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先生離開我們五年了。對人的紀念，莫過于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幸讀到他自己保存的部分卷宗，主要是他在1957年及其后若干年間的“檢查”、“交代”草稿或副本，如聞其聲——雖是在特殊年代語境中的文字，我仍然從中聽到了他的真聲音。

　　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的“運動員”，我歷來絕少問他們的“案情”，對于他們的書面檢討，我也無意寓目。因為我知道，就是“那么回事”，在同樣機制下的產(chǎn)出，幾乎是千篇一律：實情與偽證雜糅，真心與違心交用，甚至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迫于利害的考慮，檢討就是程度不同的妥協(xié)。我自己重復過不止一次的伎倆，過來人誰不熟悉？

　　這回讀李慎之的材料，我卻又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這些作為被批判者、被整肅者而寫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對自己原始思想狀態(tài)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設身處地，發(fā)現(xiàn)他所做的這些陳述，以他一貫維護個人尊嚴的自覺看來，不像是僅僅為了迎合權力者的指供誘供，以求“過關”而已。他一方面確也是出于共產(chǎn)黨員的組織紀律性，一切如實地提供組織審查，情愿接受這“審查”的后果；
另一方面則不排除更深遠的用心，就是“立此存照”，留待歷史的公論。正如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瞿秋白犧牲前的《多余的話》，他們心目中的真正讀者并不是收卷的人；
也正如布哈林的遺囑標明是《寫給未來一代的黨的領導人》；
李慎之應該是希望他的真實思想有朝一日能得到人們的理解。因此他的自述是從容的，并不是氣急敗壞地給自己頭上“扣屎盆子”，以求盡快獲得“寬大處理”。

　　1957年對“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的檢討

　　1957年反右派時，李慎之是新華通訊社總社國際部負責人之一。對他的揭發(fā)和批判開始得較晚。從他9月10日、11日兩天在國際部大會上的檢討報告看，他檢討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思想”，除對整風、反右等運動的看法外，其他具體問題，只要看看各節(jié)的小標題就可以略知大概：

　　1.兩黨制如何起制約作用；

　　2.黨管哪些，應該領導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

　　3.黨群關系，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

　　4.歧路興悲；

　　5.中國（共產(chǎn)）黨有無犯錯誤的危險；

　　6.（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與蘇聯(lián)制度的關系。

　　再看他一篇“向黨、向人民請罪”的未定稿（刊于新華總社機關內(nèi)部 《前進報》，1957年11月4日第4版），其中涉及劃他右派所據(jù)的“右派言行”，如：

　　運動初期在國際部壁報上，提出“只有大膽地放，才能解決問題”；

　　推薦《人民日報》上卜無忌（后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庸人政治”》（按：鄧文是從成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引申立論的），反對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 《新聞業(yè)務》上發(fā)表《試揭一個矛盾》，懷疑新聞服從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攻擊新聞工作是 “愚民政策”，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

　　曾經(jīng)覺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現(xiàn)也不徹底”的證明；

　　認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此外，歷次運動中不積極，怕過頭，怕傷人；
夸大副作用，而要求穩(wěn)健，云云。

　　經(jīng)過50年的風風雨雨，我們對上述這些條條，應該不難知道“是怎么回事”，從而判斷其是非。

　　8年后的再檢討

　　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國特色運作的。盡管世界法治國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罰，但在我們這里則是“新賬老賬一起算”，所謂有“前科”，當然要翻老賬，何況還有出身、教育背景之類的“原罪”！于是在反右派斗爭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8年之后的1965年，還要寫《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早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就已經(jīng)開始對原已打倒的對象進行新一輪的打擊了。李慎之自不例外。他是個多思又健談的人，難免授人以柄，或用革命陣營中的話說，是讓人抓住小辮子。

　　其實，李慎之在1957年反右派斗爭中的認罪，已經(jīng)達到他這個人所能承認的“罪行”的極致�？偛荒茏屗�像侯寶林那樣，“文革”中在干校認罪說“我企圖發(fā)動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吧？

　　李慎之這樣儒雅地表達了他對當年所犯錯誤的認識：“我在1956-1957年間，資產(chǎn)階級政治思想的惡性發(fā)展，已達到對‘蘇維埃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全面懷疑、全盤否定的程度。我從設想一個‘沒有斯大林的錯誤的社會主義’，‘沒有匈牙利事件的社會主義’出發(fā)，對黨的領導，對無產(chǎn)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以至新聞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統(tǒng)的、根本性的攻擊。”

　　就是說，他承認他是就國家政治的根本制度進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僅就干部作風、干群關系的一般負面表現(xiàn)，做一些枝枝節(jié)節(jié)的批評。他的認罪也不是所謂“大帽子底下開小差”，都有具體的內(nèi)容，他說：“我誣蔑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希望黨‘自遠于以黨代政’，‘以不領導代替領導’，‘以少領導代替多領導’，要求‘以社會力量從外部來制約黨’。我要求實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權要歸‘全民所有’，希望開發(fā)‘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場’，我希望黨向資產(chǎn)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產(chǎn)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官制度、出氣洞等等，還要求以專家路線來補充群眾路線，我把這稱之為‘兩條線通天’�！�

　　李慎之的這些思想固然是在國際部小范圍的同志間講過，“啟發(fā)”他們想“大問題”，有的并寫成短文、墻報，但最全面的一次則是在毛澤東派他的秘書林克前來征求意見時表述的。其后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對包括李慎之在內(nèi)的幾位中共黨員干部所說的“大民主”作了批駁。

　　批判自己的綱領性政見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批判斗爭對象“欲加之罪”或欲加重其罪時，總是指責他們是“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黨，然而大半都沒有什么事實根據(jù)。而在李慎之這里，他的政治思想帶有綱領性，他所發(fā)揮的那些條條，互相貫通，“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宣言”。

　　在1965年11月12日《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中，他坦白地承認這一點，并且以第三人稱批判了他自己的這些綱領性政見。

　　他說，第一，這些條條決不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內(nèi)部探討如何“改良”的意見，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義綱領，在當時就是資產(chǎn)階級右派的綱領。它的基礎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斗爭，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惡、永遠都有善有惡為立論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個人的權利義務，而否定人的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第二，這些條條的作者決不是一個有共產(chǎn)主義理想的人，如果他有理想的話，他的理想也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他提出這些意見的動機決不是要促進共產(chǎn)主義的實現(xiàn)，也不是如他自己所說的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而是要使資產(chǎn)階級式的“民主”國家千秋萬世。他充其量有使國家“長治久安”的愿望，而決沒有不斷革命的理想。

　　李慎之這樣概括他的罪行說：“提出這樣一系列主張的人，曾經(jīng)自稱對這些主張苦苦‘思索’的人，決不是在鳴放期間偶然失足的，也決不是認為自己的意見還不肯定、只是在‘探討’‘研究’的人，因為他久已完全肯定‘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應當否定，而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他的‘尚待探討’‘研究’的只是實行這種民主的具體方法、步驟與時間而已�！�

　　我們可以看到，在李慎之筆下，凡是在交代他的“右派思想言行”，也就是回溯或闡發(fā)他曾有的主張時，都是用的自己的語言，而在對之進行檢討批判時，用的則是流行的政治語言，例如把民主、自由，都加上“資產(chǎn)階級”這一類定語，或用了當時揭批“現(xiàn)代修正主義”赫魯曉夫“全民黨”、“全民國家”時的習慣用語。

　　李慎之承認的罪行，就是他認為至少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也必須實行民主政治，使公民在享有各項自由權利的基礎上來履行義務。

　　“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

　　李慎之服從了共產(chǎn)黨給予的處分，但從黨組織要求他檢查“服罪”問題來看，他之不服罪一定是形諸言表的。他在運動中只是“從階級分析上去領會批判的正確性”，就是說從“階級分析”看，他所戴的帽子都是戴得上的。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他說，“我所要求的是要黨承認我——根本是一個好人。”這并不意味著李慎之持道德史觀，只是說他要求一切要循常情常理。可冷酷的現(xiàn)實，是他被視為“敵我矛盾”之屬，自視為“好人”更進而要求黨視之為“好人”，這就叫作“鬧翻案”。

　　而到了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三面紅旗”打不下去了，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問題。李慎之說他在1962年一度“幻想平反”，是由于他“誣蔑黨在反右斗爭以及以后犯了左的錯誤”，“感到‘反右擴大化’與‘反右有副作用’，需要‘糾偏’，‘甄別平反’”，同時也是因為對“改造生活”的長期性和艱苦性沒有精神準備，要求恢復精神尊嚴的情緒與日俱增。

　　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

　　看來，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個歷史事實”。因為，只有按照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語言體系，才能順理成章地入“己”以罪；
然而，李慎之又不是沒有自己的頭腦、讓別人牽著自己的思想走的人。所以，在“服罪”與“不服罪”之間，他只能打著思想的秋千，蕩來蕩去。于是，我們就看到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他的悖論和他的尷尬。人們要挖他的思想根子，他除了照運動中的老例檢討“個人主義”以外，還從思想上反省了兩點：

　　一是“階級斗爭觀念薄弱”。對階級斗爭的厭倦，甚至使他在1958年一度“衷心地擁護三面紅旗，擁護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在我的靈魂深處也是因為我渴望階級斗爭快快過去。我以為超英趕美建設社會主義是可以不要經(jīng)過階級斗爭而完成的，而到那時候我的問題也就自動解決了”。

　　二是所謂“形而上學”。他說，“我當年所以會有那么多的反動思想，還把它當作好東西，是因為我腦袋里有許多被我認為是萬古不變的‘真善美’的標準，這些標準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受到了破壞，因此就使我感到許多東西都不對頭，不惜挺身而出，做一個保衛(wèi)這些東西的‘勇士’。一直到反右以后，雖然我的政治思想受到了毀滅性的批判，但是我的人道主義、人性論之類的思想，我對文化藝術的標準還沒有從根本上觸動。8年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逐步深入，已充分告訴了我，所有一切我過去認為‘真善美’的東西無一不與3000年的私有制有聯(lián)系，一概都要從根本上加以否定。而我自己也從社會生活的改變中體會到，這些東西在新社會已無存在的根據(jù)�！崩钌髦�在不無悲傷地面對這一切時，他已經(jīng)感應到名為“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山雨欲來。

　　在新的更具毀滅性的災難之前，一個右派分子的“服罪”與“不服罪”，似乎已經(jīng)無關緊要；
李慎之在這份《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上自注：“未通過�！彼�也未必還在乎它的通過還是不通過了吧。

　　這一份我在這里著重用來舉例的老材料，連同卷宗中的其他材料，是具有文獻性的史料，應該加以研究。

　　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思想的荒原上，曾經(jīng)游蕩過怎樣的思想者的背影��？

　　2008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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