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第二天，他告訴我們，他一夜沒睡 　　我不是法國人，我和中國人坐一輛車！ 　　昨天清晨，巴黎的朋友發(fā)來的電子郵件中附有可能是法國媒介有關德里達去世的文字。那是Marie-laure Delorme發(fā)表在《星期日報》上的一篇短文，題目是《德里達去世》。文章的第一段是這樣的：“我們能夠讀他，再讀他：他把我們的世界作為人來思考。雅克?德里達在星期五-星期六的夜間離世，享年74歲。德里達是當今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的著作被翻譯成50多種文字，這使他享譽世界，特別是在美國�！边@篇短文是這樣結束的：“德里達的語言獨具匠心，他把對一切消解之物的理解帶到了極致。他的風格沖破各種界限而獨成一家。問題就這樣提了出來：德里達的哲學風靡世界，處處被解釋，但它果真被理解了嗎？”
　　“德里達去世”，從這幾個字出現(xiàn)在電子郵件中起，就打破了我心中的所有希望。自去年得知德里達先生身染重疾，一直存有希望：希望能夠發(fā)生奇跡；希望他如最后給我的一封短信中所說的能夠一點一點地好起來；希望他能夠看到他的著作有更多的中譯本出版；希望在不久的將來，還能夠看見他在公眾面前出現(xiàn)，發(fā)表演講……所有的希望都被這幾個字無情地擊碎了。這位出生于阿爾及利亞，有著猶太血統(tǒng)，18歲才回到法國、從巴黎高師走出來的思想家，曾經享譽世界，備受殊榮，而又歷經誤解和責難，他給后人留下了洋洋幾十卷鴻篇論著，也把他的思考，他的獨特魅力留給這個他熱愛、擔心和眷戀的世界。
　　我想說，德里達的獨特魅力，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他的思考對法國當代哲學思想，對法國現(xiàn)象學運動的貢獻。
　　他和他的許多同代人一樣是從現(xiàn)象學起步的，但又以其獨特的視角和分析在西方傳統(tǒng)結構內部對“在場”思想進行沖擊，他和法國現(xiàn)象學學者一起，做了一件具有深刻內涵的科學的事情。他們這一代人的工作，使得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沒有言明或沒有指示的方向發(fā)出了聲音。其次是他的“解構”思想，對西方各種中心主義的批判，意義深刻，令人深思。他把他的“解構”解釋為追求“不可能”的“可能”，明知不可能實現(xiàn)之事，卻執(zhí)著地要實現(xiàn)不可能的可能，這正是真正的思想家的任務。有很多人指責這是虛無主義，因為是要摧毀一切，摧毀之后，什么都沒有建構。這種指責，實際上是一種很深的誤解：解構不是摧毀，不是批判，是一種思想的工作，它不是否定，而是肯定，對“不可能”的肯定。真正純粹的東西是不存在的，但又是我們不斷追求的，近些年來他對“寬恕”、“死亡”、“友誼”、“大學”、“贈與”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問題的研究（或可說解構）都體現(xiàn)了這樣一種深切的學術關懷。這些無疑對現(xiàn)代人有極大的啟迪作用，并激發(fā)我們對當今時代的諸多問題進行更深入、更高層次的反思。第三， 是他的介入精神，德里達承繼了法國啟蒙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tǒng)，他對世界、對人類命運總是懷有深切的關懷，總是意識到一種不容推卸的責任。一個以研究純粹哲學為目標的思想家，卻時時不忘把目光投向外面，關心那些似乎和“純學問”無關的事情，這不僅需要內心的良知，而且還需要勇氣。這在今天并非易事，我欽佩這樣的學者，雖然有時我做不到。
　　我第一次見到德里達先生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這之前我已翻譯過他的《聲音與現(xiàn)象》，并在課堂上講過他和他的思想。說實話，那時我對他并沒有什么好感，一是因為他的書實在難讀，二也是受到別人的影響，特別是一些法國朋友對他的指責。但現(xiàn)在看來，是我沒有認真地讀懂他的書。
　　真正對德里達的書、對他的解構思想有一些感悟，或有一些想法，還是由于德里達的中國之行。
　　德里達是在2001年9月來華訪問的。我不想在此再敘述德里達先生講座和討論的內容，只想談給我印象最深的幾件事。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們到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9?11”事件之后，德里達先生的反應。我和同行的張寧因準備第二天的事情，沒有看電視，對事件的發(fā)生一無所知。第二天是復旦大學的陳思和來接德里達去復旦演講，我們才從他那里得知發(fā)生了大事。德里達先生頭天晚上看了電視，知道發(fā)生的一切，他告訴我們，他一夜沒睡，他說他經常去紐約，熟悉那個地方，那附近有他的朋友，他擔心他們。我永遠忘不了德里達在那天早上的面容：充滿憂傷和擔心。后來，在復旦大學演講之前，他作了一個簡短的表示，對這樣的恐怖事件表示震驚，又希望不要用報復手段使恐怖行為無限升級。他的神情，深深地留在我們的記憶中。
　　在上海還發(fā)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一到錦江飯店，就從法國使館那里得知，香港的一家英文報紙發(fā)表了一篇有關德里達在社科院的文章。
　　文章是一個英國記者寫的，文中稱德里達呼喚毛的紅衛(wèi)兵回來，文章還附了一張紅衛(wèi)兵的宣傳畫式的插圖。德里達很氣憤，因為這個英國記者既不會中文，也不懂法文，不知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這個說法傳得很快，直到今天，還有人說起，稱德里達贊成文化革命云云。實際上仔細再讀德里達的《馬克思的幽靈》，就可知道德里達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與他的“解構”思想是一致的。他要求的是一種正確的對馬克思遺產繼承的態(tài)度和立場，就是局限的思想。既尊重馬克思思想的遺產，又指出其局限。這也是對任何思想的解構工作應持的正確態(tài)度。我回想起有一次，在巴黎曾如約到德里達辦公室，已到約會時間，德里達先生沒有出來，和一個法國人說著什么。那人走后，德里達很無奈地說，總有些不速之客，不事先約好就闖進辦公室，常常問一些他不愿意回答的問題，然后就發(fā)表一些根本不符事實的報道，令人哭笑不得。
　　德里達先生曾多次談到身份認同的問題。他常常感到很為難，在阿爾及利亞，在巴黎，他都沒有感到哪里是他自己真正的家。有一個細節(jié)對我很有觸動：那是在上海，法國領事館的兩位先生請我們一行人吃飯。這兩位先生在路上，在就餐時，侃侃而談，大概是要建議中國應該如何如何才對云云。我和張寧幾乎沒有說話，德里達也基本是沉默。回去時，使館的車坐不下，需要打一輛車，我不假思索地拉著張寧說：“中國人坐一輛車，法國人坐一輛車！”德里達馬上說：“我不是法國人，我和中國人坐一輛車！”事后，我和張寧談到這件事（最后我們和德里達坐了使館的車），感慨良久。這不是個有關國籍的問題，而是一種心境。他對許多西方的東西并不認同，但又難以擺脫，或許正是由于這種不可能走出的兩難，使他找到了“解構”的方法，提出問題，保留結構？
　　德里達的文章很難讀，但他的即席發(fā)言卻非常精彩。有時講到興處，常有火花迸出。對任何看來索然無味的問題，他都能予以出人意料的妙語回答，令人回味無窮。在復旦大學座談會上，一個女孩提了個“愚蠢”的問題：“您如何看待愛情？”在座的人多有不滿，但德里達興趣盎然：“這是個好問題，我關心的是中國人是如何說‘我愛你’的，我遇到一個中國人，愛上她，對她說‘我愛你’會發(fā)生什么事？”這樣的回答令人叫絕。
　　德里達走了。我的法國朋友在郵件里說“我們的德里達離開我們了”。有的人雖然與你沒有任何親緣關系，相隔萬里，但他們的離去卻會讓你傷心，痛心，因為他的思想曾經感悟過你，因為他的關注感動過你，因為他的書召喚過你，因為他的友情溫暖過你，你懷念他，不是因為他的聲名，不是因為他的外在，而是由于他的內心。德里達就是這樣的人。（作者為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教授，譯有《聲音與現(xiàn)象》、《德里達中國演講錄》等）
　　
　　 德里達簡介
　　
　　德里達1930年7月15日生于法屬阿爾及利亞貝亞爾的一個猶太家庭，1950年進入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學習，先后在美國哈佛大學、巴黎索邦大學以及他的母校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等學院執(zhí)教。
　　德里達一生撰寫了幾百部著作，其中于1967年出版的兩部著作《文字語言學》、《書寫與延異》與另一部《聲音與現(xiàn)象》共同宣告了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了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他不滿于西方幾千年來貫穿至今的哲學思想，對傳統(tǒng)的不容置疑的哲學信念發(fā)起挑戰(zh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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