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土地分配、糧食生產、實物稅、地租與勞役等等內容在內的貢賦制度是古代中國的一項基本的經濟政治制度，其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尚書·禹貢》。以現(xiàn)代社會的“經濟人”的觀點來看，這種制度很沒有“效率”且不符合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的準則。其結果是導致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停滯與封閉的局面。依我之見，雖然統(tǒng)治集團基于政治強制力強行規(guī)劃社會經濟活動并不符合現(xiàn)代人關于自由與正義的信念，但是這種制度設計有著重大的政治經濟意圖，應該加以深入與同情的了解。

　　實行貢賦制度首先是為了盡可能地消除激烈的經濟競爭，避免出現(xiàn)兩極分化的緊張狀態(tài)，在這種狀態(tài)下，分家與內戰(zhàn)就是不可避免的。以貢賦制度的形式規(guī)定了全國各農業(yè)區(qū)以及各手工業(yè)區(qū)的生產數(shù)量與種類，這跟人類早期歷史上的男女分工一樣，是為了達到政治社會上的目標——消除兩性間或地區(qū)間的競爭，其次才是經濟上的效率——追求勞動生產率以及物質生活上的富裕。

　　歷代的貢賦制度中的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規(guī)定了糧食的種植面積與產量，否則，恐怕農民們都會去種經濟效益高的經濟作物。糧食的種植面積與產量銳減，糧食的價格必將暴漲。只有國家的強制性進行糧食生產安排，才能保證最底層的人民也有糧食保障的基本權利。否則將導致饑民鋌而走險，王綱解紐，天下大亂。

　　這種以政治與道德需要為最高標準而運轉的經濟體系與現(xiàn)代社會由利潤驅動的經濟體系相比哪個的成本更高一些，哪個更有效率，哪個更符合社會正義，實在難以定論。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與人本主義的社會政策在很多領域是不相容的，中國古人選擇了后一種，是為了有飯大家吃，以有限的資源養(yǎng)活更多的人。在這種價值取向的前提下，中國的土地一向就是超載了眾多的人口，造成了嚴重的生態(tài)災難，但正是有眾多的人口才使得中國文明承受住了歷次慘重的打擊——政治清洗與種族清洗，五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綿延不絕。

　　即便是在現(xiàn)代中國，這種有飯大家吃的人道主義思想并沒有失去現(xiàn)實意義。要使中國的農業(yè)生產實行現(xiàn)代化的生產模式，按照市場導向來生產，按照私有制的原則來確立土地所有權，那么，根據(jù)某些人朝思暮想的美國的效率與標準，中國目前的土地就只能養(yǎng)活最多三億人口。至于多余的十億人口，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大概就是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等等諸如此類的論調。所謂的公正與人道的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在這件事上一戳就現(xiàn)出了原型——不過就是無比殘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罷了！事實上，以僅占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養(yǎng)活了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這不是最高的效率又是什么？

　　如果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是以利潤為最高的目標的話，那么，較低的糧食產量實極有可能比較高的糧食產量更能夠獲得暴利。如果中國現(xiàn)在只能生產出兩億噸糧食，那么根據(jù)供求關系的規(guī)律以及歷史經驗可以肯定，這兩億噸糧食的價格總量一定會比現(xiàn)在的五億噸糧食的價格總量更高，可是其社會后果肯定就是民不聊生，人將相食了。

　　美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發(fā)生全國性的經濟大危機時，農場主們寧愿將賣不出去的糧食焚燒也不愿意將其送給饑餓的人們，為什么會這樣毫無同情惻隱之心，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保持糧食市場的正常價格，因為免費分發(fā)糧食，將進一步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與市場購買力，這對于農場主來說更是雪上加霜。這樣看來，某些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經濟效率與利潤驅動的原則，完全是從貨幣經濟與財務核算的角度來考慮的，根本就沒有考慮人，尤其是一切弱勢人群的需要、權利與尊嚴。

　　《糧食政治》一書的作者，著名的學者蘇珊·喬治指出，美國的小農場的糧食單產比那些大農場主地單產一般都高幾倍。如果全美國的農場的糧食單產都能夠提升到小農場的水平，那么美國的糧食總產量就會提高數(shù)倍，可以養(yǎng)活數(shù)倍的人，當然糧食的價格以及出售糧食的總收益也會按供求關系相應下跌，這在經濟學上叫做邊際效益遞減。那些大農場主之所以不把精力放在提高單產方面，也就是出于最大限度地謀求利潤的動機。實質上，他們已經在經濟權力結構中永久性的占據(jù)了不可動搖的優(yōu)越地位，有比較大的自由選擇的余地，根本就不用在提高生產率方面下功夫，其占有的土地的數(shù)量足以使他們謀取較高的利潤。在正常情況下，他們可以以較低的投入來獲取較高的利潤，讓那小農場主來承受不對稱的市場成本。如果預測將發(fā)生全球性的饑荒，他們就可以提高單產以牟取暴利。

　　因此，努力消除兼并與壟斷土地的威脅，保持土地國有的制度，使耕者有其田，使天下蒼生俱得飽暖，這是一種明智合理的選擇。正因為古代中國在土地分配與糧食生產制度上有一個較為合理的政策內核，因此可以一次次地在毀滅性的災難中再生，這也是古代中國的文明長期領先于世界，創(chuàng)造了文化傳統(tǒng)保持了數(shù)千年從未中斷的歷史奇跡的根本原因。

　　與這些經濟制度相應，古代中國是一個官本位的保守性質的國家，這一點遭到了很多人的猛烈攻擊。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近代以來，中國在技術先進的西方殖民強盜的手上吃了大虧。導致這種技術落后的結果其實這一點都不奇怪，既然要制止社會的兩極分化，社會的統(tǒng)治者就不會將利潤與效益的實現(xiàn)放在首位，就不會去提倡改進生產技術，因為國民總財富的增長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將超出管理手段與管理意識均落后的統(tǒng)治者的嚴密控制，而且必然會帶來政治上的動蕩與權力更替。

　　既然不能在財富方面對精英分子進行滿足，又要驅動這些智能之士為國效勞，為公共利益服務，就不得不在權勢方面進行滿足。在限定的一個時期與地區(qū)，所能生產的消費品是有限的，這樣就只能按官職的高低來分配消費品了。但是官職以及權勢本身都是有限的，它們對人的滿足也是有限的，而絕對的、不受拘束的欲望對于人的誘惑是無限的。欲望的本質是一個自激系統(tǒng)，欲望是個無底洞，投入得越多，就更加不滿足，這樣欲望的刺激作用便永遠也不會失效。但是與欲望的爆發(fā)相聯(lián)系的就是道德的墮落與良知的泯滅，人與人之間視為你死我活的競爭對手與不共戴天的敵人，因此古代中國又不得不提倡壓制欲望的社會道德標準。

　　縱觀歷史，某個文明、某個國家如果在政治制度方面投入的精力過多，就會減少在科技與經濟方面的投入，社會制度的設計者在進行設計的時候，總是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社會公正與經濟效率是一對矛盾，不可能同時實現(xiàn)。當年中國作為一個王朝天下時不能解決這些矛盾，現(xiàn)在作為一個民族國家時還是無法解決這些矛盾。

　　在近現(xiàn)代技術進步與科學崇拜的大背景下，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學說聲稱能夠較好地解決這這些矛盾，至少是將這些矛盾大爆發(fā)的最后期限無限期延長，無限制的增加財富總量。其全部立論的根據(jù)就是分工論與比較優(yōu)勢論，其大意是各國按照不同的優(yōu)勢產業(yè)進行國際分工與自由貿易，這樣便可以達到整體上的最大效益。

　　如果把全世界視為一個整體，那么這個結論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既然將全世界視為一個整體，就會發(fā)現(xiàn)總的利潤是零，那么就表明了一國之永久所得的利潤正是另一國永久之所失。而且就實際情況來看，財富在向那些擁有技術與軍事優(yōu)勢的國家轉移與囤積，經濟危機以及各種各樣的災難在向那些弱勢國家轉嫁。這種經濟與技術差距將越來越大，以至于不可彌補。

　　李嘉圖的“比較優(yōu)勢論”是自由貿易論者用以批評形形色色的管制貿易的最佳武器。但是，他的“比較優(yōu)勢論”并沒有嚴格地確定有效的范圍，也不適用于一切商品。他所列舉的那些生產鞋帽的例子來論證“比較優(yōu)勢論”就有避重就輕之嫌。因為這些輕工業(yè)消費品的生產與交換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生產國與貿易國的權力結構，而且即便發(fā)生了改變，也不至于出現(xiàn)無法挽回與不可承受的后果。

　　實際上在所有的經濟活動中，唯一絕對符合國際分工與比較優(yōu)勢的自由貿易理想模型的，就是古代世界的單純的農業(yè)生產與貿易。因為古代世界的農業(yè)生產是基本上根據(jù)自然條件而決定的，農產品都是以滿足人的自然需要為主的，技術與強制力的因素不占主導地位，在農業(yè)生產與消費指數(shù)方面不會出現(xiàn)過大的個體和地區(qū)差異。

　　因此，對于古代中國這種以低水平的農業(yè)生產為主國家來說，其內部的產品交換活動倒有可能比那些高舉自由貿易旗幟的近現(xiàn)代的國家更符合自由貿易的原則，而且這種交換大體上是平等的，是真正的互惠互利。在當時的技術水平下，再加上政治文化因素，古代中國沒有出現(xiàn)過過分的地區(qū)貧富差異。即便有過這種兩極分化的極端情況，那么在改朝換代中必將被社會制度的設計者以種種手段消除。

　　與農業(yè)生產相比，工業(yè)生產就具有非自然的性質，越是先進的工業(yè)就越是脫離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幾乎完全由技術以及組織水平決定，對于金融業(yè)來說就更是如此。因此，這些非農業(yè)的經濟活動的存在，跟滿足人類的基本需要沒什么關系，卻跟權力意志的實現(xiàn)有極大的關系。一個國家擁有金融、工業(yè)與科學技術方面的霸權，占據(jù)了經濟權力結構中處于最強有力的地位，是經濟利益食物鏈的最高消費者。這種類型的國家已經將自己變?yōu)橐粋�巨大的吸血中心，其真實的目的就是為了壓迫、剝削甚至奴役其他國家，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已經被屢次證明。

　　在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活動中，要使交換的雙方都得到對等的好處，那就必須堅持以同等技術級別與同等數(shù)量的產品作交換，這樣就不至于出現(xiàn)權力與利益兩極分化的后果。為了避免利益不對稱的交易，因此應該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易中保持完整的交換序列——以農產品交換農產品，以工業(yè)品交換工業(yè)品，以服務交換服務。

　　如果某個國家在貿易中缺少某個環(huán)節(jié)的產品尤其是那些較高技術等級地位上的產品，那么這些狀況就很危險。因為受制于人的局面如果不作努力改變，這種技術與經濟上的差距將越來越大。如果出現(xiàn)了一種極端的情況即一個國家掌握了較為先進的工業(yè)技術，而其他國家都是一些農業(yè)國完全沒有工業(yè)或者工業(yè)極其落后，那么這個工業(yè)化的國家肯定會使用武力來搶劫農產品或者以武力為后盾來進行不平等的工農產品交換，這就是英國以及其他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自由貿易全盛時代種種惡行的真實紀錄。

　　我們應該以更加全面的觀點來看待商品——用來交換的商品并不僅僅是滿足人類某種需要的產品，它們在不同的程度上更體現(xiàn)了是一種權力工具，可以對民族國家的生存與權利施加影響。在農產品中，糧食就比水果蔬菜咖啡可可之類的重要。一個國家在糧食消費上受制于他國，就不能說這個國家擁有較大的安全度與強有力的競爭地位。發(fā)達國家在農業(yè)生產上進行巨額補貼，并不是為了利潤或者市場份額，而是要動用國家力量保衛(wèi)本國的農業(yè)生產，破壞其他國家尤其是不發(fā)達國家的農業(yè)生產，在農產品供需關系上占有絕對的主動地位。這種政策無關經濟學上的效率或者是國際分工、自由競爭和貿易以及國家最小化干涉的自由主義市場原則，完全是從國家安全也就是政治現(xiàn)實主義的角度來制訂的。

　　在工業(yè)品中，軍火就是最明顯的權力工具，因為掌握了足夠的先進的武器，就可以對外從事征服活動。其他的工業(yè)品如母機（制造機器的機器）、高科技的設備如超高速計算機處理器，高精密度加工設備，都有巨大的軍事價值，因此那些在技術上領先的國家對這些先進技術與設備都是進行嚴密的封鎖。

　　至于那些棉麻絲毛之類的輕工業(yè)產品，對權力結構的影響就不十分顯著。美國人現(xiàn)在逐漸放棄了國內的輕工業(yè)生產，依靠外國的不發(fā)達國家來供應，其盤算就是保留核心的先進生產力以及金融霸權，將那些過時的產業(yè)包袱丟給外國，讓他們去承受未來經濟轉型的壓力。甚至可能因為這些包袱太沉重，本國經濟風險的承受能力太小，導致本國的先進的經濟永遠發(fā)展不起來，最終處在經濟權力結構的下層，其勞動的絕大多數(shù)成果都將被那些最上層的國家占有。

　　盡管時代在變化，但是這些利害關系卻將繼續(xù)發(fā)揮作用，無非是戰(zhàn)略技術與權力工具發(fā)生了一點變化�，F(xiàn)在是硅、合成材料與稀有金屬的時代，今后將是納米技術與基因技術的時代。但是依仗由技術優(yōu)勢而形成的軍事優(yōu)勢，削弱對手的競爭地位，以便使自己站在有利的交換地位上來進行不對稱的交易，這個行為模式永遠也不會改變。

　　在這個世界上，進行和平貿易的根本利害關系就在于使國與國之間有密切的關系，不至于因為一些小的矛盾就大動干戈。但是，貿易的雙方的條件是不平等的，相互的貿易如果是為了利潤，那么參與貿易的兩個國家必然會出現(xiàn)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局面。如果在貿易中遭受損失的一方要彌補自己的損失或轉嫁自己的損失，就只有再找一個各方面都比自己不如的國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同樣的規(guī)律就可以再起作用。這就是傳銷的行為模式——盡可能轉移下層的財富以自肥。

　　經濟交易與競爭的真實情況就是，既然存在國家，就不可能實行真正的自由貿易制度。如果國家不存在，就無所謂自由貿易還是管制貿易，因為反正沒人管這些事，實質上還是弱肉強食，強者為王。國家實質上各民族尤其是弱勢民族用以自保的組織，國家消亡，人類必將回到赤裸裸的弱肉強食的叢林狀態(tài)中。

　　不受約束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那就是反人類和反人道主義的。真正的自由首先就是受法制與國家利益約束的自由，最后就要受人道主義信念的約束。真正的自由狀態(tài)就只能存在于各社會集團的力量大致平等的格局中，不至于出現(xiàn)一方徹底壓倒了另一方的局面。這個原理在國際經濟交往的格局中也是同樣成立的。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說過，自由競爭絕不是自由。而且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地指出——自由貿易也絕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貿易，應該是指貿易的結果有利于每個參與貿易的國家的自由本身，而非不顧國家利益與長遠生存安全任意交換。將本國的行動自由與發(fā)展自由放在最高的位置，時刻關注，隨時調整政策，這才符合自由主義的真精神。

　　經濟的發(fā)展是間斷性的，必須由人們以公共利益甚至全體人類的共同利益為標準周期性地進行調整，保持了本國或者本階層、本集團在經濟權力結構中的合理的地位與發(fā)展的良好前景，這樣才可以讓那只“看不見的手”來發(fā)揮作用。

　　至于所謂的效率，是從什么的角度來衡量的呢？如果只以貨幣經濟的標準來衡量是不夠的，應該將人類的長遠的真正的需要計算在內，讓產品能夠屬于那些真正需要它們的人們，應該從實物經濟的角度出發(fā)來衡量效率的原則。例如至少應該將食物與藥品送給到那些真正需要它的人們的手中。某些勢力將食物與藥品以及其它與人的生存與健康需要有關的產品囤積起來賤買貴賣，無非就是利用人的需要、弱點或者缺陷來為自己謀取不正當?shù)慕洕�利益與政治權勢。

　　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著純粹的經濟關系，所有的經濟關系最后都將演變成政治關系，經濟權力結構歸根結底就是政治權力結構。做生意就是為了謀求利潤，謀求了利潤就可以更好地建立政治軍事上的勢力，有了這種勢力，才能夠保衛(wèi)自己的經濟利益。但是政治軍事實力強大了，就未必愿意老老實實地做生意，恐怕還是建立什么殖民地更便宜一些，也沒有那么多的權利義務關系。十九世紀的殖民制度實質上就完全是一種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的集體奴隸制。

　　這個世界的規(guī)律是平衡，一人之永久所得，就是另一人永久之所失，一國之永久所得，就是另一國永久之所失。不管是在政治、經濟上還是在社會上的利益都是如此。但是這種平衡是建立在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基礎上的。表面上，自由貿易是雙方自愿的結果，但是試問一下，交易中的弱國其實又有多少可以自由選擇的余地？被迫在不利的條件下進行交易，這才是那些弱國處于越來越貧困的境地的真正原因。

　　根據(jù)歷史經驗，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任何一個落后民族由弱轉強的必經之路。只要這個世界上還存在著生存競爭與弱肉強食的野蠻行為，社會主義就是弱勢民族聯(lián)合起來對付強勢民族以求自保并且追求自我發(fā)展的最佳武器。只有在社會主義的世界體系內各國的勞動者進行經濟分工、勞動競賽與產品交換，這樣才能真正促進與捍衛(wèi)全人類的福祉與尊嚴。只有在這個條件下，全世界各國人民才能夠用自由貿易的手段來捍衛(wèi)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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