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享受著現(xiàn)代國家給我們帶來的一切安全和便利，對內(nèi)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官僚體系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
對外它可以依靠軍事力量抵御外侵，保護國防安全。這樣一種主權國家的政治模式，那是人類經(jīng)歷了血和淚的洗禮，才獲得的一種實踐智能。如果我們不了解它的起源，那么我們也就對它沒有最起碼的敬重和維護。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就像人類政治活動的一個試驗場，它孕育了近代國家，現(xiàn)代國家的一切要素都在那個時代被賦予了。而這種現(xiàn)代國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它是在人類作為一個共同體，已經(jīng)有能力生活在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前提下，才開啟了與古代政治傳統(tǒng)斷然不同的政治模式。通過對現(xiàn)代國家精神前提的探討，我們可以把現(xiàn)代國家回復到它的源頭，去重新汲取力量，完成未盡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

　　一　文藝復興之前的人類精神歷程

　　回顧歷史，對人類意識的兩個方面──內(nèi)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進行考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中世紀之前的古代人與其后的現(xiàn)代人之間有著某種程度的相似性。在上古時代，人類生活在各種各樣的民族神話中，今天看來這種民族神話隱含著這個民族最深沉的記憶。但是在當時的智能者看來，生活在這種民族神話中并不能令人滿意。于是，這種不滿在哲學的故鄉(xiāng)──古希臘──得到最充分的展現(xiàn)。在那里，哲學家們挑起了神話（mythos）和邏格斯（logos）的紛爭，而邏格斯其實就是理性的一種說法。哲學最初起源于人們對自然萬物的「驚異」，這種驚異作為人類的一種思維狀態(tài)，表達了人類對自然萬物法則的理智追問，是一種純粹的愛智能行為，它要求以人的理性來檢省世界和宇宙。因此，哲學的目標就在于為人類尋找一個普遍的公共生活方式，它超越于任何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神話、宗教之上。這就是以蘇格拉底為首的古希臘哲學家所致力的工作。在此之前，古希臘文明的智力狀態(tài)基本上處于一個由荷馬史詩所營造的神話氛圍當中。人類不但把自身看作是神以及各種英雄的子孫，把自己的內(nèi)心生活看作是神的意志的延伸，而且也把自身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打上神的印跡，包括城邦的政治活動、法律制度，乃至人類的生活秩序也和神的意志不可分割，并臣服于神的統(tǒng)治。

　　公元前6世紀，一切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人類之中的部分成員已經(jīng)開始對此表示公開的不滿，令他們無法容忍的是，經(jīng)過漫長的歷史進程，人類還是沒有足夠的勇氣走出神話的史詩時代。他們認為，是讓「理智」與「神話」之間作出最終較量的時候了，人類已經(jīng)具備能力和勇氣把罩在理性之上的神話面紗扯掉。柏拉圖用一個「洞喻」，對此信念進行了最有激情的表達，呼吁人類接受理性之光的照耀，不要被習俗和神話創(chuàng)造的幻影所迷惑。這項任務的危險性和它的重要性一樣重大，以致于需要蘇格拉底以生命為代價，才能帶來一個真正的「政治哲學」的時代。在此之后，詩人事實上被驅(qū)逐出城邦，人類不再單純借助神話來解釋自身及其生活方式，而是依靠人類理性所創(chuàng)造的概念世界來解釋經(jīng)驗世界，并為人類生活和城邦政治生活尋找到一個新的基礎。有血有肉的鮮活歷史人物取代虛幻的英雄及諸神，成為歷史學家探討的主題，是人而不是神成為城邦的主宰，人類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內(nèi)心困苦，而不是求助于聆聽繆斯女神的美妙歌聲來療傷。古羅馬人是繼古希臘人之后，成為對人類精神能力和物質(zhì)能力極限的最勇敢挑戰(zhàn)者，他們把人類的世俗智能發(fā)展到了極致，一部羅馬史就是一部個人的奮斗史，一個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智能取得世間最榮耀的光榮，也正是借助這種世俗精神，羅馬才成長為一個龐大的帝國。

　　但是，或者是由于歷史必然性，基督教神學家及其臣仆堅信這種必然性，或者是由于某位歷史人物的偶然決策，深諳古代知識奧秘的歷史學家（其中的杰出者就是布克哈特）對此深信不疑，并作了精彩的論證，基督教拖著長達一千多年的中世紀被帶到這個俗世上，它作為句號結(jié)束了古代，人們與感官事物和超感官事物締結(jié)新關系的時代來臨了，因為對上帝和鄰人的愛以及與塵世事物的分離，取代了關于諸神和世界的舊觀點。由于基督教時代的到來，本來清晰而有活力的政治生活被搞得昏暗而孱弱，古希臘哲學家曾經(jīng)費力扯下來的面紗，再一次遮住人的眼簾，隨之而來的是一張長長的中世紀黑幕籠罩在歐洲這個人類政治大舞臺上。這層黑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織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一層奇怪的色彩。

　　二　文藝復興時期新人的出現(xiàn)

　�。ㄒ唬┥�活在意大利新的政治形勢下的人類

　　從十三世紀開始，由于意大利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這層黑幕最先在那里煙消云散，對于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進行客觀的處理和描述成為可能的了。盡管我們無力復制那個時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流傳至今的文學著作、藝術品和政治學、歷史學著作來了解這些情況。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這部杰作中，把我們現(xiàn)代人所熟知的那種「市儈」風尚，描寫得淋漓盡致。從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給與其正統(tǒng)宗教地位開始（不管他是出于維護個人權力的需要，還是出于對基督教的信仰，這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人類生活逐漸進入一個只認上帝、不認凱撒，只讀圣經(jīng)、不習古代文化，只崇拜圣徒及其遺跡、而把世俗英雄遺棄在歷史的廢墟上的時代。無論是平頭百姓還是達官貴人，無論是學富五車的智者還是目不識丁的城市無賴，都沉浸在基督給人類所帶來的普遍和平之中，似乎人類對古羅馬凱撒們的四方征戰(zhàn)已經(jīng)感到厭倦了，于是歐洲人們需要一個長時間的休整，才能重新踏上新的征程。

　　令人詫異的是這一基督所統(tǒng)治的世界被那些古羅馬異教徒不幸言中，從普遍和平而又普遍孱弱的中世紀走出來，整整耗費了歐洲一千年的時間，直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類才找到對付基督教的方法。實質(zhì)上，人們是通過對古代人的回憶，來達到對基督教精神的克服。意大利人民借助其天才般的智能，各個階層都把自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整個古典文化，他們認為那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拉丁文對于任何一個意大利人來說都是普通的，并且古代遺留下來的古跡和文獻也特別有利于他們回到過去。所有這一切合在一起注定要產(chǎn)生一個西方世界的典范和理想的近代意大利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它需要一種新的市民生活、一種新人，這種新人以古代文明為向?qū)В�但絕沒有僅僅是停留在對古人的緬懷中，而是踏著古人的足跡走上了尋找新的真理和知識的偉大征程。

　　文藝復興時期的亞平寧半島被大大小小的或者是君主國、或者是城市共和國所分割，在這些國家中暴君或者第一公民的專制是這一時期最鮮明的政治特色，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為自己轉(zhuǎn)瞬即逝的俗世生活而擔憂，于是他們抓住僅有的時間來享受生活，從很短的時間內(nèi)掌握的權力和權威中得到滿足。這種政治形勢培養(yǎng)了每一個意大利人身上的個性，他們不懂得現(xiàn)在的「流行」概念，也不會因為與別人不同而感到羞愧，他們沒有我們現(xiàn)代人身上的那種虛榮。古老的城邦政治趨于瓦解，放逐不再被人們看作是最嚴重的懲罰措施，甚至自我放逐成為個人追求自由的一種方式。喬維諾．龐達諾在他的《論勇敢》中說到，「在我們所有的人口較為稠密的城市里面，我們看到成群的人由于他們自己的意志自由而離開了家鄉(xiāng)；
但是，一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具有他的美德�！�1在但丁被放逐多年之后，佛羅倫薩想要把他召回，但他必須接受一個屈辱性的條件時，他回信說：「難道我在別處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難道我不在佛羅倫薩這個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節(jié)，我便不能思索寶貴的真理么？況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 2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對政治生活漠不關心，把自己沉浸在完全私人性質(zhì)的事物之中，把自己的無限熱情都投放到文學藝術上，這種人只有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暴君專制制度下才能成長起來，他們對無序的政治生活完全失去了僅有的熱情。

　�。ǘ�）對人的重新發(fā)現(xiàn)的一個全面考察──一個全新的榮譽概念

　　布克哈特對近代榮譽概念的描繪，最能代表當時人們的精神面貌。在中世紀，各個階級都有自己獨特的等級榮譽感，一個教士無法理解一個騎士對于榮譽的感受，就像一個平民無法理解榮譽給一個貴族帶來的體驗一樣。但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社會平等已經(jīng)成為一個現(xiàn)實。我們可以從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身上，找到近代榮譽觀的痕跡。但丁為了得到一個詩人的桂冠，耗盡了他的全部精力，盡管他在自己的偉大詩篇中口口聲聲說「榮譽是空虛的」，但是就連「地獄里邊墮落的靈魂也來懇求但丁在現(xiàn)世上使人們保持對他們的記憶，并保住他們的聲譽」。

3但丁之后的佩脫拉克在聽到拜占庭的君主從他的著作上知道他而感到由衷地高興。以往只是給與圣徒及其圣跡、遺物的崇拜，現(xiàn)在卻給與像但丁、佩脫拉克這樣的詩人，甚至是一個法學家。佛羅倫薩就為但丁、佩脫拉克、薄伽丘和法學家扎諾比．德拉．斯特拉達修筑了壯麗的墳墓，一個君主為了能把某位名人的遺骸留在本國而感到萬分榮幸，一個城市會因為曾經(jīng)有一個著名的詩人在這里居住過而感到無上光榮，同時借著這些感情，各個城市又開始回憶他們悠久的建城史，古代城邦的建立者和那些能夠征戰(zhàn)四方的軍事家再次回到了他們的精神生活中。

　　但與古代不同的是，在一長串值得紀念的人名名單中，不再有政治家、軍事家的位置，他們原有的位置被大量的詩人、哲學家、法學家、歷史學家、畫家、醫(yī)學家所替代，人們開始認為比起軍事的成就，學術上的光輝更能使一個人名垂不朽，更能為一個人帶來俗世的榮譽，而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榮譽反而要借助詩人、歷史學家的著作才能彰顯。在布克哈特看來，榮譽的概念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對榮譽有了新的觀念，賦予了它新的內(nèi)涵，現(xiàn)實中的人們值得為了這些榮譽而去奮斗。通過那個時代的偉人行跡，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現(xiàn)代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榮譽，而不管他的出身、血統(tǒng)，是否是一個軍人或者政治家，只要他能夠在某個方面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那么他就可以完全借助自己的行為而為自己贏得現(xiàn)世乃至后世的一切榮譽。而在此之前，這些是一個人必須從他所屬的那個階層或者團體才能夠得到的。人們對榮譽追求的范圍，已經(jīng)不再僅限于作為一個圣徒或者一個紅衣主教，甚至也不再去刻意模仿那些古羅馬凱撒們的英雄事跡，社會寬容到可以為每一個人準備一個他特有的榮譽桂冠。在這種強大的榮譽觀感召下，每一個人的野心都蠢蠢欲動，為了追求這種「偉大」而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和不顧一切后果。馬基雅維里在其《佛羅倫薩史》序言中，對這種「偉大事跡」進行了最精彩的論述，「有多少人如不能以豐功偉績流芳百世就力圖以惡德丑行遺臭萬年�。∧切┳骷覀儾�沒有想到：那些本身是偉大的行動，例如統(tǒng)治者和國家行動，不管它們屬于哪一類和會有甚么樣的后果，總是似乎給人帶來光榮，而不是給人帶來責難�！�4

　　這種變化意味著古代世界的徹底終結(jié)，在人們眼中，政治的高貴性已經(jīng)喪失殆盡，一切統(tǒng)治都戴上了邪惡的標簽；
公共生活也不再是一個公民唯一的價值場所，獨立的私人生活越來越具有情趣，并可以為他帶來一樣的榮譽；
政治生活的公開性被各個國家的君主們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暗殺、陰謀和背叛；
在偉大與邪惡之間進行區(qū)分的古代標準已經(jīng)暗淡，無論征服者的行為多么殘暴、不義，只要能取得成功就被認為是英勇和高尚的；
柏拉圖為理想政體所設定的四種美德──智能、勇氣、節(jié)制和正義──已經(jīng)變得殘缺不全，節(jié)制成為懦弱者的說辭，而正義則淪為不義之舉的遮羞布，甚至有時連這塊遮羞布都懶得用。在古代，一個人通過分有城邦及其保護神而得到價值和意義，公共的政治生活是他達到至善的唯一途徑，因此放逐成為古代城邦最嚴重的懲罰措施，這也正是蘇格拉底寧愿接受不公正的審判而死在雅典，也不愿踏上出走異鄉(xiāng)的屈辱旅程。而在此時，一個獨立于國家政治生活之外的市民生活已經(jīng)漸漸形成，「市井」之人充斥著佛羅倫薩的大街小巷，面對政治斗爭的危險性，他們望而卻步。

　�。ㄈ�）文藝復興時期新人的精神生活

　　這就是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人的基本精神生活面貌，也是未來整個歐洲紛紛效仿的典范，一個新的公民時代即將誕生，偉岸的古羅馬人穿過黑暗的中世紀，已經(jīng)變得矮小，但也因此而更加強壯。馬基雅維里是那個時代一個偉人，他經(jīng)歷了那個時代最灰暗、最血腥、最混亂的時期，他見證的那個時代最富有個性的偉人的英雄事跡，在有生之年他也看到了廣大人民作為一股黑暗的力量潛藏在亞平寧半島的每一個角落。馬基雅維里在《佛羅倫薩史》中，記述了他的祖國佛羅倫薩的幾次政權更迭，反對派可以僅僅通過煽動人們的不滿而使他們拿起武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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