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嘉興南湖的朦朦煙雨中一路走來，到今天中國共產黨已走了九十年。而關于中共黨史的“研究’’可以說從它誕生就開始了。舉一個例子。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是“蘇俄輸出革命”還是中國人獨立自主的產物?這個問題現在還有學者在研究并且存在觀點分歧。西方和俄羅斯的學者多傾向于認為是前者，也有部分學者認為是在陳獨秀等人的堅持下“獨立自主”地建黨的。
　　其實，對這個問題的爭論，幾乎可以說從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開始了。比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一邊懷著一腔“國際主義”熱情幫助和指導這幫雄心勃勃的人召開一大，一邊不住地抱怨這個黨是個“早產兒”，“幼稚”得很，是共產國際這個“助產婆”打了“催產素”后細心接生才落草的。而蔣介石直斥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
　　這種看法當然遭到中共黨人的駁斥。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時，中共中央發(fā)表聲明，在簡述中共產生的國內背景之后說：“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亦必將應運而生，這是歷史必然的定律。”到了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表述如下：“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我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的幫助下誕生的�！边@個闡述平實準確，也沒有避諱共產國際的作用，至今還是站得住腳的。
　　回顧歷史，中共黨史研究的開展與政治空氣的狀況有緊密聯系。中共歷史上第一次系統(tǒng)地大規(guī)模學習和研究黨史，是在延安時期，作為整風運動的前奏和醞釀。以后毛澤東多次號召并掀起學習和研究黨史的活動。但較為正規(guī)的逐漸擺脫政治過分束縛的黨史研究，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步入正軌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思想不斷解放、文獻不斷公布，不斷有研究禁區(qū)被打破，由此歷史迷霧逐漸撥開。
　　
　　一、經過長期考證探討，破解中國共產黨“誕生之謎”
　　
　　這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個有趣的“謎”。黨究竟是哪天成立的?這猶如一個人不記得自己的生日一樣，令人糾結。經過多位學者多年研究，一大的開幕時間已基本達成一致，即1921年7月23日，但閉幕時間卻依然眾說紛紜，有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說法，有待繼續(xù)考證。還有，會議代表到底是12人還是13人?現在基本敲定為13人。事實是，這個當時全國只有50個左右共產主義組織成員的小黨，誕生在兵荒馬亂之中，會議倉促而秘密，中間還轉移了會場，裝作旅游團在船上才把閉幕式開完，會議結束后代表匆忙離開。不久，因遭搜捕，所有大會文件全部丟失或銷毀，會議代表的記憶又十分模糊，這次會議情況逐漸成謎。
　　1957年，戲劇性的轉機出現了。這一年，蘇共中央將原共產國際檔案中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如數移交中共中央，存放于中央檔案館。人們在這批檔案中發(fā)現了幾份俄文的一大會議文件，大致還原了一大的主體面貌。這批文件被轉譯為中文，編人文獻集后，研究者大量引用。尤其是其中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被看作是一大通過的標志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最重要的文獻。
　　2001年，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一書出版。作者宣稱：“本書的學術水平將超過中國為紀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計劃出版的有關中共創(chuàng)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歸歷史現場，審慎考證史實方面不會落于人后。”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國的大量有關文獻，在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對中共創(chuàng)建前后的歷史提出了一系列新見解，印證了他的學術自信。2006年中國出版了該書中譯本。
　　近年來，國內學者也普遍更加重視嚴格的原始資料研究。如李玉貞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俄文本和英文本進行了精細的文本分析后，提出它們極有可能并沒有在會上通過，而僅僅是供討論的草案，甚至可能只是一個向共產國際匯報的材料。
　　再比如為什么黨的主要創(chuàng)建者陳獨秀、李大釗都缺席了一大呢?有人研究指出，是因為當時陳獨秀、李大釗認為黨在1920年已經成立了，開會只是馬林張羅的一個共產國際看重的儀式，加上事務繁忙就不去了。如北京小組接到會議通知后，認為是小事一樁，相互謙讓一番后，由兩位北大學生張國燾和劉仁靜赴會�？傊�，當年黨的創(chuàng)建者們似乎都沒有預見到一大在中共黨史上的重要意義。
　　關于一大的研究越深入，越發(fā)現它的真實情況遠遠不如想象中的神圣，比現在規(guī)模龐大的全國黨代會差得太遠。這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掃興，但人們由此可以去深刻體會一個后來十分顯赫韻大黨的草創(chuàng)時期的復雜和艱辛。
　　
　　二、翻開塵封的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檔案，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
　　
　　共產國際是由列寧創(chuàng)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指導機構，與各國共產黨關系密切。但中共黨史研究中長期對此重視不足，尤其在強調路線斗爭的年代，除了批判王明“教條主義”是打著“共產國際路線”旗號搞宗派統(tǒng)治外，對其他“錯誤路線”的批判都不怎么提共產國際。
　　關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指導的作用，建國后周恩來曾有一句比較經典的評價：“兩頭好，中間差�！眱深^是指大革命時期和抗戰(zhàn)時期，中間是指土地革命時期特別是王明、博古負責時期�？箲�(zhàn)時期好理解，當時共產國際已經快解散了，不再直接向中共發(fā)指示，基本尊重中國黨自行處理本黨事務。但大革命時期情況就復雜了。長期的主流觀點是，代表大資產階級、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背叛革命，導致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是因為當時黨的領袖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向國民黨右派妥協(xié)退讓的結果，由此還得出“知識分子立場軟弱”的結論。這個結論其實是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宣布，以后長期沿襲的。
　　多年以后，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大量相關檔案陸續(xù)公布于眾，大革命歷史的書寫才得到應有的調整。多位學者潛心梳理史料后發(fā)現，國共合作中，共產國際服從于蘇俄國家利益和革命實用原則，選擇了扶助國民黨的對華策略，強迫共產黨協(xié)助國民黨工作，不允許共產黨謀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中的領導地位，甚至聯共(布)顧問鮑羅廷公然向他們提出：在現今的民主革命階段，共產黨人就是要甘于給國民黨“做苦力”，至于“當主人”則還在看不見的將來。
　　陳獨秀本是中國思想界精神領袖，一直宣稱“要獨立自主地干”，豈能忍受處處受制于他人?于是他又是與鮑羅廷爭執(zhí)，又是與黨內同志開會討論，又是向共產國際遠東局寫信申訴，甚至要求撤換鮑羅廷，但最后總是困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聽從鮑羅廷的主張。大革命后期所謂陳獨秀向國民黨右派的“三次大讓步”，包括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 案，都有共產國際代表在里面起著關鍵作用。等到國民黨右派羽翼豐滿、實力在握，與共產黨決裂的企圖已如黑云壓城的時候，共產國際才發(fā)出讓共產黨予以堅決抵抗的訓令，可惜為時已晚。所以這一頭的“好”，經過大量學者的文獻研究，發(fā)現要打很多折扣。
　　大革命失敗明白無疑地顯示了共產國際對華策略的嚴重失誤，但共產國際卻把一切罪責全部推到中國共產黨身上，特別是黨的領袖陳獨秀身上，說是因為他違犯了共產國際訓令的結果。這就與聯共黨史有點關聯了。當年斯大林一心扶助土耳其的基馬爾民主力量進行民族解放斗爭，不料基馬爾革命成功、建立政權之后立馬調轉槍口反共反蘇，使蘇俄的一番努力血本無歸。但斯大林沒有接受這個慘痛教訓，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不顧托洛茨基等人的堅決反對，又寄希望于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物質和軍事援助，結果又一次慘敗。斯大林頓時遭到黨內反對派的嚴厲指責，要求他為此承擔責任。斯大林急于擺脫困境，維護個人和共產國際權威，不惜把中國黨的領袖陳獨秀推出來作為替罪羊。
　　近些年的研究還表明，正是由于想盡快讓中國革命再次轟轟烈烈搞起來，好讓人們忘了大革命失敗這一幕，斯大林指導中國革命的方針轉向農村土地革命時，仿佛抓了一副“虎狼藥”，一個急轉彎，導致中國共產黨一反大革命時期的“右”，“左”傾錯誤一個接一個，一個比一個“左”，最后差一點把中國共產黨葬送在長征的崇山峻嶺中。這就是土地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所起的“中間差”的嚴重負面作用。
　　當然，學者們也能看到“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多不避諱早期所犯錯誤的自身因素，從而對黨從力量弱小、毫無經驗、理論幼稚到發(fā)展成為一個成熟的政黨的過程進行研究和總結。
　　
　　三、去除重要歷史人物身上不真實的“光環(huán)”和“污水”
　　
　　在學者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隨著共產國際檔案顯示的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的真實情況逐步呈現，與之相關的陳獨秀評價問題，也逐步向更加客觀的方向轉變。長期以來陳獨秀在黨史上都以導致大革命失敗的“右傾投降主義者”形象出現，2002年修訂出版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則認可陳獨秀是中共的創(chuàng)始人、五四運動的旗手，同時將他在大革命后期的“右傾投降主義”改為“右傾機會主義”。不久，又改為“右傾錯誤”。
　　毛澤東更是黨史人物研究的重頭對象。關于他的思想和生平的研究的逐步深化，首先是一個“去神圣化”的過程。比如，長期以來黨史上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20世紀80年代公布的遵義會議檔案則顯示，會上毛澤東只是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后確定由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軍事上則由周恩來負責，毛澤東是其助手。因此很多學者研究認為，毛澤東在黨內軍內領導地位的確立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遵義會議只是一個起點。相應的，擔任黨的最高負責人長達十年的張聞天的歷史足跡也逐漸得到研究者的重視。
　　毛澤東研究史可以說是“波瀾壯闊”。在“文革”前盛行對他的個人崇拜，而“文革”結束后不久就出現了一股強勁的“非毛化”思潮，社會上議論紛紛。此時鄧小平多次明確表示：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黨的歷史。在他的堅持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歷史證明了鄧小平深遠的政治眼光。后來毛澤東思想被確定為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被確定為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共十七大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而毛澤東思想則是該體系的奠基和前提。在最近關于“中國道路”的闡述中，毛澤東是對走到今天的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道路”做了最早的成功開拓的人，是他先找到了“中國革命道路”，對“中國建設道路”進行了探索，而后人們才能繼之而開拓出“中國改革和發(fā)展道路”。因此在主流研究中雖然仍舊不采納西方比較流行的“權力斗爭”說，但也不諱言毛澤東的錯誤，將它們歸于“探索中的曲折”、“開拓中的失誤”、“應當總結的教訓”之中。
　　再比如關于朱德的研究，這是一個平面人物逐漸立體化的過程。在人們的視野里，朱德是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者，但形象有些模糊。經過學者們潛心研究，還原了一個在政治、軍事、思想上都具有突出才華，在多次中共重大事件和決策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真實的“總司令”形象。近年有人提出著名的游擊戰(zhàn)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不是毛澤東而是朱德提出的，毛澤東只起了宣傳作用。這個觀點引起網上的激烈爭論，也是朱德研究得到深化的一個表現。
　　
　　四、收起歷史傷痛，冷靜梳理建國后重大黨史事件
　　
　　延安時期，毛澤東為了理清黨史上的是非，曾獨創(chuàng)了一個黨的最高領導人親自抓黨史研究的范例，他親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第―個歷史決議”)，梳理和評價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的重要歷史過程，特別針對對黨造成了巨大危害、當時又成為黨內不穩(wěn)定因素的“王明路線”進行了總結。對于當時統(tǒng)一全黨思想，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個決議是在大范圍的討論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集體修改，得到普遍共識包括原“左”傾陣營人物認可之后，方才通過的。
　　幾十年后的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長期“左”禍泛濫，黨內思想一度混亂，并響起一片以“非毛化”、“重評毛澤東”為代表的“重評建國以來黨史”的呼聲。為了再次統(tǒng)一思想，結束歷史是非的論爭，以便“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效仿毛澤東，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該決議基調由鄧小平定下，同樣經過了黨內廣泛討論，中央領導成員反復修改后通過。有趣的是，兩次“歷史決議”都由中共黨內有名的“一支筆”胡喬木執(zhí)筆。
　　到如今，三十年過去了，對建國后黨史中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的正式表述仍基本以第二個歷史決議為準。但該決議對于建國以來黨史的梳理和評價是從政治高度進行的，那些政治定論畢竟遠遠不能滿足人們探求黨史的濃厚興趣。而建國后黨史中很多較為“敏感”，即負面東西偏多的歷史事件，在研究中成為海外學者的熱點，國內學者的難點，但多年來堅持不懈的努力還是取得了不少進展。
　　例如關于“大躍進”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如何估算“大躍進”之后的“三年困難時期”(這是官方的稱謂，國外有人直稱為“大饑荒”)的人口死亡數字，曾經是“大躍進”研究中的焦點問題。而后，很多學者不再糾纏于具體數字和究竟幾分“天災”幾分 “人禍”的錐心追問，收藏起歷史傷痛，開始更加冷靜深入、全方位的研究，從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心態(tài)史等角度“各個擊破”。
　　歷史事實清楚了，人們心中的評價自然客觀。的確，歷史永遠比我們想象的復雜得多。有學者根據水文氣象和糧食統(tǒng)計資料進行研究，認為1959年到1961年的確發(fā)生了較為嚴重的持續(xù)的自然災害，并非“風調雨順”。從農村糧食減產看，自然災害大于決策錯誤；但從農村集中缺糧情況來看，決策錯誤影響遠大于自然災害。劉少奇通過調查得出的“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是成立的�？梢妵乐貫暮�會迫使人們尤其是國家治理者對社會政治和政策進行反思。因此，天災和決策失誤糾纏在一起，反映了一個歷史時期的“天人之惑”。
　　再比如1962年初著名的“七千人大會”，處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距離中點，可以說又是一個中共黨史重大關節(jié)點，但長期以來缺乏完整研究。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填補了這個空白。值得注意的是，該書出自歷來觀點正統(tǒng)謹慎的中央文獻研究室。該書根據不少獨家史料和訪談資料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陳云、林彪等重要黨史人物的言行作了有說服力的剖析，并認為毛、劉對形勢的不同估計，“打下毛、劉分歧的楔子”，成為后來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潛因”。特別是關于政治局常委、中共第五號人物陳云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為何沒有發(fā)言的“懸案”，書中有十分精到的分析。
　　
　　五、繼續(xù)揭示和解讀：“歷史真相”還需努力
　　
　　中共黨史研究可以說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既是老百姓“漁樵閑話”的佐茶談資，似乎還含有不少神秘成分(中國曾經歷政治氣氛深入骨髓的年代，至今余聲未消)，同時又是嚴肅的、對眾多學者具有強大吸引力和挑戰(zhàn)性的歷史課題。
　　而作為執(zhí)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也一如既往地重視黨史普及教育和黨史研究在政治上的重要功能。中央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格外關注，從去年6月的當年10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史工作的意見》可以感知，一個月后作為今年建黨九十周年紀念活動“預熱”的中央黨史工作會議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與會代表，分管黨務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習近平發(fā)表講話，規(guī)格之高受到多方關注。
　　習近平講話中的一些表達曾引起一些熱議。如他談到中共歷史上的失誤“是花了慘烈的代價的”，有學者指出“慘烈”這個相當重的詞，是過去中央領導人講話從來沒有過的，顯示出正視歷史的態(tài)度。同時，習近平也強調“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反映出對社會上存在的兩種思想傾向的憂慮：一種是對黨史的否定和“妖魔化”；一種是對現實的否定和“妖魔化”，甚至有人呼喚“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在目前建黨九十周年紀念、回顧和研究的熱潮中，作為多年黨史研究成果的展示，中央文獻研究室捧出積多年文獻編輯心血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等重頭文獻系列，中央黨史研究室則亮出了多人參與、費時16年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中宣部等各家理論研討會次第召開。
　　自然，熱潮過后是平靜。黨史常常一不留神就成為社會熱點和官方宣傳重點，但揭示所謂“歷史真相”是史家永遠不可能徹底完成的過程。歷史迷霧遠未散盡，更多地為世人展露和解讀黨史上諸多事件的歷史過程，還需要眾多學者長期艱苦地“坐冷板凳”的功夫和保持政治清醒的定力。毛澤東早年曾云：“讀歷史是智慧的事�！闭\然。

相關熱詞搜索：黨史 迷霧 中國 中國黨史研究:迷霧漸開的九十年 中共黨史研究 黨史研究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