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清晨，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在登山時避開警衛(wèi)視線跳崖自殺。因涉嫌受賄而接受調查，盧武鉉堅定地縱身一躍，讓世人看到了一個政治家的勇氣。

　　對于兄長的問題，他認為自己不可能什么都管。在妻子的問題上，他說“是夫人干的，我不知道”。

　　這位“庶民政治家”曾被譽為“廉潔先生”，當他的政治理想主義隨著總統(tǒng)任期的終結而消散殆盡的時候，金錢方面的清清白白幾乎成了他最堪回味的東西。盧武鉉的個人羞恥感，讓他用生命為代價選擇了擔當。

　　個人的清白很難代表一種真正的清白。如果身邊人受賄的問題屬實，即便到了“遙遠的未來”，歷史仍然無法抹去盧武鉉身上的污點。

　　不過，人們同情盧武鉉并非是要原諒腐敗，而是要認可和鼓勵一種官員應有的道德感。在中國，盧武鉉事件熱度驚人，隱喻了公眾對腐敗分子的盧武鉉式幻想——腐敗分子最好都學習盧氏好榜樣。

　　但是政治僅僅是基于道德嗎？從臺灣地區(qū)前領導人陳水扁的身陷囹圄到韓國前總統(tǒng)盧武鉉的突然自殺，亞洲地區(qū)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腐敗問題，再次深刻暴露了出來。

　　對盧武鉉悲劇及其發(fā)生機制的檢討，則將作為沉重的一課，在未來民主政治的操練中，被長久地談論。

　　黑金政治撞了民主的腰

　　如果將目光擴大到民主化轉型中的亞洲，類似的現(xiàn)象比比皆是，這是人類無法醫(yī)治的痼疾，還是經濟起飛與政治改革脫節(jié)而新產生的癌癥？

　　在臺灣，蔣經國早期扶助民間經濟，一批家族涌現(xiàn)，創(chuàng)造了“臺灣錢淹腳目”的經濟奇跡。此時，政界與民間商賈之間更多是互助共建的關系。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璇三位高官被譽為“經濟發(fā)展三杰”，是臺灣經濟騰飛的奠基人，卸職后的生活可以說是窮困潦倒。

　　到蔣經國后期，商界大佬紛紛從政，王又曾等巨賈更是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等要職，政商開始出現(xiàn)合流的趨勢。到了李登輝時代，政商密切勾結合流。黑金政治正式登臺。而這與民主選舉時代的到來竟莫不相關。

　　臺灣地區(qū)黨禁、報禁解除后，長期一黨獨大曾讓國民黨形象敗壞，在民主選舉中優(yōu)勢不斷減少，為了贏得選舉，國民黨開始扶持有黑道背景的商界大佬，而商界大佬則通過捐政治獻金、賄賂的方式報答國民黨。在李登輝任內，“黑金政治”達到了極致。

　　2000年臺灣“總統(tǒng)大選”，“百年老店”國民黨失去政權，除了因黨內分裂外，“黑金政治”導致形象崩壞也是重要原因。而獲得選舉勝利的正是長期以追打“黑金政治”聞名的陳水扁。

　　和陳水扁一樣，盧武鉉正是正確把握了“反腐敗”的民心脈動和群體訴求，營造了“同過去的腐敗一刀兩斷”的政治幻想，才走到了政治最高位，人生的最顛峰。

　　作為韓國民主轉型后由民選產生的第三任總統(tǒng)，盧武鉉曾以“平民政治家”的當選改寫了韓國的現(xiàn)代政治史。

　　當初盧武鉉躋身政壇，其最吸引人的特點便是“與腐敗無緣”。2002年舉行總統(tǒng)選舉時，候選人盧武鉉給競爭對手貼上了“腐敗”的標簽，并說自己是依靠“小豬存錢罐”參加選舉。

　　盧武鉉草根出身的背景，更讓人們對此充滿了希望。人們希望在西式“民主”制度下的盧武鉉，能夠使政府擺脫與利益集團的聯(lián)姻。

　　在此之前，韓國離任總統(tǒng)似乎都擺脫不了貪腐指控的困擾。韓國正是在樸正熙時代實現(xiàn)了經濟起飛，而國家權力與大企業(yè)的結合，恰是韓國經濟起飛的原因之一。因此，在社會轉型后，如何從制度上抑制由此而產生的裙帶之風、金錢政治、政商勾結、黑箱操作，便成為韓國政治生活中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不過，無論是陳水扁還是盧武鉉，都讓自己的支持者失望了。給對手貼上“腐敗”標簽的盧武鉉，不得不在卸任后，為說明“是自己直接收受還是家人和親信瞞著自己收受”的問題走向檢察機關大樓；
而給對手貼上“黑金政治”標簽的陳水扁呢，自己則成了“黑金政治”的最大代表。

　　這真是亞洲民主的多事之秋——印度正在舉行最大規(guī)模的民主選舉，但是看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近日發(fā)表《印度民主丑陋的一面》一文：

　　“上屆印度議會的543名成員中，有128人曾面臨刑事指控或調查，其中83人涉及謀殺。在一個貧困社會，黑幫分子能夠憑借武力和金錢進入議會，而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

　　對經濟人而言，“無利不起早”是個永恒的定律。亞洲不少地區(qū)的新富階層也開始走上政治前臺，為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有的新階層人物便會去尋租權力或進行賄選——于是就有了腐敗，紅色民主被“黑金政治”撞腰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什么才能靠得住？

　　面對權力的誘惑時，領導人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個健全的社會，首先就是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

　　說起陳水扁，他與盧武鉉有不少相似之處。兩人都出身貧寒，都是從基層逐級進入最高層的，都曾暴得大名。

　　盧武鉉以“人權律師”起家，在競選中高舉“實現(xiàn)新舊交替，打破舊政治和特權政治”的大旗，上臺之初標榜清廉 。而陳水扁由“三級貧民”家庭走進臺灣大學法律系，由律師步入政壇，在“美麗島事件”中嶄露頭角，“反黑金”的口號所向披靡，年輕人視陳水扁為偶像。

　　如果再將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qū)作一比較，不難看到盧、陳兩人所處的歷史背景也頗相同——都是“東亞四小龍”，在獨裁統(tǒng)治中實現(xiàn)經濟起飛，政商勾結，錢權交易盛行。盡管都擺脫了獨裁，政黨紛爭卻從未停息，政治領袖也走不出盛極而衰的輪回。

　　盧、陳都是從他們的下屬或親友的案子打開缺口，才逼近他們本人——從這一現(xiàn)象中，我們也能看到東亞的血緣傳統(tǒng)在政治生態(tài)中的作用，似乎一涉及到親人的利益，領導人的責任感和道德感就崩潰了。

　　都是通過選舉上臺的，他們執(zhí)政的每一天都面對著反對黨和充分享受新聞自由的媒體——對盧、陳的爭議和指控都開始于他們在任時，但都是在他們卸任后才受到查處。

　　那么，說到底，問題的癥結之處， 還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為什么監(jiān)督在亞洲地區(qū)就難以實行？

　　這似乎印證了亨廷頓的民主觀點——第三世界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民主的過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一旦公權力實現(xiàn)比較開放的競爭之后，對權力自身實行有效的監(jiān)督，往往就成了最為棘手的問題。

　　客觀地說，盧武鉉的自殺在揭示了韓國民主有待完善的某些軟肋外，同時也昭示了民主的益處——假設韓國依然繼續(xù)全斗煥時代的集權方式，經濟依然發(fā)展，那么，從全斗煥、盧泰愚到盧武鉉的黑金腐敗會暴露嗎？應該不會暴露在司法調查下，最多暴露在民眾的嘴巴上。

　　“盧武鉉門”所涉嫌的問題金額，充其量是600萬美元，且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制鞋商所賄，與過去那種源于大財閥、動輒數(shù)億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上的很大差別，但縱然如此，仍難逃輿論和法律的追究。

　　盧武鉉自殺后，一些中國媒體在評論中談到了道德壓力，不少公眾贊賞盧武鉉表現(xiàn)出的知恥意識�？磥磉@一事件引起中國民眾的廣泛關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于盧武鉉卷入了腐敗案，而是他的自殺體現(xiàn)出的恥感文化。

　　更多的是，民眾對官員道德壓力的缺失深感擔憂——盧武鉉的個人羞恥感，讓他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最高的代價，但是，當一個國家絕大多數(shù)人，甚至掌握權力的階層，都缺失羞恥感的時候，僅僅是個別人的羞恥感有用嗎？

　　韓國司法部門在盧自殺后又突然宣布停止調查——其人已逝，罪與非罪的法律之辯，或“保守”與“改革”之爭，接下來也許會先讓位于東方民族的義禮人情。

　　這似乎代表自殺可以換得尊嚴和寬恕。臺灣地區(qū)的《中國時報》刊發(fā)了一篇評論稱，肯定盧武鉉自殺，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負面教育，我們探討腐敗的時候，應該集中關注于“如何透過公正的司法體制，將相關弊案厘清并予正確判決，讓犯罪的人得到應有的懲罰，給人民一清楚的交待，還給人民公道”。

　　寄希望腐敗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良心不安，實在是一種無力的一廂情愿。治療腐敗的最好方劑還是法律和公開透明，這也是形成道德壓力的最重要的基礎。事實表明，僅僅靠道德壓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是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的�！鰜碓矗盒旅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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