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默:《祁連山下》外篇(下)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感悟愛情 點擊:
一
列車駛進蘭州站已是下午,常老在蘭州的兩個兒子來接,在酒泉上車前,常老曾有電報通知他們。他們都不大,還是中學(xué)生。站臺上,常老對我說,鋼背心的事我就不用管了,明天兒子就會帶他去辦,又說:“你也該去看看小和了!蔽艺f,后天我到你家里來!靶『汀笔侵肝业呐笥眩@现。
從嘉皋那里,知道他們的姐姐嘉蓉下鄉(xiāng)插隊了。
到了時間,我去到常老在蘭州的家,是在一條名叫“一只船”的小街上,原是張治中的一座公館,房子不錯,獨院別墅式,但年久失修,院里雜草叢生,屋里更是雜亂,沒人收拾。以前常老家里是有電話的,這時不通了,只能見面。
常老一個人在家,拿出鋼背心廠家開出的處方,是根據(jù)病人的受傷情況和體型量身定做的,幫助傷者把上半身的重量通過鋼背心直接傳到胯部,減輕腰椎的壓力。處方單上寫著十天取貨。
我問:“這次您能不能見上嘉蓉?”我知道常老最疼愛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下鄉(xiāng)的小女兒嘉蓉了。他這次盼著回蘭州,真正的目的就是能見到嘉蓉。
常老微露訝色,奇怪我怎么知道他的心事,其實在酒泉我就猜到了,只不過沒說出來。我對常老也懷有戒心,萬一他招供說是因為想見女兒才提出去蘭州的,我豈不就擔(dān)上了“通敵”的罪名?
常老說正在想辦法聯(lián)系,爭取她能趕回來見上一面。
嘉蓉生于成都,所以名字里有一個“蓉”字,在重慶長大,初中畢業(yè)以后才來到蘭州。她的大姐叫沙娜,因為生在巴黎,所以有一個法國式的名字。一個哥哥叫嘉陵,生在重慶嘉陵江邊。他們都在北京。
65年秋天嘉蓉來過一次敦煌,還帶著弟弟到我的房間坐過一會兒。那時她馬上就要高中畢業(yè)了,大概十八九歲吧,白皙的圓臉龐上有一對清澈的雖不大卻秀長而黑的眼睛,口音里帶著明顯的重慶味兒,一聽就是“重慶普通話”。我試著用重慶話和她說話,她很奇怪,問我怎么也會說重慶話?我說初二、初三就是在重慶上的學(xué),那時候小,什么話一說就會,而且永不會忘。我還告訴她,后來有一次路過重慶,住在重慶飯店,晚上出來找不著北了,向一位路邊擺攤的老頭用重慶話打問,沒想到遭了一頓奚落:“你自己是重慶人,啷個連重慶飯店在哪里都不曉得!朝天門,曉不曉得?”“朝天門”三個字聲音好大,罵得我“嘿安逸”(好舒服)!證實了我的重慶話是如何地道。聽得她吃吃地笑,原先的一點拘謹(jǐn)也消失了。
“那你在哪個學(xué)校嘛?”地道重慶話,由女孩子說出,很有韻味。
“巴蜀中學(xué),張家花園!
“那時候你好大?”
“51、52年,十三四歲吧。”
“哈!那個時候我也在巴蜀上學(xué)!”
“你這么小,那時怎么可能也上中學(xué)?”
“我上的是幼兒園!
我想起來了,原來“巴蜀”的正式名稱叫“巴蜀學(xué)!保◤挠變簣@、小學(xué)到高中的全套教學(xué)。建國初,在重慶首屈一指的巴蜀學(xué)校被指定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干部子弟學(xué)校,招收副師級以上干部隨軍子女,名額不滿時也向社會招生。那時我父親在成都率部起義以后,繼續(xù)軍人生涯,在駐南溫泉的西南軍政大學(xué)第三分校任教育長,后又調(diào)駐北碚的第十二軍軍部軍事訓(xùn)練部任職。以后,十二軍改成中國人民志愿軍,番號不變,軍長李德生。我父親也入朝作戰(zhàn),并參與了總結(jié)上甘嶺戰(zhàn)役經(jīng)驗的工作,以后還受過傷。但十二軍留守處還在北碚,所以我進了這所學(xué)校的中學(xué)部。記得那時我受到的是戰(zhàn)士待遇,供給制,按時給我們發(fā)被子床單雨傘膠鞋,全是軍綠色。只因軍衣太大,改為發(fā)軍布和錢,自己找裁縫做。不用自己交學(xué)雜費和食宿費,每個月還有一點零用,端午節(jié)可以領(lǐng)到粽子,中秋有月餅。
那為什么我在前面說我的出身“不好”,是因為在以后的實際生活中,我的家庭出身總是被人當(dāng)作“反動軍官”看待的。
嘉蓉大概比我小八九歲,當(dāng)時正是幼兒園的年齡。這么說起來,我們還是“校友”了。
這些對話,我們都是用重慶話說的,以后,就沒有見過面了。我聽說她在“文革”中受了很多苦,父母不在,一個人帶著兩個弟弟在蘭州苦撐。省文化局的造反派辦過幾次常書鴻罪行展,每次都要她出來代父示眾,站在卡車上舉著常老的裸女油畫,在大街上游行,無辜地強忍著女孩子無法忍受的羞辱。
二
又過了八九天,我準(zhǔn)備到常老那里看看鋼背心的事怎么樣了,并商量回去的事!靶『汀笨粗遥忧拥卣f:“我也想去看看常伯伯。”
她在蘭州外文書店工作。我們是我65年底到蘭州為莫高窟加固工程事出差,通過買書自己認識的,這時還沒有結(jié)婚。“文革”前常老曾經(jīng)很關(guān)心這件事,還專門到外文書店指名找過她。回敦煌后對我說,你那個女朋友很不錯呵!很善良,就像她的姓一樣,還會外文打字,那么多外國書,都能認得。其實她只是戲校畢業(yè),畢業(yè)時正趕上甘肅的“自然災(zāi)害”時期還沒有完全過去,在已經(jīng)餓死幾百萬人的年頭,誰還看戲?全省各地的劇團幾乎都裁撤光了,才改行分配到書店的。她根本不懂外文,哪能讀得懂!外文書店那些書名全是死記硬背的,大致知道哪本書是哪國的,說的什么罷了。
常老找小和的過程是小和以后許久才告訴我的,說66年春的一天,書店門口停了一部小車,常老走下來進了書店,向別人打聽到她,逕直走過來,開口便問她上過什么學(xué),怎么到書店的,家里還有什么人,又指名要買兩本法國畫冊,似乎是要考考她,她找到了。他們還談了些別的事。隨后常老又要找她的主任,走后主任告訴她說,剛才來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常書鴻,給主任主動介紹了我的情況,說是清華畢業(yè)的,團員,做事很認真,說他可以證明我沒有結(jié)過婚,家庭也沒什么問題。還說起我的父親在起義中立過大功。又補充說:“常書鴻說蕭默的缺點就是有點書呆子氣。一次他領(lǐng)著民工種樹,帶了皮尺,樹距一點也不能差,別人差了一點,他硬是要拔起來重種,還跟民工吵!蹦菚r候結(jié)婚都要領(lǐng)導(dǎo)批準(zhǔn)簽字才行,但當(dāng)時我們認識才剛剛兩個多月,又只能隔空喊話,根本就還沒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我們是認識以后三年多才結(jié)婚的),對主任還保著密呢!聽小和說了,顯然是常老要替我當(dāng)面考察一下小和,就像父母替子女著急一樣,我覺得有點好笑,也深感常老的可親可愛。
“一只船”就在反修館(原中蘇友好館)旁邊文化局的對面,要去必須經(jīng)過文化局門前,局里有些人認識我。如果是我一個人去,當(dāng)然光明正大,什么時候都可以。但若是帶著她去,成了私人訪問,性質(zhì)就不一樣了。我考慮了一下,說:“那就等晚上再去吧。”
入夜,下了公共汽車,我們就像是在做什么見不得人的事一樣,專門挑著燈光照不到的地方走,到了常老家門,偷偷溜進去,見到常老。小和拿出一包點心放到桌子上,沒有說話。常老對小和笑了笑,卻忽然手足無措起來,慌慌張張地,叫兒子倒茶,想想又似乎覺得不妥,看看我,見我沒反應(yīng),才叫兒子把茶端上來。我們剛坐下,常老說,還是到里屋坐吧,又“轉(zhuǎn)移”到常老臥室,常老還到大門口張望了一次,這才安心坐下。以后我聽李承仙說起“‘老鬼’當(dāng)時真是太意外了,倒茶也不是,不倒也不是!薄袄瞎怼笔恰拔母铩焙罄畛邢蓪Τ@系摹皭鄯Q”!是從“文革”期間她被迫稱常老為“老牛鬼”轉(zhuǎn)化而來的,只是把“!弊质∪チ恕_@種稱謂,卻也別有意趣。
常老先說話:“今天嘉煌陪我到廠子里去了,鋼背心已經(jīng)做好,試了一下,還有些小改,明天就可以取回來!
“嘉蓉回來了嗎?”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這事我還想向你請示。嘉蓉在天水插隊,不在天水市,是天水地區(qū)的××縣××鄉(xiāng)。鄉(xiāng)下不通郵,村子里也沒有電話。這幾天我們也很著急,幸好聯(lián)系到了天水一個熟人,已經(jīng)把話帶到了,說是最早明天可以回來!
我沉吟了半晌,不得不提出常老最怕我問的問題:“那我們哪天回去?”
常老說:“你看,嘉蓉最早也得明天才能趕回來!
意思很清楚,常老非常希望我能寬限一些日子,好讓他們父女團聚兩天。
“所里革委會的情況你也知道,”我說:“廠子的單子上寫明了交貨時間,回去晚了會找你的麻煩!
“你看有沒有法子可想?”幾乎是懇求了。
這時,小和在桌子底下碰了我一下,我明白她的意思,是盼著我能給常老行個方便。
我左思右想,提出了這么幾條:“要見嘉蓉的事你們?nèi)魏稳巳魏螘r候都不許說,”我轉(zhuǎn)向嘉煌:“你姐回來你們兩兄弟去接,哪怕繞道也不能走文化局這邊,不能讓別人看到,最好晚上到家!庇洲D(zhuǎn)向常老:“那就從明天起推后兩天,第三天晚上我們回去?”
“那就這樣吧,”顯然,常老仍面有難色:“不過萬一嘉蓉……”
“四天吧!第五天我們走。到時候哪怕嘉蓉見不上,也不能再等了,沒法子交待!
“那就太好了!背@戏帕诵。我們還約好了車次,是晚間從蘭州首發(fā)的一趟,買車票的事我要他不用管。約好要是沒有別的情況,就在站臺見面。
我們又談了些別的,然后我走開了,在外間屋隨便看看,留下小和與常老一起,改為“私人訪問”。我的“身份”不同,不管怎么說,常老對我的戒心一下子是放不下來的,從他老剛才說出的那個“請示”,就可以見出了。
出來以后,小和問我:“你說怎么向所里交待?”
“只要不超過太久,大概可以蒙過去。就說鋼背心不合式,改了兩次,或者車票不好買。凡事也不可想得太周全,太周全了,什么也干不成!币粫䞍,我還是加了一句:“不過,那幫子老左,也不是那么好蒙的!
三
列車已經(jīng)在返回敦煌的路上。
凌晨,天還沒大亮,我從中鋪醒來,常老在下鋪,也醒來了。我下了鋪,發(fā)現(xiàn)這回常老穿得干凈一點了,顯然經(jīng)過了嘉蓉的洗刷,還帶了一頂新帽子,也沒人再注意我們了。
每次從蘭州回敦煌,我都不會忘記欣賞烏鞘嶺的景色。陡峭壁立的石頭山巒,赤裸裸地袒露著,粗獷、沉重而凌厲。沒有樹,沒有草,毫無“山清水秀”的媚態(tài),有的只是暗紅的巨石和白色的積雪,就像大西北的人一樣,赤誠、坦然而厚重,顯出一種獨特的陽剛的生命活力。有時一片夾雜著冰粒的風(fēng)雪呼嘯而過,更加動人心魄;疖?yán)@行在山峰之間,沉重地喘息著,嘶鳴著,爬行著奮力拚進,窗外景色倏忽多變。這一種景境,只要你用心,分明是在傾訴著一種人生的哲理。
昨天傍晚,在站臺上與常老會合,我們匆匆找車門上車。孩子們都來送他,嘉蓉也來了。才兩三年,我?guī)缀跻颜J不出她來了,一身“知青”裝束,梳兩條小辮,一件紅底白花襖,腰間栓著一條寬皮帶,腳下一雙翻毛大頭鞋,盡管光線不好,也看得出臉色不再那么白皙了,沉重的生活在她的臉上和身上分明打上了烙印,雖然眼睛還是那么好看。
她扶著常老上了車,麻利地整理好鋪位,安排老父親坐好,又急著下車搬東西。
我一看傻了——三個大旅行包,鼓鼓地!我拎了一下,不輕。嘉蓉停止搬包,看著我,懂事地又帶著一種期盼說:“要不,只帶兩個?”
“裝著什么?”我問。
“是一些營養(yǎng)品,奶粉、煉乳、掛面、白糖什么的,還有些老年藥!
我沉吟了一下,下了決心:“全上!”
她一聽,立刻放下心來,招呼兩個弟弟,把包搬上了車,還追著囑咐放到行李架上去。她自己留在車下,站在我旁邊。我說:“你就放心吧,東西會帶到,不會有什么問題。”
我又問:“你請了幾天假?”
“把我急死了,可難請假了,小隊、大隊、公社,層層卡,最后說像我這種情況還得縣里蓋章,好容易給了三天假。我是前天才回來的,明天一早就得回去,已經(jīng)超了!
我無言。心想,要是不多延后兩天,他們父女真是要失之交臂了。
“在農(nóng)村還習(xí)慣吧?”
“嗯!”她不明不白地應(yīng)付了一句,好像不想再談下去,又說:“你就上車吧,快開了。我爸說了,多虧了你一路照顧!
這一回,我們再沒說重慶話。
小和站在旁邊,對她說:“以后你到蘭州就常來我這里,有什么事大家想辦法,好解決! 她們兩個的年齡幾乎一樣。
她感激地對小和笑笑:“我也不常來蘭州!
四
火車仍在烏鞘嶺群山中攢行。出了山,已經(jīng)爬上另一個海拔,就到了武威,駛?cè)牒游髯呃鹊目登f大道。
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到西安出差,飯館里一位中年人愁容滿面地正在吃飯,我與他同桌,冒昧問了一句,可有什么心事?我這個人好聊天。
“想家!”他長吁短嘆起來:“這個大西北,住了一年還是不慣,盡是羊肉泡饃,哪有我們那里茶淘飯就豆腐乳好吃!” 一聽就是四川人。
以后很久,中國美學(xué)學(xué)會會長王朝聞老人告訴過我他們家鄉(xiāng)四川的兩句土話:“好吃莫過茶淘飯,好看莫如素打扮!蓖趵险f,別小看這兩句話,什么是“美學(xué)”,這就是美學(xué)!
我對這位同桌說:“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四川不就在隔壁嗎!再說,西安怎么能算得上‘大西北’呢!你最西到過哪里?”
“寶雞,路過。”
“你連蘭州都沒有去過,怎么就說‘大西北’住不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說實話,就算到了蘭州,也不能說就到了‘大西北’,要過了烏鞘嶺,過了武威,只有到了河西走廊,才有資格叫‘大西北’!
“聽說蘭州小孩騎著駱駝上學(xué)?”
“這你又錯了,蘭州跟西安差不多,你在西安大街上可見到過駱駝?”我繼續(xù)說:“到了河西,那才叫好!火車開出兩個小時都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幾棵樹,全是大戈壁。其實新疆人連河西都不認為是‘大西北’,他們把凡是嘉峪關(guān)以東的地方通通叫做‘口里’,都算內(nèi)地,只有新疆才是‘大西北’!
話匣子打開,我又說:“這個說法漢代就已經(jīng)有了。班超經(jīng)營西域三十一年,七十一歲了想回內(nèi)地,給漢武帝寫了一個奏折,也只是說‘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門關(guān)’,是把敦煌玉門關(guān)當(dāng)作內(nèi)地與‘大西北’的界線的!
意識流又轉(zhuǎn)回到常老,想起當(dāng)年他義無反顧從四川來到敦煌的情景。
1942年就籌備去敦煌了,走以前,政府也給了一點開辦費,但少得可憐,常老就辦畫展,賣了40多幅自己的畫,又賣家具,當(dāng)衣物,就用這個錢出發(fā)了。離開四川時是三個人,其中兩個就是騙子,只是借此到敦煌淘取資料,等到自己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便席卷而去,給研究所什么也沒有留下。先生到了蘭州以后又補充了三個人,最后連他一起包括會計、總務(wù)、總共6個人,在43年2月從蘭州出發(fā)奔赴敦煌。
要知道,2月是甘肅最冷的月份,他們真的像中世紀(jì)的苦行僧一樣,穿著老羊皮襖,頭戴老農(nóng)的遮耳氈帽,搭乘一輛破舊的敞蓬卡車,開始了敦煌之旅。路上顛簸了一個多月,翻越了烏鞘嶺,穿過河西,到了安西縣,連公路都沒有了,只得改騎駱駝,又走了一百多公里,才來到三危山下。從安西到敦煌,途中有一個地方叫甜水井,因為一路都喝苦水,以為甜水井的水肯定好喝,沒想到這里的水更苦,含有過量的西醫(yī)稱做“瀉藥”的硫酸鎂。
我在西北住得久了,有了一條經(jīng)驗,就是千萬別上了地名的當(dāng)。大西北叫“甜水井”的地方多了,全是最苦的水!傲鴪@”這個名字多好聽,當(dāng)年卻連一棵正經(jīng)樹都沒有,只有幾蓬叫做紅柳的灌木。從柳園到敦煌,要經(jīng)過一帶號稱“西湖”的地方,多美,多數(shù)時間卻也是滴水全無,白茫茫的戈壁灘上掃蕩著熱風(fēng)。老百姓越是在這種地方越是起好聽的名字,從民俗學(xué)來說,大概應(yīng)歸入一種巫術(shù)信仰,企望“地如其名”,盼著不定哪一天真能叫出甜水來呢!我在莫高窟十五年也喝的是苦水,就拉了十五年的肚子。而所謂“甜水”,其實并不甜,只是淡水,要等到特別的貴客光臨才能從城里拉來的,我們也才能沾點兒光。只有冬天,在河里破冰融水,才能得到“甜水”。
在常老之前,曾有一些知名學(xué)者到過敦煌,第一個要算著名的考古學(xué)家陳萬里了,是1925年為監(jiān)視美國人華爾納,北京學(xué)人推舉他去的。監(jiān)察院院長、國民黨元老于右任40年也去過。以后還有考古學(xué)家夏鼐、向達、閻文儒,畫家張大千、謝稚柳等,但他們都只是臨時性的,少則一兩個星期,多到幾個月,張大千待的最久,也只有兩年多,長期留下來的就只有常老了。
“你最喜歡敦煌哪一幅畫?”
沒想到,常老忽然給我出了這么一道考題。我想,這大概是“文革”以來他老頭一回以這種口氣與一位“革命群眾”交談罷!也說明他老對我的戒心已經(jīng)大大放松了。
“第三窟,就是元代畫工史小玉畫的千手千眼觀音!蔽一卮鹫f,不知道說得對不對。
“算你有眼力!背@峡洫勂鹞襾砹耍骸昂迷谀睦?”
“色彩統(tǒng)一,含蓄,不花,就那么淡淡的,以灰為主。還有就是線條,沒得說了,勁如鐵線,柔若綿絲,還特別準(zhǔn)確,不能涂改,比油畫難畫多了。聽說人物畫手指最難畫得好,可它那么多手指,都不相同,卻都那么好!
“還有呢?”
“它不是畫在白墻上的,底子就是沙灰,不用白灰皮,好像色彩都融進墻里頭去了!
“那叫‘濕壁畫’,連外國都不多呢!中國幾乎也就這么一幅留下來了!
接著他給我講起什么叫“濕壁畫”來。那是一種不待壁面干透就開始作畫的方法,沒有白灰墻皮,只用沙灰打底,就那么濕洇洇的,使用水溶性的蛋彩,顏色滲進墻里,融合成一體,需要極高的技巧和膽量。常老說,這種畫法在西方出現(xiàn)很早,公元前就有了,14世紀(jì)文藝復(fù)興時發(fā)展到頂峰,著名的作品都在意大利的教堂和宮殿里,早者如喬托、亞西西等人,后期最著名的是米開朗基羅為梵蒂岡西斯廷教堂畫的天頂壁畫《創(chuàng)世紀(jì)》,拉斐爾在梵蒂岡也畫過。
元代后半段正是14世紀(jì)前期,濕壁畫從意大利傳入中國,留下了第三窟。史小玉,我們叫“畫工”,其實是不亞于喬托的大畫家,了不得。
但西方后來發(fā)展了油畫,使用油彩,油水不能兼容,不再能用濕壁法,濕壁畫也就不再流行了。敦煌壁畫到元代已經(jīng)衰落,可惜了,濕壁畫在中國也沒能流傳開來。
常老侃侃而談,已經(jīng)完全沉迷進他自己的世界。對此時的他來說,除了藝術(shù),似乎別的什么都沒有了。
我一邊聽一邊想,出來半個多月,常老暫時脫離了斗爭會和不斷寫交待材料的屈辱環(huán)境,生活在親情之中,現(xiàn)在的心情比在敦煌或酒泉明顯好多了,話也多了,作為一個“個人”的常書鴻又復(fù)活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強調(diào)每個人的個性的充分發(fā)展,其實人的思想天天都在發(fā)展,但只有人自身的自我更新,這種發(fā)展才是自然的,可信的。用強迫的以至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的方式硬要推行某一種“思想”,硬要所有的人都不再用腦子,由一個人代替所有人思想,這樣的“思想改造”必定是反人性的。但現(xiàn)在這種“改造”正在由一些自稱為世界最革命最馬克思的人推行著,是真馬克思主義嗎?
但現(xiàn)實畢竟是現(xiàn)實,我還在琢磨,這三大件怎么才能平安帶到而不被發(fā)現(xiàn)呢?
五
又過了一整天,清晨,我們到了柳園。
從柳園到敦煌還有128公里,有兩班長途車,我們還趕得上上午的一班。下了火車,不會有認識我們的人,好辦。我把兩個大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中間連著一條嘉蓉準(zhǔn)備好的寬帶子。一手提著另外一個,肩上還斜挎著我自己的一個書包。常老也挎著一個隨身書包,挾著枕頭,拄著嘉蓉給他準(zhǔn)備的手杖。我們兩個一老一小相扶著前行。好在不太遠,兩三百米吧,中間沒有休息,到了汽車站。
中途常老不斷說,不行就休息一下吧!我說不用。我那時年青,剛剛?cè),這么幾十斤,不在話下。記得又過了幾年,一次我從云南回蘭州,也是這種方式,帶了將近四十公斤的東西,也沒怯過場。當(dāng)然,現(xiàn)在是早就不行了。
在柳園汽車站我們胡亂吃了一點。
到了敦煌,從汽車站往北到縣招待所有三四百米,同樣是這種方式,但中間休息了一次。招待所的人我都認識,所長也是朋友,不必避開他們。
關(guān)鍵是從招待所往東到研究所辦事處大約一里多的一段有點犯難:一是絕不能讓所里人看到常老帶回那么多東西;
二是不能再由我來背,以避敵我不分之罪。連低等動物都有趨利避害的本能,這個道理不用多說。
我先到這段街上走了一個來回,還好,沒見到所里一個人,所里的車還沒進城。不會天天有車,但今天正好是周日,肯定會有,一般接近中午才會進城。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回到招待所對常老說,中午你自己買飯票,下午你一個人回辦事處吧!現(xiàn)在車還沒來。東西你不要管了,我有辦法,我就先走了。
我發(fā)現(xiàn),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狀態(tài),眼神直登登地,又沒話了。
我把三個大旅行包分三次扛到這條街的中點縣文化館。萬一碰到所里的人,只扛一個包,會以為是我自己的,不惹眼。館長榮恩奇原是天津支邊青年,跟我差不多大,老朋友了。三個包放到他那里,他連問都沒問一句。
接近中午,估摸著所里的車已經(jīng)到了,三個包被移到文化館大門的門扇后面,藏著。我在門口張望。不一會,段文杰從東面過來了,走在街對面,我喊道:“老段,過來!彼槒牡剡^來,我遞給他一個包:“把這個提到車上放好。”他二話沒問,提過包乖乖地回頭走了。第二位是孫儒簡,第三位是李貞伯,都如法炮制,全都二話沒問。
原來他們?nèi)际恰芭9砩呱瘛。他們的信息不靈,不知道我的底氣其實不足,反正“不該問的就不問”,任何一個“革命群眾”都可以命令他們,何況他們原就知道在“文革”初期我已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的不怕鬼的“氣魄”了呢!我猜想,大概直到今天,他們還以為那只是我的包,而且只有一個呢!不過李貞伯先生已經(jīng)過世了。孫儒簡先生全家以后吃了很多苦,在外面顛沛了好多年,落實政策后才重回所里。
下午,我看到常老拄著手杖踽踽地朝著辦事處的方向走過去了。
到了黃昏,車要回去了,我發(fā)現(xiàn)李承仙并沒來。在蘭州出發(fā)前我給革委會發(fā)過電報,通知我們哪天到,提到要李承仙來接的。顯然那些老左根本沒把這當(dāng)做一回事,沒通知李承仙。
常老在辦事處一個角落里枯坐著,我看沒什么人,悄悄囑咐他說:“回去以后,直接回屋去,不要管包。記著,叫李承仙下半夜到車庫正對面最大的大楊樹下面的溝里來提包!焙笠痪溥重復(fù)了一遍。常老偏著頭仔細聽著,輕輕點了下頭。
這次開來的是卡車,我把常老領(lǐng)到副駕駛座,對司機傅吉慶說:“常書鴻腰傷沒治好,讓他坐在這里!蔽易约禾杰嚿希业侥侨齻包,歸擾到一起,坐在旁邊的坐板上。大家忽隆隆上車,誰也沒注意到。一路上我閉目養(yǎng)神,按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盡量“低調(diào)”。
經(jīng)過26公里路程,到了所里已是黑夜,沒有燈,可以說伸手不見五指,手電光下,大家又忽隆隆下車,各走各路,全散光了。我看到常老也拄著手杖頭也不回地走了,似乎有人用手電筒給他老照著路。傅吉慶在敲打著什么,沒顧上我。我故意慢騰騰地落在最后,趁黑把包一個個搬到大楊樹下的溝里,略掩了掩,也回屋了。
在屋里,聽到“九層樓”上的鐵馬仍在叮咚作響,更襯出這世界真的是安靜極了,仿佛什么事也沒有發(fā)生。
第二天,第一件事就是到大楊樹下面去看:三個包都沒了。這天,李承仙老朝我望,趁沒人,偷偷點了好幾次頭,知道她也順利“得手”了。我們成功完成了一椿“地下工作”,干得漂亮。好幾天,我暗自得意極了。我設(shè)想,當(dāng)年的老左們?nèi)绻F(xiàn)在讀到這一段,一定懊惱死了,怎么竟讓這么個小小的蕭某人耍了一把呢?失去了一個多么好的建功立業(yè)的機會。
幾年以后,李承仙對我說:“那天晚上我把‘老鬼’罵死了。想想也后怕,多危險哪!要不是你,當(dāng)場就會敲鐘集合,狠抓階級斗爭新動向,開他的斗爭會,現(xiàn)場展覽,說是還要過資產(chǎn)階級腐朽生活,可怎么得了哇!會把‘老鬼’打死的呀!”又說:“不過那些東西可真救了我們,總算不錯,‘老鬼’全靠它挺過來了!
我說:“我也會被當(dāng)場揪出來的!
但老左們并沒有放松對我的懷疑。一次斗爭會上,何山就追問常老在蘭州進行過什么“黑串連”,還特別問到“去沒去過外文書店?”常老抵死不認。但小和告訴過我,常老是去過的,還和她講了幾句話,買了一本法語版《毛主席語錄》。
“九層樓”的鐵馬至今仍在鳴響,上千年了,可能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見證著人間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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