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北京市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自1950年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60個春秋。 　　回顧這一個甲子,一代代文聯(lián)人把躍動的青春、澎湃的激情投注于文聯(lián)的建設,使文聯(lián)從最初只有兩個部門,發(fā)展為今天擁有13個協(xié)會、3個刊物的有序組織,真正成為藝術家和群眾之間的紐帶,為首都文藝的發(fā)展繁榮作出了極大的貢獻。這一切,離不開每一個文聯(lián)人的努力,特別是文聯(lián)的第一代老干部、老藝術家,他們從舊的制度下走來,懷著對新中國的熱愛投入到文聯(lián)的創(chuàng)建和藝術工作中。
　　
　　新中國成立后的大事
　　2010年,北京市文聯(lián)成立60周年。與祖國同歲的意義深遠,但最醒目的是國家對團結文藝家工作的重視。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會在北平召開,籌備北京市文聯(lián)的創(chuàng)建工作已經提上了日程。1950年2月,第一次中華全國文藝界聯(lián)合會在懷仁堂召開了。時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的陳模也列席了該會�！懊�主席、周總理,文藝家周揚、丁玲等都參加了……”78歲的陳模對50多年前的事還有著很深的記憶,他復述著老舍在《我的歡呼》中的話,“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心情興奮、開闊。北京是我的老家,它新生了,有了新的人民政權,像東方新生的太陽。”陳模說老舍雖然是無黨派人士,但他對黨有很深的感情,而且他心地善良,這連周總理都知道的。所以周總理提議讓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老舍擔任北京市文聯(lián)第一任主席。
　　
　　文藝工作百廢待興,急需新鮮血液的注入。于是,青年文工團解散,年輕的文藝工作者們被調到了各行各業(yè)。
　　葛翠琳作為北京市文聯(lián)的創(chuàng)編人員之一,對北京市文聯(lián)有著深厚的感情。已經80高齡的她,對文聯(lián)成立之初的情景仍然是記憶猶新。與老舍相處是葛老難忘的回憶。
　　老舍是北京文聯(lián)第一至第三屆的主席,帶領著文聯(lián)人做了許多瑣碎但必要的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初,把藝術家組織起來宣傳黨的政策,是文聯(lián)的首要任務。當時,北京文藝界的情況比較特殊:曲藝界的隊伍特別大,而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的人過去多創(chuàng)作通俗小說。但舊的制度已經成為過去,全國都在緊鑼密鼓地迎接新的生活。舊的劇目不能演了,新的劇目還沒創(chuàng)作出來,文藝界處在青黃不接的尷尬階段,這是老舍及第一代文聯(lián)人面臨的一大難題。很快,這個難題就有了解決的辦法:老舍和趙樹理提出成立“大眾文藝研究會”,并著手組織作者來寫劇本、寫曲藝。老舍還帶頭創(chuàng)作了相聲、曲藝段子等藝術形式,藝術界迎來了新一輪的創(chuàng)作熱潮。這一次,文藝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為拉近黨和人民的距離而努力。
　　葛翠琳當時作為文聯(lián)辦公室的秘書,還兼任共青團支部書記。這些年輕人工作時間為宣傳服務,為藝術家服務,下班時間和節(jié)假日也會配合中央的政策參加些義務勞動。葛老回憶說:“在忙的時候,很少能在晚上12點前收工�！�
　　老一輩文聯(lián)人把青春年華無私地奉獻給了文聯(lián),為后來的文聯(lián)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黨組班子
　　北京市文聯(lián)剛成立的時候,駐會辦公人員只有王平陵一個,他是一名作家,當時住在北京飯店后身的一個小胡同里(王府井沙龍街3號)。那里的兩間平房即是王平陵的住所,也是北京市文聯(lián)的辦公地點。
　　新中國成立初期,領導干部也是相當緊缺的,經常是一人多職。時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長的趙正生既負責文化局的管理工作,又兼管文聯(lián)的工作。由于和文化局的這層關系,市文聯(lián)的辦公環(huán)境稍稍得以改善,由沙龍街搬到了西長安街7號,借用了文化局辦公樓2層的兩間辦公室。
　　雖然辦公條件簡陋,但當時北京作家的實力卻是非常雄厚的。老舍、王蒙、劉新武、浩然、肖軍等一批非常有實力的作家集結在北京作協(xié)的旗幟下。由于作家實力的強勢,在文聯(lián)內部有了幫派之分�！拔母铩焙�,被委任的第一任黨組書記,也是黨組唯一成員的朱華勢單力薄,幾乎無從開展黨的工作。市委感受到市文聯(lián)應該有健全的黨組織了。
　　1981年4月,北京市委組織各單位黨的負責人在北京市委黨校參加學習班,時任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少兒出版社黨組書記的陳模也在其中。學習班的契機,讓市文聯(lián)有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黨組班子。陳模被任命為北京市文聯(lián)黨組書記,王松生和王順之任黨組副書記。
　　黨組班子著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派性。這種派性,具體地說,就是文聯(lián)內部的幫派不和,造成兩派黨員不能一起過黨的組織生活。不僅如此,就連每日訂閱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等十幾份報紙,也只有勢頭正勁的一派有權閱覽。
　　為了徹底改變窘境,陳模主持了北京作協(xié)第一次黨組織生活會,要求黨員必須出席,現(xiàn)場簽到。黨組織生活會就是在黨組班子的堅持下,漸漸恢復,正常開展的。當然,總是會有反對者的。陳模還記得,一個女同志站在院子里向他提意見,音量之大類似吵架了。他說:“我是老同志,黨派我來開展工作,我不怕她�！�
　　最令陳模滿意的一次發(fā)展工作,是發(fā)展剛加入市文聯(lián)的東北籍作家劉斌吉。陳�；貞浾f:“他很有些文人脾氣,性格孤傲。但其實他是左傾的,和魯迅也有過接觸。我發(fā)現(xiàn)他心是向著黨的,就把他發(fā)展了。他特別高興,說,‘我這一輩子終于有了歸宿了。’”
　　
　　讓文聯(lián)真正成為藝術家之家
　　新中國成立之初,新形勢迅速席卷著文藝界,很多藝術家的生活狀況發(fā)生了改變。北京市文聯(lián)的同志們敏銳地發(fā)現(xiàn)了這一情況,并迅速想出了解決辦法。
　　戲曲界的藝術家在舊社會都是以演出為生,在新中國,文聯(lián)把他們緊密地團結起來,既讓藝術家們的生活有了保障,又能更好地為黨和人民服務。畫家也是如此。在老舍等人的熱心聯(lián)系下,老畫家們在翻新天安門的工作中發(fā)揮了自己的一技之長,翻新工作非常成功。
　　當時,北京城里有許多盲藝人流浪街頭,靠沿街唱著小曲來換取微薄的生活所需。經過商議,老舍主席提出要把盲藝人組織起來,又請來藝術家,為他們寫詞寫段子,組織他們去各處演出,宣傳黨的政策。盲藝人們終于結束了居無定所、衣食無著的生活,融入了新中國溫暖的懷抱。
　　回憶起這些往事,葛老的語調平和而溫暖,文聯(lián)與藝術家之間的魚水之情讓人感動。這個時候的葛翠琳,已經開始了兒童文學的創(chuàng)作。許多溫暖甜美的童話就是誕生在這一時期,并伴隨著人們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歲月。
　　
　　共同奮戰(zhàn)在兒童文學戰(zhàn)線上
　　“那時候四點多下班,六點鐘吃完飯,我不回家,睡在辦公室,足足寫了7個月,有21萬字�！边@是陳模的代表作《奇花》的創(chuàng)作過程。他在文聯(lián)擔任黨組書記期間,不僅在黨組織生活會上反復要求作家們要拿起筆桿子創(chuàng)作,自己也先后拿出了32部作品�！栋�,高老師》,是陳模采訪了北京少管所,親眼見到了這些少年小偷的“厲害”�！八麄冊谲囌�、汽車上偷人家東西,年紀都不到18歲。管理員不信他們偷功了得,話沒談完,管理員兜里的東西已經在對面孩子手里了�！标惸Ｔ凇栋�,高老師》中寫一個少年小偷的轉變,教育人們從小就要做個正派的人。
　　作為一名兒童文學作家,陳模是非常愛孩子的。寫了申請報告,出任《東方少年》雜志主編,到新聞出版署申報。打倒“四人幫”之后,國家的出版業(yè)處在瘸腿的狀態(tài),陳模借著與新聞出版署署長在廬山開會的機會,提出了申辦一本兒童文學刊物的想法。借著當時要加強出版業(yè)繁榮創(chuàng)作的風氣,《東方少年》應運而生。黨組班子幫忙組織東方少年雜志社與全國郵局的征訂會,以贈送禮品,兌換廣告的形式促進發(fā)行,《東方少年》的發(fā)行量在短短幾年內,由兩萬冊增長到四五十萬。
　　
　　葛老回憶起在文聯(lián)的往事,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當時的一批老作家,如老舍、張?zhí)煲�、冰心�?都肯定并鼓勵了葛翠琳的創(chuàng)作,經過了歲月的積淀,葛老終于成為燦爛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開國大典的當天,李樂光鼓勵葛翠琳,要堅持為孩子們寫作,寫40年,40年后再看看會出多少成績。聽到這話,還是小姑娘的葛翠琳詫異地說:“40年,那太遠了啊,真不敢想象!今天才是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天啊!”誰知一篇一篇、一本一本寫下來,轉眼已經60載光陰。當初那個一心為藝術家服務的文藝新兵,已經不知不覺地蛻變成老作家,為孩子們寫了半生的童話。
　　1990年,葛翠琳與韓素音女士一起創(chuàng)辦了“冰心獎”,并主持冰心獎的評獎工作。從此,中國兒童文學有了屬于自己的獎項。20年來,在冰心獎的鼓勵下,無數(shù)新人嶄露頭角,優(yōu)秀作品層出不窮。如今,冰心獎已經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界舉足輕重的獎項。
　　時間是最忠實的見證者。它注視著葛老與北京文聯(lián)相攜著一路走來,成就了一段又一段的佳話,留給世人品味。
　　編輯/馮 嵐 icarusfeng@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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