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在《中華讀書報》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５日《主編癮和廣告熱》一文中斷言：“依目前七十上下到六十上下年齡段的治史者的學力而論，任何人也不具備對自先秦到清的古史進行貫通的實力，他們怎么能夠勝任大部頭古代通史、專史等的主編？”這個論斷對史學內行而言，當然不是什么秘密。這個年齡段的人，由于不正常的外部原因，大致都學問荒疏十年多，其學力自然有限。筆者說這句話的目的，無非是為提醒外行，特別是媒體和行政的外行，不要上當，不要瞎起哄，不要做名實不符的虛假廣告而已。

　　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海燕出版社的彩圖版《中國通史》，其上署名為“白壽彝總顧問，戴逸、龔書鐸主編，中國史學會編”。對于兩位主編，素無一面之交，但對兩位的學問，還是有所耳聞，知道他們并無對全書進行質量把關的學力。于是就費力地尋找，到底誰是握筆者，找了多時，竟找不到，我也不敢妄測，是否列名文字編輯的八位即是握筆者。既然尋找不到真正的作者，就順手翻閱一下自己本行的宋代部份，只感到四個字，太不像話。記得筆者曾為某先生私下評論四句話：“一要名，二要利，三不肯出氣力，四不愿負責任�！惫P者至此才意識到，兩位主編顯然也與此先生同流，以空頭主編為樂。

　　時隔一年有馀，有一些參加對此書提意見的中年學者向我敘述了情況。據(jù)他們說，其實就是一位主編所在單位的人民大學也全然不知此書出版的經(jīng)過，只知出版社臨時找了一些全未經(jīng)過史學訓練者，將今存的各種通史之類胡亂傳抄，拼湊成書。但他們的一致看法是此書豈止錯誤百出而已。至此我才完全明白，原來此書是空頭主編和南郭先生輩合作之結晶。

　　現(xiàn)在借到手頭的，是此書的2002年7月第三版，其上又加了一個醒目的新榮譽：“本書最新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在動手撰寫文章時，才對此書大略地翻閱了一遍。

　　此書畫了不少人物畫，但作畫者顯然沒有各個時代的服裝、兵器之類頗有不同的史學常識，不管哪個時代，多半竟是明朝服飾。此書第１卷２３３頁題為“華佗為關羽刮骨療毒”，還有其旁的畫，無疑是依據(jù)《三國演義》的�！夺釢h書》卷８２，《三國志》卷２９《華佗傳》均不載此事，而《三國志》卷３６《關羽傳》確有他“刮骨去毒”的記載，但并無醫(yī)生姓名�！度龂�演義》將兩事捏合，固然是小說家的巧妙，卻非歷史。

　　第２卷第１０頁的“蜀漢桓侯張飛像”，又是仿照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形象而畫，黑臉虬髯，腳踏馬鐙，躍烏騅馬，手挺丈八蛇矛，給人一種勇猛威武、所向披靡的古代英雄形象。然而《三國志》卷３６《關羽傳》和《張飛傳》只是說關羽“美鬚髯”。至于關羽紅臉、臥蠶眉、丹鳳眼，張飛黑臉、豹頭環(huán)眼、燕頷虎鬚之類，又屬后世小說家流的藝術虛構。作畫者顯然不知三國時至少還未發(fā)明馬鐙。至于丈八蛇矛、青龍偃月刀之類兵刃，?也是后世小說家按元明時代的冷兵器杜撰者。從考古實物看來，商周時代的青銅兵器尚可保存，后世的鐵兵器反而容易朽爛。史稱張飛在當陽“據(jù)水斷橋，瞋目橫矛”，擋住曹操追兵。依東漢孝堂山畫像石和沂南畫像石中的矛的形制，與商周時的矛相近，應非蛇矛。傳世最早的兵器圖已晚至北宋的《武經(jīng)總要》，也不見蛇矛的兵器，刀有一種“掩月刀”，應是后世所謂“偃月刀”的鼻祖。史稱岳飛當小軍官時，曾“持丈八鐵槍”刺死金將黑風大王，但也無以考究是否即是后世所稱的丈八蛇矛。

　　最荒唐可笑的也許還是宋代部份。第３卷第２６頁有一標題稱“儒將曹彬”，這是筆者聞所未聞的新發(fā)明，然而查遍《宋史》卷２５８《曹彬傳》，也未見有他喜讀儒經(jīng)的記錄，“儒”字又從何而來？

　　第３０頁特別記載了楊宗保與穆桂英喜結良緣，破天門陣，作為信史，介紹給讀者。其實，已故前輩學者余嘉錫和聶崇岐先生早已作了考證。楊家將的傳世史料十分有限。楊業(yè)是一員勇將，但地位只相當于今一個戰(zhàn)區(qū)的副司令。其妻折氏，后世訛為佘氏，杜撰了佘太君百歲出征的離奇故事。人類史上至今還未出現(xiàn)過百歲老將出征的吉尼斯世界記錄。楊業(yè)之子有楊延朗等，后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裝神弄鬼，捏造傳說中的道教皇帝趙玄朗是自己祖先，楊延朗不得不避御諱，改名延昭，這還是楊業(yè)死后二十六年的事。楊延昭的兒子就是楊文廣，其妻慕容氏。歷史上本無楊宗保和穆桂英一代，更沒有荒誕離奇天門陣。

　　第３７頁上有“宋代開始恩蔭制度”，其中說恩蔭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我倒愿意在此考問一下兩位主編先生，依你們的學識，歷史上的恩蔭制度應始于何時？

　　第９３頁上有“梁紅玉的傳說”，書中還特意為所謂“梁紅玉”畫像。其中一位主編的老師，也是筆者的先師鄧廣銘先生早已考證，韓世忠妻梁氏史書無名，紅玉系后人杜撰。知此位主編讀過老師的韓世忠年譜否？你們倒不妨以鄧先生的考證對照一下大作中的“傳說”，又合了多少史實？

　　第９４至９７頁是的岳飛事跡，也多半是傳說，什么岳母刺字、風波亭之類，全不見于宋代史籍。他書寫的出師表、還我河山之類，又屬后人偽托�！按篝[朱仙鎮(zhèn)”竟全抄《說岳全傳》的虛構故事，竟將“八大錘”作畫，又按《說岳》稱完顏兀術為“金兀術”，須知歷史上的金朝都元帥兀術從來也不姓金。此書既印有南宋的中興四將圖，圖上有真實的岳飛臉相，卻又在作畫時將他畫成京劇中的鬚生，自相矛盾。

　　以上的一些簡單舉例，說明此書往往將傳說誤作歷史，甚至連傳說也無據(jù)，如曹彬是儒將之類，實為信口雌黃。傳說與歷史必須嚴格區(qū)分，不過是現(xiàn)代史學的啟蒙常識�？芍�作者并未踏入現(xiàn)代史學的門檻，卻大膽地任意創(chuàng)作，信口胡謅，誤導讀者。故稱之為濫竽充數(shù)的南郭先生輩，應非冤枉。當然，如要追究責任，又非兩位名人主編莫屬，出此等作品，難道不感覺羞恥？?

　　一次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林甘泉先生相遇，談及此書。林甘泉先生當時已被人盛情邀請，為主持此書修改的主任之類，他自然關心此事，后又與筆者通了電話交談時沒有錄音，如今大致可將筆者的談話整理為以下幾點：

　　第一，《說岳全傳》的虛構故事居然成了信史，此書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低劣產(chǎn)品。說得文雅一點是未入流，說得粗野一點是在穿開襠褲水平之下。既是兩位“名教授”主編，不能不成為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丑聞。

　　第二，此書動用了堂堂中國史學會的名義。中國史學會是不是主編開的店鋪？結果當然是丑上加丑，又成了中國史學會的丑聞。

　　第三，中國圖書獎的評委們是吃乾飯的嗎？既然評上此書，自然又成堂堂中國圖書獎的丑聞，三重出丑。

　　第四，共產(chǎn)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是批評和自我批評。主編身為黨員，該不該公開做個象樣的檢討？

　　方今史學界的歪風邪氣固然不少，但筆者思考再三，最壞莫過于趨炎附勢風、空頭主編風、拼搶名位風、剽竊風等，而趨炎附勢風又勢必占據(jù)首位。在正常的學術環(huán)境中，本來應被人們嗤之以鼻，而視同棄物者，反而榮獲第十二屆中國圖書獎，為之吹喇叭，不惜動員和組織人力修補，為之抬轎子，聊以遮丑。人們不禁會問，此類咄咄怪事是怎么產(chǎn)生的？馬克思主義強調事物的必然性，此類偶然性的丑聞中又有何必然性？其故非他，蓋空頭主編風與趨炎附勢風相得益彰耳！這正是當前史學界學術道德水平嚴重下降的一面鏡子。

　　古代盡管是等級制社會，但正派的古人十分強調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律己。按照馬克思設想的新社會，當然是人民在上，公仆在下。如果對人民即使能夠做到上交諂，倒不是壞事，可惜在許多事物過份權勢化的現(xiàn)實中，往往把馬克思規(guī)范的新的倫理關系顛倒過來。不少古代士大夫，甚至近代如陳寅恪那樣知識分子，十分看重“清高”兩字。然而似乎是與時俱進，“清高”兩字在現(xiàn)代史學界中簡直就很難占據(jù)應有的地位，唯勢利是視，唯實惠是撈，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學。

　　風氣所開，一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fā)明，就是“盛世修史”，不僅在傳媒上出盡風頭，將來也無疑會在中國現(xiàn)代史學史上鋪陳濃墨重彩的一頁。但筆者亦愿借此機會向這位主編提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何謂盛世，盛世應有哪些標準？治史積年，總不至于連盛世的概念都弄不清楚吧。

　　皇天不負苦心人，以盛世修史上交的結果，還是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一位蒙古族的朋友得知此事，特別給筆者打來長途電話，勸我一定要盡力而為，關注隨便揮霍民脂民膏的行為。我聽后確實十分感動，就在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文匯報》上寫了篇《編纂〈清史〉的兩點芻議》，善言規(guī)勸一位主編要吝惜民脂民膏。然而事隔不久，就請來一批臺灣專家，共商大計，給他們每人一間五星級賓館的高檔消費。臺灣同行的財富當然非大陸可比，但他們卻發(fā)表看法，認為接待過份奢華，他們出外，住三星級飯店已經(jīng)足夠。當然，誰也不可能否認，近年來中國大陸的國民財富有了很大增長。但中國仍然是窮國，大部分家庭一次出手那怕一百元，也相當不易，甚至艱窘。有什么資格和理由，應當如此闊綽地、大手大腳地揮霍民脂民膏。面對全社會大部分生活不寬裕的人們，你們難道就不虧心嗎？這難道就是共產(chǎn)黨員為世人樹立的榜樣？《北京晨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８日載，一位清華大學學生王紅球連續(xù)三年，用各種方式資助湘西貧困學生升高中。當?shù)匾粋�女孩僅因缺少三元，“不得不放下了自己心愛的書包”。我倒要奉勸這位主編大人，去讀一下這份報道，對照自己，不知當如何感想？

　　隨著世風日下，人們做壞事愈來愈多，愈來愈大，并且互相攀比，就不免產(chǎn)生另一個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就是人們的臉皮愈來愈厚，說得文雅一點，是不知羞恥為何物。過去羞于啟齒的話，現(xiàn)在變得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
過去羞于動作的事，現(xiàn)在變得可以明目張膽地做了。據(jù)若干參加此書修改討論會的中年學者說，一位主編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面對一批后輩，仍然是居高臨下，面無愧色。也許在一種意義上，也有他的道理，既然自己是出錢者，猶如資本家雇了一批傭工，為我修改，就是天經(jīng)地義。但學界畢竟還是學界。筆者曾自問一下，如若自己也主編此書，只怕還是在一年半載之間，就羞于見人了。

　　據(jù)說，一位主編盡管個人的專著甚少，而由他主編的書竟然達一百數(shù)十部，這倒可能開創(chuàng)空頭主編的世界吉尼斯記錄。前面說到榜樣，人們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主編又為后輩學者樹立了什么榜樣？是不勞而獲的榜樣（記得筆者在中學上政治課，其中的重要教導就是不勞而獲可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是當空頭主編，就有理由對質量不負責任的榜樣？是竊取中國史學會的名義，在世上招搖撞騙的榜樣？此種榜樣難道就應當在學界代代相傳，而發(fā)揚光大？?

　　最后還不妨提一件舊事。多少年前，我的老師，當然也是一位主編的老師張政烺先生，與這位主編同去山東，參加研究生論文答辯。張先生當然以學識淵博、治史嚴謹著稱，內行人無不欽敬。這位主編在那里發(fā)表演講，雖是口才極佳，縱論上下數(shù)年史，卻是謬誤接連不斷。張先生向來極少臧否人物，但這次卻因他不懂裝懂，忍不住發(fā)表評論：“此人沒有學問。光從他對研究生的選題看，叫人家做《四庫全書》，他自己讀完《四庫全書》沒有？自己沒有讀完，怎么指導別人？”筆者聽到老師的評論，也不免發(fā)表些感慨：“天地之大，學問之大，再高明的學者，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知之甚少，并不足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如果不知而強以為知，或不免淪為騙子�！�

　　按照中國尊師重道的傳統(tǒng)，這位主編得知老師的批評，不知是否會有幾分汗顏？針對我提出公開檢討的問題，有人說，所謂自我批評，不過是說說而已，生活中又見到幾人能做誠懇的自我檢討。我說，此斷言不必下得過早，不妨拭目以待，看一看共產(chǎn)黨員是怎么履踐本黨的宗旨和作風，挽回給史學界、中國史學會和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

　　后記：本文原載于《歷史學家茶座》第１輯，但被刪去了關于榮獲中國圖書獎等內容。分明是學術垃圾，卻加之以中國史學會編和榮獲中國圖書獎的金色包裝，也足見目前的學術腐敗進展到何等地步。如果將一些帶頭搞學術腐敗的人尊為太師爺，由他們引導“時代的新潮流”，中華學術又將滑向何方？唯其如此，我只能被迫出這個頭，是非曲直，應有公論。

　　又本文原作“一位主編提出驚世駭俗的一大發(fā)明，就是‘盛世修史’”，被改為“一位主編接過古代文人的所謂‘盛世修史’”。據(jù)本人查閱一些古籍電腦軟件，有“盛世”二千八百馀處，卻無一處“盛世修史”。可知“盛世修史”非古人之唾馀，而是一位主編之專利，此處改動不妥。

　�。ㄗ髡邽橹袊�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來源：學術批評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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