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新聞周刊》和《時代》雜志先后以大篇幅對中國進行了專題報道和評述。中國受到西方主流媒體的持續(xù)關注表明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一種重大的國際關系事態(tài)。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以及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美國媒體、官方和學者談論的主要話題之一。九?一一之后，中美之間開展了廣泛合作，兩國關系一度出現(xiàn)非常好的勢頭，以致于布什總統(tǒng)的兩任國務卿鮑威爾和賴斯都稱目前中美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但另一方面，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中國威脅”論不時出現(xiàn)，主張遏制中國的言論也有相當?shù)氖袌�。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美國軍方和情報部門不斷拋出中國威脅的言論，美國國防部關于中國軍力的報告遲遲不能公布，美日軍事同盟關系不斷加強，這些似乎都表明美國國內主張遏制中國崛起的勢力在增長。與此同時，中美關于人民幣匯率之爭和紡織品貿易磨擦加劇。面對這種紛繁復雜的局面，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疑問，中美關系將向何處去？

　　“雅典力量的增長及其引起斯巴達的恐懼使得戰(zhàn)爭不可避免”。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原因的分析成為許多現(xiàn)實主義者預測未來中美關系的經典依據。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聲言，中國崛起帶來的國際關系的結構性變化決定中美沖突不可避免。他引證歷史言之鑿鑿地說，任何新崛起的強權都會在取得地區(qū)霸權之后，進而要求世界霸權，從而引發(fā)與原有霸權國的戰(zhàn)爭。20世紀三大強權，即德國、日本和蘇聯(lián)的崛起都引發(fā)霸權爭奪戰(zhàn)，因此從地緣政治理論和歷史經驗出發(fā)，中國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美國也不會容忍中國的崛起，而很可能也應該用當年對付蘇聯(lián)的辦法對付中國。如果真的像米氏所預測的那樣，那么我們似乎已經別無選擇，只有像毛澤東1949年所說的那樣“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美關系前途之兇險可想而知。

　　但是，米爾斯海默等現(xiàn)實主義者犯了對歷史進行簡單類比的錯誤，其對歷史經驗的運用也不恰當。在近代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并不必然導致新舊強權之間的戰(zhàn)爭。美國的崛起就是一個例證。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并沒有引發(fā)與原有霸權國英國的沖突，相反，雙方實現(xiàn)了協(xié)調。英國之所以樂見美國的崛起和主宰西半球事務，原因有三：其一是德國這個日益強大并咄咄逼人的更危險的敵人的存在轉移了英國人的“視線”，使英國無暇顧及美國的崛起，在某種程度上還需要美國的支持與合作。其二，美國并不謀求對國際權勢、領土和資源進行再分配，而試圖通過修正原有的國際政治規(guī)則來謀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實說，美國并不謀求挑戰(zhàn)英國的核心利益。即使在西半球美國雖然在1823年即提出了門羅主義，把美洲視為自己的勢力范圍，但美國在美洲并不排斥英國的經濟利益。第三，是英美兩國在文化和制度上的親緣性使雙方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和合作，避免了國際局勢變動過程中因誤解而導致的矛盾和沖突，并有助于建立雙方的互信。當前的中美關系與當年的英美關系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猖獗至少在目前來說比應對中國的挑戰(zhàn)對美國決策者來說更迫切，在一定意義上當然有轉移美國注意力之效果，以致于一些對華鷹派力量驚呼中國在利用這一機會“擴張”勢力。就第二方面而言，中國并不謀求挑戰(zhàn)美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不會像當年的德國和日本那樣謀求通過武力獨占資源和重新分割世界，而恰恰相反，中國試圖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接受現(xiàn)有的國際規(guī)范，充其量是謀求在融入國際體系之后通過協(xié)商的方式對體系規(guī)則進行修正。就第三方面而言，中美之間雖然在文化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方面差異巨大，雙方不具有英美那種文化和制度上的相似性，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二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結果導致兩國差異不是越來越大，而是越來越小，中國越來越愿意接受國際社會廣泛承認的共同價值觀，雙方相互理解的程度也是越來越深。伴隨中國國內改革進程的加快，雙方的差異對并不能構成不可克服的障礙。

　　現(xiàn)實主義的預言家們的第二個錯誤在于對國際關系理論的盲目自負與“科學的傲慢”，即相信國際關系理論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對國際政治進行精確的分析和準確的預測。然而，蘇聯(lián)的解體和冷戰(zhàn)的結束超出所有國際政治家的預測甚至想象之外，讓最杰出的國際政治理論家大跌眼鏡，也暴露了以科學自詡，以預測見長的國際政治理論的貧乏。人類社會畢竟不同于自然界，因為人是有理性的，現(xiàn)實主義理論忽視了人的理性，特別是人的自主選擇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歷史的一切現(xiàn)象都是人選擇的結果，沒有什么鐵的規(guī)律和不可避免的宿命。戰(zhàn)爭并非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而往往是決策者做出的錯誤決定造成的。而那些有關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錯誤觀念本身，往往會成為導致戰(zhàn)爭的誘因。

　　對于當代中美兩國的領導人和國民來說，避免錯誤決定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歷史教訓的汲取。人類在近代歷史上經歷了無數(shù)次戰(zhàn)爭的浩劫，特別是在由大國崛起導致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遭受了巨大的苦難，美國也承受了巨大的犧牲。中美兩國應該，也完全有可能找到避免大國崛起引發(fā)戰(zhàn)爭的道路，相信兩國決策者和人民有足夠的理性和智慧，吸取歷史的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特別是在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時代，大國之間的戰(zhàn)爭難以想象，任何一個負責人的決策者都會看到，中美之間的戰(zhàn)爭只能是兩敗俱傷，甚至是雙方的毀滅，從而在戰(zhàn)爭到來之前止步。

　　一個有趣的歷史現(xiàn)象是，在現(xiàn)代歷史上，并不存在原有霸權國發(fā)動戰(zhàn)爭阻止挑戰(zhàn)者崛起的例子，相反倒往往是由新興的挑戰(zhàn)國發(fā)動霸權爭奪戰(zhàn)，一戰(zhàn)與二戰(zhàn)都是這樣爆發(fā)的。無論是英國面對德國的挑戰(zhàn)還是美國面對日本的崛起，最初采取的都是接觸戰(zhàn)略。特別是一戰(zhàn)后，美國對日本采取的就是接觸戰(zhàn)略，試圖通過建立華盛頓體系使日本融入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體系，而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也曾認同這樣體系。至于二戰(zhàn)后美國對蘇聯(lián)實施遏制的原因較為復雜，但美國至少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世時曾試圖通過建立聯(lián)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xié)定等繼續(xù)戰(zhàn)時的美蘇合作，以便把蘇聯(lián)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但這一接觸戰(zhàn)略沒有成功，最終蘇聯(lián)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冷戰(zhàn)爆發(fā)。有理由認為，美國當前對中國采取的是接觸加防范的兩手政策，通過接觸把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通過防范對中國未來的不確定走向加以戒備，美國近年來軍事與安全戰(zhàn)略的一系列調整就是這種防范戰(zhàn)略的一部分。但需要明了的是，防范不是遏制，至少目前美國并沒有一個遏制中國的既定戰(zhàn)略，用美國冷戰(zhàn)時期對蘇聯(lián)的遏制戰(zhàn)略來比附和理解目前美國對中國的防范是十分有害的，因為如果我們相信美國正在遏制中國，那么中國的反應只能是反遏制，而這種反應的結果最終將導致中美之間真發(fā)生對抗。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曾警告一些美國人，如果把中國當作敵人，那中國真的就會成為一個敵人。其實，這句話應用到中國人對美國政策的看法同樣適用，“美國將遏制中國”完全可能成為一個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其實，即使有些美國人想遏制中國，也是枉費心機。中美之間廣泛的共同利益和越來越加深的相互依賴會使遏制政策像飛去來器一樣也會傷害美國自身，同時中國的崛起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自九?一一以來，中美之間在反控、朝核、防止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地區(qū)安全、聯(lián)合國和全球問題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合作，具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之間在經濟上的交往也急劇擴大，這種共同利益構成穩(wěn)定中美關系的基礎，這一基礎不會因為領導人的更迭而消失，更不會因為某些鷹派官員和學者的言論而改變，美國外交決策取決于制度和利益，而不是取決于個人的好惡。當然，這并不是說，中美之間只有共同的利益而沒有分歧，事實上，眾所周知，中美兩國之間的分歧是巨大的，即使在具有巨大共同利益的領域，分歧也廣泛存在，甚至非常尖銳，如中美經濟關系一直被視為兩國關系的穩(wěn)定器，但自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兩國貿易爭端和經濟磨擦大有增多之勢，可以預見，隨著兩國關系的加深，貿易磨擦可能更多。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恰恰說明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成熟性，用布什總統(tǒng)的話說，中美關系是“非常復雜的關系”。而復雜的關系恰恰不能采用遏制的政策，在這種復雜的關系中，美國像當年遏制蘇聯(lián)那樣遏制中國幾乎沒有可能性，不僅美國的盟友不會追隨其后，即使是在美國國內，遏制中國的政策也不可能像當年對蘇遏制那樣得到民眾和兩黨的一致支持。

　　同時中國盡管對當前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有種種不滿，并謀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但20多年來，中國在現(xiàn)存國際秩序中并非僅僅是一個受害者，同時在很多方面也是一個受益者，特別是中國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經濟秩序，這一點也決定中國不會是一個謀求推翻體系，徹底改變體系規(guī)則的革命性的國家，而只是一個謀求在體系內部，即在現(xiàn)存秩序內尋求變化的目標有限的修正主義國家。因此，中國與當年追求徹底推翻資本主義體系的蘇聯(lián)根本不同。除臺灣問題之外，中美之間并沒有不能調和的、至關重要的利益沖突。

　　我們應該時刻關注美國鷹派勢力的動向，對此加以警惕和針鋒相對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但也不必反應過度，應該看到，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各種聲音都會有一定的市場，毫無疑問，主張遏制中國的聲音將來仍然會不時出現(xiàn)，有時甚至聲勢浩大，并可能對美國政策產生影響，但這畢竟只是眾聲喧嘩中的一種聲音，是否主導性的聲音應細加分析，切不可將一人、一派之言論當成主流，甚至對華政策本身。中美關系不大可能回到全面的對抗，但也不可能像80年代后期那樣蜜月般友好。中美之間將是復雜的、正常的大國關系，既有合作又有沖突，既有廣泛的共同點，又存在重要的分歧，甚至磨擦不斷。對中美關系盲目樂觀和盲目悲觀都是錯誤的。正如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所言，“無論是我們還是中國人都相信我們的關系中不再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壞或者不可避免的好。相反，我們現(xiàn)在相信將由我們承擔我們共同未來的責任�！� 就責任而言，中美之間能否避免大國崛起可能導致的沖突，不僅取決于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同時還取決于中國自身的行為。中國必須警惕非理性的狹隘民族主義的滋長和泛濫，堅持走和平發(fā)展與和平崛起的道路，不僅把和平崛起作為一種戰(zhàn)略，更重要的是作為我們追求的國家目標，從而打破大國崛起的歷史常規(guī)，使其成為中國人民為人類歷史做出的一大貢獻。

　　還是那句話，沒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最終是伙伴還是敵人，將“取決于政策而不是命運”。中美兩國的政治家們都應時刻牢記這一點。

　�。ㄕf明：本文原載2005年7月3日《新京報》，網絡版增加了《新京報》發(fā)表時刪去的內容）

相關熱詞搜索：美國 預言 莫讓 自我 遏制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