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12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縣、區(qū)長聯(lián)席會議上作報告,自豪地聲稱,我們的縣長、區(qū)長、鄉(xiāng)長,每月2元津貼,“又民主,又能艱苦奮斗,又能幫助老百姓。自周公孔子以來,從沒有如邊區(qū)政府的縣長這樣的廉潔、這樣的民主、這樣的幫助老百姓的。”而國民黨的縣長昵?他們每月拿著180元的薪水,只會娶小老婆、打麻將、抽鴉片,甚至還“貪污、刮地皮,壓迫老百姓”,其他一無所成。為什么會有如此區(qū)別?毛澤東斷言:這就是因為我們和國民黨不同,大家是來革命的,“革命是有生命危險,生命既準備犧牲,何況薪水這小小的東西?”因此,他公開預言:中國只有靠共產(chǎn)黨的這些既廉潔又民主的干部才有希望。
　　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共長期注意堅持在內部實行盡可能平等的分配體制。但是,當革命取得勝利、中共成為執(zhí)政黨以后,共產(chǎn)黨人并未能把這種相對而言可以體現(xiàn)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堅持下去,而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志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制度。
　　 從供給制到薪俸制
　　在井岡山根據(jù)地初創(chuàng)期,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每人每天一律只有5分錢的油鹽菜柴錢,黨政工作人員也和部隊一起吃大鍋飯。到江西中央根據(jù)地時期,前線和后方分開,后方的供給標準明顯比前線部隊要低。當時曾一度規(guī)定,紅軍戰(zhàn)士每天吃1錢鹽、4錢油,后方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天只能吃1錢鹽、2錢油;紅軍士兵的伙食標準每天1毛錢,而后方省一級干部的伙食標準每人每天只有5分錢。即使在抗戰(zhàn)之初的延安地區(qū),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在待遇方面的差距也一度只是表現(xiàn)在前后方之間,而非表現(xiàn)在級別上。如1937年9月,部隊的生活費明文規(guī)定每人每月5元,而后方的生活費卻規(guī)定:“分區(qū)(或省)、縣、區(qū)、鄉(xiāng)各級工作人員,一律每人每月三元九角(內糧食二元、菜錢九角、津貼一元)�！�
　　建國后,對于越來越龐大的黨政軍機構而言,供給制所帶來的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資源浪費數(shù)額巨大。因為不論實際需要與否,都必須保證提供給每人同樣數(shù)量的生活及消費用品,不論機關大小,都必須為此保持一支專門的后勤隊伍,從事生產(chǎn)、采購、運輸和分配工作,這中間會造成怎樣的浪費,自不難想。所以,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將工作重點轉向城市之初,薄一波就明確提出:“現(xiàn)在的制度處處是浪費,但干部還覺得處處照顧不夠,民主人士與干部生活間的懸殊等等,都成了問題�！北仨殞嵭行浇鹬�,才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
　　薪俸制度是生活費分配的一種較合理的制度。所謂薪的標準,是按其工作的質量,講技術、講能力、論勤惰,而給予相當?shù)膱蟪�。也就是依照各人的勞動簡單與復雜的程度及其工作的勤惰為標準來進行分配,這是按勞得酬的橫切面。所謂薪俸的標準是論功績,既指對革命、對人民曾立過苦績,或有長久的工作歷史,或因公積勞成疾,或在為人民的戰(zhàn)爭中負傷殘廢等原因。由于歷史上所積累的勞動的量較多,而給予一定的或長期的,生前的甚至死后其妻兒家屬仍可領取的報酬,如年俸、養(yǎng)老金、年金等等,這是按勞得酬的縱斷面。這一并行、雙重的生活費分配上的薪俸制度,將是一個比較完備的方法。
　　薪俸制從一開始就將工薪人員劃分為l 3等39個級別,最高和最低工資相差9倍。較早嘗試提出工資制標準的上海,也仿照國民黨時期舊政權的等級制辦法,將黨政工作人員劃分為甲、乙、丙三級,每級分三等,每等分四級至八級不等,總計達48個級別。最高甲級一等一級薪金400元,最低丙級三等八級45元,高低相差也是將近9倍。相比較而言,這一標準雖然比舊有的公務行政人員等級薪俸標準,多出1 0個級別來,其最高最低之間的差距卻小于舊制。
　　1955年8月31日,國務院正式頒布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制和改行貨幣工資制的命令。
　　據(jù)此,國務院又頒布了新的工資標準,不僅進一步提高了高級干部的工資標準,而且將工資等級進一步增加到30個級別,最高工資560元,最低工資18元;最高工資加上北京地區(qū)物價津貼16%后為649.6元,最低工資為20.88元,最高與最低工資差距擴大到了31.11倍之多。
　　不難看出,此次工資調整,再度拉大了等級之間的分配差距。由此自然也就引發(fā)了一些問題。
　　等級差距與特權
　　建國之初,中共借鑒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1940年蘇聯(lián)職務等級工資的標準,月收入最高者可達10600盧布,而月平均工資僅有339盧布。當時工人最高最低工資之差,甚至達到3113:1。而在資本主義各國中,除極少數(shù)國家,如加拿大、新加坡外,一般如英、法、德公務員,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一般僅在8～10倍上下,美、日亦僅在20倍左右。
　　毛澤東對工資改革問題,一連幾年都相當?shù)驼{,很少介入。直到1956年春,即斯大林去世三年后,蘇共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公開承認斯大林模式存在嚴重問題以后,他才逐漸開始表態(tài)。
　　在初步反思幾年來照搬蘇聯(lián)經(jīng)驗利弊得失的情況下,他盡管委婉卻很明確地開始提出:現(xiàn)在的工資標準把收入的差距拉得太大了。在1956年全面推行工資制度改革前夕,他就特別在黨內高層中指出:“我們歷來提倡艱苦奮斗,反對把個人物質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資可以增加一些,但要“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
　　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批評,終于引起周恩來等人的重視。1956年的工資改革剛剛完成。國務院就迅速擬定降薪方案,上報中共中央。經(jīng)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準后,國務院很快發(fā)布指示:黨政高級干部,即行政10級以上干部全面降薪。“各級降低的比例是:一至五級為百分之十,六至八級為百分之六,九至十級為百分之三�！苯敌胶�,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別系數(shù),從28:1變成了25.2:1
　　黨政工作人員高低工資之間相差25倍,在毛澤東看來仍舊太多。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這不只是高薪問題,而且還有特殊待遇的問題。行政10級以上的高級干部,雖然不再同時享受供給制的待遇,但他們依舊享受著供給制殘留下來的緊俏和質優(yōu)商品的特殊供應(時稱“特供”),并且多數(shù)因工作關系,分別享受著秘書、警衛(wèi)、司機、勤務、保姆、廚師以及醫(yī)療和專車、住房等其他中低級別干部所不能享受到的各種特殊待遇。
　　有關各級干部在工資以外的待遇和享受問題,很大程度上參考了蘇聯(lián)人的做法,制定了相當細致復雜的具體規(guī)定。所有這一切,自然都是嚴格地按照等級來劃分的。比如幾級以上可以配廚師,幾級以上可以配勤務,幾級以上可以配警衛(wèi),幾級以上可以配秘書,幾級以上可以配專車,包括不同級別的干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guī)定。以最典型的住房標準為例,開始實行工資制即有了嚴格按照等級分配的規(guī)定。像上海市,1956年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干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明文規(guī)定: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致住宅”;9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如此等等。
　　毛澤東的努力
　　毛澤東發(fā)現(xiàn),高級干部的工資待遇提到如此之高,各種問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層出不窮。僅僅因為級別稍有不同,待遇有所差別,就有人公開吵架告狀,以至痛哭流涕。毛澤東對此極為反感。他不止一次地在黨內公開批評說:工資固然應該增加,但“現(xiàn)在看起來工資有些不很適當,已引起人們的不滿”。而更奇怪的是,級別高了,工資多了,“鬧地位、鬧 名譽,爭名奪利這個東西也多起來了。過去的那個拼命的精神,過去階級斗爭的時候,跟敵人做斗爭的時候,我們那種拼命的精神,現(xiàn)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講究吃,講究穿,比薪金高低,評級評低了就痛哭流涕據(jù)說還有幾天不吃飯的”�！盀閭�人利益而絕食而流淚”,這算什么?他甚至氣憤地訓斥道:“至于你那個幾級幾級,就是評得不對也要吞下去!”
　　1959年2月和次年10月中共中央又兩度下令降低高級干部的工資。1959年明令 降低最高的1-3級黨員干部的工資標準,將三級工資合并。降到460元。經(jīng)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中,就突出強調了這一觀點。公開信在詳盡剖析了蘇聯(lián)特權階層的種種表現(xiàn)之后,明確寫道:“絕不要實行對少數(shù)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yè)、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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