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歷史上民主也有“聲名狼藉”的時候，不過在今天民主已經成為一種公認的美好價值。隨著實行民主制度國家樣本的增多，民主理論中的實證研究在二戰(zhàn)后逐漸興起。這些實證研究初步證明了民主制度和經濟繁榮、私人經濟、社會自治組織勃興等等的正相關關系，增強了人們對民主的信心。
　　這十分切合中國這個非常特殊的轉型大國的胃口。因為中國艱難漫長的轉型是脫胎自全能式國家體制這一母體。漸進式改革路徑的選擇決定了執(zhí)政者并不傾向于急風暴雨般的政治規(guī)則的改變，與民主制度有正相關關系的要素反而可以獲得相對充裕的發(fā)展空間。
　　但歷史進程不可能按照“科學”的邏輯來進行。實證研究只是增多了人們對民主的知識，但卻不能說歷史發(fā)展就可能像做科學試驗一樣，只要要件都具備了，實驗就可以進行，重復進行，那么下次的結果就可以預期了^或者說，要件并不齊備，試驗就無法進行。否則，就無法理解國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最早關切是在“文革”結束不久。那個時候，哪有什么私人經濟?誰又能判斷清楚互聯網的興起對推進民主會有怎樣的影響?
　　那么，最新的這一波關于民主好壞的爭論，究竟只是書齋里的風暴，還是社會變遷的“客觀反映”?首先還是可以回到歷史。1980年鄧小平發(fā)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主要出自對10年民族災難的反思，對權力過分集中的反思。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又增加了這樣一個因素：政治體制對經濟體制改革嚴重的不適應。并且與過早出現了階層地位不一貫的現象(學歷、社會地位較高但收入較低，或相反學歷、社會地位較低但收入較高的現象)也有關系。改革的遺產一直被繼承和發(fā)揚著。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執(zhí)政黨堅持的主張。十五大之后“革命黨向執(zhí)政黨的轉變”成為政治領域最重大的變動。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包括私人企業(yè)家可以入黨是要擴大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基礎。政學商二三者關系的協調，以及執(zhí)政黨提出的擴大中間收入階層的愿景，使得整個社會經受住了改革步人部分群體利益受損階段和各種風險的考驗。作為這個變遷的社會思想意識上的反映，主流社會的概念、對極端情緒的反感和對民問力量建設性的要求也是這段時期逐漸形成的。今天出現新情況了嗎?
　　
　　歧見的出現
　　
　　政學商的協調是維持精英不出現重大分裂的前提。如果協調出了重大問題，將客觀上要求對原有政治規(guī)則進行改革，以更合理的方式進行公共決策。
　　
　　從“政”角度來說，和諧社會的提出表明執(zhí)政階層面臨比較大的平民主義壓力，這種壓力主要體現在大眾對民生領域過度市場化的強烈不滿和二次分配上。這種壓力會傳遞到學和商身上。對學而言，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對高校膨脹趨勢的控制。對商主要是稅收持續(xù)快速增長的壓力。有意思的是，民主的實證研究發(fā)現了有時候民主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再繼續(xù)前進可能會降低增長率的情況，主要原因就是進一步民主化帶來了對收入再分配的高度關注。中國現在加強二次分配力度，比如說今年新增156億元農資綜合直補資金。公共財政還要供養(yǎng)龐大的公務員和準公務員隊伍。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同樣對政府構成壓力。這決定了中國目前稅負水平會維持相當一段時間。學和商對執(zhí)政者的公共財政安排興趣會大大提高。但真要起作用，則需要進一步掌握政治資源。
　　從“商”角度來說，繼1997年之后，2004年企業(yè)家再一次經歷了“塌陷之年”(吳曉波語)。和反腐敗領域的整肅一樣，企業(yè)家大批出事成了另一道“風景”。宏觀調控和經濟政策的變化，成了摧毀各種財富神話的“第一推動力”。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一些畸形的謀求政治資源的現象的出現，比如花錢謀求當選黨代會代表。類似現象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不過隨著人世過渡期的結束，內資和外資的矛盾、西方主導的經濟規(guī)則和中國實際的矛盾也凸顯出來。這會提高企業(yè)家影響公共政策的欲望。政府雖然通過內外資逐步享有同等待遇來緩解矛盾，但內外資政治游說能力的巨大差別，使得企業(yè)家對公共政策如反壟斷的預期相當弱。政治環(huán)境這個“招商軟件”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次要。如果沒有更公開的政策辯論和更合理的決策程序，企業(yè)家除非轉移財產，否則勢必繼續(xù)強化俘獲官員的動力。其與社會大眾的關系也會惡化。
　　從“學”角度來說，左右之爭的激烈反映了內部的分裂。和純學理的爭論不同，如今的左右之爭相互給對方打了利益集團撐腰的標簽。無論如何澄清，這一點都很難動搖。左右之爭，對歷史遺產、社會矛盾、改革方向、社會變化性質等都有著極端對立的看法。民主好壞之爭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其中的一部分。仔細分析，左右之爭的出現與政學商合一后“學”這個層次實際上影響政治決策、影響資源分配的能力出現分野有關系。實際上，就拿高校來說，其命運很大程度現在取決于獲取政治資源支持的能力，經濟資源則是第二位的。學術腐敗只是這種分野的癥候而已。其最能者，爭取政治資源的支持，次者才取學術腐敗這種末流花招。
　　
　　權力碎片化在加深歧見
　　
　　政學商歧見的出現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毫無疑問，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大眾文化的興起對進一步推動民主都是有利的。所謂新中產階層遭遇精英聯盟的權力排斥并不稀奇。這倒不是從價值判斷上認同這種排斥。因為政學商合一的穩(wěn)定結構其本質并不屬于開放性安排。但中國的一個優(yōu)勢是個人上升渠道是日益擴大的�！白x書改變命運”仍然是大多數人的信條就是一個例證。我們的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最動情的時候是談到教育的時候，代表掌聲最多的也是這個時候。新任科技部長萬鋼也說，高校沒有私利，不會成為利益集團。同時，市場交換過程使得人們在利益實現上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在不斷流動的，隨時有可能改變自己目前所處的階層狀態(tài)(或地位)。雖然說，與此同時，權力的市場化也有趨于嚴重的態(tài)勢。
　　因此，如果談到進一步完善現行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最大的現實動力可能來自于政學商歧見的出現。雖然說執(zhí)政者遭遇到平民主義壓力，對弱勢群體承擔改革成本的弊端進行矯正，但戰(zhàn)略調整的最大挑戰(zhàn)則是來自于政學商三者利益的協調。
　　民主是一種數人頭的決策辦法。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對政治影響的壟斷。政學商歧見的出現是否能夠讓人們發(fā)現民主這種“最不壞的制度”的偉大之處呢?
　　政治學者叢日云教授在研究民主中發(fā)現，在西方，民主的發(fā)展經歷了由貴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數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過程。后發(fā)性現代化國家則是將西方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進程以壓縮的方式完成，在實踐中，由于條件不成熟，民主原則難以真正落實。雖然中國推進民主建設不必對此生搬硬套，不過，這樣的歷史也說明，民主也可能從解決精英歧見開始做起。
　　這很大程度還要取決于現行的利益協調機制的運轉情況。眾所周知，統(tǒng)一戰(zhàn)線是執(zhí)政黨三大法寶之一。這也是有的學者提出 協商式民主的源頭。協商式民主的前提是分散的利益需要組織來整合和表達，正如歐洲某些法團主義國家一樣。這方面的體制資源是存在的。如企業(yè)家有工商聯。但從實踐看，暫時還無法認定它能充分承擔利益的組織化表達的重擔。否則也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大量的企業(yè)家用金錢收買政治權力的事實。他們更多的可能還是維持一種“個體化生存”。所以，從根本上說，黨政決策機制的改革大門不開，所謂協商式民主實踐也不可能出現。
　　精英歧見并非已經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但與精英歧見同時出現的是黨政權力公共性的危機，特別是黨政權力碎片化的趨勢。正是因為權力運作規(guī)則的民主化不夠，黨政權力的碎片化趨勢在加深。越是非民主的權力，其權力的變異比如依附性、延伸性、執(zhí)行性權力的膨脹甚至凌駕于原始權力越容易發(fā)生。因為原始權力的“民意”基礎和認同感脆弱。它無法借助民主避免“最壞的結果”(看門的變成當家的就是一例)。權力的碎片化導致了黨政部門自我利益的膨脹，而政治資源分配的不平等強化著這種膨脹。因為，碎片化的黨政權力勢必結合最能提供支持者(經濟的或文化的)，以強化自己的獨立利益。精英歧見的克服也就更加困難。部門打架現象總能發(fā)現學與商的影子。
　　
　　現實的邏輯
　　
　　從執(zhí)政者的施政看，過去幾年很大的工作是加強中央權威。在“塊塊”壓倒“條條”的時候，總會出現加強“條條”的傾向。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出現多次類似反復。更何況，地方政府施政的外部性已經極大破壞了國家戰(zhàn)略的調整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推行。所謂先要解決“令出不了中南�！钡膯栴}。這是合乎現實邏輯的。問題只在于：在克服“權力不足”之后，政學商歧見的出現能否成為克服“民主化不足”的一個契機?
　　人們發(fā)現，借助四級黨委集中換屆，執(zhí)政黨發(fā)起了一場全國性的黨委副書記“瘦身”運動。過多的副書記并非只是帶來效率問題，而是同樣加深了公共權力的碎片化。正如一些報道說的那樣，幾個黨委副書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分管領域，經濟、政法、組織、文教科衛(wèi)等等，政府同樣也有專門主管的副縣長。雖然說幾個書記決定與幾個常委決定差別到底有多大，還需要實踐檢驗，不過突出常委會，反映了先從執(zhí)政黨人手遏制權力碎片化的用意，在權力規(guī)則還需要進一步民主化的情況下，避免執(zhí)政黨一級組織內部利益分化。突出常委會，至少在形式上先為真正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奠定了基礎。畢竟，如果山頭各立的組織格局不改變，深化民主可能會出現不符合執(zhí)政黨理念的現象，比如利益交換和博弈。黨內民主也被認為是最現實的突破口。黨內換屆選舉的競爭性也在增強。
　　黨然后自然是政府。從過去幾年的實踐看，所謂政府體制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無論是政學商三者，還是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抑或是貧困階層，在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上有很高的共識。因為遏制政府權力的擴張沖動在各個階層都能找到可以說是多數的響應者。“非依附于官僚體制而不能生存”(汪丁丁語)算是最壞的選擇，即使是政學商三者也未必認同。執(zhí)政黨已經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推行四級黨委普遍減少副職，實際上也為政府體制改革拓展了空間。很難想象，在一級黨組織中還存在和政府副首長普遍對應的眾多副書記情況下，政府改革能真正可以推動。
　　政府公共性不足，集中體現在政府被俘獲上。因此，從政府層面上講，能夠動員俘獲型經濟而蒙受損失的受害者一一政學商三者里的弱者、中產階級、中小企業(yè)、消費者等民主參與政府決策，這將可能成為進一步推動政府民主化的一個強大動力。
　　著名的旅美華裔政治學家鄒讜在總結中國從全能政治轉型到民主政治的教訓時曾說到：中國“國內討論民主政治轉型時，只是強調民主政治的結構上特點”，“但是很少直接談到如何轉變成民主政治這一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民主已經被公認為美好的價值之一，但民主好壞之爭對中國的民主建設還是很有益處的。相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中國的民主實踐還算是比較早的。民主首先是一種價值選擇，推進民主不僅僅需要人情世故的各種考量，更重要的是需要勇氣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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