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媽媽”的慈善陷阱

　　2000年的《中國青年報》，曾經報道了一個關于“中國媽媽”胡曼麗的故事。這個故事講述了胡曼麗如何為那些貧困而不幸的孩子撐起的一片綠蔭。當時，這片綠蔭，指的就是胡曼麗和她建立的中華兒童綠蔭村。于是，胡曼麗獲得了“中國媽媽”的稱譽。

　　然而，時光流逝了7年之后，這位中國媽媽卻被剝去了蒙在她身上的神圣面紗。正是這位所謂的“中國媽媽”，把社會各方面捐獻過來的善款，善款私存，多方轉帳，想方設法地把它們變成了自己的私人投資，進而借助于這些善款大斂個人財富。也還是這位“中國媽媽”，比母親還親的胡曼麗，大權獨攬，鯨吞善款，執(zhí)意要把用善款建設起來的孤兒學校，改造成為她的私立學校。

　　她在云南麗江買下了幾十萬元的別墅，并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國外留學。

　　這位中國媽媽的慈善形象，從此變型，變?yōu)橐环�假公濟私的嘴臉，頗使那些曾為她感動的人們一度陷于了由她一手構筑的道德陷阱。在慈善義舉之下，人們曾經有過希望，有過良知的啟發(fā)，人們深藏在心底的仁慈和覺悟，有過不止一次的萌動。

　　胡曼麗事件，再次說明了中國慈善業(yè)的缺失。依權威部門的統(tǒng)計，中國每年募捐到的善款不到100億人民幣，不到全國GDP的0.1％。盡管金錢的數據不能完全、簡單地表達出慈善意識的厚薄輕重，但它至少也能夠說明當代中國社會的善款奇缺。社會經濟在發(fā)展，GDP年年在增長，可用于社會慈善公益事業(yè)的善款卻無法迅速跟進，遠遠滯后。

　　普天之下，誰無慈悲之心，不愿有慈善之舉？可面對“中國媽媽”的落馬，或許它會使中國人再一次喪失了信心。這一嚴峻的事實也許是在告訴人們，中國人不是沒有善心，只不過是中國人對慈善事業(yè)再次失去了信心？

　　政策限制、法律滯后、免稅制度的缺失、公信力不足等等，以及民政部前幾年就在醞釀《慈善事業(yè)促進法》，雖然沒能問世，無疑卻說明了慈善問題的存在。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慈善大使，常常會善于利用手中的善款，去獲得一兩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美譽，而這些善款卻不知出自何處？國營企業(yè)，還是民營資本？一張美輪美奐的存折，捐贈儀式上面搖晃一下，便可公開進行組織互惠、象征交換。

　　慈善行動成為一些人謀取政治資本、社會名譽的砝碼。各式各樣的謀取路徑，實際上也建構出來形形色色的慈善陷阱。一方面，善款往里面扔下，一方面，誠信亦往里面丟失，從中冒出來的僅僅是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的“中國媽媽”們�？梢哉f，如此類型的慈善行動，大多變形為私人化、富豪化、精英化、甚至是官方化的慈善模式了。慈善之意，或許殘留，然其社會公益內涵，卻要大打折扣了，扣進了一座座的道德陷阱。

　　《福布斯》不睬中國了

　　與中國媽媽落馬事件前后呼應的是，全球發(fā)行100萬份的美國商業(yè)雜志《福布斯》，今年不再理睬中國的慈善事業(yè)了。

　　美國商業(yè)雜志《福布斯》，從2004年推出中國慈善榜，記錄中國社會在一年之中的慈善公益活動，曾經連發(fā)三年。首次登上《福布斯》慈善榜的100多家企業(yè)，多為中國知名的民營企業(yè)。因此，業(yè)內人士曾經樂觀以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家將會愿意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難以預料的是，《福布斯》卻于近日宣布，它從今年起將取消中國慈善榜。它的取消理由是，企業(yè)家拒絕上榜，中國慈善事業(yè)不成熟，很多富豪捐款方式極為隱秘，尤其是許多企業(yè)家拒絕上登慈善榜，不愿意公開其在慈善領域的貢獻，從而無法全面反映企業(yè)家的捐款全貌。

　　這些身為企業(yè)家、社會名流……的各位富豪，大多不愿意露富。即便是在慈善領域，他的捐贈也是不愿意公開的。所以，中國當代社會中本來就不透明的財富現象，益加撲朔迷離。這就促使了那些身為企業(yè)家的千萬富豪，不可能把他們的慈善行動制度化、公開化。

　　這種神秘的、個人化的捐獻行動，只能局限為一種個人的行動。它不是一種制度化行為，無法建構一個當代中國急需的慈善體系，它也無法出自于一種現代社會所必需的規(guī)范化、理性化的行動邏輯。而這個富豪使用的慈善行動邏輯，未必也是其他任何一位企業(yè)家、千萬富豪能夠普遍使用的慈善行動邏輯。每一個富豪、企業(yè)家人只能獨自面對社會公共需求，隨意采用的卻是自己的私人邏輯。這就使人高度犯難了。一項社會慈善公益事業(yè)，卻以個人行動邏輯為基礎。為此，《福布斯》如何為你推出一個經過了嚴格理性選擇的慈善榜呢？

　　財富現象的不透明，導致慈善事業(yè)的不成熟。古往今來，土豪富商皆不敢顯山露水，有富必藏，惟官可貴。但有因貴而富者，少見因富而貴者。這使我想起了日本社會學界對國內民營企業(yè)家的一項實地調研成果，揭示了國內不少成功的民營企業(yè)家，大多數會要求他們的子女，切切不要繼承他們經由原始積累而拼打出來的天下，而希望他們讀書做官，藉以守住他們財富、保住他們已有的社會地位。所以，當中國富豪與慈善事業(yè)發(fā)生聯系、成為孿生兄弟的時候，他們與其說是捐獻善款，還不如說是尋求一種象征保護，以一種特別的象征交換形式獲得一種政治身份，或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人有錢了，剩下的尋求，就是地位和身份了。這就使慈善公益事業(yè)總是與富豪、企業(yè)家，同時還有名人、地位、身份聯系為一體，真正的社會公共需求只能成為他們的附屬產品。所以，他們的慈善行動和捐贈結果，的確是無法透露其真實的姓名和真實的身份的。

　　我曾經困惑不已，一個宗教慈善基金會，無論如何也不愿意公開善款的捐贈人信息，并信誓旦旦地強調，這些捐獻善款的信息，事關法律保護的個人隱私，不得公開云云。如同聲明，個人信仰屬于個人隱私，不得公開一樣，實在讓人啼笑皆非。善款要保密，無疑是擔心這些善款的來路不清。善款之中，是否還有其他的內部隱私？我不得而知。我只能如此思想，如果善款來路不清的話，那么，這些錢還能屬于善款嗎？不就是因為缺乏財務監(jiān)督，缺乏客觀透明的善款管理，“中國媽媽”才能把那些善款，挪作他用嗎？

　　由此觀之，《福布斯》不睬中國的慈善事業(yè)榜，事出有因。神秘的慈善行動，以及慈善行動的私人化、富豪化、官方化，必然導致對慈善組織缺乏信任，導致整個社會慈善事業(yè)的神秘化、個人化、名人化，難以進入社會操作層面，使真正的受助主體在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里，彼此平等分享。

　　慈善不能僅僅與富豪相提并論。倘若是平民慈善，或者是平民化的慈善事業(yè)，或許就會透明得多，不會存在那么多的商業(yè)機密和個人隱私。你我都捐一百元，有什么好藏好掖的。當然，平民慈善事業(yè)的推動和建構，不能以善款的多少來衡量愛心的大小，關鍵是有可能因此而促使一個健全社會所需要的慈善公正能夠被社會建構出來。據中華慈善總會統(tǒng)計，目前中國每年獲得的捐贈大約75％來自國外，15％來自中國富豪，10％來自平民百姓。其中的問題是明擺著的，沒有平民參與，慈善事業(yè)就難以做大；
平民能夠進入慈善領域了，社會公益事業(yè)才能透明而公開。

　　關系型的慈善模式

　　一個基本常識，富豪、企業(yè)家、社會名流的捐贈行為，并不等于慈善公益事業(yè)。

　　當下比較普遍的仇富、仇官心理，容易導致人們傾向于把社會慈善事業(yè)的不成功，歸咎于富豪、企業(yè)家、甚至是那些腐敗的官員。不過，事情遠遠沒有這樣簡單。不要以為這些企業(yè)家、天下富豪一旦大發(fā)善心，整個社會就將人人阿彌托，個個觀世音。如同中國官員總自稱自己是百姓父母官，而他們的子民的日子也不見得就很好過那樣。

　　值得注意得是，從2006年開始，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發(fā)布了企業(yè)社會責任報告。一時間，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門話題。因此，在此語境之中，人們會非常容易地把社會慈善事業(yè)的不足、或者失敗，歸咎于企業(yè)家身上，把他們視為慈善事業(yè)發(fā)展不足的替罪羊。

　　一方面，人們當然會期待著更多的企業(yè)家伸出慈善之手；
一方面，也不要忘記了國家政府所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而不能把社會責任一咕腦地全部推給企業(yè)，自己撒手不管了。企業(yè)不過是社會的一個構成部分而已。企業(yè)必須對社會有所回報，才能說得上對社會責任的承當。

　　企業(yè)沒有對社會責任的承當，何以能夠成為企業(yè)？關鍵的問題是，企業(yè)必須首先是一個“公民”或者公民式的社會群體，它才能夠承擔其所謂的社會責任。其次，企業(yè)的社會責任中的“社會”一詞，倘若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話，或者是那種存在于國家與市場之外的社會領域尚未完全建構出來的話，那么，企業(yè)應當向誰負責？無形中就會使企業(yè)家失去了負責的方向。企業(yè)沒有社會表現，缺乏社會表現的社會空間，它又如何能夠來履行它的社會責任呢？可是，誰來做社會？倘若又是企業(yè)辦社會的話，那可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企業(yè)成為一個“單位”，生老病死都在里面。

　　企業(yè)對社會的回報，絕不能建立在一種直接的交換關系層面，那是一種初級社會關系，直接以物易物，對等互惠，而難以正式的次級關系，建立交換制度。特別是當這些以人際關系網絡為基礎的初級交換關系，一旦介入了國家權力，其中的互惠關系就會自然中斷，甚至是變形。實際上，中國社會眼下的企業(yè)對社會的回報模式，大多就是這樣一種關系的循環(huán)、或者是循環(huán)的關系而已。一旦其中的對等互惠關系被中間介入的權力因素打斷，社會慈善的連續(xù)鏈就難以為繼了。而慈善事業(yè)就更加容易表達為富豪化、私人化、官方化。

　　馬克斯·韋伯說得好，當追求財富與道德自律同步發(fā)展時，才能達到現代企業(yè)家的最高境界。

　　然而，如果一個企業(yè)、一個企業(yè)家，連道德自律都做不到的話，就只能片面地去追求財富了。而基于那種簡單社會初級關系基礎之上的社會回報，就難以使一個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yè)、企業(yè)家真正做到道德自律，而僅僅是陷入了一種關系他律的慈善陷阱了。

　　問題就出在這種直接的、對等的回報關系里。

　　一位好不容易獲得了善款資助的貧困學生，曾經在一位富豪面前點頭哈腰，表達感謝之情。其情其景，實在讓人難受！窮人對富豪感激涕零，富人為此而矜持不已。一個以施舍為慈善公益的社會，無疑不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施舍不是慈善，如同強調慈善的回報，亦將不慈不善一樣。另外一個方面，人們誠心捐出的善款，如果不是名人、富豪、企業(yè)家之流，即便是想要知道這些善款的使用途徑和受助結果，卻又大多如石牛入海，了無音訊。

　　簡單的社會回報，促成了慈善心的狹窄表達形式，導致社會慈悲心的功利化。沒有回報，誰也不會慷慨解囊。沒有免費的午餐，被誤解為沒有回報的慈善，誰來干？！慈善變形為政治、名人、地位、富豪們的事情，與平民無緣。慷社會之慨，取個人之譽。企業(yè)之間、組織之間的象征交換，層層互惠，本質上并非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還是面對面的象征交換，中飽私心，從而有意無意地在慈善領域之中，建構了一種以初級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慈善模式。

　　人不慈善，誰之過

　　一般的說來，西方的慈善事業(yè)源自于它們的宗教，西方的慈善文化亦源自于它們的宗教文化。那么，當代中國的慈善文化何慈善事業(yè)的根源何在？

　　傳統(tǒng)中國的慈善事業(yè)中，有義莊、祭田等等公共資源的安排，作為慈善公益的資本�？墒�，當下的社會結構之中配置有這些個公益資源嗎？中國人能夠自由處理這些個公共慈善資源嗎？

　　當然，人們可以通過各種保障制度，可以通過向各級領導提出申請，懇求領導的善意和批準。這樣，一般中國人所要面對的，要么是國家資源，要么是私有財產。對此，人們不禁要問：在這些公私之外、人人能夠分享的慈善公益空間又在哪兒？為此，中國人的公益心、慈悲心的表達，當然就必須要通過這些個制度和申請，才能夠獲得表達的空間和利用的條件。這種公益心和慈善心，不變形才怪呢。

　　強壓在社會慈善和社會責任之下的，還有每一個人天生就已具有的自雇謀生之權。在當前情形之下，過度強調企業(yè)、企業(yè)家的社會責任，有可能會帶來它相應的第二個缺失——忽略那來自每一個人天生就具有的謀生權利。如果說，這也是一種社會責任的話，那么，對于這一責任的承當，就不僅僅是企業(yè)，更應該是國家，為每一個人盡可能地提供這種自謀生路的公民權利，而不是使用種種制度限制，把他們隔離在現代社會的生計之外，然后再讓他們來等待慈善救濟，讓他們對富豪、企業(yè)和國家感激涕零。

　　目前，中國慈善事業(yè)最缺乏的，恐怕不是慈善資源，而是把慈善資源整合使用的制度和規(guī)范。中國人絕不是沒有善心，而是對社會慈善組織沒有信任。自己捐獻的善款，如果不知去向，不知派何用場，即使是一個慈善大使，他也會袖手而壁觀了。當慈善成為道德樣本，成為個人手中的政治資本，而與真實的慈善無緣的時候，人們就難免不慈不善。

　　變樣的慈善事業(yè)，養(yǎng)成了一批扭曲心腸的慈善事業(yè)享受者，不要白不要的慈善扶貧方式，不知不覺地，無形中就等于把他們自謀生路的公民權利亦給剝奪去了。與此同時，畸形的慈善行動，下意識地造就了一代中國人獨特的“慈善依賴癥”，而其實質，則是計劃經濟時代、人人有飯吃的大鍋飯后遺癥。國家力量主導并能實行一切象征交換的痕跡，由此亦得以充分地顯現。

　　人們不僅要問：是自謀生計，還是自謀權利？守株待兔地期待富豪行善？就此而言，人們手中的每一分錢里，都將內涵有一種社會的公信力。惟有公信力，才是社會慈善事業(yè)的基礎。社會之間連基本的誠信都缺少了，還能指望誰去認真踏實地做好社會公益、民間慈善事業(yè)呢？

　　人之初，性本善啊�？墒�，人不慈善，性之過焉？非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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