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人們總說中國文化是“歷史的”。然而，現(xiàn)在的中國文化卻很難再說是“歷史的”了。因為“昨天”剛剛過去，就被迅速遺忘；
不用多久，有關“昨天”的記憶可能就會成為忘得干干凈凈的“白茫茫一片大地”�；蛟S鄧拓先生早就看到此點，所以在四十好幾年前竟不惜以生命為代價呼吁要“專治‘健忘癥’”。

　　然而，人們往往會有“我們緣何需要集體記憶”的疑問。其實，集體與個人一樣，當喪失了集體記憶時，就會“錯亂”。因此過去的痛苦與欣悅、輝煌與衰敗、光榮與罪過都應該銘刻在集體記憶中，只有記住歷史，才能面對未來。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寫道，在俄國面臨的大變動中，俄羅斯人民了解歷史的熱情空前高漲，因為人們認為俄國在20世紀幾次影響人類命運的巨變，并非憑空產生，而是與俄國歷史有著緊密的內在關系。在俄國的啟蒙思想傳統(tǒng)中，文學一直起著特殊的作用，而現(xiàn)在，“歷史”則取而代之，“在文學止步的地方，由歷史學家撰寫的隨筆和論文展開了接力賽”�；蛟S，有人會強調應當忘記過去，面向未來。但正如一位波蘭歷史學家所說：“關注未來不能被視同愿意忘卻。決不應該認為忘卻是通向社會和平的通行證。記憶是國內和平的組成部分�！币驗橛杏洃�，個人和集體才會對自己的過錯、罪孽懺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轍；
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諒、寬恕迫害者。忘記過去，并不能帶來和諧。而健忘的集體，總會不斷地重復錯誤、罪孽，難以自拔；
人類社會也將陷入“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悲劇循環(huán)之中。

　　保持真切的集體記憶并不容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外無有語言焉；
史之外無有文字焉；
史之外無有人倫品目焉�！庇纱丝梢姡�在中國的主流觀念中，歷史一直有著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按呵锕P法”也是中國文人在政治高壓下指陳時弊的慣常手法，因此歷代統(tǒng)治者對歷史的寫法也就極其敏感，要壟斷歷史的話語權。歷朝歷代，都要花官帑無數(shù)，修出“欽定”的“歷史”，即人為地規(guī)范集體應記住什么、忘卻什么。

　　這種“欽定歷史”，必然形成巨大的集體記憶空白，為偽造、涂抹歷史提供了可能。歷史能如此輕易地被忘卻、被涂抹，著實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三四十年前我們經(jīng)歷過的那場“浩劫”，不正在迅速被遺忘、被涂上一層“浪漫”的玫瑰色嗎？這說明，主流話語對人們遺忘什么、記憶什么的掌控力之強。遲早，人們將為這種“健忘癥”付出代價。

　　“健忘”形成的一個重要“學理”原因是“唯文本”閱讀。當研究一個歷史人物、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歷史運動時，往往將某個歷史人物的公開言論、自我表白，有關事件的宣言、主張、綱領等“文本”信以為真。殊不知，公開的“文本”與真實的“歷史”，往往相距甚遠，有時甚至完全相反。而且，每個社會，每個時代或多或少都會有各不同的“禁忌”；
對一些事件、人物在一定時空內的“書寫”往往“只能這樣”、“只能那樣”。而學者往往也會有自己的“偏愛”或“偏惡”，對自己的研究對象，無論是人物、事件還是思想體系，可能有意無意地會或者“隱惡揚善”或者“隱善揚惡”；
對某種思想往往根據(jù)“文本”便闡發(fā)、疊加、附會了越來越紛繁、豐富、精巧、華美、恢宏的意義。這一切，都使“文本”留下了更加巨大的空白。然而，后來者往往容易唯文本是信，對“欽定”的“記憶規(guī)范”和書寫者的主觀好惡形成的這種空白，缺乏應有的認識。

　　我也是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歷史研究并“結合”自己曾經(jīng)下鄉(xiāng)、當兵、當工人的生活經(jīng)歷，才逐漸認識此點。有一番閱歷后，對自己青春年少時讀過的某一本書、某一段文字，當年深感艱澀難懂，現(xiàn)在頓感原來簡明易懂；
當年認為無關緊要，現(xiàn)在才知原來至關重要。而這種要警惕“空白”、“空乏”的觀點，前人早有深刻論述，自己也早就讀過，只是當年未能理解、體會罷了。

　　大學時代，我對“當代外國哲學”深感興趣，自然要讀到當代法國“結構主義”大師、“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之一阿爾都塞。當時，他的著作并未翻譯過來，只有一些介紹、評析文章，在這些文章中，第一次知道了他的“癥候閱讀法”�！鞍Y候閱讀法”是他的一個重要理論，就是在閱讀中把所讀文章中被掩蓋的東西揭示出來并且使之與另一篇文章發(fā)生聯(lián)系，而這另一篇文章作為“不出現(xiàn)”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這種閱讀方法不相信看得見的東西，即書本上的白紙黑字都是不值得相信的“表面文章”，而真實的東西往往是“不可見的”，往往表現(xiàn)為“匱乏”和“缺席”，必須在作者的文本的“癥候”入手，從字里行間讀出空白、猶豫與沉默。對此高論，當時我“費盡心機”仍感一頭霧水，也就似懂非懂，不了了之了。

　　如果說“當代外國哲學”是我的課外興趣，那“中國古代思想史”就是不得不學的專業(yè)課了。當讀到明末清初學風丕變，以黃宗羲為宗祖的浙東學派堅決主張“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錢大晰強調以讀史來救治當時學風之弊，對長期的“經(jīng)”、“史”兩分強烈不滿，章學誠進而提出“六經(jīng)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盈天地間，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學”、“圣如孔子，言為天鐸，猶且不以空言制勝，況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談經(jīng)，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等等論述時，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無輕慢地以為饾饤瑣屑。

　　或許，只有歲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這些年，我對“唯文本是信”的荒誕與危險感覺越來越強烈，認為越來越嚴重的“唯文本”閱讀，是當前值得重視、應當警惕的“學風”之一。這種“純文本”闡釋舍去歷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時髦的“學術話語”，以此歪曲歷史使之符合“理論”。而“趨新若鶩”的青年學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覺便戴著這種“有色眼鏡”看待歷史與現(xiàn)實。因此我經(jīng)常不厭其煩、不憚重復地寫文章提出要透過“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歷史實在，指出“純文本闡釋”有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歷史研究，就是要能夠發(fā)現(xiàn)“空白”，然后“填空”。這時，三十年前讀過、當時并未理解、幾乎已被忘記的“癥候閱讀法”突然浮現(xiàn)腦際。阿爾都塞早就這樣寫道：“要看見那些看不見的東西，要看見那些‘失察的東西’要在充斥著的話語中辯論出缺乏的東西，在充滿文字的文本中發(fā)現(xiàn)空白的地方，我們需要某種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視的方式，這是一種新的、有信息的注視，是由視域的轉變而對正在起作用的視野的思考產生出來的。”道理簡單而深刻。同時，同樣幾乎被我忘記的“浙東學派”也重新浮現(xiàn)出來，真正體會到他們對“不切人事”、“離事而言理”這種貎似饾饤的“學術批評”和對“史”的強調，其實飽含著歷經(jīng)一個王朝覆滅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歷史是對過去的記憶。米蘭·昆德拉強調，對過去記憶的喪失，將使“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边@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原因所在。擺脫歷史記憶，生命將變得毫無意義。而千千萬萬無辜的死難者，將被歷史迅速遺忘，最多化為“歷史教科書”上一小段無足輕重的文字或幾個干癟枯燥的數(shù)字。雖然知道歷史必然有大量“空白”因此有填不完的“空”，但“知其不可而為之”，盡量不讓歷史“留白”、盡可能為歷史“填空”，就更是歷史學家，不，應是所有人的責任。借用董橋先生在“一襲真切的民族記憶”中的比喻，千千萬萬個人點點滴滴記憶的“尋尋覓覓補補綴綴”，圖的是縫補成中國人的“公共記憶”，“盡管只是百納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擺”，畢竟?jié)B出了歲月流逝中“民族的體溫和體味”。只有更多的人，無論是在歷史大潮中曾經(jīng)引領潮流、推波助瀾的“精英”，還是任大浪裹挾、只能隨波升沉起伏的“庸眾”，都寫下自己的“昨天”，參與“歷史記憶”的形成，打破“欽定”歷史話語的壟斷，我們才能“最后補成一襲金鏤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記憶”。“昨天”如果連飛鴻雪泥都不曾留下就白白逝去，終歸令人遺憾，人們確應以自己的心血文字與遺忘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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