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提及兩位和崔健同一時代的搖滾女樂手的名字，估計沒什么人知道，她們是北京的楊靜和上海的徐鳳霞。假如我再提及兩位如今在歐洲前衛(wèi)和新音樂樂壇炙手可熱的中國民樂樂手的名字，估計國內(nèi)也沒什么人知道，她們是瑞士的楊靜和德國的徐鳳霞。
　　
　　與劉索拉相似，她們都是科班出身，都在1980年代后半期卷入流行音樂和搖滾樂浪潮，隨后出國留洋反而重返中國民族音樂之根，并由此出發(fā)自由瘋長，與西方形形色色的音樂交纏合抱，撐開一個又一個陌生而明亮的音樂空間。
　　楊靜和徐鳳霞也不像劉索拉已榮歸故里并被王朔過于慷慨地譽為大師，她們?nèi)匀婚L住歐洲，現(xiàn)在一旦回國，帶來的當然不會只是中國民樂。去年楊靜帶來了瑞士著名前衛(wèi)鼓手皮埃爾?法瓦（Pierre Favre），現(xiàn)在徐鳳霞則帶來德國自由爵士薩克斯大師彼得?布洛茨曼（Peter Brotzmann），6月23日，彼得?布洛茨曼和年輕鼓手米歇爾?威特穆勒轟炸上海證大現(xiàn)代藝術(shù)館。
　　徐鳳霞一個人作暖場，她是三弦出身，現(xiàn)主要玩古箏和人聲。雖然在吟哦 “枯藤老樹昏鴉”古詩時是傳統(tǒng)戲曲韻味，但有時更多純粹的人聲實驗，當然徐鳳霞人聲的特色尚不夠鮮明，須與古箏互添羽翼。盡管她并未與彼得?布洛茨曼合作，卻與歐洲自由爵士、新古典、前衛(wèi)音樂圈相交甚廣，其中最有名的是與自由爵士大師Peter Kowald和Gunda Gottschalk組成的“全球村”三重奏――其的命名已指明了音樂融合的方向。
　　楊靜情況相似，除了與皮埃爾?法瓦合作，她還與歐洲樂手組有好幾個不同爵士組合，并在日本領(lǐng)導(dǎo)一個包括日韓、蒙古等國民族樂手的亞洲音樂團體。楊靜也玩爵士標準曲，徐鳳霞則玩自由爵士，但更吸引人的是她們用琵琶和古箏與西方樂手相交而誕生的無法歸類定義的東西，比如楊靜與皮埃爾?法瓦2006年在Intakt廠牌的《Two in One》，便是無以名之的 “二合一新音樂”。
　　楊靜當年改玩過電吉他，徐鳳霞則是上海首支女子搖滾樂隊貝斯手甚至與張廣天合作過。她們顯然都不甘走她們老師和同學(xué)的老路，僅僅成為一個民樂演奏家，而西方流行音樂和搖滾樂給她們的刺激又是短暫的。早已從搖滾脫身的王勇，早在十幾年前就在自己的keep in touch酒吧，以古箏迎接來京參加爵士節(jié)的荷蘭前衛(wèi)鼓王漢?本寧克（Han Bennink）等人的自由挑戰(zhàn)。徐鳳霞將她在歐洲出版的自由爵士專輯用中文命名為《新旗幟》，標志著新一代中國民樂手的覺醒，所謂民族音樂的現(xiàn)代化絕不僅僅是演奏技巧的提高、樂器制作的改良，而是觀念意識的翻新，甚至無須強調(diào)民族本位――即不存在所謂“民樂現(xiàn)代化”的命題――而是打破界限，自由交流。皮埃爾?法瓦曾對楊靜說：“你我在一起，問題不在于有沒有話要說，而在于能不能一起說�！睏铎o則說：“并不存在‘你’，也不存在‘我’，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令楊靜和徐鳳霞從民樂學(xué)院傳統(tǒng)突圍的一大鑰匙是即興的能力。中國傳統(tǒng)民樂大師如吳景略、李祥霆等無不具有即興發(fā)揮的非凡本領(lǐng)（是的，與約翰?柯川或吉米?亨德里克斯其實殊途同歸），而新一代樂手面對的是遠為廣闊嘈雜的世界，他們必須與形形色色的音樂展開對話，而不再是獨對空谷幽蘭，即興也不再僅僅是即興獨奏的能力，而是如何與他人哪怕是陌生人自由交談的能力，“一起說話”的能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能力。已故前衛(wèi)吉他大師德里克?拜里（Derek Bailey）曾盛贊閔小芬技藝完美，但抱怨她不會即興，只能按照排練過的來演。中國第一個古琴研究生巫娜剛開始也不會即興，但后來與竇唯互為師生（她教竇古琴，竇教她即興）之后，漸已成為一個自由即興古琴家。
　　劉索拉回憶當年剛到紐約時，碰見一個老家伙對她說：“小姑娘，我會幫你的�！笨蓜⒐媚锊恢�此人，后來才知道是自由爵士教父奧涅?寇曼（Ornette Coleman）。當我難以置信地看到徐鳳霞把彼得?布洛茨曼帶到眼前，現(xiàn)場聆聽他難以置信的薩克斯機關(guān)槍掃射，不禁想劉索拉為什么不把奧涅?寇曼帶來。布洛茨曼66歲，而老寇曼77歲了。自由爵士誕生都40多年了，已經(jīng)開始老去，但與許多遠為古老的音樂一相逢，卻可能催生出勝卻人間無數(shù)的――新的聲音和新的震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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