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內涵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事戰(zhàn)略文化背景。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中華民族以“道”為本的核心，戰(zhàn)爭的出現(xiàn)是私欲的產物，是中華民族背離“道”的一個重要方面。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違”的潛意識思維模式，老子的軍事思想也正是這一思維模式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關鍵詞：地緣，道義，道德經，軍事思想，用兵方略

　　前言

　　世界上每個國家的原始思想和宗教文化，包括對戰(zhàn)爭的理解，無一不是由他們生活和居住環(huán)境所決定的。

　　從地形上看，中國就象一個西北高，東南低的大簸箕，上天為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了一個天然封閉的保護網，自西北天神之地流來了兩條大河，這大河兩岸有肥沃多形態(tài)的土地，可以產生無數可狩之獵物，又有足夠灌溉之水源，于是這兩河流域和中間地帶就成了最適于人類生存的環(huán)境，無數大小部落在這片不太大的地域男耕女織，生息繁衍，安居樂業(yè)。

　　安于自我封閉，專心耕織，不謀拓殖，是華夏民族這個農耕民族的原始文化的特征之一。對土地的絕對依附是中華民族的基本意識，孕育了中華最早的文明，這文明從—產生，就帶有一種鮮明的特點，即安平溫順、消納異端、以和合為核心、以平衡（中庸）為標準。無文字時代的《易》的圖形及其變化，無不是這種精神的體現(xiàn)。地理環(huán)境決定了中華民族以“道”為本的核心。

　　我們的祖先就在這種平靜與安寧之中渡過了漫長的歲月，他們以自然界的變化規(guī)律為依據，以《易》及類似教材為標準，形成了一種真正對自然崇拜的和諧社會，也形成了直到現(xiàn)在還根深蒂固存在于我們潛意識中的，但被欲望掩埋得很深的“天人合一”的純真。

　　這就是中華文化的源頭，后總稱之為“道”。

　　自從掌握了“剡木為楫，服牛乘馬”之后，生產力與生產資料豐富了，來自動物本能的另一種品質開始出現(xiàn)，這就是“占有欲”。私欲的出現(xiàn)破壞了人類的的和諧，引發(fā)了最初的戰(zhàn)爭。

　　“重門擊析，以待暴客，”是為防守，“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以威天下”是為進攻，這一對矛盾的出現(xiàn)，使人類從“天人合一”的和諧跨上了自我毀滅的戰(zhàn)車。來看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幾個大戰(zhàn)役。

　　“涿鹿之戰(zhàn)”發(fā)生在距今約4600余年前，是黃帝部族聯(lián)合炎帝部族，與東夷集團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縣一帶所進行的一場大戰(zhàn)。目的是為了爭奪適于牧放和淺耕的中原地帶的生存空間。它是我國歷史上見于記載的最早的“戰(zhàn)爭”。

　　“涿鹿之戰(zhàn)”是一場融合中原各氏族部落的戰(zhàn)爭，是中華民族在發(fā)軔時期決定日后基本面貌的歷史性“戰(zhàn)爭”，從文化上講，是一種比較激烈的自然融合，從性質上講，也可算是遵從了自然之道分久必合的理念。“涿鹿之戰(zhàn)”過去了千年之后，五帝之末的禹創(chuàng)造了上古三朝的第一朝“夏”開始崩潰。

　　大約在公元前1766年，商湯正式興兵伐夏，是商滅夏的一場大仗， 這就是鳴條之戰(zhàn)。后人把這次政權變更稱之為“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一戰(zhàn)客觀上推動了“國家”的發(fā)展，因此得到后人的肯定。

　　又過了大約700多年，商朝也走到了盡頭，最終暴發(fā)了周滅商的“牧野之戰(zhàn)”�！澳烈爸畱�(zhàn)”的結果，是華夏文明向前邁出的一大步，統(tǒng)一王朝的確立，為社會的經濟、文化和科技的發(fā)展進步提供了安定的社會環(huán)境，天命觀的進一步淡化和以“德”治國思想的萌發(fā)，不僅在當時社會起到了王朝興替變革的重大作用，還對后世的禮法制度以及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道德、宗教神學思想和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與氣節(jié)的形成，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上古這三次大戰(zhàn)役，后代史學家都交口稱贊， 因其均有“替天行道”的性質，也就是說，他們認為這些激烈的變革都順應天道的規(guī)律，是自然而然的變化，是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戰(zhàn)爭，是為道義而戰(zhàn)之戰(zhàn)。

　　這也許是所有人類的共同規(guī)律，但中華民族在為私欲而戰(zhàn)的同時，始終伴隨著另一種東西，這就是“道”，這是真正的中國特色。

　　從“繻葛之戰(zhàn)”開始，長期—統(tǒng)的華夏大地分崩離析，開始了有記載的第一次“合久必分”，也開始了思想的第一次大解放，這就是春秋戰(zhàn)國時代。

　　孟子總結說：“春秋無義戰(zhàn)。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敝挥胁涣x之戰(zhàn)才能產生“詭道”，無數大小戰(zhàn)爭促進了一門新學科的出現(xiàn)，這就是“兵法”，或說“軍事理論”。

　　關于春秋以前的戰(zhàn)爭技巧，史書有一些記載，《易》中也有提及，據說姜尚還寫過一本已失傳的《六韜》，但并未形成理論，這是因為上古作戰(zhàn)人員少，地域狹，軍械不多，戰(zhàn)爭目的很簡單而已。只有春秋戰(zhàn)國的大范圍的普遍的軍事實踐，才能造就偉大的軍事家，才能有偉大的軍事著作問世�！按呵餆o義戰(zhàn)”促進了軍事理論的發(fā)展。

　　當眾多思想家、軍事家對這個血腥的領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形成軍事理論、軍事思想的同時，也有一位為挽救“道”而研究軍事的思想家，他就是老子。只不過他不是教人如何殺人，而是教人如何少殺人和不殺人。

　　一、老子軍事思想的本質

　　“道德經”中有不少文字談到了戰(zhàn)爭和有關戰(zhàn)爭的話，很多學者都認為，老子講“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不該給帝王們講如何用兵的。

　　這種指責可以理解，建立任何理論的目的，都應應用于實踐，方可知其作用�！兜赖陆洝芬膊焕�外，它不是空中樓閣，其“玄之又玄”，正是從最具體的事物中才能體現(xiàn)出來，特別是在那個五霸紛爭的年代，由戰(zhàn)爭引起的動亂是最大的變革，是人道與天道最激烈的對抗和沖突，是從蓄積以久的量變到社會結構發(fā)生質變的關鍵過程，如果回避這個問題，就是對自已理論的不自信，所以他必須申明自已的觀點，盡管這些觀點不會被帝王們采用。

　　老子所有的有關戰(zhàn)爭的話題，實際都是他的思想在“戰(zhàn)爭”這個領域的哲學觀的體現(xiàn)，但他的理論并不適用于具體實戰(zhàn)，可以說，他的戰(zhàn)爭觀，是以人類最激烈的沖突為舞臺，演出的—場最冷靜的大戲，只是一場別有目的的演出，與戰(zhàn)爭并無關聯(lián)。我們從以下幾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老子的軍事思想。

　　1、避免用兵的國策

　　世上大小戰(zhàn)事，無非以三種形式出現(xiàn)，一是入侵別國，二是保衛(wèi)疆土，三是平定“窩里反”。這三種方式其實都是一個目的，為了統(tǒng)治集團的利益。

　　這是一種與道相違的手段，特別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荒原遍野，要民不聊生，要血流成河，要人頭落地，這是老子無論如何不能容忍的事。

　　但在某種情況下，當你不得不面對這些嚴酷到關系生死的具體問題時，你該怎么辦?老子的戰(zhàn)爭理論由此而產生。

　　首先，老子認為，不管是敵是已，引發(fā)戰(zhàn)爭的原因，唯有一個“爭”字，爭土地也好，爭財產也好，爭霸主地位也好，盡管說得天花亂墜，無為是一“私”而已，如果天下諸侯都沒有這個“爭”字，自然也無戰(zhàn)事可言。

　　老子特別鄭重聲明：想當天下霸主的人，切不可有此妄想，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并非一人或一國之天下，天下興亡更替，并非人力可定，為者敗之，執(zhí)者失之，這是自然規(guī)律，如非要打破這種規(guī)律，失敗的不僅是你自已，還有無數蒼生來做陪。

　　其次，老子認為，當受到別人攻擊時，應先想想為什么會受到攻擊，那是因為你的政權不穩(wěn)，國力不足，治國之策不“正”所致，只要在這個方面狠下氣力，沒人敢來欺負你。

　　善待人民，有難時人民才會拼死相爭，不事奢華，國家才有力量保全自已，不去謀求別人的財產，才不會引起鄰國的敵對，執(zhí)此三寶，方能國泰民安，和平長久，這是唯一不受它國之辱的方法。

　　2、如何才能自保安寧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 曰法�！薄秾O子兵法》是講用兵之道的，適用于古今中外的任何戰(zhàn)爭，特別是“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更是合乎自然法則。

　　老子也認為，“兵”對于一個國家是極其重要的，但它應當是一個國家用來自衛(wèi)而不是用來侵略的武裝力量�！耙缘雷羧酥髡�，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遠�！本褪沁@個意思。國家要有精兵良將，但不用來威脅或侵略別國，這才是真正的保衛(wèi)自已的實力，是保證國家安全的唯一方法。

　　養(yǎng)一支精銳部隊需要大量的財力，讓百姓出資養(yǎng)活這樣一批只消耗不生產的人或裝備，不是什么好事，故稱“不祥之器”，但在天下尚有“不義之虎狼”，養(yǎng)兵乃不得以而為之的事。為據敵之千里，就要保持這支武裝有強大的戰(zhàn)斗力，用老子的話講，叫做“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3、以“正”治國，以“奇”衛(wèi)國

　　《道德經》中多次提到“正”這個字，“正”就是自然法則，是人為行為要符合自然法則的意思。老子所說的“正”對統(tǒng)治者來講，就是“見素抱樸，少思寡欲，絕學無憂�！�，就是“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币痪湓�，就是“無為而治”。

　　但“無為而治”是有前提的，這前提是“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沒有這個保證，“無為”就是一句空話。所以，大從保全國家，小到愛護身體，都是一種“無為”之舉，這是必須的，是前提。這種思想，就是老子所說的“正”。

　　具體到用兵上，老子還用了一個“奇”字，筆者認為不是出奇不意，不是盡量少用，而是“設而不用”。就象現(xiàn)代的核武器，放在那里，其震懾作用就足以使別人不敢來冒犯。

　　擁有一支讓敵人捉摸不透的、具有強大震懾力的軍隊，是令敵國膽寒而不敢輕舉妄動的“國之利器”，是保衛(wèi)國家的法寶。這就是老子“正道”之下的“奇”兵。

　　4.以無事取天下

　　老子對國家武裝力量正確使用方法的思想可以概括為“以無事取天下”，具體可分解為以下三個方面：

　　柔弱勝剛強。以靜制動，后發(fā)制人，以柔克剛。不主動出擊，以逸待勞，在保全實力的原則下方可動武。

　　魚不可脫于淵。原則上，軍隊最遠設在邊境線以內，不離本土，易于后勤支援和回防，切不可深入敵境，遠離基地，那就會有供給上的危險，就象魚離開了水。要保持補給線的暢通，是保證軍隊少受損失的關鍵。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隱避自已的力量，讓敵人摸不清底細，從而不敢冒然侵犯。魯迅先生曾有過一個比喻，說西人把武器庫大門敞開，觀迎參觀，以示國力。中國人則僅開一個小縫兒，向內張去，黑洞洞不辨虛實，更讓人心里發(fā)毛，這就是“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意義。

　　應用此策，能夠避免戰(zhàn)爭，是老子理想的勝利，他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大捷”。殺得昏天黑地、尸橫遍野，即使打敗了對手，自已也消耗殆盡，那就不是“勝利”而是“兩敗俱傷”。這種戰(zhàn)略方針，老子稱為“無事”，是不生事之意。

　　二、什么情況下用兵

　　上述環(huán)境及結果，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往往不會有這種情況，就是說，有些時候，必須要主動出擊，有些時候，必須要血流成河，在什么情況下用兵，就成了又一個原則。

事物進展到一定程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就會由量變到質變，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guī)律，是“道”的體現(xiàn)，如恰處這種時期，即使不得已，也不能一味默守陳規(guī)，這個時候，即使血流飄杵，也得應對，用老子的話，叫“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國共之爭，蔣委員長欲借日寇之刀消滅“異已”，是“以智治國”，反而八百萬正規(guī)軍不敵幾十萬土八路，終被趕到海島，其病皆在抗戰(zhàn)之初的小聰明，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不識大體，著眼于私欲的結果。

　　用兵就要死人，故稱“不詳”，是非正常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君子所為，所以要掌握一個“度”。老子說“恬淡為上”，我意為不到萬不得已，不用兵。即使開戰(zhàn)，也要以殲敵于國門之內，退敵于國門之外即可，而不是窮追猛打，以全殲而后快。

　　毛主席“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是乘破竹之勢的一種大氣魄戰(zhàn)略，但也是“追”而不是“殲。”這是主席的過人之處�！白贰庇芯W開一面的生路，“殲”則有逼狗跳墻的危險，在自已力量的消耗上，二者大不相同。故老子取其“恬淡”，仍是一種“無為”原則下的“有為”，這與他的戰(zhàn)爭原則并無沖突。

　　總之，用兵必須是在“不得已”的條件下，要適可而止，以減少自已的消耗、驅敵于國門之外為要。這就是老子“無為，故無��；
無執(zhí)，故無失”的道理。

　　三、老子用兵的原則

　　老子用兵的原則，核心是“曲則全”，在這個核心指導下，生出了一些匪夷所思的具體方法，有些地方與我們正常的理解相去甚遠。筆者的理解依前所說，這“只是一場別有目的的演出，與戰(zhàn)爭并無關聯(lián)”，是他“無為”論點的佐證，是一個大思路之下的書生式的哲學比喻，故軍事專家只可參考，絕不可套用，否則一戰(zhàn)即潰。老子用兵的原則如下：

　　1、不敢為天下先

　　用兵是一件殘酷而又勞民傷財的事，強大的后勤保障是保證戰(zhàn)爭勝利的必備條件，需要無數人財物力的消耗，即使仗打勝了，其自損也難計其數，所以沒什么可以狂妄自得的。況勝負均人力“有為”的短暫階段，不過是一個過程而己，應頭腦清醒，處之泰然才是。

　　老子歷來認為，活著是硬道理，人與天地齊，乃萬物之靈，是自然的杰作，萬不可毀傷，尤其是為了利益而不顧自身的安危，是最愚蠢的事。特別是君王之流，身先士卒，投入戰(zhàn)事，看似英勇，實是最大程度的對“道”之法則的破壞，因為他的行止，不僅大量消耗國力和人的性命，而且給國家?guī)Я艘粋�壞頭，引起了用暴力獲取別人利益的誘導，這對天下的安寧不利，更對自已國民的思維不利，故切不可行。不要去掠奪別國的利益，才是真正保全自已的利益。

　　為對身外之物的追求而用兵(侵略)，是最大程度傷害國民的行徑，故萬不可為，這是第一原則。

　　2、慈以戰(zhàn)則勝

　　老子“三寶”，以“慈”為首，叫做“慈故能勇”，在用兵上，“慈”更成了一件至寶，不但攻守皆贏，而且與天相通。這就需要對這個“慈”有一個真正的理解。

　　“道”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慈”。在自然界，其特征可喻為天降甘霖，澤被眾生，不但無所取，而且無所棄。在人類社會，表現(xiàn)為“德”的一種性質，即施予不求回報。上天降雨，廣及山川，微至草木，無一不施，絕對公平，這是“道”之性質，又叫“慈德”。

　　老子之道，本來就“與世反矣”，是一種大范疇的哲學思維方式而非具體“貼士”，如果把“慈”濫用于實戰(zhàn)，實是誤導，也是對“慈”深刻內涵的不理解。

　　認定了大趨勢，在這大趨勢之下行動，這就是“慈”，這是“戰(zhàn)則勝，守則固 ”的原因，因其合于“天道”，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稱做：“天將救之，以慈衛(wèi)之。”

　　“勇”者，是深悟了“慈”內涵后的一種行為方式，主要表現(xiàn)在思維上，其次才表現(xiàn)在行動上，因其思維方式不同，故“勇”的方式也大異常規(guī)。只有為了保全自已，方可有真正的“勇”，如果是為了自已以外的利益(比如侵略別國)，你再兵強馬壯，大概也內心發(fā)虛，“勇”不起來，因為你的行為不合天道之“慈”。

　　至于你合了天道，是不是會得到神密力量的救助，姑且不論，但你的必勝的信心要超過進犯者，確定無疑，有此差別，自有異舉。

　　攻者以攻為守，守者寸土必爭(因其再無退路)，這大概才是“以慈衛(wèi)之”的真正用意。

　　3、不爭之德

　　“不爭之德”是“道”的又一性質，老子在講這一性質時，引喻了用兵時的一個例子，叫“善為士者，不武；
善戰(zhàn)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從中可看出“不爭”在具體戰(zhàn)略上的體現(xiàn)。

　　士者，國之謀臣，應當以“正”佐君王，而不應鼓動君王以武力爭天下，這是士之“善”。

　　戰(zhàn)者，國之武裝力量的統(tǒng)領，應當以有能力保衛(wèi)祖國而又不給鄰國形成心理上的壓力為要，這是戰(zhàn)者之“善”。

　　勝敵者，使用武力戰(zhàn)勝對手者，卻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不得己才使用而不是為利益而使用)，是勝敵者之“善”。

　　有一個詞，叫“技癢”，說得是某人有一技之長或有些比別人強一點兒的地方，就不由得要表現(xiàn)表現(xiàn)，以顯示自已比別人高超的部分，這種行為，骨子里就是一個與道大違的“爭”字。如果是一個普通人，有此嗜愛，尚無大事，如果是一個君王，那就是禍事的開端，因為他這個表現(xiàn)，禍及的除了他自已，更多的是無辜。特別是應用于用兵上，一個“爭”字，就是一場尸橫遍野，在老子看來，這是萬不可取的。

　　自已的長處，優(yōu)勢，特點，總之一切過人之處，都只能應用于對自已的保護，不能成為顯示自已的本錢，更不能成為侵略它人的手段，即使在敵人入侵、不得己而迎戰(zhàn)時，也要在“不爭”的原則下確定具體戰(zhàn)略，上述三點，—是完善自身防衛(wèi)體系，二是不給鄰方以戒備侵略的壓力，三是絕不搞侵略，老子認為只有這樣，才是長久之道。

　　三國諸葛先生是個大戰(zhàn)略家，未出草廬就定下了三分天下的總方略，根據劉備的本事，他認為他只能在中原之外建一個小朝廷，偏安一方而己，什么吞并江南，問鼎中原，不過是迎合玄德兄的野心，說說而己。這種審時度勢，“不與天下爭”的策略是合于天下大勢的“正”道，所以成功。

　　入川后他全力整頓內務，加強防務，數年之內，國富民強，使吳、魏不敢輕視，也是成功的，如果這種方略能貫于劉備腦中，成為國策，也許三國的歷史不會是現(xiàn)在這個樣子，當年的蜀國，很可能是誰也不敢碰的—個“世外”強國，就象三星堆那個年代的神密國家。

　　蜀國的沒落，先從狂妄自大的關羽開始，延至失去理智的劉備，幾年積起的一點兒家當，實是當不得一“爭”，劉備幾乎全軍復沒，在客死白帝城時，總算明白了這一點，惜大勢已去，悔之晚矣。

　　之后孔明雖勵精圖治，但對劉備的“鞠躬盡瘁”的承諾卻害了他，他六出祁山以攻為守的戰(zhàn)略方針本不適合當時的國情，是在輿論的壓力下(包括自已的心理壓力)不得己的行動。

　　要“繼先帝大志，重興漢室”的不可能實現(xiàn)的理想是他對劉備的承諾，為了這種誠信，他只能放棄閉關鎖國，休養(yǎng)生息的長期戰(zhàn)略，而不得不為死去的先帝的理想而戰(zhàn)。這就背離了“不爭”的天理，使國力愈下，實力大減，這種局面又影響到大后方，造成奸臣當道，政局不穩(wěn)，實際上已經給喪國種下了伏筆，孔明先生累死在五丈原，沒有親歷喪國之辱，也算是萬幸。這又應了老子另一句話，“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諸葛先生一代人杰，怎么會犯這種低極錯誤? 筆者以為一味愚忠，不審天時是第一，自恃才高，不度天道是第二，兵道之詐看多了，違背了幼年學過的老子的自然之道是第三，有此三失，不得不敗，這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不爭”是三寶之末，卻是三寶之綱，以此治國也罷，用兵也罷，都是第一原則，由此我們知道，“不爭”之道，比“掄開大斧一路殺將去”更難，因為它不是圖一時之快，而是為長治久安。這是對“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钡脑�因的最好解釋。

　　《老子》中兩次出現(xiàn)“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笔菑拇蟮姆矫鎸Α安粻帯钡姆疵娼Y果的論斷，應用在用兵上，是很快就有結論的，我舉三國故事，也是這個意思。

　　4、上善若水

　　以水形容道的“低下、柔弱”，在《老子》中屢見，應用在戰(zhàn)勝敵人上，又有怎樣的形態(tài)? 老子用了兩個詞語，一是“莫之能勝”，—個是“無以易之”，說得是沒人能戰(zhàn)勝它和沒人能代替它的意思。

　　這般神奇的能力源于老子對“水”的性質的理解和升華。

　　水是最柔軟的東西，卻有著無堅不摧的力量，這種現(xiàn)象在自然界中隨處可見。水永遠不象樹一樣向上長，也不象火一樣向上升，(那時可能把水的其它形態(tài)另當別論)，即使是洶涌澎湃、一往無前，他也永遠是向低處流，而且“無孔能入”，能滲進看來毫無縫隙的東西里，這兩個特性升華到人類社會的“德”中，就有了新的涵義，除了“處眾人之所惡，利萬物而不爭”之外，借喻在用兵上，就是無可取代的、無堅不摧的“陰柔”，這種無聲無息的、不顯山不露水的、遷移默化的力量，在當時人類的感覺中，無可替代，不可超越、也絕無可以戰(zhàn)勝它的任何其它東西。

　　具體到軍隊建設上，它化為：

　　1.“不爭”，即不侵略，不圖利益，不“為戰(zhàn)爭而戰(zhàn)爭”，更不草菅人命。

　　2.“向下”，即不奢華、不張揚、不特權，他們的地位與種田的農民一樣，同是為了國家的和平和富裕，無分彼此。

　　3.“柔弱”，這是一種不給別國壓力的、讓人難以捉摸的表象，使別國不產生侵略的念頭或有這個念頭而不敢冒然進犯。

　　實際上，在這幾個原則之下，隱藏著的是一支有精兵強將的隊伍，這支隊伍確有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的能力，但它不會給任何別國造成威脅，也不會給任何別國形成壓力，但足以使任何人都不可輕易冒犯，這就是老子“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水的哲學，或說是“建軍原則”。

　　5、禍莫大于輕敵

　　自古戰(zhàn)事，輕敵必敗。不但戰(zhàn)爭，任何事體，如不假深思就去進行，其結果都不會太好。

　　從現(xiàn)象上看，輕敵是忽視了敵之長，暴露了已之短，在不成熟的時機下、在不明了情況的形勢下的冒失之舉，結果上了當，中了招兒，是必敗無疑。

　　從理論上看，輕敵違背了“道”之原理，故不得不敗。

　　違背一：“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輕敵就是沒有全面深入的調查，沒有認真周密的計劃，沒有事無巨細的布署。

　　違背二：輕敵就是沒有把自已放在最“低下”的位置，不在最下處，就有空子可鉆，有空可鉆，無以易之的水的性質被“易”了，就有失敗的可能。

　　違背三：輕敵就是小視對手，是有為的表現(xiàn)，有“爭”的欲望，就有“失”的可能，就失去了百戰(zhàn)百勝的能力。老子說“幾喪吾寶”，主要對此而言。

　　輕敵往往是釀成大禍的序幕，因為它積累了多種不合天道的因素，故千萬“不可輕敵”。

　　自已不輕敵，但讓對手輕敵，這是老子“后發(fā)制人”戰(zhàn)略的特點，后要說到具體方式，故這里先不談。

　　6、抗兵相若，哀者勝

　　兩軍對壘，兵力、設備、戰(zhàn)術相等，誰能贏? 老子說，是“哀”者。

“哀”字，是一個不祥的字，新華字典對此有兩個解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悲痛和悼念。

　　聯(lián)想到“哀”字，我們可以有一個感覺，“哀”者，應當有被人冒犯，被人強暴，迫不得己，沒有退路，不得不為之的意思，是一種心理上的戰(zhàn)斗力。

　　這種力量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是一種最后的拚爭，是萬不得己的自衛(wèi)，故其潛能難以預料。后來發(fā)展出來的成語，如“置死地而后生”、“背水—戰(zhàn)”、“破釜沉舟”、“義無反顧”等等，大概都是要被迫造成或自已主動造成這種“哀”者，因其只有生與死中的—種選擇，故未戰(zhàn)之時，從心理上就有了壓倒不“哀”者的優(yōu)勢，這是“哀者勝矣”的唯一原因。

　　“慈故能勇”與“哀兵必勝”有差不多的意思，只是前者是長期教育的素質，后者是被逼無奈的超常，其結果一樣，這是老子對所用之兵的心理狀態(tài)的要求。有這種素質的隊伍，再加上用“國之利器”，保衛(wèi)好自已的家園，應當是一件并不難辦的事。

　　讓自已的將士都有“哀兵”的心態(tài)，而不是狂妄的勇武，是必須，也不易，古時有許多軍事家成功地運用了這一點，大有效果，“破釜沉舟”就是一例，可見其言不謬。

　　7、不敢為主而為客

　　老子紙上談兵，說得是一種他之“道”在戰(zhàn)爭中的理念，這種理念在實際行為中如何具體表現(xiàn)，他是沒有經驗的，所以他借用了一位有戰(zhàn)場經歷的將軍的話，把他的理念具體化，成為一種可應用的戰(zhàn)術。

　　這就是“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的“以靜制動、后發(fā)制人”的戰(zhàn)術原則。并形象地描述了在這種原則指導下，自已的軍隊會給敵方形成一個什么樣的印象。

　　保衛(wèi)國土的戰(zhàn)爭，自已自然是主，為什么不敢為主而為客呢? 主者，是首先發(fā)起戰(zhàn)爭、首先發(fā)動攻擊的一方，而客者，則是不得已應對的另一方，老子認為只有不主動出擊、從容應對來犯，才有在自身損失最小的前提下獲得勝利的把握。這就是“以靜制動”的優(yōu)勢。居主之地而以客自許，加之下句“不敢進寸，而退尺”也都是這個意思。不過下句之中，又增加了“后發(fā)制人”的內容，從而全面表現(xiàn)了老子“不爭”的思想核心。

　　“行無行；
攘無臂；
扔無敵；
執(zhí)無兵�！币恢笔俏也幻靼椎脑�，隊列混亂，士氣低落（喊口號連手都不舉），從不發(fā)起攻擊，更見不到什么千軍萬馬的壓倒氣勢，這樣的軍隊能打仗嗎? 能打勝仗嗎? 為什么要把自已的隊伍搞成這個樣子?這種表象正是要給對手留下的印象，是一種精心制造出來的假象，是“以靜制動、后發(fā)制人”戰(zhàn)術的組成部分，其目的是要造成對手思想上的麻痹，從而犯兵家“輕敵”之大忌，以利自已的“哀”兵一發(fā)而全勝。這大概就是老子的“國之利器”。

　　四、用兵的危害性

　　老子是反對用兵的，從道義上講，用兵違背了“道”在人間的作用，從現(xiàn)實上看，它破壞了國家的安寧，造成了百姓的災難，影響了社會的發(fā)展，故不到萬不得已，還是不要有這種沖突發(fā)生，他用了幾個比喻來說明戰(zhàn)爭的威害性，歷史上無數事實證明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故—譯以記之。

　　在古代，人們飼養(yǎng)馬的主要用途，大概就是為了打仗。因其與牛相比，力量不足，耐勞不足，飲食要求又高，其長處是能跑且快，所以為戰(zhàn)爭之必須品。

　　天下太平的時候，養(yǎng)馬不如養(yǎng)牛，因牛能適應農田中一切活計而馬卻不能，故馬價很低且少人飼養(yǎng)。

　　戰(zhàn)爭爆發(fā)后，馬的優(yōu)勢突顯，荒僻之地的馬也被征用，這對農業(yè)生產的影響非同小可。

　　軍營在田間，毀壞了農人辛苦種植的莊稼，戰(zhàn)爭之后，糧食不足，不但影響了人民的生活，而且造成了心理的混亂，動搖了國本的基礎，會形成長期的動蕩，是謂“兇年”。百姓成為最終的受害者，百姓是支撐國家的唯一基礎，這個基礎的動搖，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

　　不得不應對的自衛(wèi)戰(zhàn)爭，應以付出最小的代價，有效地保全自已為要，特別是不要過分損害本國的百姓，因為那是國之基礎。

　　一定不要有侵略戰(zhàn)爭。這是《老子》論用兵的根本理念。

　　五、對“用兵的人”的態(tài)度

　　每一個國家的政府內，都有氣盛好戰(zhàn)的“鷹派”和相對溫和的“鴿派”，君王的決策取決于某派的實力，如果好戰(zhàn)份子占據了上風，這個國家的末路也就開始了，日本從“明治維新”后，軍人的勢力膨脹，最終把它拖入了戰(zhàn)爭的深淵，從而永遠蒙上戰(zhàn)敗國的恥辱，就是一例。

　　如果君王是一個狂熱的好戰(zhàn)者，就更不得了，會有亡黨亡國、生靈涂炭的必然結局，先前的希特勒先生，眼前的薩達姆先生，今后的小布什先生，都逃不過這個結局。

　　所以，老子認為，永遠不能讓這種傾向成為國策的主流，從國家的禮法上，應有嚴格的約束，從臣子的等級上，應有親疏的區(qū)分，用來限制以戰(zhàn)爭為樂(如巴頓將軍)的狂人。

　　東周未年，周王朝雖然大不如前，后幾位君王又實在荒淫得可以，但老子生存的環(huán)境還算是相對安寧，以他自然無為、不仁不義之心態(tài)，自是對發(fā)動戰(zhàn)爭的人恨之入骨，這也應是無可置疑的人之常情。

　　安寧形成的腐敗使王朝的基礎出現(xiàn)了無數裂痕，各路諸侯羽翼已豐，不但不把帝國放在眼里，反而時時窺之，先是問鼎中原，想挾天子令諸侯，后來竟有取而代之的念頭，這種國之將亡前夕的動亂，使早已失去主導地位的武官們有了施展的空間。侯王們?yōu)榱瞬皇�落政權的寶座，不得不把用兵提上了日程，鷹派們開始占上風。

　　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全力保衛(wèi)殘存的國土，還是大肆教訓背主的奴才，在用兵問題上又形成了新的鷹派和鴿派。

　　老子的地位并不太高，大概無權直接參予重大決策，但他的經歷和他的研究項目決定他必然是溫和份子，因為他看到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的不可逆的趨勢，為了使自已的王朝再茍延殘喘幾年，他把自已的理論應用在用兵上，提出了筆者稱之為“奇怪的戰(zhàn)爭”，的理論。

　　筆者之所以用“奇怪”二字，一是因其太“理論化”，不能具體應用于實戰(zhàn)，二是要求已有條件太苛刻，無法達到，三是對諸侯們的目的抱有幻想。有此三條，足見其所出的點子有些書生氣味，是典型的“秀才用兵”，幸未被采納，不然大周王朝死得更快。

　　不得已的仗還是要打，但要遵守他理解的“道”的規(guī)則，戰(zhàn)爭永遠從屬于政治，是政治的一部分，即使是戰(zhàn)績輝煌的將軍元帥，也永遠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大計的主流。所以，他認為軍人應當永遠從屬于文官，只能在“右”的位置。

　　從《易》開始，主人的左邊就被定為最尊貴的位置，發(fā)展到現(xiàn)代，請客吃飯，都泛殤為以左為“上”，這是個挺有意思的傳統(tǒng)。

　　《老子》中說，“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是說正常時期，君子居左，一旦動武，即使還是“君子”，也當退居右側，失去最尊貴的位置，為什么呢? 因為這是在干不祥的事。

　　“吉事尚左，兇事尚右�！辈患�祥的事，當然不能占主導位置，即使打了勝仗，慶祝的方式也要是喪禮的規(guī)格，因為這勝利的代價是死了好多人才換來的，不應當顯示出歡樂的樣子。

　　“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則更是離譜，即使是在戰(zhàn)場的軍帳之中，沖鋒陷陣的上將軍也不能是主導位置，而顯貴的左邊，仍要讓給出謀劃策和處理后勤工作的人，(三國中，軍營的文人多有偏將軍的頭銜，決定著戰(zhàn)役的策劃，真正外出玩兒命的，則都是上將軍、大將軍之輩，不知是否從此古傳統(tǒng)而來)。

　　古時真正的情景是不是這樣，還要多找一些根據，但親臨前線保家衛(wèi)國的軍人們永遠要在遠在后方的“君子、偏將軍”們的遙控之下行動，這是不爭的事實，從現(xiàn)代軍事歷史來看，中國外國，皆是如此，可見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法則。

　　古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概除了通常的解釋外，還有些這些受到利用的將軍們的抗爭之意，也未可知。

　　除了他們的位置決定不給他們獨斷殺伐的權力之外，還有種種的限制條款，集中起來，大約是以下三點：

　　1.不到萬不得己，堅決不得用兵。

　　2.即使不得不用兵，也要以平定事件為要，不能以建功立業(yè)為目的，大肆殺伐。

　　3.戰(zhàn)事結束，首先要為傷亡的將士(包括對方乎?)舉行隆重的喪禮(統(tǒng)計損失)，然后再說慶賀之事。

　　老子認為，即使是不得已的戰(zhàn)爭，也不合天道，非君子之舉，為了讓這種傷害性命的事的損失降到最小，他創(chuàng)造了“以靜制動、后發(fā)制人”的保守戰(zhàn)術，又引經據典，詳細解說，勸說君王不要重用在第一線出生入死的將軍，因為他深知，在人類中，有這么一批家伙，有天生的暴力傾向，草菅人命，殺人不眨眼，不但是他們獲取名利的途徑，而且是他們的一種愛好，這些人一旦重權在握，對人類就是一次全面的浩劫，對理性思維就是一次徹底的破壞，對“向道”的進程就是一次大大的倒退，這是老子無論如何不愿看到的事。

　　為了充實自已的論點，他還對這類人發(fā)出了警告式的勸誡，用俗語講，叫做“玩刀者刀下死，玩火者火中亡”，說為別人(哪怕是君王)去廝殺，傷及自已是遲早的事，因為你從事的這個行當太危險，就象替坐在家中的木匠上山砍樹的人，希有不傷其手。

　　上天有好生之德，而人為利益則生好殺之心，集中體現(xiàn)在戰(zhàn)爭中的一線人物上，是人道與天道最激烈沖突的焦點，老子以此為例，本質還是對他“三寶”的反證。

　　六、用兵的不可知性

　　即使是完全按照老子的設計行事，也未必每戰(zhàn)必勝，即使是每戰(zhàn)必勝，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一味排開大斧砍人的，未必會死，而膽小怯懦不敢向前，卻未必能保住小命。這番話用在這里，是掩飾失敗的伏筆，是推卸責任的托詞，還是狡黠文人的圓滑?

　　都不是，這是老子指出的天道與人道的差距，是從兩種角度對人類行為的判斷，是自然之道與非自然之道對同一種具體現(xiàn)象的不同結論。

　　主動用兵自然是不合天道，不得不用兵卻又是天道之驅使，對于人類所掌握的那一點兒可憐的智慧來講，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原因，當然更不會知道最終的結果，若僅以階段的現(xiàn)象就要下最終的定論，往往會陷入迷途，覺得難以理解，這其實是未能融于“道理”的表現(xiàn)，對用兵是這樣，對其它事也是這樣。

　　老子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也�！�

　　后人說這是“樸素的辨證法”，雖然有些貼邊兒，其實還是皮毛，因為老子暗示的東西有著更為深奧的涵義，是語言表達不清的東西。

　　借用兵的事假說事物發(fā)展的不確定性，是筆者的一種推論。

　　筆者是這樣理解的：天地及其間一切，都是依“道之法則”而生，自是依“道之法則”而變，這叫“自然”發(fā)展的規(guī)律，沒有設定，沒有結果，因而是“順其勢”的變化，這個“順其勢”，就是老子所謂的“無為之舉”。老子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边@個“不自生”，就是“順其勢”的意思，也就是“無為之舉”。如果非要給這種變化設一個結局，唯有“長生”二字可以搪塞。

天地間的相互轉化，無奇不有，無所不在，無一不尊從于某種規(guī)律，有循環(huán)的特征但絕不是循環(huán)，有性質的變化但絕無定律，有生有滅，有消有長，但無目的，無終點。但無一不是尊從于某種規(guī)律，這就是“無為”動力下的“長生”，唯—不變而起作用的，就是那個無所不在的自然法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就是老子說不清的“道”，我稱之為“天道”。

　　在這依“天道”而行的大千世界中，出現(xiàn)了一種叫“人”的玩藝兒，他們雖然是“天道”的產物，卻偏偏要創(chuàng)造—種違背“天道”的法則，以滿足自已本能以外的欲望，這種由人自造的法則，我稱其為“人道”或“霸道”，在這個可因人而變的法則指導下，人類有了階段性的追求，似乎也有了最終的設定，并為此展開了無序但有目的的爭奪，這種爭奪的最激烈表現(xiàn)方式，就是戰(zhàn)爭。

　　依“天道”的轉換和依“人道”的轉換結果是不相同的，也許有時會有意義完全不同的相似，什么時候相同，什么時候不同，天尚不知，況人否? 這就是老子所說“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的真正涵義。

　　古人所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對老子“孰知論”的一種形象引伸，我覺得比較準確，其中“認真地做好準備工作”，不要太計較結果，正是對“道”的深刻理解。

　　自然法則作用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縱觀幾千年世界史，無一處不如此，這絕不是“上帝”之類的神設計好的，同樣使猴子變成會玩兒計算機的人或別的什么，也絕非有一定之規(guī)。因而數個小國的統(tǒng)一或一個大國的紛崩也毫不為奇，這也許是我們認為的“進步”，但也許是別的什么，自然法則之下的具體物質的變化本無定形，又有誰能做出準確判斷呢?

　　天道消長，本無目的，但人卻非要使其有目的，并為此大費其力，其自然有不同設定的結果，這種不可知是永遠的，而似乎達到了的目的定然是“另有蹊因”，這“蹊因”是什么，無人能說清，總之是另一轉化的開端，另一轉化是否仍合人類之所愿，就更是渺茫不可知。

　　轉換是必然的，非人力可以阻止，老子戰(zhàn)爭理論的出籠，唯—的目的是教人在這個正常的轉換過程中少些傷亡損失，是“無為”“不生”思想在“人道”中不得己的勉強使用。

　　在用兵之外的其它地方，他也有這種使用，看似違背了“無為”的信條，句句都是“有為之舉”，其實是“無為”在“人道”中的滲透，是無奈又無奈之舉，切不可以此就將他定為心口不一的“勢利”之人。

　　七、外交是避免戰(zhàn)爭的最好手段

　　老子認為，戰(zhàn)爭是一種不合天道的禍事，一旦暴發(fā)，于國于民均不利，萬不得已才不得不干。

　　挑起戰(zhàn)爭的原兇，不管是敵方還是已方，其實都是對物欲的—種追求形式，這根本的原因，一是“不知足”，二是“欲得”，是產生“禍、咎”的根源，所以他勸人們“知足之足，常足”。意思是滿足于你現(xiàn)有的環(huán)境、把它弄得完完美美，就足夠了，而且會很穩(wěn)定，自叢不會有“禍、咎(過失)”的發(fā)生。

　　這當然是最理想的思維準則，是老子理想中的生存環(huán)境，他之論道的目的，就是以此為本的。

　　也許上古真的有過這種歷史，那是一個安寧的年代，大概延續(xù)了千萬年，惜時無文字，故無跡可查，其情景只能從老子的想象中感覺到一點兒，僅此—點兒，就足以讓我們想入非非。

　　這大概就是后人所謂的“原始共產主義”。其無高深的指導理論，僅一“知足之足，常足”就足夠了，用在與其它部族的外交上，也不過“相安無事”四個字或俗語“盡掃自家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但是，“人道”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有序的安寧，從此部落偷了彼部落一只雞開始，就有了戰(zhàn)事，從此愈演愈烈，直到今天，人們不但把大部的國力投入其中，而且創(chuàng)造了無數殺人的理論、方法和設備，培養(yǎng)出一批專以此為業(yè)(為樂)的人，上古的和平居然成了不可思議的神話!

　　如何不讓人類繼續(xù)墜落下去，以至最終毀滅了自已，老子在創(chuàng)造自守為基礎的戰(zhàn)爭理論的同時，也指出了“如何才能不通過戰(zhàn)爭手段避免戰(zhàn)爭”的方法，我稱其為“外交方略”。這些方法仍是以“上德”為理論依據，在“無為”原則指導下的具體的“有為”之舉，從深處想，其實也是一種無奈。

　　外交方略之一:靜

　　“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在人欲橫流的社會變得不可能，因為人道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符合天道變化的規(guī)律，不可逆轉。如何用一種不通過戰(zhàn)爭的思維方式使之“和平過渡”呢? 老子認為，唯“靜、下”二字可取。

　　“牝常以靜勝牡”，是古時人類對萬物觀察的總結，從植物的雄雌，從動物的公母，人們看到，凡屬“牝”(雌、母)的，都以靜為主，萬物之“后代”皆由此出，而屬“牡”(雄，公)以動為主，卻無任何具體延續(xù)，牡以動而行之，牝以靜而受之，所得唯牝，所出唯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正如毛澤東的“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本，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內因通過外因而起變化�！闭�是這個原理最好的俗釋。

　　“牝”的特征是“靜、下”，引伸開來，“靜、下”就成了萬物之母，持“靜、下”以受、以待，就成了發(fā)展的根本，在處理與鄰國的關系上，持此原則，則可達到新形勢下的平安過渡，有“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作用。

　　一個國家大也罷，小也罷，實力強也罷，弱也罷，都要對其它國家有一個正確的態(tài)度，現(xiàn)代稱之為“和平相處”。

　　和平相處，互不干涉別國的內政，原理即是“靜、下”二字。干好你自已的事，為“靜”，尊重別國，為“下”，大國別老想著吞并小國，小國也別破罐子破摔，老想占大國的便宜，這個世界就會很安靜。

　　政治清明，發(fā)展經濟，搞好防務，是每一個國君的本職工作，有困難，但不困難。放下一國之君的架子，與每一個國家都平等相待，甚至把自已的地位謙虛地放得更低，卻不容易，這需要的不僅僅是能力，更是一種魄力，一種老子之“道”提倡的兼容天下的思維境界。

　　外交方略之二: 下

　　老子說，大國吞并小國，是為了擴大自已的勢力，小國從順大國，是為了依靠山而正常生存，這都是最終目的，相對之下，大國如能善待小國(而不是用武力去強奪)，其目的也可達到，所以，大國當更應禮下于人，其所得要比大動干戈便宜，也不至陷入泥潭，讓后人恥笑。

　　新中國建國之初，基本上確定了一條傳統(tǒng)的外交方針，后來雖有變化，只屬調整，沒有大的改動，這個以“五項基本原則”為中心的外交方略，本質上就是依據老子的外交原理，不同的是，初時尚有自負的剛性，繼之逐漸走向成熟。

　　毛澤東是一個大家，他的思想旗幟鮮明，國家利益是最高利益，任何人不得指染，除此之外，什么都好說，他也從未想過要去圖別國的什么利益，故心寬膽壯。

　　在強國面前，他表現(xiàn)出一種至高無上的不可冒犯，一種視天下為無物的狂放，在小國面前，他寬容得就象孩子的父母，有求必應、不講代價。須知建國之初，一窮二白，與大國抗衡，他心里不是不虛，大把地援助窮國，他心里不是不痛，但正是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視天下為無物的博大氣魄，撐起了一個人口最多的但最窮的國家，口不言王卻被公認為“第三世界的領袖”，這種真正“天下為公”的人在人類社會中，大概幾百年不會有了。

　　做為一個政治家，對老子之道的領悟如此之深，又有信手拈來，皆合天理的行為，幾千年來，毛澤東是第一人。

　　外交方略之三: 把握“微明”

　　“靜、下”是外交的基本原則，但不是一成不變的孺弱和無止的寬容，針對不同的形勢，不同的對手，有其不同的變化，這表現(xiàn)在對其的全面、細致的觀察之后，不動聲色的“誘導”，制定出相應的策略，以使其達到與“我”不發(fā)生激烈沖突，從而達到保全自已的目的，老子稱這種早期的預兆為“微明”。

　　“微明”是一種先兆，一種事物將發(fā)生變化前的表現(xiàn)，只有準確看到這種先兆，制訂出相應的對策以備，方可使自已免除動亂的損害，這種相應對策的制訂和實施，是一件需要把握準確，配套完備，精密詳盡，隨時可以啟用的復雜工程，這自不待說，老子只提出了兩條應十分注意的事，一是不可脫離國情，二是要不動聲色的進行，以保證不為外人所知為要。這就是“柔弱勝剛強”的具體行為。

　　老子針對“微明”，舉了幾個例子，展開來理解，可以明白好多事，故要多說幾句。

　　“勢極則返”、“泰極否來”是人類對自然規(guī)律發(fā)展的必然性的認識和總結，不可謂不經典，但人類對“勢”變化的“苗頭”的認識，就要遲鈍得多。其實不論自然現(xiàn)象，不論人類社會，每一個行為都會導致一種相應的結果，每一個“有為”的設計都是某種目的的手段，能從動機看到結果，不算是聰明人，能從“微”處看到動機，才叫聰明絕項。

　　老子的例子是“將欲歙之，必故張之；
將欲弱之，必故強之；
將欲廢之，必故興之；
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薄�

　　自然變化本無目的，而人的動機，有明確的目的性，故切不可等同相看。

　　政客給乞丐一文錢，是為了買名聲；
老太太給乞丐一文錢，是為了發(fā)慈悲；
和尚給乞丐一文錢，是因為相信緣份；
醉鬼給乞丐一文錢，則是因為喝多了，結果一樣，動機各不相同。倘真的天上掉下一文錢，現(xiàn)代人的理解，也許是自然現(xiàn)象中龍卷風的作用，錢落在乞丐頭上還是落在國家主席頭上，并非風的設定。

　　任何事物發(fā)展到頂點，都會有回落，這是必然現(xiàn)象，后人用“盛極則衰”來總結這個規(guī)律，已一語道破。

　　《老子》中，兩次用“物壯則老”來說明“不道早已”已是罕見了，為什么還要詳例呢? 筆者感覺到他另有深意，這個深意為：不是被動地觀察，而是主動地引導，這才是他真正的“國之利器”。

　　對于周邊國家可能侵犯我的危險因素，當區(qū)別對待：

　　對蓄集力量準備犯我者，要誘始他條件未成熟時進攻，碰了硬釘子后，他自會打消這個念頭；

　　強大難敵的對手，要誘始他內部大量自耗，形不成進攻的能力(鄭國渠即為“疲秦”而施，)，從而無法冒犯自己；

　　要讓危險的國家消亡，就要激化它內部的矛盾，(扶植在野派)，讓它忙于“窩里反”而自顧不暇；

　　要“下”小國，就要誘以利益，從經濟上、文化上進行控制，使其離開你就完旦，從而無條件順服于你。

　　把老子與這種形象聯(lián)系起來，實在是不應該，從此段也可看出，其理論的延伸，不但可以“向道”，而且可以“背道”，不管“向、背”都有巨大威力，就象愛因斯坦的原子理論，造福和屠殺，都是超一流，千年來的君王們是沒看到這一點，還是不敢用這一點，真是不得而知。

　　八、結語

　　現(xiàn)代社會是電子時代、信息時代，戰(zhàn)爭的形式已發(fā)生根本的變化，各國以軍事技術為基礎、作戰(zhàn)需求為牽引進行了大刀闊斧的軍事變革，信息戰(zhàn)、電子戰(zhàn)、網絡戰(zhàn)、聯(lián)合作戰(zhàn)等新型作戰(zhàn)概念層出不窮。無論如何變化，其戰(zhàn)爭的本質與內涵是不會改變的。一個國家的民族文化內涵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軍事戰(zhàn)略文化背景。中華文化幾千年的沉淀，已形成了“天道不可違”的潛意識思維模式，老子的軍事思想也正是這一思維模式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

　　老子不是軍事家，他在《道德經》中表現(xiàn)出來的軍事思想僅僅是他哲學體系中的一個方面，是用來論證“道”在現(xiàn)實社會中應有的作用，沒有多少具體的可操作性。

　　有人認為《孫子兵法》含有老子的軍事思想，所以把《老子》也劃入了先秦軍事著作中，這是不太恰當的，筆者對此做過專門研究，二者一個是抽象的思想，一個是具體的手冊，相同的地方不多，不能對比而論。

　　老子的軍事思想究竟是什么呢? 筆者認為他是在構思一個模式,試圖用不通過戰(zhàn)爭的手段解決當時非要用戰(zhàn)爭的手段解決的問題。其原則就是: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再抽象一步,就是“無為”。

　　當今世界，資源之爭,利益之爭逾演逾烈，各路諸侯無一不在虎視眈眈，窺視它國的利益。做為一個人口多，底子薄，經驗不足的發(fā)展中國家，我們該從老子的軍事思想中汲取其有益的內涵，即一是“慈”：善待百姓，搞好和諧，同心同德；
二是“儉”：不該花的錢別亂花，別搞形象工程，有錢用在刀刃上；
三是“不敢為天下先”：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審時度勢，冷靜處理國際爭紛。

　　郝建民，男，知遠戰(zhàn)略與防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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