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月24日中國經濟學獎委員會隆重授予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四位經濟學家以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這是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對于以國家名義設立這樣的一個獎項是否經過了慎重考慮和符合公共財政程序，以及第一批人選的選定是否有著強烈的官本位之嫌，這里暫不評論。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其直接的效應可能就是，那些從事經濟、財政、金融工作的高層人員今后可能會更多地以學者的身份積極地活躍在學術領域，電視、報刊、雜志、出版會更多地出現他們的身影和聲音，于是依據內部材料和講話對經濟運行進行的各種判斷和爭論也更會格外地熱鬧起來，比如什么“過快”“過慢”呀，“過熱”“過冷”呀，“通脹”“緊縮”呀，“硬著陸”還是“軟著陸”呀，等等，不一而足。而真正的經濟學，特別是關系到改革方向、未來國家體制構建的經濟學原理，可能就沒人去顧及了。但愿我這是杞人憂天。因為我怎么看，這獎都更像是經濟對策獎，而不是經濟學獎。

　　四位先生獲獎，萬眾矚目，飲譽四海，自不待言；
就四位老先生在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所發(fā)揮的作用而言，這個獎的獲得也并非浪得虛名。當然，還是我上面說的，這一切多少還都與他們的地位有關。眾所周知，在我們國家一個人說話的分量及其影響力是與人的地位的高低成正比的。這樣說并不是想貶低四位經濟學家的成就，就他們而言，在那種時代局限條件下能夠力倡中國必須要走市場化道路這一事實本身就很值得稱道了。君不見，還有占據比他們更重要地位的人，尸位素餐，或墨守成規(guī)，一直在充當著改革的質疑者和反對者角色的也不在少數。

　　二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說的是，人都是時代條件局限中的人。不管多么偉大的人，有時只能完成時代交給你的一項任務。當這項任務完成了，你的歷史使命也就結束了。不是人不想與時俱進，而是要想與時俱進，就得否定自己，否定自己的從前；
而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從前的東西，是絕大多數人無法做到的。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就是康梁變法�？盗菏壮�變法改制，無疑是引領潮流的弄潮兒，但滿清王朝不買他們的賬；
孫中山一看不行，只得革命，當革命潮流席卷中華大地的時候，康梁仍然固守著他們的君主立憲主張不放，成為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保皇黨人。研究歷史上許多這類人物的起伏跌宕，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啟示之一就是人若改變“觀念基因”其實是很難的，——請原諒我生造了這么一個概念，因為我確實不知道如何來說明這種現象。人的某些觀念的形成，不管是別人灌輸的還是從生活、研究中領悟到的，一旦形成，真的就像基因一樣很難改變，但卻會支配你的整個一生的思想行為，使人難于超越。有能與時俱進者，真如鳳毛麟角，即便如此，已不能引領潮流了。

　　縱觀劉國光先生所代表的一代人的經濟思想，其基因基本來自于計劃經濟。他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與其說是來自于理論研究，不如說是來自于后來對生活的直觀感受和觀察。雖然是感受和觀察，能迫切意識到現狀應當改變，這與那些固守傳統(tǒng)經濟觀念，一條道走到頭而至今不思回頭者，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由于缺乏市場經濟原理的理論根基，所以到頭來他們所支持的改革其實也是有限度的，特別是當改革發(fā)展到需要超出他們的“基因”限定的時候，他們就會趨于保守，也就不可能為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推動力了。

　　謂予不信，請看劉先生在頒獎大會上的答詞便知。

　　三

　　劉先生開場說“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烈火與實踐的反復錘煉。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計劃經濟在前蘇聯(lián)、在中國還是起過光輝歷史作用的�！睂τ媱澖洕�如何評價，其實這是檢驗一個人是真正理解了市場經濟還是對市場經濟半信半疑，或者是完全的計劃主義者的試金石。劉先生顯然不是一位徹底市場主義者，在他的理論中市場和計劃各占一半。原因是他認為，“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歷史的必由之路”，但是“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因此他得出的結論就是：絕不能讓“看不見的手”來任意發(fā)揮作用，而必須用“看得見的手”即政府來計劃協(xié)調。

　　看得出劉先生對計劃經濟仍然是鐘情的，不能否定。他的社會經濟制度觀是計劃與市場各占一半，所謂各擇其“優(yōu)點”混合而成。關于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因為歷史不能試驗，也不能重演，所以我們無從比較前蘇聯(lián)和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究竟是否起到過名副其實的“光輝作用”。如果有兩個一模一樣的蘇聯(lián)和兩個一模一樣的中國，讓它們分別實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到某一天我們來比較一下，或許就能知道，到底是計劃經濟好，還是市場經濟好�？上�沒有這樣的事。所以我們今天說計劃經濟在這些國家的歷史上發(fā)揮了如何如何的光輝作用，是沒根據的，這樣說對民眾就是一個誤導，也是對自己進行改革的一個否定；
因為就自身的的過去與現在比，現在總有值得稱道的東西，但這些東西的取得是否必定要與那個條件相聯(lián)系就不一定了。

　　可以進行橫向比較的有前東德和西德，有北朝鮮和南朝鮮，有改革前的中國大陸和臺灣。僅就經濟成就而論前者都不如后者。我知道，這樣說，肯定會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他們會反駁我說，這根本沒有可比性。好吧，沒有可比性就不比了，今天的現實總得承認。東德富起來了，中國大陸富起來了，而不思改變的北朝鮮還得讓世界來救濟。

　　當然，計劃經濟能夠集中一個國家的人財物力去辦一兩件事情，這并不奇怪，中國能修萬里長城、開鑿大運河，埃及能修金字塔，都是同一個道理。但不要忘了，國家在一定時期的人財物力畢竟是有限度的，用于這一方面，就不能用在其它方面。前蘇聯(lián)的軍事工業(yè)可以與美國爭霸，但直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糧食產量還不及沙皇的1913年。上個世紀80 年代末我在蘇聯(lián)學習，親身體會到它已經到了非變不可的地步了。除去莫斯科生活質量稍好一點之外，其他城市沒有肉吃，生活必須品一概短缺，商店里空空如也，只有土豆、面包、牛奶、洋白菜還能勉強買得到。有2100萬平方公里面積的國土，森林覆蓋率踞于世界之前列，可是居民為買衛(wèi)生紙還得大排其隊，而那衛(wèi)生紙的質量，有笑話說，就像砂紙一樣。那時中國初步改革的成效已經驚醒了蘇聯(lián)人民。所以蘇聯(lián)后來的變革實際上是在中國的啟發(fā)下開始的；
中國的情況就不用多說了，只要是40多歲的過來人，對計劃經濟到底如何都有親身體會。有人會說那些都是國際大環(huán)境造成的，是國際環(huán)境逼迫下的選擇。我說，不對，是遵循錯誤的理論造成的。要說人家逼迫你，1989年國際上不是也又一次封鎖了嗎？可鄧小平反而以進一步開放來應對，中國才有了后來的大發(fā)展。如果那時我們再次關起門來，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再退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理由一樣充分。真要是那樣做了，今天的中國將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出來。

　　四

　　劉先生以為計劃經濟不能解決效率和激勵問題，這沒有錯，但又認為市場經濟僅是為了解決資源配置問題的，這就錯了。西方經濟學家總是說，市場經濟之所以優(yōu)越于計劃經濟就在于它對資源的配置是最有效的。我們所有贊成改革的經濟學家?guī)缀醵冀邮芰诉@種說法。其實是不對的，起碼沒有看到問題的實質。市場經濟優(yōu)于計劃經濟的根本就在于它的競爭機制給予人的激勵，使人在競爭中為自己同時也為社會、為他人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財富。計劃經濟是集權、集中的經濟，是家長經濟。其運作方式是把社會財富集中到幾個或一個人的手中，然后按照這幾個或一個人想出來的“計劃”去安排生產、分配和消費，個人在這里沒有自由，只有服從，當然也就沒有勞動、創(chuàng)造的積極性。市場經濟的前提是財富分散在個人的手中，由個人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以及如何生產。產品生產出來以后（勞動、知識、能力也是產品），拿到市場去交換，實現產品的分配和消費。正常條件下，你要想多獲得，你必須多生產；
給予別人的多，自己才能獲得的多。資源配置只不過是某種生產方式的前提和結果，而不是這種生產方式本身。計劃經濟生產方式與市場經濟即交換經濟生產方式，在資源配置問題上孰優(yōu)孰劣是不可比的。如果我們不健忘，我們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年代里拿出的理由就是為了克服市場經濟的無政府狀態(tài)。那時我們整天說人家往海里倒牛奶，讓土豆、西紅柿爛在地里，工廠倒閉，工人失業(yè)，左一輪滯脹，又一輪衰退，可現在猛然轉了180度的大彎，又對它的資源配置贊不絕口了，真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說資源配置最直接、最有效，我倒想替計劃經濟說幾句辯解的話。計劃經濟雖然沒有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可在蘇聯(lián)發(fā)展了軍火重工業(yè)、核武器、航天飛機，在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蘇聯(lián)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中國提高了國際地位，你能說這樣的資源配置是沒有效率的？計劃經濟之所以造成國家窮、物資短缺這是經濟機制問題，不是什么資源配置問題。人沒有了積極性，東西越生產越少。你想配置，拿什么去配置？

　　必須明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干預，決不能等同于計劃經濟。這是兩回事。所以把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合二而一，或者有所側重，以什么為“主”呀為“輔”呀，以為就找到了集二者優(yōu)點的最佳經濟制度，是不對的。這是對市場經濟中政府作用的誤解。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政府的干預，或者說是政府的參與，這在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了爭論。在我看來這本身就是一回事，一個問題，政府的作用根本就是市場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世界上成功的國家哪里有沒有政府管理和參與的市場經濟？因為政府一方面是市場規(guī)則的制訂者、掌管者，另一方面它也是經濟過程的參與者。政府要通過財政收支對社會財富實現調節(jié)和再分配，維護社會的公平；
政府本身也是一個龐大的社會消費群體，通過政府的消費去影響產業(yè)的發(fā)展；
更重要的是政府還是國家貨幣的發(fā)行人和調節(jié)者，通過發(fā)行和調節(jié)貨幣的供給，保持物價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概括說來政府就只有兩大職能。一項是政治職能，另一項就是經濟職能。政治職能是保持社會的安全、穩(wěn)定和秩序，經濟職能就是促進經濟增長，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但是千萬別把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參與當成是像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那樣，去控制資源，大肆投資辦企業(yè)，經營企業(yè)，去盈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原則上是不能辦企業(yè)的，即使是辦了企業(yè)（確切地說應該是事業(yè)），也不能盈利，否則就是政府職能的異化。人民用稅收養(yǎng)活政府，政府再用百姓的稅收去辦企業(yè)，搞創(chuàng)收，再掙百姓的錢。這不是政府的職能異化是什么？所以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干預不是計劃經濟，用計劃經濟的手段也不可能匡正市場經濟的缺陷。市場經濟的缺陷不是用計劃經濟來彌補的，而是用政府的調控來彌補的。不知道這樣說，劉先生是否同意？

　　當前我國存在著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并存的局面，我們必須把它理解成是我們推行一種漸進式改革的結果，是我們在向完全的市場經濟過渡中的暫時現象，而不是最終的結局，最終的結局是我們必須走向全面的市場經濟。但是很可惜，現在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決心，特別是像劉先生這樣的經濟學家給我們說明和展示出這種決心。人們一方面已經嘗到了市場經濟的甜頭，另一方面又囿于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對計劃經濟割舍不得，甚至于把市場條件下的政府的作用也歸結為是計劃經濟。這不僅僅是理論的糊涂，而是一種觀念在作怪。這種觀念或者是有意去迎合、討好，或者是出于觀念基因即本能，而放棄了作為一位正直的科學家說出真相的責任。因為頗負盛名的科學家們對事實真相諱莫如深，或王顧左右而言他，也就可以理解了，為什么十多年來，我們一邊說要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另一邊又耗費大量財力拼死拼活地去挽救國營企業(yè)。改革到了今天，沒有一位經濟大家敢于說出市場經濟的真相是什么，我們應該怎樣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去行動。而這樣的話，不在十幾年前，起碼八年前就應該有人說出了。

　　據說羅斯�？偨y(tǒng)在二戰(zhàn)結束后曾經組織過一個研究班子，研究如果社會主義是所有國家發(fā)展的歷史趨勢的話，美國應該怎樣做，以便使國家順利地轉向社會主義道路。這是羅斯福對國家民族負責的表現。我想，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砸步M織一個或幾個班子認真地研究研究，如果我們所恐懼的那個市場經濟是所有國家發(fā)展唯一選擇的話，中國應該怎樣做，才能使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在轉型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最�。窟@也是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表現。

　　五

　　另外，說亞當•斯密主張市場經濟完全讓“看不見的手”去調節(jié)，是后人對斯密的極大誤解。斯密舉看不見手的例子只是想強調在商品生產條件下，人的利己動機，同時也會增加社會財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他的立論的出發(fā)點在于，市場機制本身就可以使社會更加富裕起來。他的《國富論》著作全名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就是研究國家如何致富的，也就是社會財富的生成原理和原因�！翱床灰姷氖帧本褪鞘袌鰴C制。政府在市場機制中的作用，是他尚未深入涉及的問題。后人把“看不見的手”的論斷當成了斯密否定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作用，實在是冤枉了斯密。由此造成了他身后200多年關于市場經濟是否需要國家干預的大辯論，實在是“騎著毛驢找毛驢”。但是我要說，國家干預也好，不干預也好，這與計劃經濟是兩回事。計劃經濟“看得見的手”是一只很長很長的手，從控制資源開始，到生產、到分配，到消費，全都在這只手的控制之中，這也就是計劃經濟的災難所在；
而市場經濟“看得見的手”，是一只很短很短的手，它只管法律法規(guī)的制訂和執(zhí)行，它只管財政的收支和國家貨幣的宏觀調控。用計劃經濟的“手”的概念來替換市場經濟“手”的概念，不管說者是怎么想的，客觀上仍然起到一種暗示作用：計劃經濟不死。

　　為什么計劃經濟在劉先生這一代人的觀念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因為計劃經濟是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劉先生接著說：“……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
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了一點。在說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則強調它發(fā)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效率優(yōu)先方面，相對多了一些；
而強調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相對少了一點。這是不是造成目前許多社會問題的深層背景之一�！�

　　在改革初期，人們討論到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時，歸納出了三點：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后來改革的實踐把這些都打破了。那么社會主義還剩下了什么呢？別人怎么理解姑且不論，在劉先生這里很清楚，就是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并且他把當前社會上出現的沒有共同富裕和不公平，歸結為是強調市場經濟多了，而強調社會主義少了的原因。這實在是沒有道理，或者說是打錯了板子。難道社會主義從本質上就具有共同富裕和公平？不妨讓我們回憶一下1978年以前的中國，在純粹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條件下，是否真的實現了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

　　那時人們?yōu)榱双@得一個城市戶口不知要費盡多少心機，為什么？因為存在著巨大的城鄉(xiāng)差別；
對鄉(xiāng)下人來講，能從農民變成工人，是每個人夢寐以求的事，為什么？因為存在著工農差別；
對集體街道小企業(yè)的人來說，能轉到國營大企業(yè)去工作，也是一生的追求，為什么？因為存在著集體國營的差別；
對普通人來講人生的目標就是能當上干部，當上了小干部，還得去絞盡腦汁，使盡手段，爭取當上大干部，為什么？因為各種人生待遇享受都是與干部的級別聯(lián)系著的。我們還沒有說到那些始終處于社會底層被打成另類公民的地、富、反、壞、右、臭老九、走資派和他們的子女及親屬，他們是革命和專政的對象，在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行列里沒有他們的位置；
至于貪污腐敗，假公濟私，盜竊集體資財的事，也并不罕見。只不過那時社會財富實在太少了，不可能有像今天這樣層出不窮的驚天動地的大案罷了。六十年代初“四清”時曾把“多吃多占”作為清理干部的一項罪行，可見那時社會的富裕水平，即便如此，還有多吃多占者，在饑餓人群中撈一個肚圓吧。我不知道，劉先生所指的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出自于哪里？

　　或許有人會說，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和公平不是指已經有過的實踐，而是理想，我們現在還處于向這個理想追求的過程中呢。那么我要說，在完全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時代，都沒法實現的共同富裕和社會公平，在國家開始走向私有制、市場經濟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的今天，還想實現那個時代沒有實現的共同富裕和公平，這是嚴肅的科學結論呢，還是在癡人說夢呢？社會主義不能保證社會的共同富裕和公平，這已被實踐所證明，那么它能保證我們今天和未來的共同富裕和公平嗎？其實用不著去進行什么理論論證，只要稍微去進行一下社會調查就清楚了。在這改革的二十多年里有多少具有公有身份的人聚斂了千萬貫家財，有多少國營企業(yè)公司的管理者成為了社會上炙手可熱的富翁，有多少國營壟斷企業(yè)和部門打著保衛(wèi)國有資產的旗號成為了社會的霸主，而職工成為了社會上最先富裕起來的人群？

　　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說是指在一個社會中，所有的人都能夠過上符合當時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生活，但是有差別，那么市場經濟就能做到，不必再打上什么旗號。如果說是指大家絕對平均的富裕，那么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做到，包括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科學結論。

　　把我們當前社會產生出來的貧富差距過大以及腐敗等問題，歸結為市場經濟，認為這是發(fā)展市場經濟造成的，以為堅持了社會主義，這些問題就能解決，實在是在誤導國民輿論。眾所周知，許多發(fā)達國家的基尼系數都小于中國，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市場經濟國家，被世界公認為是最接近于人類理想的公平公正的社會，也是最廉潔富裕的國家；
我們的香港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制度，但也是世界上最廉潔的政府之一。而我們剛剛進入市場經濟，在社會普遍嘗到了市場經濟甜頭的同時，卻把臟水統(tǒng)統(tǒng)潑到了它的頭上。理論家們不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國在前進中的困境。其實正是由于那些落后的傳統(tǒng)觀念，捆住了我們的手腳，使我們不敢越雷池一步，在焦急等待和有病亂投醫(yī)中，國有資產流到了私人腰包或自行消滅了。一方面財富防不勝防地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另一方面，大量的職工下崗失業(yè)。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我們是否進行了市場化改革，而在于政府是否認清了這種形勢，勇敢地擔當起歷史的責任，來全力維護社會的公平和公正。市場經濟可以導致相對的貧富差別（就個別人來講可能差別很大），卻不一定導致社會的兩極分化。這一切全在于政府的操控。因為社會財富的二次、三次再分配權就在政府的手里。在中國當前要做到的事就是千萬別再用一些虛幻的東西來有意無意地誤導群眾了，要把真理和實情告訴群眾。雖然面對真理有時是痛苦的，但我們終究要正視它，回避是沒有意義的。

　　六

　　劉先生還在另外的場合說他的學術成就可歸結為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體”，以西方經濟學為“用”，即“體”“用”結合的產物。這也說明了他具有上述經濟觀點的原因。關于“體”與“用”的問題，作為國粹在中國已經存在了一百多年了。當中國在近代史上處于被挨打、失地、被侵略和受屈辱的時候，“體”“用”的主張沒有改善中國的地位，相反成了守舊派拒絕變革的一塊擋箭牌。只要社會面臨著需要改革的時候，就有人拿出“體”“用”的招牌來擋駕。所以當我猛然看到劉先生的“體”“用”之論時，自然聯(lián)想到他是想向人們傳遞某種拒絕改變的信息。因為“體”是不能變的，“用”可以是隨便哪一個都行，反正是工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什么？就是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些不能變，能變的當然就是西方經濟學的那些東西了，就是市場經濟了（我也不認為西方經濟學都是正確的，在我的著作中對他們的許多東西都有批評）。這不能不使我產生一種擔心。如果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被某些人所阻擋，走不下去了，或到此為止了，那么以劉先生為代表的前一個時代的改革家們，他們會如何選擇？所以我才會問：他們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是否結束了呢？新的改革的時代還能到來嗎？

　　我敬重馬克思，馬克思的為人、立場和研究問題的方法是我們所有搞研究的人都應具備的素質。我也敬重以四位獲獎者為代表的許多經濟學家，敬重他們的道德文章。我之所以有以上的議論實出于晚輩的位卑未敢忘國憂�；蛟S不當，請同仁們教誨。祝四位老先生健康長壽。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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