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三峽工程，以世界最大、最宏偉的水利樞紐工程而聞名天下。借用毛澤東那汪洋恣肆般想象的詩作，就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這項“當驚世界殊”的絕對天字第一號水利工程，從正式提出到2006年5月20日大壩“封頂”，近半個世紀內(nèi)爭論和褒貶之聲時起，估計到工程完全竣工（預計2009年）后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爭論和褒貶仍然不會完全停止。一項水利工程引發(fā)這么長時間的關注和議論，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罕見的。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往后工程的利弊會看得越清楚，但這對工程本身來說已經(jīng)毫無意義了。本文所要說的當然也是毫無意義的話——盡管工程仍在進行，然而全部的后果已經(jīng)鑄就了。但這場世紀性爭論包括本文在內(nèi)，卻不能說對中國社會毫無意義。正是這樣的信念，支撐我在這不是時候的時候（即不在三峽工程上馬前，也不在三峽工程竣工后）寫下這篇似乎不該寫的文章。讓讀者去評價吧。

　　一、三峽的意義

　　三峽在地理上是個常識概念，學過中小學地理的人都知道長江三峽。但三峽在自然人文景觀方面卻絕對堪稱詭異壯麗，不是等閑景色可以比擬的。它西起重慶市奉節(jié)縣的白帝城，東到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關，自西而東由瞿塘峽、巫峽和西陵峽組成，全長204公里，是千萬年間石灰?guī)r地質(zhì)變遷的杰作。全世界有幾個著名的大峽谷，三峽是其中最奇美險峻的一個。它的奇美險峻超過壯美的科羅拉多大峽谷。瞿塘峽的“峰與天關接，舟從地窟行”第一天塹夔門，巫峽的“巫山十二峰、神女最有名”，巴峽（西陵峽）的險灘急流等奇景就不贅說了。整個三峽，“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1]。轉(zhuǎn)換成現(xiàn)代作家余秋雨的話就是：“每一個峽谷都濃縮的密密層層，再緩慢的行速（指行船——引者注）也無法將它們化解開來。連臨照萬里的太陽和月亮，在這里也擠捱不上”[2]。另一方面，在絕壁峽谷的深處和群礁險灘之上，綠色的江水怒濤洶涌，左沖右突；
奔騰呼號，令人色變；
力挾萬鈞，勢不可擋。或“眾水會涪萬，瞿塘爭一門”，或“十丈懸流萬堆雪，驚天如看廣陵潮”，或“九龍潛江掀巨濤，排山倒海撞千礁”，或“雪浪如雷倏奔散，青天乍落一聲橈”。又是何等的驚天動地、奪人心魄！而“朝云暮雨，煙霧渺渺”，“猿鳴至清，山谷傳響”，“兩山夾水，天寬一線”，則勾畫出又一個神秘的三峽[3]。真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這是集雄奇危絕、出神入化、繁景異色、驚心動魄、瑰麗冷艷之大成，天地造化的自然三峽。

　　人文的三峽近則匯聚了幾千年、遠則濃縮了若干萬年的人類文明景觀。從20萬年前的巫山人到5千年前的文明初現(xiàn)，人類的腳步從來沒有在三峽中斷過[4]。綿延200多公里的大峽谷，排列著從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到明清時期的墓葬，構成一幅完整的人類行走畫卷。這不僅在中國，恐怕在世界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三峽蓄水前幾千名考古專家們挖掘、遷移、搶救了6萬多件文物，其中國家三級以上的珍貴文物就達4000多件[5]。但相對于留藏的仍只是一少部分[6]。三峽是巴蜀文明和荊楚文明的匯集地，或者說是巴文明、蜀文明、楚文明的交匯谷。巴文明的怪誕夸張，蜀文明的奇詭浪漫，楚文明的自由張狂，體現(xiàn)在民俗上就是巴人重鬼，蜀人重仙，楚人重巫，在三峽都可覓到行跡，找到原汁原味[7]。從春秋戰(zhàn)國以降，這里匯聚了多少赫赫燦燦的人文大觀：秭歸的絕代詩人屈原、牽手漢匈的美女王昭君的遺跡，奉節(jié)劉先主托孤的白帝城和永安宮，云陽的張飛廟，涪陵的白鶴梁，豐都的鬼城，奉節(jié)的詩城，神女的傳說，以及難以計數(shù)的古遺址、古寺廟、古祠堂、古巷道、古橋、古城墻、古棧道、古題刻[8]。大片大片古香古色的民居，大段大段的古石街面。等等，等等。這里曾留下多少古代文人騷客的足跡和他們的行吟高歌。屈原、宋玉、李白、杜甫、蘇軾、陳子昂、白居易、陸游……古三峽的雄奇壯麗召喚出古詩人噴涌的才情，面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事的悲喜興亡怎能不詩文滔滔：“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瞿塘漫天虎須怒，歸州長年行最能”（杜甫）；
“夜發(fā)清溪大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昨夜巫山下，猿聲夢里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塘”，“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李白）；
“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陸游）；
“江山悲屈宋，戰(zhàn)伐憶孫劉”（清王士楨）。三峽是詩，三峽又成為匯集詩的大峽谷：據(jù)說，每一公里峽江竟有詩百首[9]。中國還有第二個這樣的“詩谷”嗎？

　　生靈的三峽更是動植物的寶庫和天堂。三峽是長江珍稀水生生物棲息和繁殖之地。最著名的有被叫做長江女神的白鰭豚，它已經(jīng)在地球上生活了2500萬年；
有中華鱘，大的能達到6－7百斤，在水里一掙，就會掀動大浪，尾巴一掃，就會倒下一片人[10]；
桃花魚，是一種原始的多細胞腔腸動物，學名水母，已經(jīng)在地球上生活了15億年，游動在水面上像一簇簇粉色、白色的桃花，非常美麗[11]。三峽是中國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擁有1630種特有珍稀植物。列入國家保護名錄的物種有150種，其中珍稀瀕危植物有51種，占全國的13％。百年以上的古樹4500多株，共157種，分屬54個科，112個屬[12]。

　　所有這一切，包括數(shù)千個古城鎮(zhèn)、幾百萬居民在內(nèi)皆因三峽大壩的橫空出世而命運發(fā)生巨大的變化[13]�！皬拇耍�世界上多了一個平靜的水庫，人間少了一部壯闊的史詩。”[14]

　　二、三峽工程的由來和背景

　　三峽工程的最初提出者據(jù)說是孫中山先生。1919年，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之二——實業(yè)計劃》中談及對長江上游水路的改造：“改良此上游一段，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逆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15]。但中山先生并沒有明言“此上游一段”指的就是三峽。結合他說的要“分級壩堰，改善航道，壅流發(fā)電”。理解為長江上游多級的水力發(fā)電工程可能更為貼切。

　　實際上，首次明確提出在三峽建水壩的是美國人薩凡奇。1944年，作為水壩專家的薩凡奇受當時的國民政府邀請來到中國，坐木船從重慶順流而下進行了十天的考察，隨后寫出《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提出三峽壩址可選擇在南津關上游2000米處，水庫正常蓄水200米，發(fā)電裝機容量1065萬千瓦，萬噸輪船可直達重慶[16]。在當時及其后的國內(nèi)形勢下，“薩凡奇方案”只能不了了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50年初，國務院長江水利委員會正式在武漢成立。1953年2月，毛澤東乘軍艦從武漢順流而下的途中聽取了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關于治理長江的匯報。在聽到長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有關修建水庫規(guī)劃的介紹時，他指著地圖上的三峽說：“費了那么大的力量修支流水庫，還達不到控制洪水的目的，為什么不在這個總口子上卡起來？”[17]這是新中國領導人也是中國領導人第一次明確表態(tài)要在三峽口建大壩。毛澤東的這次表態(tài)和他幾年后寫的載有“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等句子的《水調(diào)歌頭•游泳》一詞，對后來三峽工程的上馬影響很大。

　　此后關于三峽工程的建設問題就正式進入中國領導層的視野了。1958年1月，在南寧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聽取了三峽建設問題的匯報，在和有關人的談話中曾明確指出三峽與國防的關系：三峽這樣的工程當然會吸引敵人的注意力。如果遭受了破壞，那不僅是大半個中國經(jīng)濟受影響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下游千萬人民的生命問題[18]。這次會議在討論三峽工程時就出現(xiàn)尖銳對立的意見。會議以后，毛澤東針對三峽工程指示：如有可能，就要積極準備，充分可靠。并把三峽工程的建設問題交給周恩來處理，要周每年至少過問4次[19]。

　　1958年2月，周恩來和李富春率領100多位中外專家、學者、國務院有關部委和湖北省的領導，乘“江峽”號逆流而上，就三峽工程建設問題進行實地考察。從2月27日乘船出發(fā)到3月6日抵達重慶，一路行來，下船勘察，上船開會。根據(jù)親歷者李銳寫的《周恩來帶隊查勘三峽記》，當時會議爭論相當激烈。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三峽在長江流域規(guī)劃中處于樞紐位置，要首先肯定三峽，以三峽為主體進行長江流域規(guī)劃和處理干支流關系。三峽工程可從根本上解決長江防洪問題，防洪的作用是其他支流工程和長江岸堤不能取代的。從發(fā)電、防洪、航運、灌溉效益看，三峽工程不但要上，而且要早上。第二種意見認為，長江是一條大河，水系復雜，重要支流很多，應全面研究干支流的關系，也需要深入研究三峽的地質(zhì)構造，不能過分強調(diào)三峽工程的作用。從防洪的角度看，三峽工程不能代替支流工程、堤防湖容和分洪排澇措施，不能認為有了三峽工程就能從根本上解決長江的洪澇問題。且三峽工程投資巨，難度大，周期長，不宜快上早上，應先支流后干流。第三種意見基本上是前兩種意見的調(diào)和。既當三峽工程的促進派，贊成三峽工程盡快積極進行；
也主張重視支流，處理好干支流的關系和孰先孰后問題。在幾次會議爭論的基礎上，周恩來最后總結說：三峽工程問題不能不涉及整個長江流域規(guī)劃，必然要聯(lián)系到遠景與近期的開發(fā)，干支流的關系，大中小型工程的結合，上中下游兼顧，水火電比例及長江流域的綜合利用。三峽是千年大計，對問題只談一面，很容易走到片面，三峽是重點而不是一切，不能不及其他，應有主有從，全面論證，爭取在不太長的時間內(nèi)完成三峽工程。按此精神，周恩來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guī)劃的意見》，在同年3月25日成都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獲得通過。這個文件為三峽工程定的基調(diào)是：從國家長遠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技術條件兩方面考慮，三峽水利樞紐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最后下決心確定修建及何時開始修建，要待各重要方面的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決定。估計三峽工程的整個勘測、設計和施工的時間約需15年到20年�，F(xiàn)在應采取積極準備和充分可靠的方針，進行各項有關工作。并特別指出，在防洪問題上，要防止等待三峽工程和有了三峽工程就可萬事大吉的思想。同年9月，成立了三峽科研領導小組，6月，在武漢召開了第一次科研會議。三峽工程進入勘測設計和方案論證階段。然而這一搞就是20多年，“直到周恩來、毛澤東去世之前，不論有關方面怎樣催促三峽上馬，他們再沒有就三峽何時開工有過首肯之詞”[20]。期間固然有文化大革命的因素，但和毛澤東、周恩來對三峽問題的要害及不確定因素有較深的擔憂關系更大。

　　三峽工程在經(jīng)過20多年的沉寂之后，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種種因素又將其推上議事日程。1979年，水利部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三峽水利樞紐的建議。1983年，水電部提出三峽工程的可行性報告，同年5月，國家計委對可行性報告組織審查。1984年4月，國務院原則批準《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1985年1月19日，鄧小平在參加廣東大亞灣核電站有關合同簽字儀式后，聽取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關于三峽工程及籌備情況的匯報后說：“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我們應該為子孫后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碑敿磁陌澹骸埃ㄈ龒{工程）從現(xiàn)在即可著手進行。”并對大壩高程、移民問題作了指示。鄧小平的這次拍板對三峽工程的正式上馬有決定性的影響。所以1985年1月19日被稱為“決定三峽工程命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21]。

　　1986年至1988年，國務院重新組織了三峽工程論證工作。論證分14個專題、有412位專家參加。最后以403:9的結果通過了論證報告。

　　1989年，長江流域規(guī)劃辦公室重新編制了《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可行性研究報告》，報告中強調(diào)了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以1767票贊成、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通過《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決定將興建三峽工程列入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十年規(guī)劃。

　　1994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考察三峽工地時指示，“既然已經(jīng)下定決心要上這個工程，就要萬眾一心，不怕困難，艱苦奮斗，務求必勝”。附帶指出，江澤民就任總書記以來對三峽工程的上馬和建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89年以后，所有關于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同志主持制定的” [22]。

　　1994年12月14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三峽工程正式開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此，該工程以自己的規(guī)律一往直前了。

　　三、三峽工程是怎樣論證和在人大通過的？

　　圍繞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可以追溯到1958年甚至更早。但對工程上馬具有重大意義、大規(guī)模的論證是1986年到1988年舉行的。這次專家論證的實際主持者是原水電部的負責人。按官方的說法，這次“三峽工程論證”是體現(xiàn)“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范例”。但據(jù)擔任過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毛澤東秘書，在黨內(nèi)以耿直和反左著稱、對三峽工程的來龍去脈和內(nèi)幕情況十分了解的李銳先生披露：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成員和多數(shù)專家組的負責人，都是原水電部和長江水利委員會的負責人，都是極力主張三峽工程盡快上馬的。在他們的主導下，各種不同意見尤其是反對意見無法在論證過程中得到充分反映（自然也不能充分向上反映）。參與論證的412位專家，2/3以上是由原水電部領導指定的，即天然贊成派。水電系統(tǒng)許多老專家因持不同意見沒有被邀請，其中不僅包括反對最激烈的黃萬里教授，還包括50年代參加過長江和三峽規(guī)劃的專家及水利系統(tǒng)、地質(zhì)方面頗有造詣的一些專家、教授。412位專家分屬14個專題組，每組成員只對本專題的論證結果簽字，并非對整個三峽工程方案贊成與否簽字。對本專題的簽字情況也很復雜：有的人聲明對本專題有保留意見，同時卻簽了字；
有的人在發(fā)言中持不同意見，但也簽了字；
有的人本身是原水電部一個業(yè)務方面的負責人，意見很大，也只能簽字。403:9的論證結果就是這樣出來的。李銳對這次論證結果的評價是：“得出的結論實際上是以‘民主、科學’做外衣的‘自我論證’”�！罢撟C結果并不能真正反映三峽工程問題的本質(zhì)和要害” [23]。

　　據(jù)李銳披露的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前后的情況：1991年，主持原水電部工作的負責人請兩位有影響的老領導，參加了十幾位專家的“論證會”，并向中央建議，時機完全成熟，催促三峽工程在1992年動工，從而推翻了姚依林副總理在1990年宣布的“三峽五年內(nèi)不爭論，九五計劃再定”的決斷。1992年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召開前，又在有關部門的推動下，掀起一場史無前例、鋪天蓋地、一邊倒的三峽工程上馬的宣傳運動。提交大會代表審議的材料，包括《關于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案、鄒家華副總理的報告以及有關論證材料都是正面性的。審議的代表雖提出一些異議，但在按省區(qū)審議的情況下，又不搞大會辯論，影響自然有限。加上中國式人大代表眾所周知的結構、素質(zhì)、傾向的“趨官化”。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議案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的。盡管如此，仍有177票反對、664票棄權、25人未按表決器，合計866個代表持不同意見，占到會代表（2633個）的32.9％。這是“前所未有的現(xiàn)象；
這就說明三峽工程問題太多，人們疑慮、擔憂很重”[24]。

　　值得注意的還有代表們針對三峽工程交人代會審議表決問題提出的意見。四川某代表提出：“三峽工程這樣一個大問題，是否應采取人民代表按鍵表決方法？因這會給代表帶來壓力，一旦出了問題，實際上就要人代會負責�！闭憬�7位代表聯(lián)名說：“要代表們在這短短的幾天中對如此復雜、如此重大的工程問題，做出決斷，難度很大。科學技術的東西是無法由外行人來表決的，也無法用票數(shù)的多少，來決定其正確與否。有時正確的意見往往是少數(shù)人的意見�！庇幸晃徽憬�代表說：“在科學問題上不可簡單地下級服從上級、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人大審議是必要的，但讓人大來通過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否合適？今后多大的工程必須由各級人大批準，在立法上要明確�！边�有一位浙江代表說：“興建三峽工程一直存在反對意見，對此，議案說明中都沒有提及具體情況。三峽工程事關重大，代表們不知情，心里沒底，怎么投票表決？”。另一位四川代表說：“報告中說三峽工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我認為還很不夠。去年以來，在四川省級機關里未討論過，連省人大常委會也沒人來征求過意見，只在這次開會前才收到一些資料。全國人大視察團去視察時，走的地方不少，日程安排很緊。據(jù)反映，有的縣匯報時只能講20分鐘，很多意見沒有機會發(fā)表�！�…這項工程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解決，在決策前，應允許不同意見發(fā)表，不能簡單用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的辦法來抉擇，也不應搞宣傳上的一邊倒。”還有幾位四川代表就表決方法建議：“實行三峽區(qū)域的、全國的、重慶市的代表分別投票，少數(shù)地區(qū)的人應當有適當?shù)姆駴Q權�！薄白h案緩付表決，或進行試驗性（分區(qū)的）民意測驗。”天津等地的代表也建議“不付表決”。還有代表發(fā)言對專家論證表示懷疑，建議公布論證專家名單[25]。

　　如果說大陸有關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代表提不同意見只限于在本�。ㄗ灾螀^(qū)、直轄市）代表團審議時，那么，臺灣省人大代表黃順興則在表決那天的大會上試圖就表決方式當即提出異議，但被制止。被制止后的黃順興在記者前呼后擁下退出會場，并抱怨說：“我非常的不滿意。我有權發(fā)言，不讓我發(fā)言，是違法的�！庇杏浾邌枺骸澳銣蕚浒l(fā)言的內(nèi)容是什么？”黃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說：“我念一下，就算在這里發(fā)言了�！苯又�念道：“主席，各位代表，我此刻的發(fā)言不是就贊成或反對興建三峽工程發(fā)表意見，而是就這項重要議案的表決方式提出動議請大會采納。按慣例，因為興建三峽工程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是史無前例的，無論從科學技術，涉及面之廣，之深與復雜性，無論對長江流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嚴重，無論從移民數(shù)量以及工程之巨，施工周期之長都堪稱世界之最，舉世矚目。雖然代表們認真地審議提案，但由于涉及領域?qū)拸V，未知因素太多，疑問不少，審議時間太短，反面資料與意見的發(fā)表不充分，對工程建設的利弊尚難有深入、正確、統(tǒng)一的認識。因此，我們認為表決這樣一個重大的議案，應該特別慎重，應作重大議案處理，應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贊成，才可以通過。各位代表！這是我任期最后一次代表大會，對一個重大議案作出重要決定的時刻，本著對全國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的精神，我們要求將三峽工程議案作為重大議案表決。我們對重大議案的處理才是對祖孫交代的一種方式。”念完又說：“現(xiàn)在連這個都不讓我說，而且他不是依據(jù)法律來不讓我說。如果是依法不讓我說，我甘愿�？墒怯梅欠ǖ姆绞�，暴力呀！”[26]

　　四、圍繞三峽工程的兩類觀點交鋒

　　近半個世紀內(nèi)，圍繞三峽工程的一系列問題曾有過多次激烈的觀點交鋒。隨著時間的推移，多種觀點的交鋒逐漸演化為兩大類觀點的交鋒。從總體看，第一類是主張三峽工程上馬的觀點。這其中有的主張快上，有的主張穩(wěn)上，有的主張慢上，但終歸都主張應該上，上比不上好。第二類是對三峽工程上馬持異議的觀點。這其中有的主張要慎重對待三峽工程，有的主張盡可能緩上，有的明確反對上馬，終歸都認為三峽工程牽涉面太大、太深、太遠、太復雜，上的代價太大，長遠看弊大于利，不上比上好，至少不是必須要上。為了便于比較、對照、分析，現(xiàn)按不同問題將兩類觀點對比排列如下：

　　對長江特點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長江在給流域眾生帶來很大利益的同時，頻繁的洪水也給沿江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和巨大的經(jīng)濟損失，近百年來就先后發(fā)生5次大洪水，成為流域心腹之患。所以，有效地控制長江洪水是治理長江的首要任務。

　　第二類觀點認為：長江和黃河不同，長江從歷史上看基本上是一條利河。黃河洪災是一種自然性洪災，長江洪災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的。長江本是一條完整的、系統(tǒng)的、江湖聯(lián)通、蓄泄兼?zhèn)�、自調(diào)節(jié)功能很強的河流，明清以來特別是近百年來由于圍墾湖泊、堵塞泄洪口、侵占河道等人類惡作劇使它的自調(diào)節(jié)功能大大下降，才多次誘發(fā)洪災。所以，逐步采取措施提高和恢復長江的自然調(diào)節(jié)功能，包括退田還湖、打通江湖、甚至恢復部分古云夢澤分洪蓄洪是消解洪災、治理長江的首要任務。

　　對三峽工程防洪作用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由于三峽特殊的地形和位段，在三峽口修建大壩就成為控制長江洪水、防減中下游洪災的關鍵措施，三峽水庫總庫容393億立方米，其中防洪庫容221億立方米[27]，可有效攔截洪峰，從根本上解決中下游的洪災問題。其防洪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二類觀點認為：不能過高估計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三峽工程只能對上游的洪水主要是川水起到攔截和控制作用，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中下游的洪災問題。歷史上中下游遭災大都是本地區(qū)暴雨成災或先澇后洪造成的,與上游關系不大。據(jù)考證，只有1870年的上游特大洪水直接造成中下游遭災，但那是千年一遇的洪水。1998年百年一遇的長江全江性長時間洪水，是上游不太大的流量洪峰受中游清江、洞庭湖、漢江自身暴雨洪水的頂托才造成洪水位的高漲，主要原因仍是中游地區(qū)大量圍湖造田使長江行洪能力下降、排水嚴重不暢所致。解決中下游的洪澇災害，還要依賴中下游加固堤防和采取多種疏通措施恢復江湖水系的自蓄泄能力。

　　對三峽工程航運和發(fā)電功效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全面竣工后可發(fā)揮巨大的航運和發(fā)電功效。可形成從湖北宜昌到重慶長達660公里的黃金水道，萬噸級船隊能直抵重慶港，單向通行能力由1000萬噸提高到5000萬噸。從發(fā)電看，可形成年發(fā)電847億度的能力，相當于年燃5000萬噸原煤和2500萬噸原油的特大型火電站的發(fā)電量，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水力發(fā)電站�？纱蟠缶徑饽现袊�8省2市供電不足的矛盾，經(jīng)濟效益十分可觀。

　　第二類觀點認為：對三峽工程的航運和發(fā)電功效要全面地、比較地看�？⒐ず蟮娜龒{固然可形成長達660公里的黃金水道，大大提高運能，改善水運條件。但另一方面五級通行船閘也容易造成船只滯留，多級水庫蓄水（因在三峽上游的支流還要修建水庫）后也會加劇中下游的枯水問題，甚至出現(xiàn)不能通航的現(xiàn)象。蓄水后由于江水流速大大降低，防治措施跟不上而存在大量污染源的情況下，660公里的平湖水面就會變成一潭污水。從發(fā)電看，三峽工程與上游支流水電工程相比并沒有優(yōu)越性，由于多種原因，發(fā)電不穩(wěn)定，長距離輸電質(zhì)量不可能保證，還需要火電站的配合。另外電力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其他大批水電站、火電廠的上馬（近3年來全國發(fā)電量增速都超過兩位數(shù)，國家發(fā)改委負責人表示，2006年是我國電力供需情況的轉(zhuǎn)折點，2007年全國電力供給不足的局面將得到根本扭轉(zhuǎn)）也加劇電力市場的競爭，最大的水電站能否實現(xiàn)好的效益，只能是一個未知數(shù)。

　　對三峽工程泥沙處理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泥沙處理直接關系到三峽工程的成敗。但我國在泥沙處理方面已經(jīng)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主要處理方法是蓄清排渾。就是在含沙量較大的汛期降低庫水位，使含沙較大的渾水排向下游；
汛期過后江水含沙量小了，就提高水位，使清水留在庫中。當然，由于三峽是防洪水庫，所以洪水來了總歸要攔，攔一次洪水就有大量的泥沙沉在庫中，久而久之泥沙會漲到大壩跟前。大壩上留有很多排沙口，可以利用排沙口排沙。水庫的末端在重慶，末端的泥沙淤積會造成庫尾上翹，可以采取疏竣和清淤的辦法緩解。預計采用蓄清排渾措施，三峽水庫在運行80-100年后，仍可保持90％以上的庫容。另外，三峽上游還要修建一些水庫，這些水庫大約可以攔50％的泥沙。最根本的措施還是植樹造林，通過植樹造林解決上游的水土流失，防治泥沙下泄。

　　第二類觀點認為：泥沙問題是三峽工程的致命性難題。所謂的蓄清排渾是想象，難以實現(xiàn)。排渾以水沙共運動為前提，但水沙共運動是水流以高流速強制的泥沙運動，一旦流速減少，泥沙自然沉降，共運動即消失，必然造成淤積。三峽竣工后，水庫回水末端抵達重慶市主城區(qū)，長江水流速度將由成庫前的2.68-2.88米/秒減慢為0.38米/秒，橫向擴散系數(shù)將由0.121平方米/秒降至0.0446平方米/秒，流速減緩近7倍，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強制泥沙隨水運動。即使水排沙起作用，也只限泄洪閘附近。長江每年有6億噸左右的泥沙，三峽防洪庫容221億立方米，50年左右必然淤死（根據(jù)三峽總公司原總經(jīng)理陸佑楣2004年下半年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一年來，入庫的泥沙量總數(shù)是2.16億噸，而出庫的泥沙量為0.86億噸，存在庫里的是1.3億噸。這就是說，排沙比是40％�！奔词拱撮L江水利委員會的數(shù)據(jù)，采取蓄清排渾等措施，能排掉60％，剩下40％——見2004年9月16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三門峽水庫原來設計的“蓄清排沙”失敗了，庫尾淤積造成洪水倒灌入渭，曾將渭河口淤死。三峽庫尾問題比三門峽嚴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三門峽可擴大泄流以減輕危害性，而三峽則無出路。與黃河不同的是，長江上游支流還存在河床卵石移動問題：洪水時河床卵石急速下移，退水時下移卵石淤積成灘，這種淤積比一般泥沙更為可怕。三峽淤積后會自萬縣翹到重慶，不僅嚴重危害該市，而且會影響到重慶上游。人工疏竣和清淤雖有一定作用，但力量有限，和自然淤積難以抗衡。上游支流修建水庫雖可攔截相當數(shù)量泥沙，但層層截流后，又容易引發(fā)包括三峽水庫在內(nèi)的干流供水不足和枯水問題。來水不足勢必又影響“排渾”，增加沉淀淤積。況且支流水庫本身也存在淤積問題（全國8萬多座水庫有相當部分已變成死庫）。采取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固然是理想舉措，但實踐證明，人工造林由于種種原因很難達到預期效果。

　　對三峽工程移民遷建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需要動遷的移民達113萬人，重建或部分重建兩座城市和11座縣城，規(guī)模之大、安置之難堪稱世界之最。但中國有能力破解這個世界級難題。移民方式實行分批搬遷，連續(xù)進行，開發(fā)式轉(zhuǎn)移。大部分移民就近后靠安置，少量移民外遷到長江中下游及沿海省市。在三峽工程的總投資中，移民資金約占45％，經(jīng)費上較有保證，基本具備安置條件。當然，由于移民規(guī)模很大，就近后靠安置容量有限，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在實際操作中會有很多困難，搬遷后也會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問題。但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可以實現(xiàn)搬得出，穩(wěn)得住，逐步能致富的目標。從實踐看，三峽移民從1985年開始，1993年全面展開，截至2005年7月底，累計投入移民動態(tài)資金428.6億元，累計搬遷安置移民105.3萬人。兩座城市的新城區(qū)已成規(guī)模，10座縣城已完成整體搬遷。其基本設施都大大超過原有規(guī)模，城市功能已完全恢復，114個集鎮(zhèn)大部分也完成搬遷，絕大部分移民得到了妥善安置。并借搬遷契機，引來娃哈哈等一批名牌企業(yè)落戶新區(qū)，成為庫區(qū)經(jīng)濟新的支柱�？傮w看，通過搬遷重建，促進了庫區(qū)經(jīng)濟的調(diào)整升級和社會功能的再造，為移民的新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許多移民生活水平和遷建前相比有了明顯提高。

　　第二類觀點認為：庫區(qū)移民是世界性難題。國外最大規(guī)模的庫區(qū)移民沒有超過40萬的。當年黃河三門峽水庫移民48萬，待水庫改變運行方式后（原來相當一部分被淹的土地又空了出來），陸續(xù)回返庫區(qū)的又有十幾萬人，回返的主要原因是外遷后經(jīng)濟狀況大大下降。據(jù)1984年國務院、中央軍委派出的聯(lián)合調(diào)查組對三門峽水庫移民調(diào)查形成的報告：“許多移民的經(jīng)濟狀況遠不及在庫區(qū)的時候。有歷史資料說，這些實地察看的官員都哭了”[28]。新安江水庫移民當年是敲鑼打鼓送走的，其后幾十年內(nèi)一直有遺留問題�！吨袊�水危機》一書的作者馬軍等經(jīng)過考察得出結論：建國50多年來，中國大型水電工程共有1600多萬移民，其中有1000萬人處于貧困之中。三峽工程移民的靜態(tài)投資是400億，按113萬人，每人平均3.5萬元，這些錢只能勉強蓋住房，沒有積蓄的移民戶很難開辟其他產(chǎn)業(yè)。一些具體的移民政策也存在問題：如移民安置數(shù)量實行包干制，而包干指標不足以安置全部移民。安置補償基本上考慮的是雙淹戶（淹地淹房），對單淹戶（淹地不淹房）未加以考慮，這就導致覆蓋人群不夠和補償不充分。大部分移民就近后靠安置，容量十分有限，發(fā)展空間狹窄，人地矛盾突出（淹掉的大都是三峽地區(qū)的“白菜心”，就近后靠安置使移民與本地原居民分食包括土地在內(nèi)的本來就不富裕的資源），搬遷的城鎮(zhèn)由于脫離了原有的經(jīng)濟生態(tài)，加上不少企業(yè)關停及缺乏外來投資，導致產(chǎn)業(yè)空心化嚴重。三峽工程上馬之初在對口支援的背景下曾引入不少企業(yè)，但除浙江娃哈哈集團等少數(shù)企業(yè)經(jīng)營較好外，成功的例子并不多。新建的城區(qū)、新搬的縣城從表面看城市功能提高、居住條件改善了，但產(chǎn)業(yè)功能、整體經(jīng)濟功能下降了。華麗新裝下有凸顯的失業(yè)問題，漂亮外表下掩藏著生計的蕭條（另一種形象的比喻是：“洋房里住著叫化子”）：“到處是新房，很少見廠房；
只有交通線，缺少生產(chǎn)線。工業(yè)空心化所造成的城市貧血，困擾著包括云陽在內(nèi)的所有移民城市�！盵29]截至2004年3月，重建后的奉節(jié)縣城僅官方登記的下崗人員就有1萬多，民間的說法是“4萬多人沒有工作”（據(jù)2006年“兩會”前民盟中央對三峽庫區(qū)移民安置情況的調(diào)查：移民“零就業(yè)”問題十分嚴重，有的縣區(qū)移民“零就業(yè)”家庭占40％）。相當一部分移民依靠吃低保度日，移民區(qū)的經(jīng)濟再造還需要很長的道路要走。說許多移民生活水平提高即使不是誤導、也是勉為其難的評價。

　　對三峽工程生態(tài)環(huán)境影響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本質(zhì)上是一項改善長江生態(tài)、防災減災的工程。三峽工程建成后，防洪效益將是最大的生態(tài)效益。水電是最清潔的能源，三峽年發(fā)電量相當于燃燒5000萬噸原煤和2500萬噸石油的火力發(fā)電站能量，可減少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氣體，減輕酸雨、溫室效應等大氣危害以及燃煤開采、洗選、運輸、廢渣處理等所導致的嚴重環(huán)境污染。三峽水庫通過調(diào)節(jié)不同季節(jié)的流量分布情況，提高枯水季節(jié)的下游水量，改善枯水期的水質(zhì)，縮短長江口鹽水上溯長度和入侵時間。三峽竣工后會形成長達660公里的壯觀湖面，實現(xiàn)“高峽出平湖”的夢想。三峽工程對庫區(qū)豐富而獨特的動植物資源會有不利影響，但通過各種保護措施，包括建立保護區(qū)就地保護、遷地保存、種質(zhì)保存等途徑，可以將不利影響降低到最低。不少保護措施已經(jīng)和正在到位：如建立了河口中華鱘、白鱘幼魚保護區(qū)，興建了宜昌大老嶺植物多樣化保護工程，完成庫區(qū)珍稀植物30種、主要優(yōu)勢植物73種的遷地保存，對桃花魚開展了相應的保護和研究。三峽成庫后由于水流減緩、自凈能力降低、人口密度增加、產(chǎn)業(yè)發(fā)展等原因會出現(xiàn)污染加重的情況，但通過加大污水處理、人工清漂、工程防治、泄洪出庫等多種措施，可以將污染基本控制住。根據(jù)國務院批準的《三峽庫區(qū)及其上游污染防治規(guī)劃》，從2001——2010年，計劃投資392億元防治水污染，在庫區(qū)建設150多座污水處理廠和170多座垃圾處理廠，屆時庫區(qū)污水處理率、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將分別達到95％、98％。三峽蓄水有可能誘發(fā)地震，但不會誘發(fā)災害性地震。由于三峽水庫是狹長的河道型水庫，單位水深增加的壓力不大，加之大壩建在整體花崗巖上，地塊相對穩(wěn)定，誘發(fā)最大震級上限不會超過6級，而三峽大壩按7級設防。三峽蓄水后上游邊坡、巖體的滑坡問題，有關方面已采取了相應措施，存在隱患的地方事先加固和遷移。對三峽庫區(qū)豐富的歷史遺跡和文物景觀已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發(fā)掘、整理和保護工作。如考古隊挖掘了6萬多件文物，其中國家三級以上的珍貴文物就多達4000件以上，整理成數(shù)以十萬字的考古實物資料和5萬份由書畫、圖片、攝像、多媒體等形式組成的檔案資料。對著名的寺廟實行整體異地搬遷，對珍貴的白鶴梁題刻、石魚雕刻實行原址水下保護。等等。

　　第二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對生態(tài)環(huán)境包括文物古跡的影響是巨大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更深層的、現(xiàn)在難以估價的影響會凸顯出來。三峽電站生產(chǎn)清潔能源所減少的環(huán)境污染與三峽工程對生態(tài)環(huán)境造成的系列性深遠的負面影響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三峽作為世界著名的三大峽谷之一，其獨一無二的自然景觀是其他兩大峽谷（分別在非洲和美洲）不可比擬的。特別是“‘平湖’（指三峽成庫后形成的人造平湖——引者注）的風景怎能與山巒重疊、險灘急灣、峭壁白浪、山水相映、充滿神奇色彩的五千年歷史的文化寶庫相比”。[30]三峽水庫固然能調(diào)節(jié)長江中下游不同季節(jié)的流量分布，提高枯水季節(jié)下游的水量，但另一方面由于重慶至大壩段不可避免的淤積以及上游支流配套水壩的多重攔水，會加劇下游的枯水。上游的污染也勢必影響下游的水質(zhì)，所以改善下游水質(zhì)及縮短長江口鹽水上溯長度及時間極可能是一廂情愿。三峽工程對庫區(qū)寶貴動植物資源的破壞將是災難性的。人為的、失去原有自然環(huán)境的保護作用是很有限的，最終可能只有盆景式的意義。如長江中華鱘雖然建立了保護區(qū)，但這是由原來的800公里江段16個不同的生境區(qū)域壓縮到唯一的、面積狹小的區(qū)域，并仍然面臨破壞的危險。一旦這最后的產(chǎn)卵場被破壞，沒有了野生的中華鱘，人工放流增殖就會陷入絕境。桃花魚的棲居地是秭歸縣鴨子潭、牛臥潭等，水庫蓄水后原有棲居地被全部端掉，新的試驗性人工池塘能否養(yǎng)活養(yǎng)好，還屬探索性課題。珍稀植物、優(yōu)勢植物一小部分的遷地保護前景也有待檢驗。三峽水庫的污染問題可能僅次于泥沙淤積，預見的景況十分堪憂，絕不可輕言能控制得住。三峽成庫后，水庫回水末端直抵重慶市主城區(qū)，水流速度將由成庫前的2.68－2.88米／秒下降為0.38米／秒，橫向擴散系數(shù)由0.121平方米／秒降至0.0446平方米／秒，江中污染帶加寬0.85倍，庫區(qū)江水的自凈能力不僅是降低，而且是大大降低。一些河段出現(xiàn)江水回流現(xiàn)象，這就更加重了污染物的滯留。據(jù)測算，以前重慶主城區(qū)生產(chǎn)的可降解污染物，流到長壽區(qū)即可降解一半，成庫后僅能降解10％。另一方面從污染源看，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大大增加。據(jù)重慶市環(huán)保部門預測：到2010年，該市污水年排放量將由2004年的10多億噸增加到23億噸，入江垃圾由130萬噸增加到270萬噸。內(nèi)有相當數(shù)量的帶毒垃圾（三峽淹沒區(qū)內(nèi)還有數(shù)不清的廁所、糞池和墳墓）。2004年初，重慶城區(qū)污水處理廠日處理能力只有4.8萬噸，僅占該市城區(qū)日供水量300-400萬噸的1.6％-1.2％。到2005年初，在庫區(qū)建成20個左右的污水處理廠和垃圾處理廠，還不到2010年計劃應建的五分之一，距預計的處理能力差距更大。另外，三峽竣工后，最高水位175米,最低水位145米,從最高水位退到最低水位,會形成漲退消落帶，垃圾、雜草、死水塘、沼澤邊灘以及其它各種臟物會周而復始、年復一年地成為陸地和江水的污染源，還極易滋生病菌、寄生蟲，引發(fā)血吸蟲病、瘧疾等傳染性疾病。還有船舶的污染：2005年僅重慶庫區(qū)來往的船只就有3萬多條，隨著“高峽平湖”的最終形成，航行的船舶還會有較大的增長，而增加一條船就增加一個污染源。可見，應對三峽水庫的污染是十分復雜、十分艱巨的任務，單靠人工性、工程性措施能否達到預期目標很值得懷疑。在應對不力和不能持之以恒應對的情況下，三峽水庫有可能成為死水、臭水和病水的說法就絕不是危言聳聽（2006年“兩會”前，兩份對庫區(qū)問題的調(diào)研報告引起中央重視：一份是前面提及的民盟中央對庫區(qū)移民安置和庫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的調(diào)研報告；
另一份是重慶市有關職能部門及一些人士所寫的調(diào)研報告，該報告措辭激烈地列數(shù)當前庫區(qū)存在的問題，其中一大問題就是水源質(zhì)量）。三峽水庫誘發(fā)地震的問題也比較復雜。歷史上壩區(qū)周圍有記載的最高震級是6.5級，但在蓄水和地殼變化的情況下，今后超過7級的地震也不能說就絕對沒有可能。而一旦超過大壩設防的震級（7級），就會對壩體造成嚴重破壞，其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據(jù)當?shù)厝私榻B，蓄水后庫區(qū)地震明顯增多）。至于蓄水后庫區(qū)的邊坡、巖體滑坡更是現(xiàn)實威脅。三峽地質(zhì)結構陡峭，水體漲退造成日曬浸泡的交替循環(huán)容易引發(fā)崩塌，弄不好會形成庫中庫。事實上移民遷建點滑坡災害已發(fā)生多次（湖北巴東縣城遷建以來，就發(fā)生三次大型滑坡，新城在滑坡后遷了建，建了遷，飽受艱辛與苦楚。奉節(jié)新城規(guī)劃23平方公里，有54處滑坡，地質(zhì)災害點達800多處）。地質(zhì)滑坡已成為三峽庫區(qū)必須認真對待的威脅。從文物古跡和人文景觀看，三峽地區(qū)作為中國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可以說薈萃了從舊石器時代到明清、民國時期的遺跡，從而成為一個完整的、綿延的、活生生的、無法替代的區(qū)域歷史博物館，同時也是自然博物館，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而三峽水庫淹沒的就是這樣一個博物館。這種代價不是搶救幾萬件文物、保護幾處人文古跡能夠彌補的。搶救和保護的只能是歷史碎片和人文盆景而已。

　　對三峽工程投資的評價問題。

　　第一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的投資很大，但屬于可控性投資，資金來源有保證，國力完全可以承受。工程的靜態(tài)投資最初是570億元，后來確定為900億元。900億元中有400億元用于移民搬遷，占44.4％，500億元用于工程建設，占55.6％。動態(tài)投資按17年的工期，測定為2039億元。資金來源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專門征收用于三峽工程建設的電費附加。根據(jù)地區(qū)不同，每一度電征收4厘——7厘，作為國家的資本金投入三峽工程，大約占40％左右。二是三峽電站自身發(fā)電售電（2003年首批機組發(fā)電）所得收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包括葛洲壩電廠的收益在內(nèi)，約占20％。三是銀行貸款，約占40％左右。由于三峽工程建設正處在國家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時期，所以資金比較寬松。按工程進度情況，預計資金可控制在1800億元之內(nèi)，最多不會超過2039億元，更不會造成無底洞。

　　第二類觀點認為：三峽工程巨大，移民數(shù)量為世界之最，建設周期很長，加上其他種種不確定因素，投資很難事先把握，甚至會出現(xiàn)投資黑洞。葛洲壩工程最初預算為14億多，決算為48億，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三峽工程比葛洲壩工程要浩大的多，復雜的多，不確定因素多的多。后來確定的900億元靜態(tài)投資就比初期的增長了57.9％，900億元中用于移民搬遷的400億元占44.4％，好像比例很大，但實際上移民動態(tài)投資在600億元左右，占動態(tài)可控總投資（1800億元）的33.3％，占預計動態(tài)總投資（2039億元）的29.4％，根本不足：或是僅夠房屋搬遷重建費，沒有經(jīng)營生產(chǎn)費用；
或是只補償雙淹戶（淹地淹房），不能顧及單淹戶（淹地未淹房）；
或是只考慮一次性遷建，未考慮多次性遷建（像巴東、奉節(jié)縣城都是多次遷建）；
或是只管遷建費，不管遷建的善后費（有的遷建地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嚴重，不治理很難安居）；
或是只想到正常遷建，未想到非正常遷建（秭歸的歸州鎮(zhèn)鎮(zhèn)上中小學的遷建費是600萬元，沒想到由于地質(zhì)狀況不良僅小學遷建就花費400萬元，留下很大的資金缺口）。這就必然造成：或是國家追加投資，或是把負擔、痛苦甩給移民區(qū)和移民。從工程及相關建設投資來看，也出現(xiàn)了不少事先難以預料或預料不足的情況：如高低蓄水位造成消落帶的治理問題；
三峽庫區(qū)水體污染、地質(zhì)災害和水土流失加劇的治理問題。等等。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追加投資，而這些投資都不是小數(shù)。以此論之，三峽工程直接、間接和善后的總投資決不是區(qū)區(qū)1800億元或2039億元可以擋得住的。如果再將泥沙淤積威脅和試圖治理、減輕這種威脅的種種努力因素（如清淤、移建重慶港、二次大移民等）考慮進去，那往后的投資就更是天文數(shù)字了。而三峽工程依賴的重要收益是發(fā)電售電，但在社會供電能力不斷提高和電力壟斷體制改革的大形勢下，將來三峽電能的競爭能力還要經(jīng)受市場的考驗和制約。換句話說，即使能多發(fā)電，也不一定能多賣錢，賴其回收投資就更不可靠了。

　　五、黃萬里為什么堅決反對修建三峽大壩？[31]

　　黃萬里，中國著名的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其父就是曾和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討論朝代周期率的黃炎培。黃萬里教授曾在上世紀卅年代就讀與美國，1935年獲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水文科學碩士學位，1937年又獲美國伊利諾依大學工程博士學位。學成歸國在國民政府時期擔任過水利系統(tǒng)要職，新中國成立后曾短暫擔任東北水利總局顧問。1953年進入清華大學任教，后被定為右派，離開大學講臺幾十年。1998年88歲時才獲準給研究生授課，2001年8月27日度過90壽辰7天后辭世。

　　在中國水利系統(tǒng)，黃萬里既是叱咤風云的人物——他博大而精深、傲岸而不群，1956—1957年曾對修建三門峽水庫大壩提出異議，1985年又以批駁時行治河方略的《論分流淤灌策治理黃河》的文章向全國水利學者挑戰(zhàn)，同年向國務院呈文認為“東線南水北調(diào)方案不可行”而主張在西線黃河支流的上游地區(qū)開挖人工河；
又是悲劇性人物——當了20多年的右派、幾十年既不能出教又被排除在水利業(yè)務圈之外，胸有江河萬里而身無獨舟可撐，直至彌留之際仍不忘治江大事但寫在紙條上的遺言卻只能留給家人。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蘇聯(lián)專家的力薦下，三門峽工程的修建問題進入國家高級決策層的視野。修建的重要驅(qū)動力就是希望通過該工程一勞水逸地解決下游黃河水患的困擾。按照蘇聯(lián)專家的意見將正常水位定為360米。那時在眾多的水利專家中，只有黃萬里對修建三門峽水庫提出異議：他認為由于黃河的多泥沙性質(zhì)，大壩建成后，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并不斷向上游發(fā)展，屆時不但不能發(fā)電，而且還要淹掉大片土地。斷言“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游出現(xiàn)”。但在當時大上快上的情勢下，他的意見不可能被重視。黃萬里只好退而主張水庫水位要降低（除黃萬里外，溫善章明確主張低壩方案，提出335米的蓄水位），并建議把所有導流底孔洞留下，以備他年泄水排沙減緩淤積之用。但即使這樣，他的建議也未被接受，導流孔洞全部用混凝土封死。結果在一年多的時間內(nèi)，15億噸泥沙鋪在從三門峽到潼關的河道中，潼關河床暴長4.5米，黃河上游及支流河水也連漲連高，古都西安受到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對大壩先后兩次進行改建，堵住的導流底孔洞全部打開，每孔洞開堵工費為1000萬元，水庫正常蓄水水位降低到310米，（比溫善章當年主張的低壩方案又降低25米），年發(fā)電量由最初設計的46億度下降到不足10億度，灌溉能力也大為降低。幾十萬庫區(qū)移民因此來回遷徙，深受其害。后來為了增加灌溉效益，又將蓄水位提高到316米，潼關河床的淤積隨之增加。以至在2003年秋天，陜西渭河上游一場小洪水導致大洪災（據(jù)說是1556年以來最大的災害），至少二十萬農(nóng)民只身逃離家鄉(xiāng)�！爸袊�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雙院士張光斗與水利部前部長、全國政協(xié)前副主席錢正英對此發(fā)言：禍起三門峽！三門峽水電站是個錯誤，理當廢棄” [32]。而陜西省則向水利部建議三門峽水庫應全年空庫敞泄運行。至此，黃萬里當年的異議和警告已差不多全部“兌現(xiàn)”。

　　如果說黃萬里在20世紀50年代雖對三門峽工程提出(反對性)異議、但還比較溫和且有所妥協(xié)的話,那末,到了20世紀90年代——世紀之交，他對長江三峽工程的反對就是激烈而且十分執(zhí)著了。拿他自己的話來說：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當時反對修建者惟我一人。眾皆反對，于是我退而建議保留所有導流底孔洞勿堵住，以便他日排沙”；
“今天議論長江三峽高壩，又是惟我一個根本反對修建”。[33]他是怎樣“根本”而又執(zhí)著反對修建三峽大壩的呢？

　　1985年，黃萬里在向國務院呈文中提出：“勿建三峽壩，代以云貴川湘鄂贛各省電站”；
1992年，黃萬里參加北京市政協(xié)會議，正式提出反對修建三峽高壩的提案，其提案標題為：《三峽高壩禍國殃民，請決策停修，附文請安排爭辯》，附文《長江三峽高壩永不可修的原因解釋》；
于1992年11月14日、1993年2月14日、1993年6月14日三次上書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陳說三峽大壩決不可修，但均未得到回音；
1994年1月25日，黃萬里以舉報人的身份致信“中紀委、監(jiān)察部合署舉報中心”，“舉報國務院在長江三峽高壩修建問題上，置本檢舉人勸阻說理于不顧，違背憲法‘對于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的規(guī)定”，請監(jiān)察部舉報中心查明處理，仍未得到回音；
2000年4月，黃萬里以89歲的高齡且處于癌癥晚期的景況，致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陳說治理黃河和長江的意見，仍未見回音；
2001年8月8日，處于彌留之際的黃萬里，向老妻索要紙筆，手書：治江原是國家大事，“蓄”、“攔”、“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應以堤防“攔”為主，長江漢口段力求堤固，堤面臨水面，宜打鋼板鋼樁，背面宜石砌，以策萬全。8月27日黃萬里辭世。

　　黃萬里如此執(zhí)著、如此堅決反對修建長江三峽大壩的理由是什么呢?

　　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他認為礫亂卵石的沉積會堵塞重慶港，并向上游漫延危害四川。黃萬里曾于20世紀30年代親臨四川涪江和岷江作過實地考察，深入研究過長江上游支流河床卵石移動和影響河床變化的情況，得出的結論是：長江上游影響河床演變的關鍵因素是礫亂卵石。全部川江干支流的造床質(zhì)是卵石粗砂，并會運移。暴洪下可以觀察到全床卵石急速下移。估計卵石年運移量不少于1億噸。所有二級支流出口都產(chǎn)生卵石淤積的積灘，洪水時可被全部沖走，退水時又重新淤積成灘。因此斷言：“三峽高壩建成后，水庫壅水末端將達重慶以上。江流直下到這里時，水深增加，流速減慢，所挾帶的沙石將沉落河底。其中細泥可能漂游出壩，細沙（自重慶）向前走遠些，粗沙沉積在重慶上下，而全部卵石則是沉落在粗沙后面，夾雜些底沙在石縫里，這是簡單明了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毋需實驗證實。”礫亂卵石難以排出去，十年左右就會堵塞重慶港，并逐漸向上游漫延，“直到其淤積平衡坡降和天然河道的坡降相交而止”�！昂硬塾俑吡耍�沿途重新起造床運動，也就是洪水泛濫，淤高兩岸平壩。這現(xiàn)象先出現(xiàn)于江津、合川，然后漫延到瀘州、遂寧、南充、渠縣，影響所及，四川四分之一流域的壩田城市淪為澤國”。還說，“實際上，水庫蓄水后只要來一次十年一遇的洪水，重慶上下就會淤起卵石，群眾就會恐慌”[34]。

　　其次，認為由于卵石沉積問題，三峽電站的經(jīng)濟可行性不能成立。年千瓦發(fā)電造價三四倍于一般大中型壩。完工后回收的發(fā)電效益，未必能夠抵償清淤運（卵）石、炸壩運渣、斷航及淹沒損失。

　　第三，認為三峽工程淹沒農(nóng)田耕地太多，不是發(fā)電效益可以補償?shù)摹７矋{谷河流原不通航，支流兩岸又少田地，象大渡河龔咀那樣，可以攔河筑壩，利用水的落差發(fā)電。而長江三峽都是黃金水道上段，四條巨川排泄著侵蝕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進入峽谷。水庫蓄水后，卵石和泥沙堵塞重慶港，上延抬高水位，淹沒大量耕地。那里水源豐富，生活著1億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因此凡是這樣地貌，不可攔河筑壩，更不可修高壩，永遠不可修高壩。

　　第四，認為三峽水庫雖對長江中下游的防洪有幫助，但作用不大，而代價是使守堤防洪時間加長，可用電能減少。建議長江中下游防洪除應加強堤防外，必須在堤身內(nèi)建穴分流，常年送沙流向兩岸洼地，使其淤高，并疏浚江槽。建議在揚州開一分流道，近路出海，加陡坡降一倍，以刷深中游江槽，同時在下游束水攻沙補田畝。下游加多分流量，太湖區(qū)域全面疏浚，挖泥肥田；
洪水宜導出吳淞江及瀏河，勿入太浦以免淹上海市。

　　六、筆者對三峽工程的一些看法

　　對三峽工程的評價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任何復雜問題在一定的意義上都可以還原為簡單問題。我們通過上述對三峽的意義、工程的由來、決策的程序、觀點的交鋒、執(zhí)著的反對意見等相關方面十分繁瑣的考察，終于獲得初步認識。在此基礎上，筆者從方外人的角度，提出如下一些看法供關注三峽工程的讀者參考：

　　修建三峽工程付出的代價之大是難以估量的，是世界同類工程絕無僅有的。付出這樣大的代價除非有非建不可、絕對沒有商量余地的理由，但遺憾的是，上馬三峽工程所有的理由包括合成的理由都不具有這種性質(zhì)。修建三峽工程付出的代價是：萬里長江的絕美之段—－世界獨一無二的神奇大峽谷、舊石器以來人類發(fā)展軌跡薈萃之地、歷代人文遺存集大成寶庫、眾多珍稀生物物種聚集繁衍王國的消失，十幾座城鎮(zhèn)興師動眾之遷建，百萬移民無法告別又不得不告別故土的搬離，實際影響所及有幾百萬人口（單指移民），這里每一項代價都難以用經(jīng)濟價值衡量，何況將所有這些代價匯總在一起。問題是，這樣巨大的代價是否必須付出？必須付出意味著舍此別無選擇，不然就得付出更大、更慘重的代價。但從上三峽工程的理由看，都不具備這種特點。上三峽工程首要目標是試圖從根本上解決中下游的防洪問題。但如前所述，對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存在很大的爭議，而認為該工程解決不了中下游防洪問題的觀點從歷史考察和邏輯論證上看明顯更占上風。至少，防治中下游洪澇有多種選擇，不一定非上三峽工程。修建三峽工程的另一重要目標是發(fā)電，而提供同樣規(guī)模電能的途徑很多，歐洲一些國家的經(jīng)驗表明，風能、太陽能發(fā)電的開發(fā)潛力很大，這是真正的清潔能源。美國近年的經(jīng)驗表明，通過技術更新，燃煤發(fā)電既可使排放大幅降低，達到環(huán)保標準，又可獲得很好的經(jīng)濟效益。至少在上游支流建電站就能實現(xiàn)同樣目標，投資上則要節(jié)約得多。便利航運是又一重要目標，“高峽出平湖”固然會促進水運，但在交通運輸高度發(fā)達的今天，長江航運的重要性已大為下降，可替代的途徑更多。況且從目前看，大壩船閘已對航運構成嚴重制約，加上污染日重，黃金水道的前途堪憂。至于灌溉，多雨的長江流域灌溉并不顯迫切，耕地缺乏卻是這一地區(qū)的要害問題，促進灌溉的效益未必抵得上三峽水庫淹沒大片珍貴農(nóng)田的損失。那么，話說回來，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只有一個理由能夠擔當?shù)闷穑耗蔷褪遣唤ㄈ龒{大壩，就不能保障中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億萬生靈就會遭到滅頂之災。然而，這畢竟是虛擬的，得不到邏輯上和實證方面的有力支持。相反的說法卻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假如三峽大壩出現(xiàn)毀塌和遭到出其不意的大破壞，中下游的億萬生靈就會陷入滅頂之災（1975年河南駐馬店板橋、石漫灘等水庫漫頂垮壩，使100萬農(nóng)田受到毀滅性災害，倒塌房屋596萬間，1160萬人受災，超過2.6萬人死亡。遭災5天后，尚有200萬人泡在水中；
遭災11天后，尚有44.8萬人泡在水中）[35]。

　　泥沙淤積、庫區(qū)污染、巖體滑坡等后遺隱患對三峽水庫命運構成的威脅是嚴重的。這里只要有一項威脅成為現(xiàn)實，就具有致命的性質(zhì)。冒這樣巨大的隱性風險除非面臨更大、更現(xiàn)實、更迫切的風險而別無選擇，但事實上，此種風險并不存在。從目前情況看，不管對三峽工程的認識有何不同，人們對三峽竣工后存在的隱患并沒有太大的爭議，區(qū)別只在于對隱患后果的評估和可控性的認知有所區(qū)別而已。問題在于，三峽工程的后遺性隱患不是一種而是多種，其中只要一種隱患變成現(xiàn)實并超出可控范圍，水庫就很難運行下去。如由于泥沙淤積和卵石沉淀，庫尾上翹威脅重慶安全，河槽淤高重起造床運動導致上游洪水泛濫，三峽水庫就難以按原計劃運行下去；
如由于水流自凈能力大大下降和污染源的迅速增加，治污速度趕不上污染的擴張速度，造成一潭臭水，三峽水庫也就難以按原計劃運行下去；
再如，由于庫水漲落循環(huán)等原因誘發(fā)嚴重的巖體滑坡，形成庫中庫，三峽水庫也難以按原計劃運行下去；
還如，由于河道淤積，支流多段蓄水，加劇枯水甚至出現(xiàn)斷流不能通航，三峽水庫也難以按計劃運行下去；
如果由于超出防震設計的大地震驟臨和其他難以預料的原因出現(xiàn)大壩坍塌潰庫事件，三峽水庫就不僅是不能運行下去而是會帶給下游帶來滅頂之災的問題了。所有這些后遺風險都不是無稽之談，這樣的風險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可以冒，那就是如果不修三峽水庫，洪災總有一天會奪去下游千百萬人的生命。但如前所述，這種假設不但在現(xiàn)實中不存在，理論上也不可能。

　　對三峽工程的由來背景梳理一遍就會發(fā)現(xiàn)，幾代領導人的傾向性意見實際上成為該工程上馬的前提。然而，領導人的意見并不代表科學，尤其像三峽水庫這樣巨大而復雜、科學性很強而涉及領域很廣的超級水事工程，政治領導人很難在短時間內(nèi)把握其玄機深理。在這種情況下，將領導人的意見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jù)，就可能鑄下大錯。從前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多代領導人的意見對三峽工程的上馬起了十分重要的導向作用。如孫中山當年提出的“改良上游一段”、“以水閘堰其水”、“改善航道”、“壅流發(fā)電”的設想，就被作為三峽工程上馬的第一個權威依據(jù)。但正像前面已指出的那樣，中山先生的那些話并未明確指在三峽一段搞水庫，退一步說，即使是指三峽段，也僅是上世紀初期一個革命領袖的頭腦中萌發(fā)的設想而已，可以說構思宏偉，但很難說言之切鑿，更談不上有科學根據(jù)了。同樣，毛澤東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提議在三峽“總口子卡起來”以及幾年后他抒發(fā)的“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豪情意境，也只能看作“偉大領袖”的宏大構想和興之所致，但事實上卻被當作上馬三峽工程的“最高指示”看待了，甚至毛澤東本人后來對三峽工程顧慮叢生時，當年的意見和詞情還一直當作“最高指示”來引用。鄧小平在1985年聽取國務院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匯報后，就何時上馬、大壩高程、移民問題的現(xiàn)場性、即時性的指示，對三峽工程更發(fā)揮了拍板作用，因此，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的組長李鵬稱為“決定三峽工程命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領導人的傾向性、即時性意見在中國的決策體系中份量很重。但像三峽工程這樣的科學性、技術型、專業(yè)性、復雜性很強的水利項目，缺乏這方面訓練和知識的政治領導人很難在短時間內(nèi)洞悉機理，做出正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將領導人帶有個人傾向性、即時性的意見當作重大工程決策的依據(jù)和前提，是有�？茖W和常識的行為，也是很危險的。當年修建黃河三門峽工程時，就是領導先定了然后才組織專家論證，提交人大通過。修建長江三峽工程又是領導人先拍板在前，組織專家論證和人大表決在后。三門峽水庫造成的禍患已是“名滿天下”，誰又能保證三峽工程平安無事？

　　對于修建三峽水庫這樣巨大復雜、史無前例的水事工程來說，組織專家論證是絕對必要的，但走樣的專家論證卻是要不得的；
同樣，由人大代表討論表決也是必要的，但非開放的、沒有充分討論的表決卻是要不得的。改革開放前，對三峽工程的論證意義不大，正式的、大規(guī)模的、對工程上馬具有重要意義的是1986年到1988年由412位專家參加、長達三年的論證。如前所述，這次論證雖然被公開稱為體現(xiàn)“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范例”，但由于論證領導小組、專業(yè)組負責人、參與論證專家的組成結構，保證了贊成派是多數(shù)，加之論證方式和簽字方式也有利于工程上馬，持不同意見和反對意見的專家未邀參加，使論證結果的中立性、可信性、科學性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變成像李銳批評的“自我論證”和溫善章批評的“自己發(fā)揮能量創(chuàng)造一個多數(shù)派”的論證。說得客氣一點是串味論證，說得不客氣點是偽論證。提交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三峽工程議案則是在會前媒體宣傳一邊倒，會上提交審議的材料一邊倒，搞封閉審議，沒有大會討論和辯論，禁止代表在大會上提出動議，沒有三峽庫區(qū)移民的代表，大多數(shù)代表對三峽工程缺乏調(diào)查和了解的情況下通過的，民主性、公開性很不夠，真正的合法性也就大打折扣。從一定角度說，不客觀、不中立的“科學論證”還不如不論證，不民主、不開放的代表審議還不如不審議，尤其對三峽工程這樣特別復雜、特別巨大、特別專業(yè)、具有特別影響的水事工程來說更是如此。問題是，如果三峽工程一旦出了事，當年簽字的專家和投贊成票的代表們能擔起這個責任嗎？他們又會作何感想呢？

　　被毛澤東譏為“腦后長著反骨”的黃萬里教授的悲劇人生也是中國水利界的悲劇，擴展一點說是民族和國家、科學與民主的悲劇。他作為水利界少有的目光遠大、知識精博的奇才，不是以積極參與水利工程建設聞名，竟是以執(zhí)著反對某些水利工程聞名，豈非咄咄怪事。而他執(zhí)著反對的兩大水利工程并沒有因他的反對而停建。就反對而言，他是失敗者；
就堅守道義和追求科學而言，他是勝利者。從學歷、資歷和水平看，黃萬里無疑是中國水利界的佼佼者，是水利界為數(shù)不多的不僅具備水利工程知識，而且通曉氣象、地質(zhì)、水文及工程經(jīng)濟學，能熟練運用數(shù)學和力學，將水利工程知識、數(shù)學方法、工程經(jīng)濟學、自然地理學集于一身的大學者，這樣一個杰出的學者卻在長達幾十年內(nèi)基本處于廢放的狀態(tài)，既不能出教又被排除在水利界的業(yè)務圈之外，其學術、專業(yè)和知識也只能隨時湮滅，這是多大的浪費��！而廢放的原因就是由于他堅守了學者的良知、節(jié)操，說了應該說的話，堅持了應該堅持的原則。他一生專注于江河治理的“國之大事”，彌留之際仍念念于茲，手書“治江”遺囑而不及家事，可謂“為水而生，為水而死”，卻又在“郁郁乎不得其志”中終老后半生。從另一角度看，他的后半生又光彩閃爍，甚至可以說名震遐邇，就是因為他反對建黃河三門峽大壩和長江三峽高壩——不是以建壩出名，而是以反對建壩出名；
不是以建設者出名，而是以反對建設出名；
不是以偶爾提出不同意見出名，而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執(zhí)著反對而出名。這是幸乎？還是不幸？從表面看，他的反對并沒有奏效，沒有人愿意理睬他，更不用說回應和對話了——他的反對猶如曠野中的吶喊，棉花上的拳頭。但從深層看，他的反對驚醒了一批人，提供了一種新的尺度，啟發(fā)人們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治水問題，審視江河大壩的利與弊。更難能可貴的是：這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自由聲音，維護道義的勇敢行動，追求真理的本能之舉，縱然是堂•吉訶德和風車作戰(zhàn)，卻從此打破了水庫高于一切、大壩就是大利的極端思維。

　　治水思維是治國思維的重要體現(xiàn)，工程治水是工程治國的一個方面。上史無前例的工程，干天下第一的項目，辦震動世界的水利，新中國成立以來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四個字：好大喜功。就本質(zhì)而言，修建三峽工程的思維和秦始皇修建萬里長城的思維沒有多大區(qū)分。從中國歷史看，由于專制制度使然，歷代皇帝大多信奉“唯以一人治天下，便以天下奉一人”的絕對統(tǒng)治理念，將滿足一己之欲、役使天下臣民視為當然。因而帝王中好大喜功、驕縱奢侈者居多。這種好大喜功、驕縱奢侈既可表現(xiàn)為傾其國力、窮兵黷武，也可表現(xiàn)為輕用民力、大興土木。像秦始皇修萬里長城、建阿房宮，隋煬帝三征高麗、開挖南北大運河，就都是好大喜功、驕縱奢侈的表現(xiàn)。新中國成立后，一方面在歷史教科書中批判了古代統(tǒng)治者的做法；
另一方面在傳統(tǒng)、風氣和體制影響下，以新的名義發(fā)展了新的好大喜功。一個重要表現(xiàn)就是喜歡搞前所未有的工程，上舉世無雙的項目，實現(xiàn)一勞永逸的大目標。其中又以水利工程為最。如建設三門峽水利樞紐的目標就是要一勞永逸地解決幾千年為害的黃河問題，實現(xiàn)黃河清。治淮工程的目標也是要根治淮河。但后來的運行實踐卻相距甚遠，甚至是大相徑庭。特別是三門峽工程，使上游陜西省和幾十萬移民付出了沉重代價。上長江三峽工程的著眼點也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中下游的洪澇災害，為此不惜遷徙百萬移民。這和兩千多年前秦始皇希望用萬里長城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南侵問題、不惜征發(fā)天下民伕的思維有異曲同工之妙。秦始皇的希望落空了，三峽工程能達到目的嗎？

　　對中華民族來說，江河水系是立國的基礎。尤其是黃河和長江，關系著全中國一半以上人口的生存狀態(tài)，是養(yǎng)育民族的母親河，在河域生態(tài)已十分脆弱的情況下，需要倍加愛惜、呵護和保養(yǎng)，除非有不容置疑的壓倒性理由，對河流傷筋動骨的改造工程還是以不上為好，不然就可能招致難以救贖的報復。中國大地上分布的江河水系是哺育中華民族成長壯大的乳汁，是民族血液和生命之源，是幾千年來立國的基礎。特別是黃河和長江，一北一南，猶如兩條巨龍，橫亙大地，奔騰萬里，流域覆蓋大半個中國，從文明開端直到現(xiàn)在，養(yǎng)育了難以計數(shù)的中華兒女，至今仍哺育著中國一半以上的人口，所以被稱為母親河。當然，黃河和長江也給民族帶來過水患，特別是黃河，曾多少次使中下游百姓蒙受洪災，所以治黃歷來是國之大事。但把黃河所有的水患加起來，也恐怕不及其利的10%。單是泥沙沖擊形成的黃淮海平原，就達25萬平方公里。而建國以來治理江河特別是治黃陷入的誤區(qū)是：僅看到泥沙之害，未看到泥沙之利；
僅看到洪澇小患，未看到河流大利；
僅看到工程控制暫時之利，未看到工程阻梗長遠之害。因而治理江河必談工程，談工程必涉及大控制工程。但工程越大，就越會對江河生態(tài)造成傷筋動骨的改變。而現(xiàn)在包括長江和黃河在內(nèi)的江河水系生態(tài)已十分脆弱，需要特別的保護、愛惜、培育、調(diào)養(yǎng)和改善。這就要求必須以慎之又慎的心態(tài)對待在江河身上施加工程性手術，特別是特大型的控制性工程。一方面，由于科技和認識的局限性，人類對江河水系這樣復雜的自然系統(tǒng)的深層運作機理還不甚明了，難以把握工程措施對江河原生態(tài)的實質(zhì)性影響；
另一方面，已有的實踐顯示，愈是大的控制性工程，對江河自然態(tài)貌愈容易造成大的改變，這種改變無疑會破壞固有的自然秩序和平衡，這是已經(jīng)十分脆弱的江河生態(tài)環(huán)境難以承受的。從短期看會產(chǎn)生一定效益，從長期看必然招致重大的自然性報復（以莫高窟聞名的敦煌，近年出現(xiàn)嚴重的生態(tài)危機，就和上世紀七十年代修建的3座水庫有很大關系：雙塔水庫和昌馬水庫的建成，導致疏勒河400公里河段斷流，黨河水庫導致黨河斷流，從此敦煌的地下水得不到有效補充，環(huán)境由此惡化，沙漠肆虐）。因此，除非有不容置疑的水事危機需要應對，否則大型控制工程還是以不上為明智。

　　在治水和水利建設方面，我們既需要借鑒國外經(jīng)驗，了解西方發(fā)達國家最新的治水動態(tài)和先進做法；
也需要借鑒古代經(jīng)驗，不少事實表明，在治水特別是江河開發(fā)和治理問題上，我們并不比古人聰明，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思維遠比古人膚淺。西方國家經(jīng)歷了近百年的建水壩歷史后，在對其利弊深刻反思的基礎上，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已自覺地由依靠建壩控制河流向尊重和適應河流自然運行方式轉(zhuǎn)變。在法國、挪威、瑞典等國，自由河流都被立法保護，免受大壩破壞。在美國，已于1994年宣布放棄以建水庫作為水資源開發(fā)模式的政策，工作重點轉(zhuǎn)向水資源管理與環(huán)境恢復方面。全美已有1.6萬里的河段被聯(lián)邦法律保護，許多河流得到州一級的立法保護。并掀起一場不大不小的廢壩運動，到1997年，全國已拆除500多座河壩。針對科羅拉多河格倫峽谷大壩使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受嚴重破壞的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民間環(huán)保組織提出廢棄大壩、還科羅拉多河徹底自由的建議。不管采取何種補救措施，在格倫峽谷大壩上吃了大虧的美國人終于認識到：由于河流系統(tǒng)的復雜性，人類活動造成的后果是難以預測的；
像格倫峽谷大壩這樣的工程不能再建了；
今后對河流要進行適應性的管理和治理[36]。這些來自發(fā)達國家的新的治河觀念、動態(tài)和做法，無疑值得認真借鑒。同時，我們還需要虛心借鑒中國古代治水理河的經(jīng)驗和方法。大量事實說明，由于江河治理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老祖宗在這方面不僅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jīng)驗，而且在思維深度和方式上遠比今人有高明之處。以世界上現(xiàn)存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中外治水史上的豐碑——戰(zhàn)國時期秦蜀守李冰父子所建的都江堰為例，整個工程設計的靈魂只有兩個字：疏導。無壩引水、自流灌溉是其最大特色。工程布局之合理、結構配合之精巧、引水分洪排沙功能發(fā)揮之充分、工程學和生態(tài)水文學結合之緊密、對自然疏導思想貫穿之徹底，堪稱典范。因此被譽為“設計最科學”的大型水利生態(tài)工程。體現(xiàn)了中國古人在治水思維上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面對這種高度和深度，幾十年來我們培養(yǎng)了那么多水利專家，搞了那么多水利工程，哪一個敢于叫板？說的再挖苦一點，在這樣的古代杰作面前，我們這些后代不肖子孫根本就沒有品評的資格，只有學習、學習、再學習的份兒。

　　多年來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這樣一種相互依存、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江河開發(fā)模式：主管部門力主上大水庫，上了大水庫又需配套小水庫，承攬了這個工程就需追逐與之關聯(lián)或不甚關聯(lián)的下一個工程。這既成為中國江河水庫修建的規(guī)律，也成為承建主體不斷追逐開發(fā)對象的規(guī)律。但這樣一來，一個水庫的存在就成了另一些水庫必須上馬的理由，水利開發(fā)公司的存在成了江河必須被開發(fā)的理由，按照如此的邏輯運行下去，中國的河流非被水庫圈完不可。如前所述，當初力主上三峽工程的部門是原水電部。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水電部的反復爭取和精心籌劃，三峽工程即使上馬也不能那么早。及至三峽樞紐提上開工日程，為了保證工程的組織和實施符合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國務院成立了長江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作為部級經(jīng)濟實體承擔工程建設、資金籌措、建成還貸及以后的管理運行。后來為給三峽工程配套，又決定在長江上游興建溪洛渡等四座梯級電站，建三峽地下電站和電源電站，這些電站的承建者仍然是長江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2005年1月18日，國家環(huán)�？偩中�布停建30個違規(guī)建設項目，其中就有溪洛渡電站[37]。但到2005年12月26日，又宣布溪洛渡電站正式開工。除長江三峽工程開發(fā)總公司外，當然還有其他許多水電工程開發(fā)公司，他們都需要以各種理由尋找開發(fā)對象，企業(yè)無止境的開發(fā)沖動和一些地方、部門追求水電利益的要求一拍即合，于是就演出一幕幕的“跑馬圈水”劇。甚至圈到世界文化遺產(chǎn)都江堰的鼻尖下：有開發(fā)單位竟然要在魚嘴上游1310米處修建一座大壩——楊柳湖水庫，作為另一座水庫——距魚嘴6公里的紫坪鋪工程（該工程2001年上馬）的配套工程。后經(jīng)多方反對暫時作罷，主辦者還振振有詞地說，沒有楊柳湖水庫的配套作用，紫坪鋪工程的綜合效益不能有效發(fā)揮，每年將虧損5000萬元人民幣[38]。這就是開發(fā)者的邏輯：我上了紫坪鋪，你就得讓我上楊柳湖，不然經(jīng)濟損失咋辦？許多水庫就是按照這種釣魚邏輯上馬的。而支撐這種邏輯的就是開發(fā)集團以及與之關聯(lián)的其他集團不斷強化的利益。久而久之，原來為了公眾利益的河流治理就演變成為了集團利益的工程開發(fā)，原來服務于水利事業(yè)的建設者就轉(zhuǎn)而成了水利經(jīng)濟開發(fā)的主導者，原來一條條自由奔騰的河流就變成一只只乖乖待宰的羔羊。跑馬圈水的局面就是這樣形成的（水電開發(fā)商尋利沖動和攻關能力簡直是不可遏止的。這一點從怒江水電開發(fā)計劃的反反覆覆中就可看出一端。參見《怒江水電開發(fā)“大調(diào)整”方案為何如此神秘》，2006年6月21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據(jù)報道：西部有的省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壩電站幾千個，國內(nèi)幾大發(fā)電集團手持上千億元的資金紛至西部興建水電工程，有報稱爭奪的激烈已到了“最后一公里”的境地[39]。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隨著時間的推移，三峽工程的得失利弊將會被世人看得更清楚。但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三峽工程，南水北調(diào)工程難道就不需要反思嗎？需要反思的也不僅僅是幾座大型水事工程，而是建國以來整個的治水活動、治水方略和治水思維。極而言之，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治水問題，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全部的建國治國實踐及其思維方式。實話實說，為研究三峽工程，筆者搜集有關資料就用了3年多的時間，整理、閱讀、分析這些資料用了月余時間，寫作和修改這篇長文則斷斷續(xù)續(xù)用了半年多時間。這里所謂的時間，當然都是本職工作之外十分有限的業(yè)余時間。因為筆者也需要吃飯，而研究此類問題不但不會有人供飯吃，也難以找到發(fā)表的地方。然筆者還是殫精竭慮地寫了出來，所謂略表寸心而已。但我堅信，包括這篇文章在內(nèi)的對三峽工程的反思雖然于事無補，但于世有益，至少無害。我也毫不懷疑，隨著時光的流逝，國人對三峽工程及類似工程的成敗得失會有更清晰、更全面、更透徹的認識和評價。即使放在今天，在強調(diào)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和人與自然和諧發(fā)展的氛圍下，受萬眾矚目的三峽工程能否上馬便難說了。別的不論，那么復雜的環(huán)境評估就恐怕很難通過，一百多萬的超級移民也和以人為本的原則明顯不符。

　　通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治水活動，可主要歸結為“一截二掘”。一截就是通過大大小小的水庫將大大小小的河流截斷把水圈起來；
二掘就是通過大打地下井取水。大修水庫和大打水井的確帶來很大的發(fā)電、用水效益及便利，其功績不能抹煞。但由于無限制的濫用這種治水方式，加上濫墾濫伐濫牧問題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影響，對水生環(huán)境有相當程度的改變和傷害。不但打破了自然水循環(huán)系統(tǒng)的平衡，在一定意義上也造成了水運行秩序的紊亂，成為地下漏斗、河流干枯、湖泊消失、沙漠化加劇、洪水泛濫等水危機和環(huán)境危機的主要原因。無節(jié)制用水、無限制截水、無止盡掘水的本質(zhì)就是把水當作人的奴隸來控制、來役使、來摧殘，使其服服貼貼的為人們服務。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結果必然遭到水的強烈反抗。近年綜合水危機和環(huán)境危機的出現(xiàn)正是這種強烈反抗的表現(xiàn)。所以必須從根本上走出這種用水和治水的誤區(qū)，從奴役水、濫用水、控制水、改造水的用水治水方式向尊重水、節(jié)約水、疏導水、順適水的用水治水方式轉(zhuǎn)變。須知，水不僅是農(nóng)業(yè)的命脈，立國的基礎，也是人類生存的基礎，生命的本原，環(huán)境的根本。用水，豈可不惜哉，治水，豈可不慎哉！水事，國之大事，民命國命所系也！治水的方式折射著治國的方式，治水的思路反映了治國的思路，治水的體制也就是治國的體制。奴役水、控制水、濫用水的治水方式實際上是行政指令型體制下奴役資源、控制資源、濫用資源的治國方式在水事領域的反映。伴隨從行政指令型體制向民主市場型體制的轉(zhuǎn)變，治國方式也要由奴役控制型向激勵引導型轉(zhuǎn)變，使整個社會像浪浪互推、水水相依、江湖聯(lián)通、奔涌不止的大自然水系，生生不息，活力無窮。

　　二○○六年七月十三日

　　注釋：

　　一、引文及資料出處

　　1、引自酈道元的《水經(jīng)注》

　　2、引自《文化苦旅》45頁，余秋雨著，東方出版中心，1992年3月第一版

　　3、參見《神思云陽：痛并震驚著》，記者曾民，2002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4、參見《驀回首，已是千年身》，記者南香紅，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5、見《三峽前日斷流 高峽將出平湖》，傅淞巖，2003年4月11日《沈陽日報》

　　6、參見《三峽搶救古跡與時間賽跑》，2003年5月6日《參考消息》

　　7、參見4

　　8、參見3

　　9、參見4

　　10、見《大魚之死》，記者南香紅，2005年4月14日《南方周末》

　　11、見《待到桃花盛開時，再見桃花魚》，柴壽宇，2003年7月13日《沈陽日報》

　　12、見《三峽工程：一項偉大的生態(tài)環(huán)保工程》，楊曉路、施勇峰，2002年11月11日《遼寧日報》

　　13、見《三峽，無法告別》，記者南香紅，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14、引自3

　　15、轉(zhuǎn)引自《三峽工程大事記》，紀哲，2005年9月5日《經(jīng)濟日報》

　　16、見《〈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前言 披露興建三峽工程細節(jié)》，2003年8月16日《沈陽日報》；
《在實踐中認識三峽工程》陸佑楣，《燕園評論》網(wǎng)站

　　17、引自15

　　18、見《直言》，166頁，李銳著，今日中國出版社

　　19、《〈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前言 披露興建三峽工程細節(jié)》，2003.8.16《沈陽日報》

　　20、引自《直言》，193頁，李銳著；
以上一段資料均出自《直言》

　　21、見19

　　22、見19

　　23、引自《三峽工程定案后答記者問》，載于《直言》，李銳著，以上資料參見該文

　　24、引自《三峽工程定案后答記者問》，載于《直言》，李銳著，以上資料參見該文

　　25、以上資料參見24

　　26、轉(zhuǎn)引自《興建長江三峽工程關鍵性的表決》，載于《政治采訪內(nèi)幕》一書，劉振敏著，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6月1版，以上資料見該書

　　27、見《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2002年9月23日《經(jīng)濟日報》

　　28、引自《渭河人被改變的生活》，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29、引自《云陽：華服下的新生》，記者吳晨光，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30、引自24

　　31、參見《黃萬里教授抱憾辭世中國再無人反對三峽工程》，戴睛，北大燕南網(wǎng)站；
《三門峽工程 半個世紀成敗得失》，記者李文凱，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32、引自《三門峽工程 半個世紀成敗得失》，記者李文凱，2003年11月27日《南方周末》

　　33、轉(zhuǎn)引自24

　　34、轉(zhuǎn)引自24

　　35、見《1975年駐馬店水庫潰壩事件》，錢鋼，2005年8月25日《南方周末》

　　36、參見《“跑馬圈水”密集修建水電工程的爭議》，記者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不廢江河萬古流—2002年水庫的故事》，記者劉陽，2003年《南風窗》2期；
《格倫峽谷大壩的故事》、《美國的廢壩運動》，記者李虎軍，2002年12月19日《南方周末》

　　37、見《長江上再建兩個三峽工程的建設計劃啟動》，2004年2月10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環(huán)保新力量登場的臺前幕后》，記者鄧謹，200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38、見《大壩，離都江堰1310米》，記者萬靜波、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39、見《“跑馬圈水”密集修建水電工程的爭議》，記者曹勇等，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二、重要參考資訊

　　1、《在實踐中認識三峽工程》，陸佑楣，北大燕園評論網(wǎng)站

　　2、《涪陵：老城的最后容顏》，記者南香紅，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3、《豐都殤》、《豐都老街的憂傷》，記者南香江；
《忠縣石寶寨：危樓孤島兩相依》、《萬州：曾是萬商云集地》，記者曾民；
《巴人重鬼、蜀人重仙與楚人重巫》，譚繼和。2002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4、《云陽：千年繁華夢依稀》、《老城•巷子•孩子》，記者曾民；
《詩城絕唱》、《詩城的死亡或重生》、《焦慮白帝城》、《奉節(jié)人家：最后的中秋》，記者陳海；
《三峽的戰(zhàn)爭》，葛劍雄。2002年10月31日《南方周末》

　　5、《透視三峽工程資金》、《新聞：再論三峽工程焦點》，何文，2002年9月13日《遼沈晚報》

　　6、《為了三峽大壩不留隱患》，趙世龍，2002年3期（上）《南風窗》

　　7、《長江上游出現(xiàn)罕見特枯水位》，蔡敏，2003年2月21日《遼寧日報》

　　8、《我們的三峽 我們的命運——一個移民城市的現(xiàn)實與未來》，記者孫亞菲

　　9、《警惕長江成為第二條黃河》，王友忠，2003年6月19日《南方周末》

　　10、《大壩，離都江堰1310米》，記者萬靜波、曹勇等；
《警惕“釣魚工程”——訪國家環(huán)�？偩直O(jiān)督司司長牟廣豐》，中央電視臺《經(jīng)濟半小時》記者壽蓓蓓。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11、《楚人憂江》，符號，2003年9月3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重慶：水土流失是頭號環(huán)境問題》，記者童辰、王小妝，2004年9月14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12、《以三門峽水庫為鏡鑒》，丁冬陽，2003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3、《“詩城”涅槃》，記者張立，2004年3月11日《南方周末》

　　14、《“電擊”仁宗�！�，記者萬靜波、曹勇，2003年8月14日《南方周末》；
《國際飲水標準二十年未變 專家聯(lián)名上書宜盡早修訂》，記者李虎軍，2005年3月31日《南方周末》

　　15、《環(huán)保風暴包圍溪洛渡》，記者栗源，200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16、《缺水危機逼近長江26城》，蔣玉森，轉(zhuǎn)自《南方都市報》，2003年5月3日《北京青年報》；
《長江生態(tài)為萬元清蒸刀魚埋單》，2005年5月12日《時代商報》

　　17、《長江水神——白鰭豚》，江永晨，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

　　18、《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開工》，記者周斌，2005年12月27日《經(jīng)濟日報》

　　19、《被冷落的水危機》，記者李虎軍，2003年4月3日《南方周末》

　　20、《美國：燃煤發(fā)電再度走紅》，記者李正信，2004年4月15日《經(jīng)濟日報》

　　21、《虹影：回到三峽找自己的前身》，記者夏榆，2003年3月20日《南方周末》

　　22、《長江三峽 導流明渠截流成功》，熊金超 劉紫凌，2002年11月8日《遼寧日報》

　　23、《朝陽產(chǎn)業(yè)：向大海要淡水》，李雅民，2003年7月27日《沈陽日報》

　　24、《水庫控制線下違規(guī)建房 萬州三峽移民面臨困境》，記者吳傳震等，2004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25、《<我不希望三峽工程留下隱患>獨家采訪三峽樞紐工程驗收組副組長、專家組組長潘家錚》，記者李虎軍；
《文人老趙：一個人的博物館》，記者曹勇；
《水工歐昌祥：精確記錄水位 模糊記錄生活》，記者江華。見2003年6月5日《南方周末》

　　26、《今年為何總缺電？》，記者單繼林，2003年11月27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27、《要有人為“重回計劃用電時期”道歉》，岳建國，2004年6月17日《沈陽今報》

　　28、《三峽水環(huán)境可以掌控——專訪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前環(huán)保局局長張紹志》，記者童辰等，2005年3月11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29、《<南風窗>刊文披露：長江三峽庫區(qū)污染隱憂》，2004年5月21日《報刊文摘》

　　30、《“最后”的長江漁民》、《小集成垸的前世今生》，記者張立，2003年7月31日《南方周末》

　　31、《長江三峽工程九年鏖戰(zhàn) 蓄水發(fā)電航運明年實現(xiàn)》，記者華鐘林等，2002年9月23日《經(jīng)濟日報》

　　32、《長江三峽工程 世界矚目的偉大工程》，記者華鐘林等，2005年9月5日《經(jīng)濟日報》

　　33、《“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聚焦三峽工程》，記者劉彥臣，2002年11月12日《市場報》

　　34、《虎跳峽緊急 世界最壯麗的自然景觀之一可能因修大壩而消失》，記者劉鑒強、成功；
《讓移民維權更加理性——專訪“綠色流域”主任于曉剛博士》，記者劉鑒強。2004年9月29日《南方周末》

　　35、《坎兒井在一節(jié)節(jié)消失》，記者金煒，2002年7月3日《中華工商時報》

　　36、《全球變暖 導致黃河上游枯水危機？》，記者徐彬，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

　　37、《5月25日——5月28日 我親見三峽水漲》，本報記者江華，《三峽晚報》記者馬莉，2003年5月29日《南方周末》

　　38、《歸州歸去》、《秭歸：歸去來兮》，記者黃廣朋；
《新巫山：一個孩子的誕生》、《大寧河：一條沒有航標的河流》、《大昌：一位1700歲老人的秋季》，記者江華。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39、《拉閘限電范圍擴大 電力短缺成掣肘》，2003年7月29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40、《三峽工程導流明渠截流合龍 李鵬發(fā)表講話》，記者施勇峰等，2002年11月7日《經(jīng)濟日報》

　　41、《三峽導流明渠截流 壩遏飛舟》、《三峽工程大事記》，2002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42、《黃河濕地“失”了多少？》，記者李玉春等，2004年4月16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43、《遼寧決意再造臥龍湖濕地》，記者孫澤鋒，2003年9月17日《遼沈晚報》

　　44、《黃河“水荒”之惑》上，記者王海坤，2003年11月10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45、《盤錦：濕地消逝》，記者孫亞菲，2004年3月4日《南方周末》

　　46、《電荒的體制原因》，余暉、周勤，2003年12月4日《南方周末》

　　47、《格里坪沒有森林》，記者江華，2003年7月3日《南方周末》

　　48、《夢圓盛世——寫在三峽工程蓄水之際》，記者王安等，2003年6月2日《沈陽日報》

　　49、《在“三個代表”指引下闊步前進》，中共重慶市委書記 黃鎮(zhèn)東、重慶市代市長 王鴻舉，2002年11月4日《經(jīng)濟日報》

　　50、《三門峽：50年后》，郭蓋，2005年12月1日《南方周末》

　　51、《治淮難，難在哪里？》，記者張立，2003年7月10日《南方周末》

　　52、《長江水系：“一統(tǒng)江湖”》，記者曹勇，2005年10月20日《南方周末》

　　53、《洪災過后：事關三峽的五個問題》，記者童辰，2004年9月16日《中國經(jīng)濟時報》

　　54、《三峽，別來無恙？》系列報道：《云陽：華服下的新生》，記者吳晨光；
《“三峽新城要找到自己的路”》，廖元和，采訪整理記者吳晨光等；
《三峽古物今安在》記者吳晨光；
《一條支流的“濃墨重彩”》，記者曹勇；
相關資料《鏈接》——根據(jù)近期新華社、《南風窗》相關報道摘編；
《175米誘惑三峽？》，記者劉鑒強。見2004年6月10日《南方周末》

　　55、《雄師鎖大江 再鑄新輝煌——寫在長江三峽導流明渠截流勝利合龍之際》，記者施勇峰等， 2002年23期《半月談》

　　56、《SOS！敦煌將成樓蘭第二？》，記者曹勇，2006年5月11日《南方周末》

　　57、《追尋三峽工程五大懸問》，記者謝登科 張建平，2006年5月24日《沈陽日報》

　　58、《兩份報告引起中央重視 “命運遷徙”備受各方關注》，記者趙蕾等，2006年6月1日《南方周末》

　　59、《三峽電會賣不掉嗎？》，記者朱雋，2006年6月12日《人民日報》

　　60、《怒江水電開發(fā)“大調(diào)整”方案為何如此神秘》，記者陳宏偉，2006年6月21日

　　61、《四川每年仍有3億噸泥沙入長江》，記者鄭德剛，2006年5月17日《人民日報》。據(jù)該報道：四川省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說，作為長江上游生態(tài)屏障的四川，目前已成為長江上游水土流失最嚴重的省份之一，全省水土流失面積達到15萬多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近1／3，占上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積的56％，全省每年土壤侵蝕量高達10億噸，占長江上游年土壤侵蝕總量的42％，每年流入長江干流的泥沙達3億噸。據(jù)介紹，近年來隨著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的實施，水電、公路、礦山及城市建設等各種開發(fā)建設項目造成的工程性水土流失呈發(fā)展態(tài)勢，并引發(fā)局部區(qū)域水質(zhì)污染、水源枯竭、水利工程淤塞垮塌和地質(zhì)災害頻繁等系列環(huán)境問題，水土流失、干旱缺水、洪澇災害和水環(huán)境惡化已經(jīng)成為四川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制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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