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臺灣有一些朋友說余英時先生出版了《朱熹的歷史世界》，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我也比較關注這本書，書里提到文化重建的問題，這個思路和我的比較一致。另外，在這本書中把他當年在《猶記風吹水上鱗》中表達的觀點，做了一個學術(shù)上的論證，做了一個正面的注釋。我認為，他的這些具體研究確實證明了他強調(diào)錢穆與牟宗三一系在儒學理解和學術(shù)進路上的歧異是有道理的、有意義的。從熊十力先生以來的新儒家將儒學哲學化、道學化，這在今天來看無論在學理上還是在現(xiàn)實意義上，偏頗都十分明顯了。所以，余英時的這個路子確確實實大有彰顯、宣傳的必要。

這里著重談余英時的近著與儒學研究新范式的問題。我覺得在這部作品里，他對新的儒學研究范式做了一個簡要的勾畫。所謂范式，按照科學的解釋，可以理解為在一定的時間內(nèi)，對研究的對象、方法以及基本的預設達成的共識，余先生的作品對我們一直在探索的新范式的成型，具有相當?shù)膯�發(fā)性和論證的意義。

　　第一，如何把握儒學的知識形態(tài)這樣一個前提性的問題，他提出來了。因為在這之前，或者說五四以來，在所謂現(xiàn)代學術(shù)體制建構(gòu)的過程中，儒學或經(jīng)學，幾乎是不加反思地被設定為哲學來學習、研究和評估。這是一種化約，將作為一種民族生活方式的文化化約為哲學；
然后，從馮友蘭等等到牟宗三，又將它從哲學化約為某一種哲學流派或哲學家，如新實在論和康德、黑格爾等等。雖然他們的初衷是想通過這一途徑為儒學的知識合法性作論證，但在這樣的取景器下，儒學的內(nèi)在性和完整性已一步步喪失殆盡了。儒學的精神如何體會？儒學與生活的連接如何重建？

　　新儒家?guī)椭�我們從正面接近傳統(tǒng)，我們當心存感念。但今天，在面對這樣的問題的時候，這一思考范式的缺陷卻必須正視面對并尋求超越之道。儒學到底是什么？除了把它當成哲學以外還有別的理解，如政治學、倫理學、宗教，實際上我覺得儒學是一個多元共生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它是統(tǒng)一于中國人的生活，與生活、生命直接相通。所以你排他性地說成宗教或者是哲學，在彰顯一部分的時候肯定遮蔽了很多東西，并且將它邏輯化、知識化。譬如把它當作哲學，實際上是按照西方來說的。西方有希臘的傳統(tǒng)和希伯來的傳統(tǒng)，理性、科學、人文、經(jīng)濟、信仰等東西發(fā)展得都很充分，而儒學是一身二任，既有理性的東西，又有很多信仰的東西，如果只見一面，看不到另一面，從信息的把握來說就不全面，自然不能達成對中國人生活世界的全面理解。在這樣一個并不完整的平臺去解讀傳統(tǒng)、去與西方文化比較對接，客觀公正的研究都談不上，就更不要說什么文化重建了。所以，全盤西化、西體中用什么的，直到現(xiàn)在還影響廣泛，而文化保守主義者自己也說不出個子丑寅卯，在現(xiàn)代性和全球化的沖擊下也拿不出什么有說服力的方案方法。儒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tài)的把握定位問題，余英時提出來了。他是反對把儒學作為哲學來解讀的，這些書是一個很大的論證，是比較有力的一個論證。事實上，論證儒學的合法性把孔子說成蘇格拉底、朱子說成康德是沒多少用的，應該有新的思路，應該從政治批判和建設、文化認同、身心安頓這些文化功能入手。

　　第二點，研究方法的問題。既然儒學不是一個純粹的知識系統(tǒng)，用余英時自己的話說，即使叫知識，也是屬于普特南說的所謂實踐性知識，它不僅是一種反映，也是一種表達和塑造。因此，對它的研究方法自然要有所不同。在這方面，錢穆先生的作品我覺得是很好的典范。他是從民族生命活動來理解古圣先賢的，用我的話說，是從文化乃是民族意志的表達和塑造這樣一種關系出發(fā)，從而將自己作為這一生命活動過程來作同情的理解。

　　余先生的這一文化意識不如錢先生來得純粹明澈——這里不說；
但這也使他更冷靜冷峻，按照章學誠“六經(jīng)皆史”的進路，經(jīng)史互發(fā)，在文本和語境的循環(huán)互動中尋求儒家到底說了些什么？為什么這樣說？我想強調(diào)，“因史見道”，就意味著道乃是一種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東西，從而為今天我們應該怎么做，打開了廣闊的理論空間。新范式，正是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最近我寫了幾篇論述“即用見體”的文章，也是這一進路。

　　第三點，連續(xù)性概念和主體性意識。我不止一次的強調(diào)，張光直重要的不是巫術(shù)型概念，而是連續(xù)性概念，因為它是真正有內(nèi)涵和解釋力的。中國文化在地域和族群上均保持著連續(xù)性，相應的則是社會發(fā)展是連續(xù)的。譬如，動物有一種血緣的組織，人也是一樣，從種族、氏族然后到宗族、家族；
而西方，在希臘就有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轉(zhuǎn)換。余英時用它來論證中西歷史文化的差異性，從而為擺脫西方中心論確立知識學基礎�！爸袊�文明體系獨以長期的持續(xù)性顯其特色”，“‘中國文化是一個源遠流長的獨特傳統(tǒng)’，終于會成為史學研究的基本預設之一”。大陸學界如李澤厚、陳來等都對巫術(shù)型興致盎然，而對連續(xù)性毫無感覺，我覺得這是受漢家學家如顧立雅等影響的結(jié)果――漢學家的興趣是西方中心論視域中的中西文化差異尋找�？鬃幼约好鞔_說出自己與巫史是“同途而殊歸者也”，你只關注“筮與數(shù)”的足跡，而無視于人家心中“德和義”的目標，那還叫文化研究么？還算得上“接著講”么？沒有人接著講的文化就是博物館文化就是化石文化。

　　主體性就不用多講了。我理解，一是要確立中國文化相對西方文化的主體性――它是和東方的歷史情景與民族生存活動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尊重其意義的內(nèi)在性和結(jié)構(gòu)的完整性；
二是要樹立自己對于中國文化和民族命運的責任感。在讀過《飛彈下的民主》那樣的文章之后，讀到這樣的書，我真有一種“復見君子”的驚喜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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