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51年前，梁思成先生要我讀一讀他寫的《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和《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敦煌。但當時并沒有想到以后居然能有這樣的幸運，在梁先生的幫助下，得以與這座寶庫親近了15年。

　　1957年夏天，我還是清華大學(xué)建筑系一名二年級學(xué)生，沒有上過建筑史課，只是自己胡亂學(xué)了一點，忽然想到要找一座唐宋實例體味一下。我和一位同學(xué)選定了天津薊縣獨樂寺，商量以后，決定馬上去請教梁先生。那時天色已晚，梁先生親切接待了我們。他說獨樂寺的觀音閣和山門，從整體到局部，的確有一套嚴謹?shù)倪壿嬯P(guān)系和造型韻律，值得仔細體味。他從書架上取下載有他寫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的《營造學(xué)社匯刊》借給我們。臨走前，梁先生著重提到獨樂寺有很強的唐代作風(fēng)，說唐代是中國建筑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可以說是高峰。而要了解唐代，就不能不了解敦煌，那真是一座寶庫，壁畫里有多得數(shù)不清的唐代和其它時代的建筑，可以填充好幾百年的史料空白，幾座窟檐也都是唐代作風(fēng)。他要我們讀一讀上面提到的兩篇文章（圖1）。

　　《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寫于1932年，談的幾乎全是敦煌建筑，是梁先生建國以前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敦煌建筑研究的開山之作[1]。無獨有偶，寫于1951年的《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則是先生建國后的第一篇論文。僅從這里就可以想見他對敦煌建筑的重視[2]。

　　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寫道：

　　“假使我們以后的學(xué)者或考古家，在窮鄉(xiāng)僻壤中能發(fā)現(xiàn)隋唐木質(zhì)建筑遺物，恐怕也只是孤單的遺例，不能顯出他全局的布置和做法了。

　　既沒有實例可查，我們研究的資料不得不退一步到文獻方面。除去史籍的記載外，幸而有敦煌壁畫，因地方的偏僻和氣候的干燥，得千年余歲，還在人間保存�！�…其中各壁畫上所繪建筑，準確而且詳細，我們最重要的資料就在此�！�

　　文章系統(tǒng)介紹和論述了敦煌唐代建筑資料，最后認為“唐代藝術(shù)在中國藝術(shù)史上是黃金時代。”由于條件的限制，梁先生當時只能依靠法國人伯希和拍攝的《敦煌石窟圖錄》進行研究。在《圖錄》中他意外發(fā)現(xiàn)還有木構(gòu)窟檐，雖然只露出了一個不完整的轉(zhuǎn)角鋪作，而且甚不清晰，憑借豐富的經(jīng)驗，梁先生敏銳地看出“無一不表示唐代的特點”。1932年3月，他給伯希和去了一封信，得到了有關(guān)窟檐的題記抄文，確定這座窟檐建于北宋初年，是當時國內(nèi)發(fā)現(xiàn)的最早木構(gòu)建筑實物。梁先生正確地認為，敦煌地處邊陲，雖已至宋初，仍會遵循唐風(fēng)，窟檐仍“可以無疑地定為唐式”[3]。四十七年以后，1979年，在梁先生這個論斷的指導(dǎo)下，我對全部五座窟檐進行了測繪和研究，從大量數(shù)據(jù)比例的定量對照中，證明了梁先生的論定，有些做法甚至比中唐的南禪寺大殿還要古老。

　　常書鴻先生

　　在梁先生發(fā)表第一篇論文的時候，常書鴻先生正在巴黎學(xué)習(xí)油畫。1935年，他在塞納河畔的舊書攤上第一次看到了《敦煌石窟圖錄》，為敦煌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感到“十分驚異，令人不敢相信”。常先生在他的回憶文章《鐵馬叮咚》中寫道，他當時“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畫家自居……現(xiàn)在面對祖國的如此悠久的文化歷史，真是慚愧之極，不知如何懺悔才是�！边@也是促使他結(jié)束法國的九年學(xué)習(xí)早日回國的原因之一。1936年常書鴻回到北平。這一年，在一次學(xué)人經(jīng)常聚會的場合，梁先生和常先生第一次見面了，他們都談到了敦煌。常先生曾對我回憶說，當時他們兩個人都興奮不已�？谷諔�(zhàn)爭中，他們在重慶和昆明又見了幾次面。常書鴻在《鐵馬叮咚》中寫道：“第一次向我提起敦煌之行的是已故著名建筑學(xué)家梁思成教授。1942年秋季的一天，梁思成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擔任擬議中的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工作。‘到敦煌去！’正是我多年夢寐以求的愿望，于是我略加思索之后毅然承擔了這一工作。他笑了笑對我說：‘我知道你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如果我身體好，我也會去的’。”1943年3月，常書鴻遠赴敦煌，創(chuàng)建了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開始了他終生的敦煌事業(yè)。研究所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但是好幾個月過去，經(jīng)費卻毫無音信。常先生只好給梁先生發(fā)去電報，請他代為交涉。第三天就接到了梁先生的回電，告知“接電后，即去教育部查詢，他們把責任推給財政部，經(jīng)財政部查明，并無國立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的預(yù)算，只有一個國立東方藝術(shù)研究所，因不知所在，無從匯款�！憋@然，是財政部的大員們不知道“敦煌”為何物，把它誤寫成“東方”了。經(jīng)過梁先生的奔走，經(jīng)費終于匯出。梁先生的電報還鼓勵常先生繼續(xù)奮斗，堅守敦煌。這對于敦煌機構(gòu)的維持和工作人員情緒的穩(wěn)定，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先生做了這些事，卻從不向人談起，如果不是常先生的回憶，大家就都不知道了。我記得，“文革”以前常先生還告訴過我，在研究所成立之初，梁先生還想請當時任中國營造學(xué)社文獻部主任的劉敦楨教授也到敦煌去，說敦煌的工作只有把建筑史的研究也包括進去，才是完整的研究。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敦煌事業(yè)得到了國家的重視，不久，敦煌藝術(shù)兩次在北京展覽。梁先生看到了研究所的畫家們多年來辛勤的臨摹成果，那認真的、形神兼?zhèn)涞牟噬�臨本使他對敦煌建筑的印象更具體了，于是欣然命筆寫了《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

　　這篇文章再次為敦煌文物之輝煌而驚嘆：

　　“敦煌千佛洞的壁畫不唯是偉大的藝術(shù)遺產(chǎn)，而且是中國文化史中一份無比珍貴、無比豐富的資料寶藏。關(guān)于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間的生活習(xí)慣，如舟車、農(nóng)作、服裝、舞樂等等方面；
繪畫中和裝飾圖案中的傳統(tǒng)，如布局、取材、線條、設(shè)色等等的作風(fēng)和演變方面；
建筑的類型、布局、結(jié)構(gòu)、雕飾、彩畫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無限量的珍貴資料�！�

　　“許多燦爛成績，在中原一千年間，時起時伏、斷斷續(xù)續(xù)的無數(shù)戰(zhàn)爭中，在自然界的侵蝕中，在幾次‘毀法’、‘滅法’的反宗教禁令中，乃至在后世‘信男善女’的重修重建中，已幾乎全部毀滅，只余絕少數(shù)的鱗爪片段。若是沒有敦煌壁畫中這么忠實的建筑圖樣，則我們現(xiàn)在絕難對于那期間的建筑得到任何全貌的，即使只是外表的認識。”

　　梁先生曾多次向常先生表示要到敦煌瞻禮敦煌藝術(shù)全貌，但始終未能如愿。1966年是敦煌石窟開窟1600周年，曾經(jīng)計議在敦煌舉辦第一次敦煌學(xué)術(shù)會議。當時我已在敦煌工作，常先生對我說，逢百的周年，一輩子只有一次，一定要把你梁思成老師請來。梁先生也欣然接受了邀請。但不久就開始了十年動亂，極左的狂暴風(fēng)浪使這個計劃完全破滅了，梁先生和常先生都被卷了進去。一直到梁先生去世，梁先生終生都未能實現(xiàn)去敦煌的宿愿。但梁先生知道，要深入研究敦煌建筑，不在現(xiàn)場進行長期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他自己雖然沒有可能去，卻為我創(chuàng)造了這個難得的機會。

　　1961年我從清華畢業(yè)，分配到新疆伊犁自治州建筑設(shè)計室。由于國家正處困難時期，一年以后設(shè)計室撤銷了，只好改行在伊寧市第四中學(xué)教書，執(zhí)教幾何與圖畫。正當彷徨無計之時，一天，遇到一位從烏魯木齊到伊寧出差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士，向我打聽一個也是清華畢業(yè)分配到新疆名叫蕭功漢的人，我說那就是我呀！是到了新疆以后才改名的。他才告訴我說他在內(nèi)地一次會上遇到過梁先生，好像知道我已經(jīng)改行，提起不知道我愿不愿意到敦煌去，還說那可是個艱苦的地方，要能下決心才行。那時我剛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xué)《祁連山下》，那位以常書鴻為原型的主人公尚達，引起我無上的崇敬。于是馬上向梁先生寫了信，還引了辛棄疾的句子“城中桃李愁風(fēng)雨，春在溪頭野薺花”，以表一己之信念。不久就收到梁夫人林洙先生的回信和羅哲文先生信，說是正在想辦法。事情辦了半年，1963年隆冬，終于等到了常書鴻先生的電報和自治區(qū)的調(diào)令，調(diào)我到敦煌。

　　從柳園火車站到敦煌縣城，有四個小時的汽車顛簸。所謂“柳園”，當時除了幾蓬被稱為紅柳的小灌木外，其實是連一棵正經(jīng)樹都沒有。路上經(jīng)過一個叫做“西湖”的地方，也是滴水全無。戈壁灘上，斷斷續(xù)續(xù)的只有一條夾雜些蘆葦用沙土筑起來的漢代長城。當時的敦煌縣城，按照內(nèi)地的標準，也只不過是一座大村莊，黃土飛揚的街道，到處都是狗，卻沒有路燈。從縣城到莫高窟，還得再走一個小時。天色已晚，敞蓬車上，寒風(fēng)凜洌，只看到一片黑沉沉的荒原。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朋友們事先已在我的小屋生起了一爐紅火。常書鴻先生在他的小土屋里接待了我，說起梁先生給他寫了好長的信，提到敦煌建筑資料的重大價值，應(yīng)該加強研究，還說可以期望我對敦煌建筑的研究，做出“一番事業(yè)”來。當時這封信轉(zhuǎn)往國家文物局了，正在北京，可惜后來在“文革”中失落了。我迫不及待地深夜第一次巡禮石窟，手電光下，更襯出壁畫的燦爛輝煌，不能不為她的神奇瑰麗所激動（圖2）。

　　自從1961年以后，我就再也沒有見到過梁先生。我永遠不會忘記在敦煌那十五年的生活。那戈壁的落日，云邊的掠雁；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
寒夜檐鐸丁冬，更顯得異樣的寂靜。在斗室昏暗的煤油燈下，聽著從凍結(jié)的山泉傳來的冰塊擠軋的聲音，每每都會給這座莊嚴的藝術(shù)之宮，再添上幾分靜穆，幾分深沉。她是那樣恬淡，那樣安詳，仿佛處處都蒙上了一層宗教般的圣潔。每當這樣的時候，我就會想起梁先生對我的期望。每年四月初八佛誕節(jié)前后幾天，陽光明媚，四鄉(xiāng)百姓趕著驢車，天天都可以達到萬人，就云集在崖壁前的一片綠蔭叢中。那可是我們一年只有一回的熱鬧日子，可以一面巡視洞窟，一面和老鄉(xiāng)們閑聊，一解平日說話太少的寂寞。

　　但境況卻并非總是這樣的一片祥和，在“文革”中，我也和多數(shù)獻身戈壁的敦煌工作者一樣，被卷進了風(fēng)暴，甚至放羊也成了美差，至少可以暫時逃避那些無窮的批斗會。我也正是在放羊時，在四無人煙的荒山野嶺中，重讀了梁先生的《中國建筑史》。

　　記得是20世紀60年代末還是70年代初，聽到傳達中央文件，說是要貫徹“給出路”的政策，提到了梁先生。大意是，清華大學(xué)有個權(quán)威叫梁思成，喜歡封建建筑那一套，不妨也給他一條出路，就讓他去搞好了，也可以給革命群眾當一個反面教員。我方得知了梁先生的一點消息。時隔不久，忽然從人民日報讀到梁先生逝世的訃告，還發(fā)了先生的照片。得悉先生去世，我從遙遠的敦煌向林洙先生發(fā)了一封唁函，略表我沐受過先生恩澤并作為梁先生學(xué)生的哀思。

　　但是，實際上我之正式開始撰寫《敦煌建筑研究》，卻是1978年離開敦煌回到母校開始研究生生活以后的事了，此前只是積累了一些資料，寫過兩篇文章。這本書的寫作，除了完成梁先生生前的期望外，也與葉圣陶老先生的鞭策有關(guān)。

　　1976年夏天，正是周總理已經(jīng)去世，四五運動剛被鎮(zhèn)壓，鄧小平再次下臺，四人幫最為猖獗，政治形勢最為黑暗的時候，我因為麥積山加固工程的事到北京出差，遇到老同學(xué)陸費競，問我愿不愿見見葉老先生。他曾向葉老提起過我，葉老說如果我到北京來，他很想見見。我們一起到了葉老家里，那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葉老住在上房西邊“紗帽翅”的套間。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耳朵聽不太清，對他老說話必須聲音很大才行；
眼睛也不太好，要靠放大鏡才能讀書寫字。但高大的身軀，清癯而非常有神，光著頭，唇上有一抹濃密的白髭，更顯出一番不凡的氣度。葉老詳細詢問了我在敦煌的情況，得知境況并不太好，地位經(jīng)常介于“革命群眾”與“牛鬼蛇神”之間，雖收集了不少敦煌建筑資料，卻不敢動筆大膽去寫，生怕又作為封、資、修的典型拿出來批判，但又為不能完成梁先生交付的任務(wù)而深感愧疚。葉老沉吟許久，好像還有許多話要說，卻沒有說得更多，只是低沉地說：“學(xué)問，總還是要做的！”

　　葉圣陶前輩墨寶

　　離開葉老回到甘肅不久，陸費競同學(xué)寄來葉老為我寫的一幅宣紙橫幅，用遒勁的鐵線小篆寫著魯迅的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落款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漂亮楷書“蕭默同志雅屬，一九七六年夏，葉圣陶”，下方鈐著一方白文篆印，刻著“圣陶”二字。聽老陸說，這幅字是葉老一生寫過的倒數(shù)第二幅，是用放大鏡寫的。寫完這幅以后，又為他老的一位孫女寫了一幅，以后就再也沒有寫過了。結(jié)合當時的政治形勢，葉老的這幅字實在具有不平凡的意義。他沒有對我作過什么“政審”，只與我見了一面，就對我如此信任，稱呼當時處于政治恐懼下的我為“同志”，還署下了他老的名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激勵我要“橫眉冷對”眼前的現(xiàn)實，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巨大的鼓舞，喚起我不斷進取的勇氣。

　　1978年我重回母校當了研究生，開始撰寫《敦煌建筑研究》。1980年，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通知，說是省里派來了落實政策工作組，已經(jīng)把我的“五一六分子”帽子摘掉了，檔案里的幾十頁材料也都一把火燒了。我大吃一驚，怎么我曾被打成什分子了！回信去問是不是搞錯了，我沒有被揪上斗爭臺，也沒有被勒令寫過什么交待材料，怎么會是什么分子？回信說并沒有錯，革命委員會確實曾把我定為“分子”，只不過是“內(nèi)定”，沒有公開罷了。我想，我大概是中國唯一的一個既沒有被斗爭也沒有被批判的最“幸運”的“分子”了�；叵肫鹉切┠暝挛也魂幉魂柕奶幘澈椭車�人投射過來的不陰不陽的眼神，真是如夢方醒。葉老對我的激勵，就越發(fā)顯得珍貴了。

　　1980年《敦煌建筑研究》初稿基本告成，仍然十分雜亂，書名也還沒有想好。老陸知道了，又給我寄來了葉老寫的署著“葉圣陶題”的“敦煌建筑研究”幾個字，是他老替我定的書名，仍然是規(guī)規(guī)矩矩的漂亮楷書。這件事，我在《敦煌建筑研究》初版后記里已經(jīng)提到了。后來此書在文物出版社出版，我和責編黃先生商量，是不是把書名的“研究”二字去掉？黃先生認為書名是葉老親筆定的，不好隨便改，再說本書也不都是史料，作者還是進行了研究，所以沒有再動。

　　“人世幾回傷往事，青山依舊枕寒流”。人生值得回憶的事太多，我想，最不該忘記的應(yīng)該就是在關(guān)鍵時刻人們伸出的援手了。

　　我的博士導(dǎo)師汪坦先生在將近八十高齡時收下了我這個徒弟，以世界的眼光給了我不少宏觀的啟發(fā)（這些在我以后主編《中國建筑藝術(shù)史》的工作中，更起了重大作用），夙夜批閱原稿，費了不少精力。老先生寬容豁達，提攜后進，高風(fēng)亮節(jié)，淡泊名利的品格，更令我受用終生。

　　吳良鏞先生與我有50多年的師生之誼，從我十七歲進入清華不久，就得到了吳先生不斷的關(guān)懷和鼓勵。在寫作此書時，記得幾次我回敦煌補充收集資料，吳先生都來信叮嚀不要忽略某些重要的跡象。有一次從敦煌返校，剛進校門遇見吳先生，他就迫不及待地把我的筆記要去，說是要“先睹為快”。在我獲得碩士學(xué)位后，又給我促成了一個在職博士研究生的深造機會。以后，還為我主編的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中國建筑藝術(shù)史》撰寫了序言。這點點滴滴的師生情誼，令我永志不忘。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還得到了我的碩士導(dǎo)師莫宗江先生，以及陳明達、羅哲文、宿白、傅熹年、樓慶西、徐伯安等先生的許多寶貴指教。他們的意見，初版時來不及改正，現(xiàn)在都盡我力之所能，體現(xiàn)在第二版中了。當然，此書的完成，還得感謝敦煌文物研究所（現(xiàn)敦煌研究院）諸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一些觀點的形成，都得到了他們的啟發(fā)與指導(dǎo)。在本書初版本出版后，收到了我一向敬重的史葦湘先生祝賀的信，更令我難忘�，F(xiàn)在，趁著《敦煌建筑研究》再版的機會，就聊以此文略表我對幾位前輩和先生們的微薄的感激之情吧！

　　（本文為作者正待再版的《敦煌建筑研究》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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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思成．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中國營造學(xué)社匯刊，第3卷，第1冊，1932。

　　[2] 梁思成．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五期，1951；
梁思成文集，第一集．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2。

　　[3] 梁思成．伯希和關(guān)于敦煌建筑的一封信．中國營造學(xué)社匯刊，第3卷，第4冊，1932；
梁思成文集，第一集．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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