的同類”。還有李零對“知識分子理想國”的批判：無論是西方的柏拉圖，還是東方的孔子的“理想國”都是“一切靠道德和智慧”的“知識分子專政”；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柏拉圖的理想國，名曰哲人專政，實為軍人專政”，“它的靈感來自斯巴達：軍事共產(chǎn)主義加奴隸制”，最后，柏拉圖自己在多次“無功而返”以后，也嘆氣說：“我理想的頭等國家，只合天上才有，地上的國家，還是交法律去管吧”�！�——在我看來，這都是李零對包括孔子在內(nèi)的許多東西方知識分子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總結，是他讀《論語》的極具啟發(fā)性的心得。

　　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從烏托邦到意識形態(tài)”，是不是知識分子必定的“宿命”？我是懷疑的，因此，提出過一個“思想的實現(xiàn)，即思想和思想者的毀滅”的命題，并提出要“還思想予思想者”。李零說：“我讀《論語》，主要是拿它當思想史”。這是李零讀《論語》的一個最重要的特點，也可以說是他的追求，就是要去意識形態(tài)的孔子，還一個思想史上的孔子，將孔子還原為一個“思想者”，或者再加上一個以傳播思想為己任的“教師”。在李零看來，為社會提供思想———價值理想和批判性資源，這才是“知識分子”(李零理解和認同的薩義德定義的“知識分子”)的本職，也是孔子的真正價值所在。

　　【三】怎樣看待當下“孔子熱”、“讀經(jīng)熱”中的一些現(xiàn)象

　　有些學者，宣稱要用孔子來救中國。因此，他們不但重新獨尊儒學，還要提倡儒教，主張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變成國師，其實也是“拿孔子說事”，真正想當國師的是他們自己。

　　李零并不諱言，他之所以要讀《論語》，是受到當下孔子熱、讀經(jīng)熱的刺激，也就是說，他在21世紀初的中國，重新強調(diào)“孔子不是圣人”，是有針對性的。坦白地說，我之所以產(chǎn)生強烈共鳴，也是對他的針對性有興趣�；蛘哒f孔子熱、讀經(jīng)熱中的一些現(xiàn)象，引發(fā)了我的思考與警惕。

　　首先我注意到的是，孔子熱、讀經(jīng)熱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推動。而推動的動力有二，一是想用《論語》凝聚人心，二是要把孔子推向全世界，顯示中國的軟實力。這又涉及到“大國崛起”的問題。我對所謂“大國崛起”，始終持懷疑態(tài)度。首先是我們講“崛起”，會不會盲目樂觀，掩蓋許多真實存在的問題；
其次，“大國”心態(tài)的背后，我總覺得有一個“中華中心主義”情結在作怪：這幾乎是我們這個“老大中國”的一個痼疾，一有機會就要發(fā)作。李零說得好，我們這個民族的心理有問題，“忽而自大，忽而自卑”，但無論自大、自卑，都要“拿孔子說事”�，F(xiàn)在，大概是因為經(jīng)濟有了發(fā)展，就自我膨脹，要拿孔子去“拯救全世界”了。本來，作為正常的國際文化交流，向外國朋友介紹孔子思想，是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將孔子當作“軟實力”，“救世良藥”，向全球推廣，就不但是一廂情愿，而且明擺著是在利用孔子。不但自我膨脹，也把孔子膨脹了。

　　在我看來，李零強調(diào)孔子是一個“在現(xiàn)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就是要給這樣的遠離孔子真相、真價值的膨脹降降溫：“孔子不能救中國，也不能救世界”。李零說：“把孔子的旗幟插遍全世界，我沒有興趣”，我也如此。

　　但還有些學者，宣稱要用孔子來救中國。因此，他們不但重新獨尊儒學，還要提倡儒教，主張政教合一，把孔子再度變成國師，其實也是“拿孔子說事”，真正想當國師的是他們自己。他們不但要把孔子道德化，而且重點放在儒家“治國平天下”的功能，也把孔子意識形態(tài)化了，而且進一步宗教化了。歷史仿佛又在重演，就像魯迅在上世紀30年代所說的那樣，“權勢者或者想做權勢者”又把孔子捧成“圣人”了。在這個時候，李零來大談孔子“不是圣，只是人”，還是個邊緣化的“喪家狗”，還一再論證“半部《論語》治不了天下”，這都是在掃興。不過，我覺得這個“興”掃得好，不然我們真要被“孔子熱”給熱得昏頭昏腦，而就在這樣的熱昏狀態(tài)中，孔子又成了一些人的“敲門磚”了。

　　還有商業(yè)炒作。李零說得好：“現(xiàn)在的‘孔子熱’，熱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號”。我要補充一句：在一些人那里，孔子只是一塊“招牌”。這就是魯迅說的“孔圣人”的“摩登化”�，F(xiàn)在有打著“振興國學”旗號的這“院”那“院”，我衡量是真的要“振興”，還是只是打“招牌”、吃“招牌”，有一個簡單的標準：你是不是引導大家讀原著，以“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沉潛下來研究傳統(tǒng)文化，還是只在那里吆喝，或者用手機來販賣孔子語錄？對前者，那些潛心研究的學者，認真讀原典的讀者，我們應該表示最大的敬意；
而對后者，則要保持警惕。問題是，據(jù)我冷眼旁觀，在當下的“讀經(jīng)熱”中，真讀、真研究者寥寥，而吆喝者、買空賣空者多多。如李零所言，這也是中國人的積習：“從罵祖宗到賣祖宗”，現(xiàn)在最時興的是“賣祖宗”。

　　還要說到我們的老百姓。有一件事，我百思不解：《論語》字數(shù)并不多，文字也不是太難懂，為什么大家都不去讀，只是一個勁兒地追逐講《論語》的明星？這大概是因為讀《論語》原著，總是要費點勁，那像聽明星講，就像吃冰淇淋一樣舒服。還有的人是把聽講《論語》當作一種時尚，做出“欣賞狀”就足夠了，當然無須讀原著：那是別人看不見的。這里透露出來的整個社會的浮躁心態(tài)，將一切都功利化、實利化、游戲化、表演化的風氣，實在令人擔憂。

　　我因此贊同李零的態(tài)度：“不跟知識分子起哄，也不給人民群眾拍馬屁”。我還加一句：不跟著虛炒的意識形態(tài)走。在當下“孔子熱”、“讀經(jīng)熱”中，保持冷靜、低調(diào)，獨立，充當一服清醒劑。

　　這樣降溫降調(diào)，是否會貶低孔子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不會。李零說：“讀《論語》，要心平氣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這才會有“真實的孔子”。我也想加一句：“去商業(yè)化”。被政治化、道德化、宗教化、商業(yè)化的孔子，膨脹得神圣無比，高大無比，卻是虛的，更是一種遮蔽。降溫降調(diào)，其實就是“去蔽”，去掉人為的遮蔽，真價值就出來了。以平常心，心平氣和地去讀《論語》，我們就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孔子，一個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時又是一個在痛苦中不懈追求、探索的真正的知識分子。這樣的孔子，為我們民族提供了具有源頭性的思想與精神傳統(tǒng)，在當今這個“禮壞樂崩的世界”，我們是可以，或者說特別需要和他進行精神的對話，他不會給我們指路，卻會引發(fā)我們思考，給我們自己的探索以啟示，這就足夠了。李零說：“學《論語》，有兩條最難學，一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二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F(xiàn)在，哭著鬧著學《論語》的，不妨先學這兩條，試試看！”在我看來，單這兩條，就夠我們受用的了。而且這兩條也真是鑒別“真懂”還是“假懂”，“真學”還是“假學”的試金石。

　　【四】如何看待孔子和魯迅的關系

　　在我看來，魯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魯迅和孔子都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找不到還得繼續(xù)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

　　在魯迅博物館討論孔子，意味深長。因為很長時間以來，人們總是把孔子和魯迅絕對對立起來。捧魯迅時，像“文革”時期，就用魯迅打孔子；
現(xiàn)在，孔子地位高得不得了，就用孔子打魯迅。我一講魯迅，就會有人質問我：當年就是魯迅把孔子趕跑了，現(xiàn)在正要把孔子請回來，你還講魯迅，居心何在？看來，現(xiàn)在是魯迅倒霉、孔子走運的時候。

但孔子和魯迅真的是決然對立，水火不容，有孔無魯，有魯無孔嗎？他們的關系究竟是什么樣的？這是我們必須回答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毫無疑問，魯迅和五四那一代人對孔子有很多批判。在我看來，這樣的批判是有兩個層面的。首先，他們批判的鋒芒，是指向將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tǒng)文化神圣化、宗教化的“中華中心主義”的，在當時的中國，正是這樣的中華中心主義妨礙著中國人對世界文化的吸取，而在五四先驅者看來，打開思想的閘門，向世界開放，正是當務之急，因此，在思想文化界就需要破除將傳統(tǒng)文化絕對化的文化神話。他們的批判鋒芒又同時指向獨尊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其實，在晚清以來，儒學的壟斷地位已經(jīng)發(fā)生動搖，已經(jīng)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諸子百家有更多的關注，五四時期只不過是把這樣的打破壟斷、獨尊的努力，推向自覺。因此，我們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包括魯迅在內(nèi)的先驅所做的，其實也是“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他們所批的正是李零說的被意識形態(tài)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大家把孔子從圣人的地位請下來，讓他與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無形中，這等于恢復了孔子的本來面目”。

　　當然，魯迅和孔子之間是有分歧的，甚至是重大分歧，原則分歧，從這一層面，魯迅也批孔子。如李零所說，孔子是一個“替統(tǒng)治者操心，拼命勸他們改邪歸正的人”，因此，他想當“國師”。而魯迅，連“導師”都不想當(他的理由是：我自己都找不到路，如何為年輕人指路？)，更不用說當“國師”。更重要的是，魯迅對統(tǒng)治者沒有幻想，他曾經(jīng)說過，統(tǒng)治者遇到危機，車子要倒了，你別去扶，讓它自己倒�？鬃訁s拼命要扶，不讓扶也要扶。他們對于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是不一樣的。不一樣，就有批評，說批判也行，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就是現(xiàn)在，有不同選擇的知識分子之間也經(jīng)常有爭論，相互批判。但并不妨礙彼此在別的方面有相同之處。如李零說，孔子也是“無權無勢，敢于批評當世權貴的人”，當然，他是力圖在體制內(nèi)批判，魯迅則是自覺地進行體制外的批判，這確有不同，但在批判權貴這一點上，也自有相同，所謂“同中之不同，不同中之同”。我們不必掩飾分歧，也不必夸大分歧。

　　在我看來，魯迅和孔子，既有分歧，也有一些精神上的相通。魯迅和孔子都是中國一代一代的，不斷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即使找不到還得繼續(xù)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盡管道路的選擇有不同，但那樣的不屈不撓地追求探索，以及在追求、探索過程中表現(xiàn)出來的勇氣，浩然正氣、韌性精神、理性實踐精神，都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精神。前面說到李零說，《論語》中最難做到的兩條：“匹夫不可奪志”，視富貴“如浮云”，都是孔子精神的精髓，而在現(xiàn)代知識分子中，最能體現(xiàn)這樣的精神的，就是魯迅。

　　我們可以說，從孔子到魯迅，實際上是構成了一個傳統(tǒng)的。我們民族，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孔子，有了一個魯迅，這都是民族文化的精華，寶貴遺產(chǎn)，理應是我們民族的驕傲，但我們從一種變態(tài)的文化心理出發(fā)，總把他們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選擇，讓他們一個損害一個，這不僅是愚蠢，更是犯罪。從這一角度看，我們今天在魯迅博物館里討論《論語》，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它對我們重新思考“如何對待中國文化傳統(tǒng)，從孔子到魯迅的傳統(tǒng)”，是大有啟示意義的。

　　(此為在魯迅博物館召開的《喪家狗：我讀論語》研討會上的發(fā)言，有增補。尤其是王得后先生后來的發(fā)言，對我的分析提出了不同意見，提醒我更全面地來考慮“喪家狗”孔子的復雜意義，李零、我和“喪家狗”孔子的復雜關系，以及孔子的真正價值，因此，作了補寫，特向王得后先生表示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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