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見，新聞午報8日報道：“十大國學大師”的網評榜單日前新鮮出爐，他們分別是王國維、錢鐘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和馮友蘭。評選活動自4月12日啟動以來，通過網絡、郵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來自兩岸三地以及海外華人的120多萬張選票，其中王國維以最高得票數位居榜首。

　　據報道，這網評榜，是從50名候選人中投票選出來的。其參加人數之眾，地域之廣，空前未有。看來，在國學院成立之后，學院的導師們正在加大聲勢，大造輿論，欲把國人引向“國學時代”。

　　且慢！有人對投票選出來的國學大師發(fā)表意見了。

　　又網見博客[1]，有張先生對此發(fā)表評論：近代中國，產生了一批像王國維一樣的學者，他們精于小學，熟悉典故，對金石、音韻之學，目錄、考據之學，經史、詞章之學，各有專攻，著作等身。然而，他們有經學之名，無君子之德，不能修身養(yǎng)性，不能經邦治國，這樣的國學和國學家，不是徒有虛名嗎？有名無德，沒有儒家的真精神，沒有君子的真修養(yǎng)，這樣的國學能稱之為國學嗎？

　　原來，張先生由被稱為20世紀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悲壯的自殺一事發(fā)其端。

　　接著，張先生又評論：王國維生在國家民族危亡之秋，文化沖突，古今之變，世風日下，小人得志，舉世昏聵，人人迷茫，國家不能自強，學者不能自立，茍活于人世，高潔之士難以為世俗所容，斯文掃地，文明辱沒，此君子所不堪者也。

　　張先生在分析了王國維自殺的背景后，于是斷言：王國維的困惑就是近代國學的困惑，王國維的悲劇就是近代國學的悲劇。

　　看來，要進入“國學時代”免不了一埸爭論。

　　筆者很贊成張先生的“國學困惑”、“國學悲劇”之說。但是，對其分析的原因卻不能茍同。因為，簡單的說，張先生將國學歸結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表現出了對“儒家”的盲目崇拜。這是一種傳統(tǒng)的偏見。

　　既為“偏見”，又何來“正確”？不是嗎？就說被“儒家”弟子看好的、所謂眾望所歸的中國北宋的程顥、程頤，南宋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陽明，就很夠得上有“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了吧？然而，結果如何？北宋武力強大反而有“檀淵”之恥，南宋則出現了偏安一隅的小朝庭，明朝則留下了“清兵入主中原”的禍根。由此可見，“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是否真的存在，就成了問題。

　　以筆者之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中國就沒有了真正的國學。

　　故古代中國如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等等，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國學家”；
近代中國的王國維、錢鐘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等等，也都算不上是真正的“國學家”。

　　應該說，中國有豐富的國學思想，但無真正的“國學傳人”，有的，也不過是跛腳的“國學傳人”。

　　在先秦時期，中國的“國學”思想就業(yè)已形成。但無奈戰(zhàn)火綿綿，社會動蕩不安，而到了秦漢，社會稍定，未幾，則有漢武帝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一統(tǒng)天下，于是便將先秦“國學”思想，以及“國學家”扼殺在了襁褓之中。從此以后，中國就成了一個沒有真正“國學”的國度。

　　為什么？在說明這個問題之先，應了解何謂“國學”。

　　20世紀初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國學”概念時，指“國學”是“相對于西方學術的本國傳統(tǒng)學術”。筆者認為，這樣的界定是正確的。但是，他們把“國學”內容主要歸結為小學，包括訓詁、文字、音韻；
經學，包括經史子集等等，則是片面的。因為，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中國武術”、“中國兵法”就形成于先秦時期，為世界之獨有，為世界之矚目，它完全是相對于西方學術的“本國傳統(tǒng)學術”。而為什么就沒有把“中國武術”、“中國兵法”納入“國學”的基本內容？

　　有人會說，在“經史子集”中就有“兵法”。誠然。那么筆者要問：中國兵法思想源于何處，在“國學”中占何種地位呢？既然有“兵法”，為什么卻把“國學”單單歸結為“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呢？而且，為什么如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王國維、錢鐘書、胡適、魯迅、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陳寅恪、郭沫若、馮友蘭等等，就都不懂“武學”呢？這難道不是對國學的偏見所致？

　　考究起來，“中國武術”、“中國兵法”被國人視之為“國術”的時間，至少與“國學”同時，故理應將“武術”、“兵法”與“國學”融為一體。但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厚此薄彼，甚至無視“武術”、“兵法”，使得在對“國學”定義的時候出爾反爾，并且實際上以“儒學”獨居，從而導致了理論導向上的偏差和錯誤。

　　究其原因，就是中國歷代所謂的“國學大師”不懂“經史子集”所致。其它的暫且不說，應該看到，“中國武術”、“中國兵法”就直接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經》。

　　對此，筆者著文《老子是中國武學及其武術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道德經”本質上是一部“兵書”》、《老子及其“道德經”開創(chuàng)了中國武學文化之先河》等等，就揭開了老子及其《道德經》之秘密，露出了老子思想之冰山一角，并受到了社會良好的反響。這就是明證。

　　問題是，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因了專制統(tǒng)治者對孔子思想的無恥吹捧而成為了“正統(tǒng)”，而在“正統(tǒng)”思想熏陶下的讀書人又將孔子思想視為“唯一”，導致了“輕武重文”的社會畸形。正是如此，從此以后，中國的讀書人將中國先秦思想和文化人為的拆散、分割、孤立開來，且“尊孔抑老”、“唯孔獨尊”，以為圣人立言，以為專制立意，從而無形中又扭曲、閹割，和湮沒了老子思想。其結果，使得原本是先進的、革命的先秦思想和文化陷入了保守、墮落，并導致了文化的偏見。這就是“國學大師”不懂“國學”的根本原因。這也就是自秦漢以后中國出不了真正的“國學”，和出不了真正的“國學大師”的根本原因。

　　換一句話來說，所謂的“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在儒家的徒子徒孫眼中是一種“理想”，但卻原是歷史的虛無。以此論之，中國真正的“國學大師”何來之有？！

　　那么，中國先秦時期真正的“國學”思想有沒有？是什么？

　　答案是肯定的。其根本，就是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

　　老子從“陰陽”辨證法出發(fā)，揭示和提出了“柔弱勝剛強”之“道”，并以之與“剛強勝柔弱”之“道”相反相成，針鋒相對。同時，老子揭示和提出了“道”中有“德”，闡明了以“德”治“道”，即“道、德一統(tǒng)”、“德高道高”的思想[2]。從而形成了老子及其《道德經》基本思想。

　　以此思想用于“武打”，老子揭示出了“柔弱勝剛強”的內在條件，從而結束了混沌、愚昧、野蠻的“武打”時期，而使打斗表現出了“理性打”、“智謀打”，從而把“武打”變成了“武術”[3]；

　　以此思想用于“戰(zhàn)爭”，老子揭示出了“道、德一統(tǒng)”的內在條件，從而揭示出了“德高道高”、“民心無敵”的“武學”思想[4]；

　　以此思想用于“社會”，老子揭示出了“以德治道”的內在條件，在批判和否定了專制統(tǒng)治的“霸道”、“暴政”的同時，提出了與“霸道”、“暴政”相悖的“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張，表現出了統(tǒng)治者要與被統(tǒng)治者立場一致，做到順應民心，以共同推進社會進步的“民主”思想[5]。

　　這些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精髓，故被老子視之為“國之利器不可示人”而保密。

　　因此，老子以其“柔弱勝剛強”的大哲學、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階級社會的“武”、“戈”問題，而且，理性的、邏輯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問題，故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的本質，在于揭示了“以武制武”的真締，并締造了“武學文化”。

　　歷史的看，由老子“以武制武”所形成的“武學文化”實際的左右了西漢中期以前的中國五六百年的文明歷史。這在世界人類文明史上樹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嶄新豐碑。

　　無疑的，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首開了人類“理性打”、“智謀打”的“武打”文明、“戰(zhàn)爭”文明，和以漢初“‘德治’政治”為表現的“民主”文明之先河。

　　然而，孔子卻在如何“止武”、“止戈”的問題上，走上了一條“忠恕之道”的折中主義之路。

　　其根本表現，孔子對專制統(tǒng)治的“霸道”、“暴政”屈從、妥協的結果，提出了“以文制武”來與老子的“以武制武”相對。

　　而孔子的“以文制武”，則是篡改和偷換了老子的“道”、“德”概念使然。

　　具體說，一方面，孔子將老子的“道”和“德”這具有單個意義的概念合二為一，籠統(tǒng)為“道德”，即單單指的是人的思想、行為規(guī)范，故表現為“倫理道德”；
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愛人”和“克已復禮”，即“仁”、“愛”的思想，偷換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無類”、“愛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為心”的“愛民”、“民心”思想，以“禮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約”、“平等”思想，而講“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倫理道德”。

　　從中，孔子便徹底抹殺了老子“道”、“德”觀的“武術”思想、“武學”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才編《詩經》、撰《春秋》等等，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文化”之先河。

　　不難看出，孔子以“宗法倫理道德”為根本的“仁政”主張，其在專制主義的“霸道”向“王道”的轉化過程中，扮演了一個十分不光彩的角色，但這卻受到了歷代專制統(tǒng)治者的吹捧。爾后，使得老子思想便退出了當朝，流落于民間，而“理學”、“心學”盛行，這種狀況，就使中國哲學和思想從根本上喪失了先秦以來的睿智、創(chuàng)新，和革命的本質。并給西人留下了“東方無哲學”的口實。

　　歷史的看，孔子的“以文制武”不過就是一種“空想”！自西漢中期，特別是東漢之后，以“孔孟之道”的空想，就籠罩了中國歷史。故在民族危亡的時候，程顥、程頤、朱熹、王陽明等等，救不了中國。同時，在現代民族危難之中，比如王國維的“以死謝世”、胡適等人的“回到書齋做學問”、魯迅的揭露“國民阿Q精神的劣根性”和“吶喊”、蔡元培的“辦教育”、郭沫若的“借古諷今”等等，都未能阻擋住中國的落敗和淪落。

　　應該看到，在孔子及其“孔孟之道”思想的統(tǒng)治下，中國雖然是“泱泱大國”，但卻色厲內茬。其“忠恕”、“中庸”、“寬容”、“大肚”、“謙恭”、“禮讓”、“內函”、“深沉”、“臉面”等等，都不過就是“折中主義”的代名詞。其“儒家的真精神”、“君子的真修養(yǎng)”何來之有？這些所謂的“儒家”的特點和優(yōu)點，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激烈社會競爭中都顯得蒼白無力，而且，國人深受其害，使得中國人逆來順受，飽嘗了歷史的屈辱，歷盡了歷史的曲折。難怪今天激進的國人要自視中國人“丑陋”。

　　由此可見，張先生的評論，不過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罷了。

　　其實，中國人“丑陋”何來之有？且不說三千年前老子的“武術”、“武學”的高深造詣至今在世界遙遙領先，就說老子的“民主”思想，也應該是“博愛”、“自由”、“平等”的資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先聲。而且，比資本主義民主更為深刻，至今仍被西方民主不自覺的沿用。不信么？筆者另文有話要說，這里暫且打住。算起來，老子的“民主”思想比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產生的“民主”思想至少早了約20個世紀。假如歷史以老子的“武學文化”為文化，以老子的“民主思想”為思想，那么，中國歷史發(fā)展該何其壯觀和輝煌！

　　顯而易見，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國“國學”的根基和脊梁[6]。

　　今天，確實需要進入一個“國學”的時代。這是光輝燦爛的、優(yōu)秀雋永的中國先秦文明的召喚。因為老子及其《道德經》的哲學和思想所締造出來的“武學文化”，它的意義深遠而偉大，可以使古今中外的大哲學家、大理論家的思想暗然失色。

　　當然，今天繼承的國學，必須是“尊老抑孔”的國學，即是以老子的“以武制武”為根基，而輔之以孔子的“以文制武”的國學。因為孔子的“教育”，特別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思想，即讓人們懂“道理”的思想，無疑的，是老子“以武制武”的補充。

　　孔子，乃是“世界第一”的折中主義思想大家，就沖著這個“世界第一”，在大學校園中立“孔像”，編“儒藏”，和在世界設“孔院”，都無可厚非。但是，要把“國學”與“儒家”等同起來，即視“儒家”為“國學”，或者視“國學”為“儒家”，則大謬不然。

　　如果視“國學”為“儒家”而竊喜的話，那么，且慢得意過早！看一看，今天的日本人正在學中國的“儒家”，而且也在學《孫子兵法》以用于“商戰(zhàn)”，這實際上就在學老子思想。長此下去，這當為一些具有軍國主義思想的日本人所竊喜。因為，類同于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歷史又可以重演。當然，這也許是筆者的多慮，危言聳聽罷了。但是，看看眼前的情況，不管怎樣，在國學繼承上，中國人表現出了十分愚蠢，而日本人則表現出了十分精明，這就是不爭的事實。

　　總之，中國先秦的哲學、思想，和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寶藏，是中國國學的源泉。但因了老子的保密，孔子及“孔孟之道”的偏見，和歷代專制統(tǒng)治者的一已之私，始終未能把真正的國學發(fā)掘出來，故在秦漢以后，直到現在，中國從未有過真正的“國學”和“國學大師”。這是中國歷史的大悲哀。好在老子的民主思想與今天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合拍，無須再保密了。如此，繼承老子的哲學和思想，及其“武學”文化，并輔之以孔子的“文學”和“教育”，這樣，中國出現“經邦治國”、“經世致用”的真正的“國學”，就為期不遠，有了盼頭。

　　注釋：

　　[1]：參見網頁：http://column.bokee.com/159958.html

　　[2]：姚文俊，《破譯“道德經”秘密的一把鑰匙》，載于2005年“中評網”、“老子文化網”等

　　[3]、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國武學及武術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韋燕，《中國黨政企干部優(yōu)秀論文選》{卷四}，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2004

　　[4]：參見之一：姚文俊，《老子及其“道德經”開創(chuàng)了中國武學文化之先河》載于2006年“老子文化論壇”、“文化中國”等

　　參見之二：姚文俊，《“道德經”本質上是一部“兵書”》載于2006年人民網理論“網絡論文”

　　[5]：姚文俊，《揭示老子武學文化之真締》載于2006年《中華武術》

　　[6]：姚文俊，《為“武學”文化正名》，載于2005年第4期《文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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