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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聲譚]大師,只有四個

發(fā)布時間:2020-06-19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作者:夏榆

  

  有一本書叫《毛主席聽我說相聲》,記錄了毛澤東與幾位相聲演員的交往。

  

  薛寶琨看見過侯寶林被請到中南海為毛澤東說相聲。馬季、劉寶瑞、馬三立也被請去過,但侯寶林是被請最多的,給人的印象是毛澤東更欣賞侯寶林。

  

  侯寶林被請到中南海說相聲大多是在周末,相聲表演穿插在舞會當中,中國廣播文工團的歌唱演員曾經(jīng)被邀請過。從1950年到1965年,這樣的經(jīng)歷經(jīng)常有。侯寶林有相當一部分段子就是在這個期間錄下來的,那是侯寶林的鼎盛時期。

  

  馬季也是被請的演員之一,作為侯寶林最欣賞的徒弟,馬季對侯寶林的追隨一直到1966年以前。薛寶琨看見過這種追隨,也看到過追隨的終止。

  

  1971年,林彪在溫都爾罕摔死的時候,薛寶琨和侯寶林坐在田間干活,其時他們正經(jīng)歷著人生最晦暗的時期,他們分別被打成“反動權(quán)威”和“右派分子”下放到京郊的農(nóng)村勞動。

  

  在1966年以前,薛寶琨跟侯寶林的相處是彼此禮貌客氣,互相尊重。1966年以后,兩人一塊兒倒了霉,一塊兒下干校,就成了患難之交,可以無話不談。并沒有人傳達林彪事件,但是薛寶琨跟侯寶林說你可能要回去了,你回去得肯定比我早。

  

  侯寶林不信。薛寶琨說:“你記住今天這個日子,看我靈驗不靈驗!

  

  此后不到一星期,侯寶林就被宣布允許回家探親,回去以后就再沒有返回鄉(xiāng)間勞動。

  

  一年以后,薛寶琨也回到了北京,重新回到廣播說唱團的創(chuàng)作崗位。

  

  2006年12月28日,記者在南開大學東方藝術(shù)學院專訪薛寶琨教授。

  

  

  馬三立是惟一有文化的

  

  記者:馬季之后,相聲的大師時代被終結(jié),您經(jīng)歷過相聲的侯寶林時代,馬三立時代和馬季時代,您怎么界定“相聲大師”?

  

  薛寶琨:大師,我的理解是應(yīng)該站在時代的峰巔,能挽狂瀾于既倒,領(lǐng)一代之先鋒,這樣才可以作為大師,具備大師的條件應(yīng)該有幾條: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媒體炒作起來的,不是一時的社會潮流推舉的;
還有就是他要能經(jīng)得起歷史的考驗。我們不必急著確定誰是大師,任何的大師都是要經(jīng)歷史和時間的積淀。

  

  記者:按照您這個標準,誰能領(lǐng)受相聲界大師的桂冠?

  

  薛寶琨:我心目中的大師就四位,張壽臣、劉寶瑞、侯寶林、馬三立。張壽臣建國以前就是大師,傳統(tǒng)的單口相聲經(jīng)張壽臣之手,達到經(jīng)典的程度。單口相聲可以進入世界文學藝術(shù)之林,它延續(xù)或者承繼了清代的話本小說這一脈,同時又具有喜劇的元素。張壽臣的單口相聲《小神仙》、《畫蠟圈》是民國時代社會眾生相的寫照。劉寶瑞是張壽臣的徒弟,他寫傳奇故事,寫歷史往事,從筆記小說汲取養(yǎng)分,用相聲諷刺貪官污吏,他的《珍珠翡翠白玉湯》、《官場斗》活畫出那個時代的民俗和民風。第三位是侯寶林,他是雅的代表,侯寶林也說了很多傳統(tǒng)相聲,但是他的新相聲更具時代感,他力挽狂瀾,使相聲起死回生,從低潮走向復(fù)興,從地攤登上大雅之堂。第四位是馬三立,他是傳統(tǒng)相聲的代表,馬三立把相聲做到大俗的程度,因為他長期在底層生活,對底層民眾熟悉。馬三立是相聲這個門派里惟一有文化的,他是文哏的代表,他的外祖父是文哏的創(chuàng)始人,他本來是應(yīng)該沿著文哏去講的,文哏就是講文字語言游戲,“掉書袋”,但是因為他太熟悉底層生活,改變了他的路徑,所以一俗到底,大俗入雅。他的作品如《馬大官人》、《馬善人》、《馬教官》,都是以馬三立的眼睛觀察生活,對人性的刻畫深入逼真。

  

  記者:馬季呢?您為什么不舉馬季?

  

  薛寶琨:馬季我沒有考慮,我現(xiàn)在還不能下這個結(jié)論。我認定侯寶林是大師,是在他去世10年以后。我眼中的大師跟相聲觀眾眼里的大師不一樣,觀眾稱之為大師,更多地是感情。馬季去世以后,媒體一致稱他為大師。但是我要說大師,就要符合我說的標準。我是先有標尺,后量人,不是先有人才定標尺。馬季相聲的優(yōu)長是歌頌新生活,他對新生活的熱情和肯定,使歌頌相聲這個功能得以拓展。歌頌是沒有錯,但是我們歌頌的一些對象并沒有立得住,沒有立住的原因是因為生活出了問題。還有就是歌頌相聲還有很多問題需要探討,比如歌頌相聲是不是只傳達一種感情,要不要塑造人物,要不要有喜劇性格。

  

  我對相聲衡量的標尺有三條,一個要面對生活,要回答或提出生活當中的問題,要干預(yù)生活;
第二要表達情感,是非、善惡、美丑,要表達清楚,要善善惡惡;
第三就是要塑造人物,侯寶林那個《夜行記》,本來是配合政治宣傳的,但是他給我們塑造了一個京城小市民形象,他違反交通規(guī)則,不是專跟交通規(guī)則作對,只是性格使然,自己弄巧成拙,一個小市民的形象躍然而生。

  

  對相聲表演而言,所有的問題都還不是技藝的問題,你要站在一個時代的高度,沒有這個高度就很難走遠,這四位不是平行的,侯寶林就略勝他們幾位,他是天時地利人和(俱備)。

  

  記者:當今的曲藝界呢?馬季之后有誰能成為相聲界的領(lǐng)軍人物?

  

  薛寶琨:迄今我還沒有發(fā)現(xiàn)哪一位。我也退休了,不再研究相聲了,F(xiàn)在那些人進入不了我的視野,到不了我的眼底,我想給他說好話,但是我憑什么說呢?我說什么呢?我一個學者不能說違心的話,雖然違心之說能得到好處,但是那樣就不是薛寶琨了。別人誰愿意說誰就說。我現(xiàn)在還沒看到,可能再過5年,我看到了,到那時候再說。

  

  

  沒侯寶林就研究莎士比亞

  

  記者:對普通觀眾而言,“大師”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帶給他們真實的快樂,您怎么看郭德綱?他的德云社現(xiàn)在風行北京。

  

  薛寶琨:現(xiàn)在郭德綱就是個說相聲的,他可能像他的前代一樣,挽相聲狂瀾于既倒,但也可能就曇花一現(xiàn)。最終能不能成器不光取決于他主觀的愿望,還取決于時間,時也,勢也。現(xiàn)在都請郭德綱去做廣告,請郭德綱演電視劇,做主持人,人經(jīng)不住這樣的東西。侯寶林沒做過廣告,馬三立沒做過廣告,劉寶瑞沒做過廣告,沒做過廣告不是當時的廣告業(yè)不發(fā)達,1940年代廣告業(yè)不發(fā)達?1980年代,1990年代廣告業(yè)不發(fā)達?侯寶林沒有做,馬三立也沒有做,他們能拿得住自己。你是不是隨波逐流,是不是能夠抵擋誘惑,固守住自己很不容易。侯寶林拍電影不行嗎?人家不掙那個錢。這些大師都把相聲當成自己的生命。我不尊敬侯寶林,我就不研究相聲,不配我研究。沒有侯寶林,我就去研究莎士比亞,研究關(guān)漢卿。因為有侯寶林,我才研究相聲。

  

  記者:侯寶林的時代已逝,馬季也已經(jīng)遠離我們,現(xiàn)在是郭德綱的天下。

  

  薛寶琨:郭德綱的歷史功績就是復(fù)歸相聲的本性,復(fù)歸了相聲在小劇場的表現(xiàn)形式,相聲必須在觀眾面對面的情況下,我能看見你,感覺到你表演的魅力和語言的魅力,才能產(chǎn)生磁場,對相聲來說,小劇場是最好的方式,電視相聲閹割了相聲的生命。第二,郭德綱是說相聲,回歸了相聲以說為主的表現(xiàn)形式。這個侯寶林先生很在意,他認為相聲就是說的,不是唱相聲。1980年代的時候,相聲演員拿著吉他上來就唱,那是唱相聲,不是演相聲。我的看法,相聲應(yīng)該相聲化,而不是小品化和戲劇化。

  

  郭德剛告訴我們相聲是說的,他使許多年輕人,沒有看過相聲的人,看到了還有郭德綱這樣的說法,而這個是相聲本來的面貌。

  

  第三,他激活了傳統(tǒng)相聲。傳統(tǒng)的相聲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諷刺,現(xiàn)在的相聲演員,與其說不敢諷刺,不如說不會諷刺,不知道諷刺是什么,以為諷刺就是金剛怒目,就是匕首投槍,就是掀掉筵席,撕毀花環(huán),以為諷刺就是十大批判,但你看馬三立的《馬善人》,他跟人說,我要發(fā)了,發(fā)了以后我要請大伙吃什么什么,他說他有了錢以后的夢想,是反襯他現(xiàn)在的窘迫和尷尬,這樣的諷刺更有人性的深度。

  

  郭德綱還有一個好處,他復(fù)歸了相聲的娛樂性,相聲就是笑。但是我不同意郭德綱的純娛樂到底,笑有品位,可笑性不是喜劇性,感官快樂代替不了理性愉悅,快感不是美感。

  

  我覺得郭德綱的道路剛開始走,如果在這兒舉步不前的話,他就是一個說相聲的,可能跟其他的相聲演員一樣,曇花一現(xiàn);
如果要深化自己,就有一個很長的歷程要走。不能把復(fù)興相聲的一切責任都讓郭德綱一個人承擔,那個有點欺負人。我覺得大家應(yīng)該關(guān)心、扶持他,復(fù)興相聲要有郭德綱們,要有一批這樣的人,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

  

  

  看電視相聲懷疑自己的智商

  

  記者:您剛剛說電視相聲閹割了傳統(tǒng)相聲的靈魂,怎么閹割?

  

  薛寶琨:電視相聲大賽隔若干年舉辦一次,可以出現(xiàn)個別的人才,個別的段子,可以引起一時的熱點,但是總體沒有突破性進展,就是上一次的電視大賽和這一次的電視大賽,以及下一次的電視大賽,都停留在這樣一個思維模式上,多少千段,選出20幾段,那20幾段我覺得都不能入圍,毛病就是我說的,沒有生活,只有貧嘴和油滑。很多相聲,諷刺也好,歌頌也好,都非常表面化。這是主流相聲的一個共性。它沒有回答我們生活當中普遍關(guān)心的問題、民眾關(guān)心的問題,沒有即時性和當下性。

  

  現(xiàn)在相聲遠離生活,相聲演員脫離生活,跟他們的父輩完全不一樣,他們父輩每天都在生活里,每天都在食不果腹的危機里,他了解相聲,他就在那個窮人堆里,旁邊是練把式的,賣膏藥的,賣糖果的,他都知道這些人的甘苦,F(xiàn)在這些人呢,出則香車寶馬,入則高朋滿座,都是有錢的大腕,他不會體會民生的疾苦,他的眼睛只看上面的氣候。還有就是在藝術(shù)上,寧可無過不求有功,自我感覺良好,甚至還不承認現(xiàn)在是低谷,自我感覺很好,不知道小品把你擠得沒有飯吃了,以現(xiàn)在的體制他們也不可能有什么突破,生活不熟悉,傳統(tǒng)很陌生,舞臺又跟觀眾阻隔,這就是主流相聲的困境。

  

  如果有若干家電視臺都搞這種競賽的話,未必是現(xiàn)在這樣,現(xiàn)在是獨家壟斷,所請的評委,都是曲藝界各諸侯,是非曲直很難說清。大賽完了以后要宣布名單,不行,這個領(lǐng)導(dǎo)看了沒笑,把這個換掉,都這樣。評委都簽了字了,最后又把結(jié)果改了,這叫什么事兒?這不是愚弄觀眾嗎?這樣的大賽舉辦多次,對不起,我連看也不看,我不敢看那些東西,我怕把我那點對相聲的高貴感情喪失殆盡。

  

  記者:電視相聲你怎么看?比如“春晚”,很多相聲演員是通過“春晚”被觀眾熟悉的。

  

  薛寶琨:電視相聲,全是靠著導(dǎo)演在那兒導(dǎo),甚至連笑聲都有托兒,我們常常懷疑自己的智商,怎么這事這么可笑呢?后來我一看,演員還沒上臺呢,底下就一片叫好,有什么讓你叫好啊,我參加過電視臺這樣的節(jié)目之后再也不上了。我覺得很讓人厭惡,歷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統(tǒng)治者,能夠像按電鈕一樣,讓大家笑。而我們竟然能夠做到這個,拍攝的時候,導(dǎo)演喊話:大家先笑一下,笑,再笑,再笑,好!然后把這些笑聲配到相聲里,我看到電視里的相聲就深惡痛絕。本來這個演員大家還很喜歡的,但是如此操作,連這個演員的名聲都給傷害了。

  

  晚會這種形式,時間很短,要求一句一個包袱,這樣就改變了相聲的性質(zhì),相聲是說的藝術(shù),它就得有過程,有起伏波瀾,有時間,你讓它一句緊一句說,只能變成對口詞,改變了相聲的藝術(shù)性質(zhì)。上“春晚”的相聲都是被嚴格限定的,包括你的時間,包括你的內(nèi)容,包括你的表達的藝術(shù)形式,都是被限制的,這樣的相聲已經(jīng)沒有了相聲的靈魂。這類的“春晚”我已經(jīng)好幾年不看了,看了不讓你過年高興,堵你心。

  

  

  原載《南方周末》200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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