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時代，巨大數量的、自己無力組織起來的小農，陷入貧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唯一的解決方案，是讓農民脫離耕地，變成城市人，變鄉(xiāng)村中國為城市中國

　　中國農民的貧窮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第一，農民的勞動時間比城里人少得多，收入也就大大低于城里人；
第二，教育水平遠遠低于城市人，工作機會也就比較少；
第三，缺少現代基礎設施，衛(wèi)生、居住、飲水、道路、通訊等方面的條件也就遠比城里人惡劣。

　　中國農民為什么窮？原因有三：一是人均耕地面積小，二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會”性，三是小農體制與國內外的市場機制不兼容。這些原因被一些學者、官員和記者遺忘了，他們開出不對病癥的藥方，以推動“基層民主”來解決9億人的貧困問題。可是“選票”能填飽農民的肚皮嗎？

　　制度迷信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制度決定論，認為上層建筑能夠決定經濟基礎。今天的中國農村要解決的不是“專制”問題，更不是靠“海選”來完成。脫離貧困，走向共同富裕，是衡量農村進步的唯一標尺。大搞“海選”而不去組織農民建設家園，是中國農村政策的一大誤區(qū)。

　　中國人均耕地面積小，是因為農民太多

　　人均耕地面積小是中國農民貧窮最基本的原因。中國9億農村人，其中5億是農業(yè)勞動者，擁有不到20億畝耕地。即便按20億畝計算，5億農業(yè)勞動力人均只耕作4畝地�？扛�作4畝地養(yǎng)活一家四口人，怎么可能不窮呢？4畝地是0.6英畝，略大于美國一個普通人家房屋的占地面積。中國南方農民的人均耕地面積大概只有1畝，也就是0.16英畝，和美國人家的后院差不多大。如此的“袖珍家庭農場”數以億計，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擺脫貧困，哪怕是種海洛因也不可能“致富”。無論政治制度多么高明，哪有美國人家靠在后院里耕種“致富”的呢？

　　相對于要養(yǎng)活的總人口，中國的耕地總面積并不太小，而是農民太多，農村人口太龐大。在現代農業(yè)技術條件下，中國緯度和灌溉條件下的20億畝耕地，養(yǎng)活15億人綽綽有余。如果連以色列和日本都能擁有可以養(yǎng)活自己的農業(yè)，遼闊的中國怎么可能養(yǎng)不活自己呢？在多數發(fā)達國家，若每個居民有1畝耕地來養(yǎng)活，已經夠得上奢侈了。美洲和澳洲固然有大量可耕地，但那里農民的任務不是養(yǎng)活本國人，他們的問題是向外國賣糧難。自1987年到2002年，中國農民的“賣糧難”也持續(xù)了15年。到后年，也就是2006年，中國很可能再次重現賣糧難。

　　中國國土遼闊，氣候溫潤，河網密布，土地肥沃，是世界上最適合農耕的地方，也是農耕知識最早進入成熟階段的地方。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造就了巨大數量的農村人口，造就了自由小農中國，也造就了獨特的鄉(xiāng)村中國。清朝初年中國人口才1億，清末便達到4.5億，不過百年又達到13億。今天的9億農村人口，反而成為應用現代農業(yè)技術的最大障礙，單位產量遲遲不能提高到現代農業(yè)科技早就能達到的水平。數億小農都處在基本失業(yè)狀態(tài)，每個勞動力每年在土地上勞作的總時間不超過3個月，而且從事的還是最簡單的勞動，當然僅能“得食”。勞動創(chuàng)造財富。每年有9個月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的農民，能創(chuàng)造什么“財富”？因為農民普遍貧困，農村與城市的反差就日益增大，農村中國就衰敗。

　　中國農民不缺少“自由”，他們缺的是組織

　　中國農民貧窮的第二個原因是小農強烈的自私性或者反“社會”特性。現代社會是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就像交通燈，六親不認，每個路人都必須服從。在今天的西方，不屬于某個社會組織的人，通常被視為“社會垃圾”。只有了解猶如軍隊一般的西式工廠和公司行號的勞動紀律，才能體味出什么是社會的“現代奴隸”，也才能懂得西方人為什么深情地向往“自由”。與西方2500年的奴隸制加農奴制不同，2500年前的中國農民就是自由獨立的，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天的中國農民，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由以及強烈的家庭私利觀念。如此，也許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于把中國的自由小農動員和組織起來。

　　在傳統(tǒng)中國，自由小農靠家族宗法制度來組織，比起西方的社會組織，不僅松散，而且規(guī)模小。1840年遭遇組織嚴密的西方勢力，中國社會幾乎是“一盤散沙”。組織動員獨立自私的小農，解決“一盤散沙”問題，是現代中國革命的主要矛盾。共產黨做到了，而且是以非常極端的方式——“支部建在連上”，把中國農村組織成準軍事化的大隊、小隊。這種西式現代組織手段的有效是不容否認的。大面積的農田改造，耕地面積的大幅度擴大，水利設施的建設和普及，農村衛(wèi)生醫(yī)療條件的改善，農村道路的修建，饑荒問題的解決，農村人口的大幅增長，人均壽命的提高，乃至一支強大的現代軍隊，都與之相關。做成這樣的農村組織，代價也十分高昂�？梢哉f，準軍事化的農村組織是鮮血凝成的，付出的代價能與世界上任何一場戰(zhàn)爭相比。所以，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于把中國的自由小農組織起來。

　　當共產黨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對農村的嚴密組織也隨之崩潰了。農民回到實行了2500年的自由小農制度，形成了有史以來世界上數量最多、平均規(guī)模卻最“袖珍”的“家庭農場”。將來的史學家會不斷爭論，中國回歸家庭耕作后，究竟是執(zhí)政黨主動放棄了對農村的組織，還是市場機制導致農村組織的自然衰落。無論持何種看法，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執(zhí)政的官員們越來越懶惰，甚至墮落。這與整個執(zhí)政系統(tǒng)的狀況密切相關。而今國內外的“民主派”引誘執(zhí)政黨進一步懶惰，放棄對農村基層的組織，使其在中國的統(tǒng)治喪失根基。

　　所謂“官退民進”，給農民自由的思路是小農式的，而且是反現代社會的。中國農民并不缺少“自由”，他們比西方大公司里的雇員要自由得多。問題在于，如果自私自利的小農們不組織起來，就不可能建設和維持農田水利設施，更無法集中修建現代基礎設施，比如自來水、電力、通訊、道路，乃至符合現代衛(wèi)生標準的、有統(tǒng)一上下水的住房。做不到這些，農民就必然貧窮。自私自利的中國小農不可能把自己組織起來，只能依靠強有力的政府來組織。這不僅被中國近代和現代史所證明，而且被改革以來農村公共設施的普遍衰敗所證明。同樣，沒有勤奮為民，特別出色的執(zhí)政系統(tǒng)，組織動員小農是不可能的。

　　市場機制摧毀小農經濟，導致絕對和相對貧困化

　　中國農民貧窮的第三個原因是小農體制與市場機制不兼容。市場摧毀小規(guī)模農業(yè)，導致貧富差別，導致農民與政權的矛盾，導致農民造反。這個道理被世界上無數的知名學者講過無數遍了，連中學生都知道，英國紡織工廠的羊會“吃掉”小農。市場摧毀小農的歷史自英國17世紀的圈地運動之后就在世界各地不斷重復，不久前還摧毀了日本、韓國、臺灣的小農，使之迅速凋零。恩格斯斷言：“由于資本主義的經濟競爭和海外的廉價糧食生產，大農和中農都同樣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滅亡，這是日益增加的債務和他們的經濟到處都顯著衰落所證明了的。”歐洲今天的“大農”靠國家補貼才能生存，歐盟的農業(yè)其實是政府組織和支撐的，難道美國的農業(yè)不也是因為接受國家的大量補貼才強大嗎？

　　市場（包括世界市場）導致小農的絕對和相對貧困化。什么是農民的絕對貧困化？湖南農民種了幾年桔子樹，掛果之時，中國大量進口美國柑橙，或者浙江大量種植美國柑橙，湖南農民就血本無歸，就“絕對貧困化”。什么是農民的相對貧困化？多數農民的吃住條件 “比過去強”，但少數“別人”有現錢，而且有比自己多得多的現錢，“財大氣粗”，貧富之間裂變成天大的鴻溝，多數人就成了“赤貧”，就“相對貧困化”。

　　《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的作者巴林頓·摩爾認為：比起社會先進勢力的要求，沒落社會階層的要求更體現對自由的追求。小農和城市的小生產者行將被資本主義市場的進步所粉碎，可正是這些沒落的階層構成了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的社會基礎，構成了近代各國大革命的主要社會基礎。絕對和相對貧困化導致什么？導致“自由的”流民，導致城市治理的困境，導致偷盜、搶劫，甚至綁架殺人。市場條件下小農的農村是一堆火藥桶。如果國家的執(zhí)政系統(tǒng)腐朽了，這些火藥桶見火就炸，而且烽火燎原。

　　中國小農不可能靠農業(yè)致富，唯一的辦法是將他們變成城市人

　　中國農民為什么窮？第一是農民人多，人均耕地面積小；
第二是他們自由獨立，自私自利，無力按照現代社會的要求把自己組織起來；
第三是他們被市場所困，行將被市場無情地摧毀。自然條件、歷史文化、經濟基礎，這三大原因導致了中國小農的貧困和農村的衰敗。

　　在市場時代，巨大數量的、自己無力組織起來的小農，陷入貧困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自由、海選之類的藥方，不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只可能火上澆油，加速拆毀政府在農村的動員組織系統(tǒng)，惡化原本已經十分嚴重的問題。

　　人是第一生產力。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勞動者們沒有能力組織起來，離開耕地，改變自己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組織起來了，美國的開拓者就能在荒原上建設大城市。組織起來了，日本人就能在戰(zhàn)后的廢墟上迅速建成世界上第二強大的經濟。貧窮的日本能做到，比日本富裕得多的中國為什么做不到？從社會組織的意義上講，中國農民貧窮是因為天然的富裕，是中國的可耕地太多了，所以就很難組織起來。

　　中國小農靠農業(yè)致富是不可能的。中國2500年輝煌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鄉(xiāng)村中國將日益步入絕境。唯一的解決方案就是讓農民脫離耕地，變成城市人，變鄉(xiāng)村中國為城市中國，迅速地把中國農村人口數量減少到總人口的10％以下。為什么要迅速地做這件事？歷史送給我們的機遇將是短暫的，不會持久。中國需要趕在農村衰敗到崩潰點之前把事情逐漸做起來，不能懶惰地任由農村的衰敗發(fā)展成崩潰。

　　有沒有可能迅速地把中國農村人口減少到10％以下？當然有可能。大多數西方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農民比例都占總人口比例的50％以上，也都用了僅30年就降到10％以下，其城市化人口的總規(guī)模并不低于中國農民人口規(guī)模。中國改革25年，農村人口僅從80％降到70％，比起大多數西方國家，顯然是失敗的。所以，在經濟和政治上被逼入了絕境的今天，中國應當努力設計出高速城市化的政策，迅速解決城市化問題。這就是筆者之所以撰寫《組織貧困農民建新城》（《戰(zhàn)略與管理》2004年第2期）。

　　來源:《鳳凰周刊》總第1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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