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孫志剛僅僅未帶證件逛街就被公安帶走可以看出，廣州市公安人員的工作相當“積極主動”和“認真負責”。廣州市的公安人員為什么會賣力地“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盡管可以舉出種種理由，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辦理暫居證是樁來錢的買賣。現在很多公安人員沒有財政編制，其工資和獎金等收入來源沒有正規(guī)的渠道予以保障，就只有依靠到處強拿惡要地收錢。我們不能排除，在有的地方，公安局長為了不讓手下人餓著，或為了提升干警的工作居住條件，把開拓收入渠道當作主業(yè)，維持社會秩序反而被當成了副業(yè)。據一個在內地公安工作的朋友講，他們局里每名一線警察年收費任務是20萬。其工資獎金與這個任務直接掛鉤，完成了全發(fā)還有獎，完不成減發(fā)，減發(fā)數與實收數保持一定比例。有的街區(qū)好收一點，完成任務沒問題。有的街區(qū)經濟基礎比較薄弱，聚居者多是窮人。這里的民警就不大好辦了。有的被逼無奈，說不如干脆拿槍上街去搶算了。這是非發(fā)達地區(qū)的情況。廣州經濟基礎高，警察的收費任務可能更重。民政人員雖說少一些，但完全由財政負擔其各種支出的情況在全國可能也難有一例。對外來人員收取相當可觀的費用應該是廣東警方和民政部門欺壓無暫居證人員的內在動因。錢是養(yǎng)肥養(yǎng)壯暴政的營養(yǎng)液。所以，要保障廣東外來人員權益不被權力機關野蠻侵害，除了廢止《廣東省收容遣送管理規(guī)定》，還必須堵塞廣東公安民政部門向外來人員收錢的管道。

　　粗粗一看，打人與經濟學好象扯不上什么直接關系。其實，用經濟學照樣可以解釋打人現象。從經濟學角度分析，打人者之所以打人，因為他為打人所付出的成本極低或無須付出，同時獲利極高。在孫志剛被毆打致死一案中，被收容后慘死的孫志剛的背部、肩部、臀部和膝蓋多處帶傷，其傷有火燙的，有鈍物擊打的，還有未說明使用何種手段造成的“很多條長條狀傷痕”。把一個一米七四的壯小伙打成這樣，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比如很長的時間，相當封閉的小環(huán)境，兩個以上的行為人，還需要行為人極其殘忍。從所打均非要害部位來看，行為人的打人技術還相當專業(yè)。由于醫(yī)護人員的職業(yè)特點和醫(yī)院工作環(huán)境對所有病員開放，可以初步排除醫(yī)院作案的可能性。正常情況下，如果未喪失理性的行為人對行為后果難以預料，出于對后果未知的恐懼感，人們是不敢任意暴虐他人的。從本案中打人者肆無忌憚的事實，我進一步推測，負責收容孫志剛的派出所或民政收容站在此前必定存在大量的侵犯被收容人員的先例。在這些先例中，打人者打了人，卻從未對自身的不法行為承擔過任何責任。也就是說，在孫志剛之前，施暴的派出所或收容站里必定曾經發(fā)生過多起打人而無人追究責任的既成事實。這些既成事實對后來侵犯孫志剛的行為人起到示范作用，讓他們感到在派出所（或收容站，派出所嫌疑最大）里打人是無風險的，是無成本的。

　　打人者殘忍對待他人，不僅需要零成本和無風險，多數情況下，還需要獲利的刺激。在孫志剛一案中，打人者獲得的是什么利益呢？首先，他們通過任意欺侮他人肉體和精神，獲取支配、主宰他人命運的快感，可以稱這種快感為“扭曲的權力感”或“病態(tài)的尊嚴感”�？旄惺强梢宰鳛槔�益在市場中交易的商品，比如性交易，交易中一方為了獲得性快感花錢嫖娼，另一方通過出售性快感賺錢。其次，通過毆打他人在團隊中建立起“強大”的“不可輕忽”的形象，在崇尚暴力的團體中，強力形象是人們晉升和維護地位的重要價值憑借。第三，通過渲瀉憤怒恢復自身內在平衡，心理學告訴我們，有惡意攻擊欲的人，通常都有精神壓抑癥，日本就有專業(yè)的供人發(fā)瀉憤怒的消費場所，施暴有助于某些人解除壓抑感。

　　通過上面的分析，本文想說明什么呢？第一，應當掐斷強權部門直接向公民收費的途徑，道理在第一節(jié)已經論述了。第二，應該對打死孫志剛的派出所或收容站本次及前期侵害民權的情況展開深入全面的調查，并將調查過程和結果對社會公開，通過賦予個案以普遍性價值，讓孫志剛事件轉變成社會為制止和杜絕惡劣執(zhí)法所付出的成本。第三，要讓侵害孫志剛的人們及其所在部門為此付出高昂代價，一個27歲的大學生價值多少？一個生命價值多少？對死者孫志剛，不能容許幾萬、幾十萬給打發(fā)了事。人命不值錢只會縱容和鼓勵強權的侵害行為，這些年權力機關致死人命案層出不窮，與每一次政府或政府部門賠償太少不無關系。要杜絕廣東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孫志剛悲劇，一個重要辦法就是讓違法者對自己的違法行為造成的后果付出極其高昂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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