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在過去幾十年，學術界津津樂道梁漱溟1953年9月與毛澤東的爭論，以為這個爭論不論內(nèi)容如何，都足以表明中國知識分子自強不屈的骨氣與正義。其實這個說法很有問題，因為當事人梁漱溟事后并不認同這種判斷，發(fā)自內(nèi)心不斷反省自己的問題，承認還是自己錯了。本文根據(jù)可信史料梳理梁漱溟在事件發(fā)生后的心路，以此探究195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是怎樣向主流意識形態(tài)靠攏的。

　　關鍵詞：梁漱溟 毛澤東 周恩來 知識分子

　　學術界至今依然津津樂道梁漱溟與毛澤東1953年的爭論，以為梁漱溟敢于觸犯“龍顏”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不畏強權的精神和浩然之氣，值得繼承與光大。其實這個說法是很值得懷疑的，因為梁漱溟雖然在當時敢于與最高領袖頂撞，出了一陣風頭，但事后他就格外后悔，用了幾十年的時間不斷反省，接近于徹底放棄先前的思想主張。

　　由于毛澤東在與梁漱溟發(fā)生語言沖突的時候，由周恩來提及梁漱溟的歷史問題，所以毛澤東當時就提議將梁漱溟的這個問題移交給“政協(xié)雙周座談會”去討論，并警告政協(xié)諸位不要對解決問題抱有多大希望，因為他了解的梁漱溟決不會輕易服輸。[1]毛澤東的這個判斷顯然錯了，梁漱溟在后來的變化遠遠出乎毛澤東的預料。

　　梁漱溟沒有因為冒犯“龍顏”而受到處分，但作為當事人，梁漱溟在事情發(fā)生之初還是相當緊張。最初幾天，許多朋友、門生紛紛到梁家為之勸解，梁漱溟的心情稍有好轉(zhuǎn)，“午睡尚好，即夜來睡眠亦視前為勝，似與反省而心氣平有關。又有倦乏感覺，亦是精神與身體較合拍之故�！盵2]

　　對已發(fā)生的事情，梁漱溟反復思考，雖然部分承認自己或許在方法上有不妥之處，然而依然百思不得其解，自己明明傾心擁護中共領導，只不過提了那么一點善意的建議，即使說是批評，但從自己內(nèi)心也并不是惡意，何以招致中共負責人的如此惱怒，以致聯(lián)系歷史對自己進行如此嚴厲的批評甚至羞辱?自己究竟有什么錯?錯在哪里?梁漱溟覺得，中共負責人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這樣對待他，完全是一種“誤會”，而自己的不足，不過是“有氣而無心”：有個人英雄之氣而無一片側(cè)隱之心。自己雖然知道必須是側(cè)隱之心代替英雄之氣而后可，卻思來想去不過一句空話，一抽象道理，茫然無措手處，不能實踐�？傊�，你毛澤東有理，我梁漱溟也不是無理。

　　毛澤東在與梁漱溟沖突時曾表示，盡管與梁漱溟有這么大的分歧，但依然建議不要開除梁漱溟的政協(xié)委員。梁漱溟意氣用事表示當不當政協(xié)委員無所謂。所以當此事告一段落，梁漱溟即致信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陳叔通及秘書長李維漢，請假在家敬候處理，對于各種集會均不去出席，并請政協(xié)安排機會由他當面檢討。

　　李維漢稍后有回信，表示某些通知和請?zhí)�，全國政協(xié)照送不誤，至于出席或否，隨梁漱溟自己決定。至于梁漱溟自請當眾檢討一層，李維漢則囑民盟中央辛志超口頭答復暫緩。如是延至當年底，經(jīng)朋友指教，梁漱溟便向全國政協(xié)銷假。轉(zhuǎn)過年(1954年1月)全國政協(xié)分組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梁漱溟也被邀請參加，所有要給梁漱溟處分的話，始終不見再提起。梁漱溟除發(fā)言少了，各項活動如常，并沒有受到很大影響。[3]不過，這都是后話，而在當時梁漱溟還是相當緊張和想不開的。

　　1953年9月20日，星期天，梁漱溟的兩個兒子培寬、培恕先后返家，梁漱溟便將前幾天所發(fā)生的意外風波從頭至尾告訴他們，并反復強調(diào)毛澤東完全是出于誤會。梁漱溟說完后，大兒子培寬即向梁漱溟談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要以為這件事是意料不及突然發(fā)生，雖然看上去有許多偶然因素;也不要看成中共負責人只是對你梁漱溟個人過不去。偶然因素與個人因素在這里都不居于主要地位。梁培寬為乃父分析道：

　　這件事有一個不斷發(fā)展的過程，只是你自己還沒有認識到而已。你還記得l950年你剛被選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在一次會上的發(fā)言嗎?早在那次你就向領導黨毫無顧忌地提出種種意見和建議了。我還聽說你參加西南土改時，亦曾說過要來看看西南土改是否合乎中央土改法的話。除此之外，你三年來還在某些會上有過一些發(fā)言，或與毛澤東談話，或給毛澤東寫信，似曾聽說差不多亦與此相類似，都好像有一種監(jiān)督政府的神氣。這在心理上是存有一種偏差的，今天的這件事正是從這種偏差發(fā)展而來。你總說自己是善意的，是愛護黨、愛護政府。但一言一行須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所發(fā)生影響如何，不能單從動機上來看，而不顧及它的客觀作用和影響。何況便是論動機，恐怕也有問題。幾年來，你自己好像總是站在政府的外面，這動機還不使人懷疑嗎?你應該向隱微處搜尋自己的思想根源，從根本上端正自己對黨對政府的態(tài)度。你這樣一次又一次地刺激政府，積兩三年之久，這在政府的感受上自有其發(fā)展。毛澤東認為你有惡意，便不足怪。毛澤東不能容忍你這樣發(fā)展下去，這并不是他個人對你個人有什么惡感或好感。毛澤東一切為了當前國家的大業(yè)，而沒有其他。因此，你考慮自己的問題時，亦不要把它同國家當前建設事業(yè)分開，切不可抱靜待考問、應付過關的念頭，只求了卻一身問題，而應當主動地檢討出錯誤的思想根源所在，擔負起所有給予國家事業(yè)一切不良影響的責任，爭取改造自己以利今后的國家建設。

　　顯然，梁培寬不是就事論事評價乃父與毛澤東的是是非非，而是在另外一種意義上幫助梁漱溟認清問題的根本所在，而不必計較意見正確與否以及中共負責人的態(tài)度如何。這些話，如果出自別人之口，梁漱溟并不一定能接受，但出自親骨肉之口，使梁漱溟不能不引起思考，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番話使他在“思路上心情上根本變化，對于自己錯誤之所由似乎頓時有所發(fā)覺，好像通了竅”。[4]他在當天日記中情不自禁夸獎兩個兒子：“寬兒出其所見娓娓談數(shù)小時甚好，另記。恕兒亦有所說。” [5]

　　在兒子及各方友人勸說疏導下，梁漱溟的心情漸漸好轉(zhuǎn)，兩天后便伏案檢討認識自己。過了大約十天，梁漱溟完成第一份書面檢討，兩個兒子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見，認為這份文字太偏于檢討個人修養(yǎng)而未更多從政治上考慮。

　　根據(jù)兩個兒子及一些門生如黃艮庸、李淵庭和友人張申府等人的意見，梁漱溟對這份文字進行修改，至10月3日請門生李淵庭抄清后作為書信送全國政協(xié)轉(zhuǎn)毛澤東。[6]此事至此應該說基本結(jié)束，梁漱溟的思想尤其是其神情于是發(fā)生極大轉(zhuǎn)變。

　　梁漱溟的這次轉(zhuǎn)變，在其思想發(fā)展史上具有決定性意味，它既意味著新的梁漱溟和舊的梁漱溟徹底決裂，又意味著梁漱溟不僅在思想上認可中共理論，從此開始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著作，并以此為參照檢討自己的言行，而且再也不見往昔“骨氣”，至少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凡是談到毛澤東時，無不是一副恭謙的小學生神態(tài)。[7]

　　在往昔幾乎所有討論梁漱溟的文章中，無一例外張揚他敢于與毛澤東翻臉的所謂“骨氣”，所謂“正氣”。其實，就歷史真相而言，毛澤東的一番怒斥，周恩來的一番揭露，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梁漱溟的所謂“骨氣”與“正義”。因為僅僅經(jīng)過幾天時間，梁漱溟在其兒子、友人的勸說下，破天荒地檢討自己的不足乃至問題，沉痛反省自己的錯誤之所由來，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經(jīng)過幾番反省，梁漱溟發(fā)自內(nèi)心承認自己錯了。他自己再也不愿意堅持什么“骨氣”與“正義”，從此之后他走上了與中共，特別是與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心同德的心路歷程，所以他雖然在此后的歲月中被“冷凍”起來，但其政治地位、生活待遇大體上并沒有改變，只是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xù)在公開場合拋頭露面，張揚自己而已。

　　在反省與毛澤東等中共負責人的爭論時，梁漱溟的前提是自己錯了。那么錯在何處呢?梁漱溟寫道：無疑是自己階級立場不對。自己在1949年前不相信階級斗爭學說由來已久，當中共運用階級斗爭學說打敗國民黨，重建全國統(tǒng)一政權后，自己在事實面前有所覺醒，感到以往自己階級立場不對，亦曾懷著慚愧心要求自拔于舊立場而改從無產(chǎn)階級立場，但實則只是旋念旋忘，并沒有真正離開舊窠臼：

　　無奈滿身舊習氣的我，閑思雜念太多，自己身上的那一點熱情早鉸蔽而出不來。我還一直把這當作“倔強精神”，當作“骨氣”而沾沾自喜。須知勞動人民是不會向共產(chǎn)黨講倔強講骨氣的。我之倔強自喜、骨氣自負，正是我不自覺地與領導黨和政府分離的證明。為什么會分離呢?則主要是階級立場和感情不同而造成的。

　　梁漱溟還認識到，他長期以來對中共只是同情其革命要求和目標，也敬愛包括毛澤東在內(nèi)的許多一心為國家為民族的漢子，但卻一直懷疑或不同意中共的行動路線，包括階級學說和武裝斗爭，有時直接針對中共的理論加以反駁，而自己的一套改造中國的理論主張，當然也有不少人信服，并跟著行動。因此每當有左傾朋友批評時，自己總不服氣。梁漱溟承認，這就是他1953年9月18日與毛澤東頂撞的思想根源。

　　當然，從個人關系說，梁漱溟當時還自認為和毛相交已久，要是從五四時代在毛澤東岳父楊懷中家見面說起，那更稱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當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賀，有難同當，有爭辯則面紅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梁漱溟恰恰在氣頭上忘記了，毛澤東是締造中國共產(chǎn)黨勝利和新中國誕生的偉人，梁漱溟這種目空一切，置許多人熱愛共產(chǎn)黨、毛澤東的心情而不顧，在大庭廣眾之下與毛爭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們公憤的。因此過去從來不愿認錯的梁漱溟這次徹底被制服了，心甘情愿地表示，別人批我誅我，實在是情理中的舉動：

　　從道理講，回顧我1953年以前走過的近五十年的歷史，自以為革命而歸落于改良主義;而對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改良主義則又落于反動;又因為是一貫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貫的反動。因此毛主席說我以筆殺人，在會上我聽了很不服氣。待明白過來，才曉得這話是指我長期的反動言論而說其流毒于社會。主席又說我是偽君子，我當時聽了同樣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義才稱得上是一個純粹、清白的好人;夾雜著嚴重個人英雄主義的我，不能一片純誠而無偽，那就是偽君子了。主席又說，我是能欺騙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騙;那自然是我這樣一個并不真好的人，卻仍有人相信我，而獲得了好人名聲，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8]

　　梁漱溟的這些檢討是真誠的，甚至在三十年后，毛澤東、周恩來也去世十多年后，當他向一些年輕后輩談起這件不愉快的往事時，梁漱溟仍然堅持說：

　　當時我的態(tài)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fā)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沒有什么。他們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沉沉的寂寞。[9]

　　平靜中略有幾分不滿，甚或有點“翻案”的企圖。[10]

　　梁漱溟的深刻檢討，加上一些人從中游說，使毛澤東暫時放棄對梁漱溟的迫究，梁漱溟雖心情沉重，但生活條件和待遇都沒有發(fā)生什么大的變動。

　　在為梁漱溟說情的人中，最主要的有李濟深和張瀾。李、張二人都是梁漱溟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他們深知梁漱溟的為人，在內(nèi)心深處覺得毛澤東對梁漱溟了解不深，之所以說出那些過火的話完全是出于誤會。當時，李濟深和張瀾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兼任民革中央主席，張兼任民盟中央主席，他們不僅出席了那些天批判梁漱溟的會議，而且在毛澤東等中共負責人面前是舉足輕重的人物。李濟深在9月l1日梁漱溟發(fā)言后，曾簡單表示梁漱溟提出的農(nóng)民問題值得注意。但在毛澤東嚴厲批評梁漱溟時，二人雖都在主席臺落坐，然都未再說一句話。他們深知，在那種氣氛白熱化的時候，批評誰都不好。

　　不過事情過后，李濟深、張瀾都沒有忘記老朋友，深為梁漱溟的困境和前途擔優(yōu)。因而二人商定聯(lián)名致信毛澤東，首先批評梁漱溟的傲慢，繼則以老友的身份介紹梁漱溟的性格與為人，希望毛澤東能看到梁漱溟獨特的坦率、耿直一面，寬容梁漱溟的過錯。毛澤東肯定看過此信，但一直沒有正面答復李、張二人，但在實際行動上明顯答應李、張的請求，寬容了梁漱溟的過錯[11]，使梁漱溟暫時免受指責和批判。

　　在向毛澤東求情的同時，李濟深、張瀾等老朋友也通過不同方式向梁漱溟施壓，勸說梁漱溟不要得理不讓人，不要使領袖面子太難堪，要適度檢討自己的問題。于是在各方面勸說壓力下，梁漱溟終于放棄自己先前幾十年特立獨行的所謂骨氣，所謂浩然正氣，發(fā)自內(nèi)心認定自己不應該與最高領袖當面頂撞，此后又不斷以不同方式向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示好。然而遺憾的是，據(jù)可信史料，他在此后數(shù)十年間再也無緣像先前那樣與毛澤東當面侃侃而談，獻計獻策。他的政治地位雖然沒有太大變動，但基本上已經(jīng)邊緣化，成為可有可無的政治裝飾，盡管他此后非常刻苦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向毛澤東思想靠攏。

　　　　[1]《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5)，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2]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3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

　　　　[3] 《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時間內(nèi)的事情》附記，《梁漱溟全集》(7)，13頁。

　　　　[4]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28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3頁。

　　　　[6] 梁漱溟日記，《梁漱溟全集》(8)，505頁。

　　　　[7] 梁漱溟對中共領袖特別是毛澤東的認同還表現(xiàn)在一些細節(jié)上，1957年，他的長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元”，寓意長孫;1960年，次孫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東”，寓意崇敬毛澤東;1963年，他的孫女出生，他為之命名為“欽奇”，寓意崇敬劉少奇主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被打倒，梁欽奇也就不再崇敬劉少奇了，更名為“梁彤”;1964年，第三個孫子出生，梁漱溟為之命名為“欽寧”，寓意為崇敬列寧。這些細節(jié)大致可以反映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進程和圣人也不免有媚俗的一面。

　　　　[8] 《梁漱溟與毛澤東》，29頁。

　　　　[9] 任華、馳方：《梁漱溟先生訪問記》，《良友》畫報(香港)1986年8月號;《我的努力與反省》，442-443頁。

　　　　[10] 參見戴晴、鄭直淑：《梁漱溟與毛澤東》，《文匯月刊》1988年第1期。

　　　　[11] 汪東林：《梁漱溟與毛澤東一九五三年歷史公案補遺》，《梁漱溟與毛澤東》，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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