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亦兵 狂熱普及古典音樂 中國古典音樂十大名曲
發(fā)布時間:2020-04-04 來源: 歷史回眸 點擊:
歸國之前,他在歐洲一流樂團擔任首席大提琴,16年生活在瑞士。歸國之后,他開始普通教師的生活,從此只拿在歐洲時1/20的薪水 深圳音樂廳后臺,中國愛樂大提琴八重奏第一次南方五城巡演走完了最后一程,年齡參差不齊的學生和活蹦亂跳的老師朱亦兵一邊收拾行李一邊哼歌。5個城市走下來猶如一陣旋風,每場演出都受到觀眾近乎瘋狂的喜愛,從沒進過音樂廳的人也被感動了。
“把燈再調亮一點!我要跟觀眾眼神交流!”每演奏完一曲,朱亦兵便拿起地上的麥克風,面對觀眾,介紹下一首曲子的背景,闡述他的理念!爸袊F(xiàn)在的音樂廳蓋得是越來越輝煌,腕兒請得是越來越大,燈光卻越來越暗。一場演出主角有兩個,一個是演奏者,一個是觀眾,而這兩者,要充分地交流!”
他把他們的演出稱作“上菜”。最后一道“菜”是改編的大提琴《紅樓夢組曲》。曲畢,觀眾瘋成了一片,上緊了發(fā)條似的玩命鼓掌。4次返場,樂隊不亦樂乎地從后臺出來加演。樂隊成員都是他的學生,最小的只有15歲。
歸國之前,他在歐洲一流樂團擔任首席大提琴,16年生活在瑞士,卻在3個月內放下一切回到中國。歸國之后,在中央音樂學院開始了普通音樂教師的生活,從此只拿在歐洲時1/20的薪水。此外做得最多的就是普及古典樂。他痛恨中國人的兩個“傳統(tǒng)美德”――一個是謙虛,一個是勤奮!耙粋人只有表達自己才是活著的,你學的一切都是為了表達你的感覺。我常告訴學生,臺上沒有老師和學生之分,只有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重要性,樂隊才能放出最大光彩。”
在深圳的酒店里,采訪結束時朱亦兵疲憊不堪,仰著頭,腳搭在床沿上。據(jù)說前一天在香港演出后,他在酒店房間里打蚊子打到了凌晨5點。巡演全靠他一個人,沒有任何經(jīng)紀策劃,沒有任何資金贊助。
“我要躺10分鐘,平時都靠精神撐著。人往往沖過了一個目標就會累,可是如果你把這個沖刺線再往前擺50米、100米,他還會接著跑,而理想就是一場永遠沒有終點的馬拉松。不過我現(xiàn)在需要躺躺!
冒著生命危險練琴
朱亦兵的外婆是瑞士人,父母是中央音樂學院的教師。他8歲開始學琴,父親的嚴厲讓生性好動的他吃盡苦頭。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第二天鄰居們都住進了抗震棚,沒人敢回家。但近乎偏執(zhí)的父親還是逼他練琴。朱亦兵只好冒著生命危險回到5樓的家里拿出凳子和琴。那會兒所有孩子都不用上學,像出籠的鳥兒一樣,惟有他在樹陰下孤獨地拉著大提琴。
10歲,他以大提琴獨奏參加全國少年兒童五一文藝匯演,與此同時,開始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舞臺有了近百場演出。13歲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隨父學琴,當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灌制第一張獨奏唱片,這是中國唱片社“文革”后在全國發(fā)行的第一張含有西洋樂曲的唱片。1983年,17歲的他考入了巴黎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隨法國當代四大演奏家之一莫里斯•商德隆(Maurice Gendron)學藝。
這里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
13歲那年,他和媽媽在家里合作練琴的一段錄音,鬼使神差地輾轉傳到國外,竟被法國大提琴大師皮埃爾•福尼埃聽到,這位已經(jīng)70多歲的老人通過外交途徑回信說他非常感動和驚奇,要這個孩子到歐洲學習,一切費用由他負責。
這樣情真意切的信來了好幾封。直到今天,朱亦兵還能一字一句清楚背出父親給福尼埃的回信:“謝謝您的關照和贊賞,我們拉大提琴的后輩們一輩子敬仰您、崇拜您。但是我的孩子現(xiàn)在還太小,他得在中國高中畢業(yè),他首先得具備最起碼的中國的文化修養(yǎng)和語言水平。以后他要去哪里我都不會攔著!
初到歐洲,離開了父母和祖國,以往的監(jiān)督蕩然無存,再加上西方教育的寬松,愛玩的天性開始強烈反彈。在巴黎求學的5年半時光,他沒去看盧浮宮和埃菲爾鐵塔。雖然住在巴黎圣心教堂附近,從家中就能看到整個城市的美景,但最吸引他的是不遠處的電子游戲廳。每天早上一開廳他就一頭扎進去,在幾個主要的游戲機上創(chuàng)紀錄。放學回家,他會進去看看他那些紀錄有沒有被破掉,如果被人破了,他就全神貫注地刷新得分。
同時他還迷上了美食。巴黎歷來是歐洲美食之都,這里的移民多而雜,能尋覓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可口菜肴。他白天黑夜地走街串巷,吃遍了風味各異的餐館。
6張單程票和239個箱子
1987年,朱亦兵以大提琴一等獎成績從巴黎高等音樂學院畢業(yè), 成為繼馬思聰、冼星海之后第3位獲此學位的中國音樂家。兩年之后,23歲的他進入瑞士巴塞爾交響樂團擔任首席大提琴,是當時歐洲交響樂團中最年輕的首席大提琴。
他選擇瑞士定居,“拿著歐洲交響樂團的第二高薪”,玩起了汽車。最高峰時車庫里有4輛車,他最喜歡的是一輛12缸的老款敞篷捷豹,不時開著它在地中海海岸線上兜風,還在德國不限速的公路上超過時速240公里的保時捷和奧迪。
他的中國護照有常人的3倍厚,密密麻麻蓋滿了各國的簽證印章。因為頻繁往返各個國家,他只得一次又一次奔波于各國領事館之間。古典音樂演出經(jīng)常有演奏人員或指揮臨時缺席,需要人頂替的情況,這往往能成為一些人事業(yè)再上臺階的機會。由于沒有外國護照,無法隨時過境,朱亦兵只得一次次拒絕。
2003年9月,他回國探親,在中央音樂學院的講學深深觸動了他,他發(fā)現(xiàn),大學的教學理念和年輕人的追求之間存在極大反差。
父親去世前曾給他寫過一封信,說可能我要離開人世了,你會繼續(xù)在音樂舞臺上施展自己的才華,但要記住無論走到哪里,你永遠是一個中國人。
這會兒,朱亦兵對自己說,瑞士的生活過于安逸,“我總不能就這么再活30年等退休吧!”
在國外的根扎得太深:一個家庭、兩個兒女、一處湖邊小屋、半生的事業(yè)和朋友,所以,必須當機立斷。2003年12月初決定回國,2004年2月21日踏上行程。過了21年悠閑的生活之后,他買了6張單程機票給4個人和兩個大提琴,把一半的家具處理掉,其他的生活記憶放進一個40英尺長、裝有239個大箱子的集裝箱。7周之后,集裝箱從鹿特丹運到了天津,F(xiàn)在除了燈和窗簾,北京家里的一切都是從瑞士帶來的。
我在培養(yǎng)能養(yǎng)活藝術家的人
人物周刊:你對巡演的效果滿意嗎?
朱亦兵:我覺得意義非凡,并不是我想把自己說得多么重要,個人無所謂,我在跟觀眾的交流當中發(fā)現(xiàn)中國人在精神交流方面的需求太大了,真的是一種饑渴狀態(tài)。問題恰恰在于連我們搞音樂的、推銷夢想的人都缺乏表達能力。
這是普及型音樂會,免費的,拖家?guī)Э诰屯镉,可開演之后我只看見兩個出去上廁所的。所以,說中國人素質低,可能是片面的。素質難道就是老老實實,睜大眼睛、豎起耳朵接受什么?我要跟觀眾溝通。我們中國人跟西方人飲食生活方式不太一樣,人家吃一大菜,我們要吃一圈菜,還要轉盤。所以我每首曲子就5分鐘,5分鐘還受不了嗎?我不是騙你,這部歌劇的精華就這5分鐘。
我是把西方欣賞方式中國化了,我們在每個盤里嘗嘗鮮,難說觀眾聽下來哪天就想聽聽完整的呢。我在培養(yǎng)觀眾啊,我在培養(yǎng)將來能養(yǎng)活我們藝術家的人啊。
人物周刊:目前主要就是在普及古典樂?
朱亦兵:每天都在干這事。我覺得自己特別幸運,又成了一個愛好者。別人奇怪,說你是個專業(yè)的,怎么成了個愛好者,這不是業(yè)余的意思嗎?“愛好者”的拉丁文amateur,被中國人翻成“業(yè)余”的意思,但它是愛好者的意思,愛是多美好的詞,比專業(yè)神圣多了。
人物周刊:出國那么多年,回來有不適應感嗎?
朱亦兵:什么叫適應?人家劇場燈黑黑的你就黑黑的?不!我就叫師傅把燈打亮一點,我一定要看著大家的臉和眼睛。
人物周刊:那離開歐洲是因為厭倦了過于專業(yè)的演出?
朱亦兵:我說我前半輩子是在做我能做的,后半輩子是在做我想做的。
人物周刊:在西方樂團時競爭很激烈吧?
朱亦兵:所以要不斷挑戰(zhàn)自己啊,等別人來挑戰(zhàn)你不就晚了嗎?我緩解壓力的方式特別簡單,就是要給自己施加更大的壓力。
把太陽畫成綠的招誰惹誰了
人物周刊:你很看重個人表達,可人總要面臨妥協(xié)。
朱亦兵:那要妥協(xié)的東西多啦!明天天冷我多穿一點衣服,這就是一種妥協(xié)。妥協(xié)有時候也挺美好。但只要我們都多關注一下自己,這個社會就會幸福很多。我經(jīng)常跟學生說,希望你們成為光明正大、抬頭挺胸自私的人。
人物周刊:自私的人?
朱亦兵:當然!自私有那么難聽嗎?這跟社會不沖突。如果我們自己真的足夠好,這個社會就需要我們,就像一個大鐘表需要零件一樣。不是說小零件為了大齒輪的利益就要犧牲,不必這么想,再小的零件都是獨一無二的、必不可少的。
人物周刊:你認為藝術上的成就是不能靠勤奮得來的?
朱亦兵:我們中國人講熟能生巧,我硬碰硬地說,音樂就永遠不能熟,永遠得是活生生的。我們演出前排練有很多東西就是有出入的。我不相信手頭上的熟練。所有藝術都是傳播理念和情感的方式,如果里面沒有理念、沒有情感,就是模式。藝術一定得是生的、鮮活的、即興的,而不是熟練地模仿。
很多中國人覺得熟到一定程度他就不用動腦子了,而不動腦子,這玩意不可能是藝術,就成流水線了。
人物周刊:國內的人會覺得你狂妄吧?
朱亦兵:什么叫狂妄?樹林里有個長得高點的,那叫狂妄嗎?如果說不一樣就是狂妄,那我們民族的意識落后了。我覺得每個人都挺狂妄的,每一個新生兒從娘肚子里出來都是天下最狂妄的人,餓了就哭、難受就鬧、冷了就折騰。這是狂妄?那狂妄好了。你說我的狂妄損害誰了?我把太陽畫成綠的,我招誰惹誰了?“狂妄”這兩個字本身就很無聊,其實就是敢講敢想啊,沒有別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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