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不是歷史教科書，歷史的痕跡早已印在他們的生活里，靜靜思索他們所曾經(jīng)走過的日子，歷史也無需專程觸摸了。 　　 　　對略通歷史和熟悉傳媒的人來說，甘惜分這個名字并不陌生。抗日戰(zhàn)爭中的八路軍120師政治教員，多次聆聽毛澤東、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教誨；解放戰(zhàn)爭中的新華社記者，經(jīng)歷并記錄了內(nèi)戰(zhàn)、解放重慶等歷史事件；開國年代的教授，掀開了我國高等教育中馬克思主義新聞教育的第一頁；“文革”時期的被迫害者，四年牛棚三年干校生活中，悄悄讀了大量歷史書籍；和平年代的思想者，至今仍在追尋社會主義新聞學的基本原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之際，對想要更深刻地了解歷史的我們來說，采訪甘惜分這樣的前輩是再好不過的選擇，他們不是歷史教科書，歷史的痕跡早已印在他們的生活里，靜靜思索他們所曾經(jīng)走過的日子，歷史也無需專程觸摸了。雖然，他們的日子并不能展示某一時期的全貌，但透過這樣的個體，走進歷史的任務在瞬間由宏遠變得親近了。
　　9月22日上午9時，記者來到位于北京東部的甘老的住所。偌大的客廳里，十幾張各式裝裱的照片錯落擺放或懸掛著，它們的年代從1938年到現(xiàn)在，其中不乏有我們耳熟能詳?shù)娜宋�，樟木盒子裝的《二十四史》線裝本書柜矗立在客廳一側(cè)，無意中掃見的，是墻上范敬宜先生贈給甘老的書法，“大禹惜寸君惜分……”。甘老今年93歲，雖然稱身體有病，也在采訪進行的間歇喝中藥，卻依然能夠談上三個多小時甚至不需要喝水，而他的記憶，可以準確地追溯到幾十年前的某年某月某日甚至某時。
　　
　　“1938年，我去了延安”
　　
　　1916年出生于四川鄰水縣的甘老，自小過著非常貧窮的生活，3歲時父母去世，靠大哥教私塾的機會，勉強讀了小學和初中。1932年初中畢業(yè)后，在鄉(xiāng)里做了小學老師。那時的他16歲，在今天看來仍不過是個孩子，卻已經(jīng)目睹了國民黨軍閥一次次地在大街上砍下所謂犯人的腦袋。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種種劣跡，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1935年，借著國民黨統(tǒng)一全國度量衡制度的時機，甘老被派往成都受訓。這期間，他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第一次近距離地參與了革命活動。
　　回到鄰水后，這里沒有革命的組織，但甘老身邊聚集了一些和他相似的進步青年和學生，他們組織起讀書會和宣傳隊。他的收入大部分貢獻給了鄒韜奮、李公樸等進步文化人士所創(chuàng)辦的《生活》、《新生》等雜志，這些來自上海的訊息給偏遠小縣的年輕人們帶來了新的思想。這些青年后來大多參加了革命，其中一位許建業(yè)，后來成為當?shù)毓伯a(chǎn)黨負責人，就是小說《紅巖》中主人公許云峰的原型。
　　甘老的表哥熊壽祺(解放后曾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早前跟隨毛澤東同志一起上井岡山，曾任紅軍前委中的士兵代表，他的思想大大影響了甘老。甘老還經(jīng)常與他最好的朋友熊復(解放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長)交流。在他們的鼓動下，甘老1938年去了延安。那年，他21歲。三個月后，他即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在延安的時候，甘老先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和黨中央辦的馬列學院接受教育，其間他讀了《資本論》和馬恩經(jīng)典著作。1939年，甘老被調(diào)回抗日軍政大學做教員，正逢賀龍率120師從冀中回到晉察冀邊區(qū)，賀龍找到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羅瑞卿，希望得到兩位教員，于是，甘老和另一位同志被派往120師高級干部研究班做教員，還曾任教于晉西黨校。
　　1945年，日本投降，內(nèi)戰(zhàn)再起。甘老被調(diào)到新華社綏蒙分社和晉綏總分社工作。1949年，中央要從晉綏解放區(qū)抽調(diào)幾十個干部到西南局報到。當時四川即將解放，需要組建主管財經(jīng)、新聞等各領域的干部，甘老跟隨劉鄧大軍一路打進四川，重慶解放后，甘老他們代表新華社接管了國民黨的中央社(抗戰(zhàn)期間，中央社的總社即搬到了重慶的兩路口)。那個時候的中央社，早已人去樓空，只剩寥寥閑雜人員和桌椅板凳，更無電臺等設備。在這個基礎上，新華社西南總分社成立了，甘老擔任采編部主任，主管四川、云南、西康、西藏、貴州等分社的采編工作。
　　
　　初中學歷的北大教授
　　
　　1954年，甘老從重慶被調(diào)回北京的新華社總社，正值北京大學創(chuàng)辦新聞系。北京大學的新聞系源自燕京大學新聞系，但燕京大學原是美國辦的教會學校，所有新聞系教材和教學內(nèi)容均來自美國。北京大學新聞專業(yè)創(chuàng)辦后，北京大學向中共中央宣傳部申請，希望調(diào)入有黨的新聞工作經(jīng)驗的教師。1954年9月1日，甘老帶著中宣部的介紹信去了北京大學報到。
　　在反右斗爭中，甘老被列為中右范圍，僥幸沒有被劃入右派分子。1958年，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yè)合并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初夏，本應平靜的校園里，開始了一場關于肅清修正主義在中國影響的批判，后來發(fā)展成為一場影響很大的學術(shù)批判運動。一些年輕人在老師的講義、文章和講課記錄中梳理扒掘，找出具有修正主義思想的可疑段落，然后分類整理，一個一個地加以批判，找到誰算誰。這些年輕人在甘老的教材和講義里尋找錯誤，其中最典型的即是關于“觀察”。甘老在教材里寫道，“新聞工作者不是文字匠，是社會活動家，是政治觀察家”。這句話被解釋為，“新聞工作者是革命家，怎么可以是觀察家，別人在干活，你在旁邊觀察?”于是，觀察=旁觀=向群眾運動潑冷水=資產(chǎn)階級向無產(chǎn)階級作戰(zhàn)……
　　當時，更多的爭論圍繞兩個問題：一是報紙的性質(zhì)問題，毛澤東在1957年關于《文匯報》問題為姚文元寫的一則短文的修改稿中說了一句話：“在存在階級區(qū)分的時候，報紙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于是，這句話被視為報紙的定義。另一個是，無產(chǎn)階級報紙和資產(chǎn)階級報紙有沒有繼承關系。左派們認為，兩個階級是對立的階級、對立的報紙，沒有繼承關系，我們(無產(chǎn)階級報紙)更不是他們(資產(chǎn)階級報紙)的學生。這些現(xiàn)在看來過于荒唐的言論，在當時的輿論中迷惑了一些人。甘老在學術(shù)批判會上逐一批駁了這些觀點：搬出列寧《哲學筆記》中《辯證法的要素》的第一條“觀察的客觀性”，以此批駁觀察等于旁觀的論調(diào)；并旗幟鮮明地指出，資產(chǎn)階級辦報在前，無產(chǎn)階級辦報在后，無產(chǎn)階級辦報的方式方法很多都是向資產(chǎn)階級學習的，當時黨內(nèi)在重慶出版的大報《新華日報》的報頭就是請資產(chǎn)階級報人于右任題寫的，怎么可以說兩者沒有繼承關系?甘老因此引火燒身，遭到了嚴厲批判。那一年，甘老44歲。
　　爭論持續(xù)了幾個月之后，甘老上書中宣部。1961年，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張磐石組織了由中宣部、人民日報、教育部和人民大學黨委等單位人員組成的工作組，進駐人民大學新聞系，清查1960年的學術(shù)批判運動。據(jù)說，甘老的信被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新聞系1960年的學術(shù)批判運動被列為全國十大“左傾”案件之一。幾個月的調(diào)查后，工作組決定，重開一次新聞學術(shù)討論會，不叫批判會，只對曾經(jīng)的問題重新加以論斷。討論會上，甘老做了系統(tǒng)發(fā)言。為了怕自己在講臺上不能克制情感，甘老先在硬紙殼上寫了茶杯大小的一個“靜”字放在面前，提醒自己不要激動。
　　在甘老60多年的職業(yè)生涯中，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讓許多人知道，這是一個固執(zhí)和大膽的老頭兒。1979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的建國30周年紀念會上，大家的發(fā)言已經(jīng)很自由，甘老更為大膽，成了新聞界第一個批評毛澤東新聞觀點的人。1980年，人民大學新聞系需要4個月內(nèi)寫出一本新聞理論教材，他要求獨立完成，理由很簡單，他認為，許多人共同完成的書不能稱為書，只能算是文集而已。這樣的觀點，在當時是很突兀的，而現(xiàn)在，在圖書界繁花似錦又匱乏如斯的日子里，卻有了別樣的深意。而他和同樣經(jīng)歷了革命年代、“文革”年代和改革開放年代的老一輩學者王中先生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也是業(yè)內(nèi)外屢屢會被提及的事情�，F(xiàn)在的甘老，想出一本講述新聞學原理的書，他為此策劃了幾十年，卻總是不滿意……
　　“讀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鑒今。”讀人呢，太細會有過于學術(shù)和個人化之嫌，太粗，不足以看清歷史的痕跡。也許，個人之于歷史的意義，即在于點到為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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