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窮而且餓，我常常和一些初中的同學趁課余之機逛街，其實我們那個街也沒什么好逛的，大巴山里的一個公社所在地，一條長不過一泡尿的工夫就可以對穿而過的街道，街道上沒有改革開放以后的繁華，所有的資本主義尾巴都被割掉了，連鄉(xiāng)民唯一的激動——趕場（趕集）也被延長到一周一次，但是街道上仍然有讓我們激動的去處，那就是公社供銷社開的餐館（公社街道上唯一的餐館）。餐館很破舊，但它的街沿上總是擺著用很粗的土布半蓋著的熱氣騰騰的半圓型的白饅頭，那饅頭的正中有一個紅點，殺是愛人，而饅頭飄出的熱氣中還帶著穿鼻的香味更是誘人。因為窮，我們常常只是去看看聞聞而已。不過，這看看聞聞對我們的生活很重要，我現(xiàn)在之所以對審美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偏好而且還弄美學大概與此有關(guān)。然而，那看看聞聞的經(jīng)驗中總有點讓人傷心的東西，那是什么呢？有一天，幾個同學又上街了，半路上一個叫狗娃的同學突然說他不去了，我們很詫異，問：“為啥子？”答曰：“看啥子麻？看得眼飽肚中饑！”我們默然，從此不再專程去看那愛人誘人的白饅頭。

　　張藝謀的電影于我多少有點像那個白饅頭。

　　記得80年代中期看《紅高梁》我被它震撼了，從電影院出來我和幾個朋友好一陣都沉默不語，后來便熱烈地討論起來，我們想弄清楚：《紅高梁》中發(fā)生了什么？是什么讓我們震驚？是狂暴野合中的性解放嗎？那年頭這已不新鮮。是所謂酒文化的民族精神嗎？那年頭這也叫人膩味。是什么呢？是影片中巨大的紅色和空闊的造型，是影片中充滿酒氣的音樂與撕肝裂腸的聲腔，是從未有過的死一般的靜寂和話語的沉默，是以前在電影中死去的一切活了過來并開口說話，包括沉默。《紅高粱》是中國電影史上的一次暴動和叛亂，是美術(shù)、攝影、音樂合謀對電影中文學統(tǒng)治的顛覆。

　　在《紅高粱》之前，電影的主體是題材、故事、對話、主題、人物等文學性要素，電影藝術(shù)主要是一種語言藝術(shù)，美術(shù)、攝影、音樂只是文學的工具、背景、陪襯和裝飾。在那種電影中，情節(jié)的推動、主題的表達、人物的塑造、風格的形成主要靠文學性的語言敘述與表達（對白和旁白）來完成。所謂看電影不如說是讀電影，因為那種電影中可看的東西也只是某種修飾性的文學符號。是《紅高粱》讓我們看電影的“看”具有了真正的意義，其后每當上映張藝謀的電影我是一定要去“看”的。

　　但不幸的是，張藝謀的電影看多了也就只是一“看”，而且是“看得眼飽肚中饑”的一“看”。后來，我琢磨個中原因，大概是“物極必反”吧。自《紅高粱》開始，張藝謀既摧毀了傳統(tǒng)電影中的文學霸權(quán)，同時又建立了電影中的視聽霸權(quán)（主要是視覺霸權(quán)），他讓視覺和聽覺要素成為核心的、首要的要素，讓視覺和聽覺的審美效果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將一切文學性的要素（題材、故事、對話、主題、人物等）置于次要的工具性地位，從而在根本上遏止了以語言為媒介的文學活動對電影主題的開掘、對情節(jié)邏輯的推敲和對形象寓意的琢磨。

　　電影是一門綜合藝術(shù)，任何門類藝術(shù)的稱霸都是對電影藝術(shù)的釜底抽薪，以前的文學霸權(quán)如此，現(xiàn)在的視聽霸權(quán)也一樣。只有當電影作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廣場而又有民主的協(xié)調(diào)機制時，那些彼此獨立又相互激發(fā)的要素才會“綜合”起來，成為不僅養(yǎng)眼養(yǎng)耳，也養(yǎng)心的藝術(shù)。

　　自《英雄》后，我想我是不會再看張藝謀的電影了，即便看也就權(quán)當去看一場模擬電影的攝影展和聽一場有影像背景的音樂會罷了，千萬不要把它當電影看，否則又會受“看得眼飽肚中饑”的折磨。但是不幸，承朋友之命要寫一篇關(guān)于《十面埋伏》的文章，他還特地強調(diào)是寫影評。

　　看完《十面埋伏》我再一次想到了“文學”，我仿佛看到張藝謀當年以《紅高粱》之勇將電影從“文學”的囚牢中救出，帶它騎上“美術(shù)”、“攝影”和“音樂”的高頭大馬，在逃避“文學”的追捕中穿越仙境和天籟，他想和他的電影去過風一樣的日子，但文學“十面埋伏”，一路圍追堵截，“格殺勿論”，最后，他和他的電影都倒在了雪地里。當然，張藝謀是不想讓他的電影死去的，他是真心的，但中了文學的飛刀，即使從秋天堅持到冬天，要死也由不得他了。

　　從《紅高粱》到《十面埋伏》，張藝謀的電影既逃離文學，又被文學所追捕。事實上，電影是無法逃離文學的。一部電影總不能沒有故事吧（除非一些實驗片）？即使將故事情節(jié)要素減少到零的實驗片總得有對話吧（除非一些極端的實驗片）？即使什么也不說的極端實驗片總得有寓意吧？如果連寓意也沒有，它就什么也不是了。而故事、對話、寓意在根本上是要還原為語言行為的，也就是說要還原為有形無形的語言藝術(shù)，這就是文學。換句話說，文學不可以是電影世界的專制君王，但文學也不是這個王國的奴隸，它是一個自由民。

　　張藝謀的電影中不是沒有故事、對話和寓意，但它只是被迫使用這些要素，他真正迷戀和在行的是視象和聲象。在《英雄》之前，他的電影基本上是對現(xiàn)有文學作品的改編，那時，他對文學的施暴還多少有些顧忌，他多少還受惠于這些文學大家而不至于離文學太遠，而從《英雄》到《十面埋伏》，他的視覺中心主義在商業(yè)時尚的鼓惑下走火入魔，以至于他不屑于再改編文學大家的作品而按自己的趣味雇寫手創(chuàng)作，這就使他電影中僅有的一點文學命脈都灰飛煙滅了。

　　說張藝謀電影中的文脈斷了，不是說它完全與文學失去了聯(lián)系，事實上脫離文學的電影是沒有的，因為電影不單是空間的藝術(shù)，它更是時間的藝術(shù)，它不單是感覺經(jīng)驗的藝術(shù)，更是心靈咀嚼的藝術(shù)，它離不開色彩和音響，更離不開語言和借助于語言的思想。因此，說張藝謀電影中的文脈斷了，說的是它與富有生氣的原創(chuàng)性文學失去了聯(lián)系而只是被動的（最多自以為是的）與文學的死魂靈廝守在一起。難怪只要留心一下他電影中的文學性要素就會多多少少嗅出一點死氣，比如《英雄》中的“天下”主題和《十面埋伏》中的“人性”主題。那個“天下”主題就不說它了，且說張藝謀頗為得意的“人性”主題。

　　在一次訪談中，張藝謀說他們在《十面埋伏》中刻意為之的一個主題“就是想用人性做一個對于武俠類型的反叛。最后這三個人已經(jīng)完全拋棄了‘俠’所代表的江湖利益和責任，在一個不為人知的角落，進行愛恨的廝殺和爭斗。這一段，我用大量的鏡頭拍了他們的跑，各種各樣的跑，我想強調(diào)他們的叛逆。這時候一切俠義都已經(jīng)拋棄，他們只想過風一般的日子�！�…我們強調(diào)《十面埋伏》反傳統(tǒng)武俠的主題，就是人性比武俠更重要”。聽張藝謀如此說，似乎在主題上有了什么不俗的突破，但看看他的電影，再聽聽他的另一番表白，你就會明白“剛出狼窩又落虎穴”是什么意思。有人問兩個男人為一個女人這樣不顧一切地相互廝殺究竟是怎么回事？張答曰：“自然界從來如此。你看動物界、物種之間，自來如此�！� 這就是張藝謀的“人性”！一種自然美名下的“獸性”。其實，將“人性”等同于“獸性”不過是20世紀以來最糟糕的文學俗套之一，因為它戴上了“革命”和“叛逆”的時髦桂冠而讓人趨之若鶩，張藝謀就是這樣一只“鶩”。從《紅高粱》到《十面埋伏》，從“誰壞了我的女人，我把你們?nèi)�部殺死！”到“跟他走就要死！”張藝謀都在這個文學的俗套中，他是最喜歡這個文學俗套的一只“鶩”，也是中了這種文學埋伏的一匹狼。

　　其實，在《十面埋伏》上映后遭來是一系列嬉笑怒罵中，有大部分是與文學性埋伏有關(guān)的，尤其是在故事情節(jié)和對話部分，這些就不用多說了。平心而論，我是喜歡張藝謀電影中那些色彩、造型和音樂的，看看聽聽很好，只要不把它當電影看，尤其不要想到文學就行了。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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