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石室中學高中就讀時就確定了學哲學的志向，1945年終于如愿以償?shù)乜既氘敃r教授陣營最為強大的西南聯(lián)大哲學系。在聯(lián)大的第一學年中，雖然金岳霖先生講授的《邏輯》課使我在理性思維的訓練上深受教益，受用終身，但是叔本華、尼采的意志主義仍然在我心目中占有至高無上的位置。隨著求學的進程，我在賀麟、鄭昕、湯用彤諸先生的課堂上如饑似渴地汲取他們傳授的知識，并深受他們?yōu)槿藶閷W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正是先生們的引領(lǐng)、啟發(fā)與教誨，我的哲學志趣逐漸發(fā)生了轉(zhuǎn)向，在我眼前展現(xiàn)出了哲學的理性之光，吸引我一步步進入了理性哲學的巍峨殿堂，從而徹底改變了我原先哲學追求的目標。對理性哲學的深入探索與思考日后成為我畢生堅持的事業(yè)，從不動搖，從未放棄。

　　1946年4月，組成西南聯(lián)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準備復員遷回平津原址。在讀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復員的學校，我申請進入北大哲學系學習，獲得了批準。本來學生復員是整個學校復員的重要組成部分，應(yīng)由學校統(tǒng)一辦理。可是校方為了減少負擔和麻煩，在我們問及時總是推脫說不知什么時候才能搬遷，并勸學生最好自己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直拖到6月都還沒有消息，我和一些川籍同學相約一起先行回川。當時的交通工具只有運貨的敞篷卡車，放上行李，人就坐在上面。當車在貴州的崇山峻嶺中盤旋前進經(jīng)過有名的天險吊死崖和七十二拐時，真是無比驚險，令人吊膽提心，當?shù)搅俗詈笠还諘r，大家正準備松一口氣，可是車一下子就突然翻倒在路上！還算幸運，沒有翻下懸崖峭壁和萬丈深淵。

　　當時，我一下子還緩不過勁來，我被壓在行李下面了，當同學們扒開被卷、箱子我想站起來時卻疼痛難當，后來才知道我的左側(cè)胸部有三根肋骨骨折了。同學們幫助司機把車翻過來，把我和其他受傷的同學扶上車，然后繼續(xù)行駛送到離此最近的桐梓縣旅店暫時安頓下來。所幸的是，恰好這時西南聯(lián)大教授、中國哲學大師馮友蘭先生的小車從這里經(jīng)過。同學們只好招手攔住車，請馮先生向教育部交涉，速派車把受傷的同學送到重慶的醫(yī)院救治。萬分感謝馮先生對學生的關(guān)愛，由于馮先生出面，教育部很快就來車了。我和另一位傷勢嚴重、申請進入清華大學的同學一起，被送往重慶李子壩一家設(shè)備良好的醫(yī)院。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治療大致痊愈后，我們倆也不知道怎樣與教育部聯(lián)系辦理出院手續(xù)，就偷偷地帶上自己的東西溜出了醫(yī)院。我先是回大竹老家繼續(xù)療養(yǎng)將息了幾個月，這樣我就不能及時到校而不得不休學一年。后又從大竹到成都大伯父家，他見我成天看書也不是個事，就把我安排到少城公園文化館去做一名“干事”，具體工作就是辦一個供游人觀看的“黑板報”，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干了大約三個月，我就啟程到重慶準備北上復學，住在四姐楊仲郁家里，姐夫萬程之時任重慶棉紡廠工程師兼廠長，他們出于盡量保證旅途安全的考慮，想方設(shè)法給我買了一張從重慶飛往北平的機票。這樣，我在1947年7月就順利地到達北京大學復學了。在那個年代20歲的我就能坐上飛機是何等稀罕的事，遨游藍天，遙望祖國大好河山，心境頓時開闊，忘掉倒霉的翻車劫難，對重返校園學習充滿了渴望。

　　北京大學校址在離故宮后宮門和景山不遠的沙灘。校舍的標志性建筑是一座五層樓高的紅磚大樓——“紅樓”。紅樓的北面是一個很大的操場，這里是北大大學生乃至北平各大學學生經(jīng)常舉行各種集會和活動的著名的“民主廣場”，廣場西邊一帶的磚墻是學生們張貼各種聲明和大字報的著名的“民主墻”。廣場北端是一座造型精巧類似一艘艦艇的灰色建筑——女生宿舍所在的“灰樓”�！盎覙恰钡奈鬟吺且蛔�三層樓的白色建筑——文科各系的辦公室和主要教室所在的“白樓”，它底層的那間大教室是北大學生經(jīng)常舉辦各種報告會、討論會或辯論會的場所�！鞍讟恰钡哪厦婵繓|是學校行政機構(gòu)所在的一些中國式建筑。正南是一座“T”字形的兩層樓建筑，這就是著名的北大圖書館，前排有四間大閱覽室和一些專供教授使用的研究室，后面是書庫。出了靠近圖書館的學校東門，街對面是地質(zhì)地理系所在的地質(zhì)樓。順著地質(zhì)樓前面的街道西行就到了北大理學院。這里全是古典式的中國建筑群，朱梁畫棟，富麗堂皇，令人想到前清的王府。第一座建筑是一個上各種公共課和舉行大型報告會和演講的大教室。記得北平剛解放時我曾在這里聽過著名進步作家丁玲的精彩演講。大門內(nèi)東側(cè)有一間琴房，從那里經(jīng)常傳出悠揚悅耳的鋼琴聲。從理學院再往西，就是一排排平房組成的男生宿舍——西齋。不過，我的宿舍不在這里，而是在紅樓東南方向、北河沿邊的北大“三院”。

　　當我到達三院時，令我喜出望外的是，首先見到的就是西南聯(lián)大時的好友羅榮渠。我和榮渠都是四川人，在聯(lián)大就同住在由大禮堂臨時改成的宿舍里，自己用繩索掛上床單隔開的小單元就是我們的寢室。我們朝夕相處，一起去教室，上圖書館，到食堂，以及學生俱樂部，有時晚自習后還一道去校外城門口吃香噴噴的“拐骨”�，F(xiàn)在我休學回來又和榮渠住在同一間寢室里，只不過不是干打壘的大統(tǒng)倉，而是一座頗為洋氣的西式小樓。寢室相當大，大約可住10人，但經(jīng)常沒有住滿，有人來了可以隨時入住。三院離東安市場只有刻把鐘的路程，我和榮渠最愛到那里鱗次櫛比的舊書店、舊書攤?cè)�東翻西找，上搜下索，尋找自己需要的書，常常帶來意外的收獲。有一次，榮渠在那里不僅找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希臘羅馬藝術(shù)集》，而且還為我發(fā)現(xiàn)了馮至先生推薦我們購置的萊比錫版的“Der Sprach: Brockhaus”的圖解字典。我不僅買到一套《諸子集成》，而且還有德文原版的四卷本《歌德著作選集》。我們也常在一起切磋討論一些思想、學習上的問題。記得一次我們在談及歌德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是長青的”時，他突然問我為什么學哲學。我不經(jīng)意地回答說，灰色是底色嘛，無往而不在。我又反過來問他為什么學史學。他似乎不假思索地說，哲學太高深太抽象，經(jīng)濟學這類熱門又太平凡太實際，史學似乎是介于過虛的哲學和過實的經(jīng)濟學之間，可以把“灰色的理論”與“常青的生活”這兩極協(xié)調(diào)起來。對于他這番富有哲理和深意的談話，我從內(nèi)心極感欽佩。士隔三日，刮目相看。這一年來榮渠在為學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進了，現(xiàn)在我也應(yīng)當在這條道路上步其后塵奮起直追才是。

　　我回到北大復學，只能就讀大學二年級，而榮渠已是大三了。在這個學年度里，賀麟先生講授的“西洋哲學史”是必修課程。這也是哲學系學生得以真正進入哲學之門的重點課程。雖然早在中學時代我就非常景仰先生，但從未閃過那時就能親見先生的念頭。到了聯(lián)大，先生在渝講學，又無緣拜見�，F(xiàn)在，我終于能目睹先生風采，親聆先生教誨，直接受業(yè)于先生了，興奮之情可以想見。抱著這樣的心情，我走進了先生的課堂。我原以為上課的只有哲學系為數(shù)不多的學生，那知選課的竟有文科各系的學生，教室里黑壓壓的一片，來遲了想找一個座位都很困難。

　　這是我第一次聽先生的課。先生講課，總是以生動的語言，淺近的比喻，旁征博引，匯合古今中外，穿插哲學家的一些軼聞趣事，深入淺出地講解深奧難懂的哲學學說。因此課堂氣氛活躍，聽眾真有如坐春風之感。例如，在講蘇格拉底時，先生就以下面這則軼事來說明蘇格拉底的幽默、智慧和誨人不倦的品格：一天蘇格拉底正和他的弟子聚集在他房子的外墻旁邊，他的妻子在樓上窗口大聲叫罵要他停止沒完沒了的談話，她見蘇格拉底沒有動靜，就從窗口把一盆水猛地潑到他身上；
蘇格拉底一面用手抹去臉上的水，一面若無其事而又正經(jīng)八擺地向弟子們說：“雷鳴之后，必有大雨”。又如，在講黑格爾時，先生引用了少年黑格爾日記中的話來表明黑格爾傾向于辯證思考的天賦：“年少時想吃沒錢買，年老時有錢買又不想吃”。通過先生講授的“西洋哲學史”，我第一次知道了哲學自古希臘直到近現(xiàn)代的發(fā)展和沿革，看到了哲學長河中五光十色、異彩紛呈、甚至彼此矛盾的哲學學說，其中最博大精深、令我神往的就是黑格爾的包羅萬象的哲學體系。通過先生這門課程，我認為對我產(chǎn)生的最大最直接的影響和效果，就是黑格爾的理性哲學代替叔本華尼采的意志哲學在我心中占據(jù)了最崇高的位置。課程結(jié)束后，我提交的課程作業(yè)是關(guān)于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先生閱后在上面寫了一個較高的評語，對此我并未特別在意，因為我心里明白，這是先生對學生的鼓勵�？墒钱斘业较壬�家時，正在上小學的小師妹賀美英（后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看見我，就天真地學著先生捧著作業(yè)來回踱步，自言自語：“真是篇好文章，好文章”的樣子。眼前的意外情景，使我感到吃驚，給我信心，也正是此時此刻，我暗下決心，今后要好好追隨先生學習黑格爾哲學，一輩子致力于黑格爾哲學的研究。

　　在下一個學年度（1948-1949）里，我積極地選修了賀麟先生開設(shè)的“形而上學研究”課程，學習興趣與日俱增，擴大和加深了我對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謝林、黑格爾的哲學發(fā)展進程的理解。接著，在北大學習的最后的一個學年度（1949-1950）我有幸第三次進入賀麟先生的課堂，迫切地選修了先生開設(shè)的“黑格爾哲學研究”課程。這門課實際上是先生主持的一個研討班，上學期學習黑格爾的《小邏輯》；
下學期學習列寧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先生要求我們以《小邏輯》的德文原本或英譯本為教材來進行學習和討論，同時把他新近完成的《小邏輯》的譯稿發(fā)給我們，希望大家對譯文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樣，我就在先生的指導下，隨著課堂的進展，根據(jù)德文原本開始了系統(tǒng)地閱讀和鉆研黑格爾《小邏輯》的難忘歷程，為以后漫長的學術(shù)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chǔ)。在課程臨近結(jié)束前一個多月，先生的譯著被列為“世界哲學名著譯叢”的《黑格爾的小邏輯》剛好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他給班上每個同學都贈送了一本。從此時起，我就是用這個譯本對照著德文原本來反復深入學習《小邏輯》了。這個直排、繁體字的譯本現(xiàn)在看起來是何等的不合時宜、不方便，但我一直珍藏著。它的每一頁上留下的密密麻麻的字跡和標記，從一個側(cè)面紀錄了我對照德文原本刻苦攻讀《小邏輯》的樂此不疲的艱辛歷程。與此同時，跟北平和平解放期間許多青年學生一樣，我又以空前的政治熱情，如饑似渴地學習一切能夠到手的馬列著作，主要是當時蘇聯(lián)出版的中文本《馬恩文選》（兩卷集）、《列寧文選》（兩卷集）、《斯大林選集》以及《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等等。這種情況自然而然地使得黑格爾和馬克思在我心中不可分割地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了，以至終于形成了沒有黑格爾就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就不能洞見黑格爾真諦的信念。我很慶幸，能在沙灘北大原址完成了我的大學學業(yè)。1950年，我畢業(yè)留系工作后不久，學校就從城內(nèi)沙灘遷到西郊原燕京大學所在的燕園。我也被安排去從事馬列主義基礎(chǔ)的教學工作和協(xié)助蘇聯(lián)專家主持研究生班。這樣，我就有機會更廣泛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恩、列、斯的著作，特別是哲學方面的著作，可是，對馬克思哲學了解得越多，我就越發(fā)覺得不了解黑格爾哲學就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我對黑格爾哲學的依戀就越深。這時的我，就像“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關(guān)羽，雖然在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進行教學，但教學之余的全部時間里，仍然是先在賀麟先生指導下繼續(xù)完成他交給我的《黑格爾哲學史演講錄》中有關(guān)部分的翻譯工作，后又在洪謙先生指導下翻譯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經(jīng)我多次爭取，1956年底我終于回到了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從而有條件全力從事于黑格爾哲學的研究和翻譯了。1957年9月《光明日報》的哲學副刊發(fā)表了我研讀黑格爾的第一篇論文“黑格爾的哲學史觀”。

　　關(guān)于康德哲學在西方近代哲學上的重要意義和重要地位，我從賀麟先生的“西洋哲學史”課程中已大致有所了解。因此在選修賀先生開設(shè)的“形而上學研究”的同時，我也高度自覺地選修了鄭昕先生講授的有關(guān)“康德知識論研究”課程。鄭昕先生是我國第一個對康德作精深的研究，而能原原本本地、系統(tǒng)地、融會貫通地介紹康德哲學的康德專家。1933年他從德國回國后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后來國內(nèi)各大學從事康德哲學的教學與研究的學者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正如他的首屆弟子、著名康德哲學專家齊良驥先生所言：“我們想起鄭昕先生，必定想到康德；
說到康德，必然想起鄭昕先生。在我們的思想里，他們是聯(lián)在一起的�！保ā犊档聦W述》重印感言）鄭昕先生在課堂上，極少注意堂下的學生，而是近乎虔誠地沉浸在他了如指掌的康德哲學精髓里。講到重要處他總是提高聲音，睜開眼睛，直視聽眾，仿佛在問“你們知道嗎”，接下來似乎又閉上眼睛在那里喃喃自語。學生聽課很難抓住要領(lǐng)，而是茫然地記筆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回去再對照先生的論著整理筆記。通過聽先生的課，我進一步知道了《純粹理性批判》一書在康德哲學中的重要意義和重要地位，對其中的一些重要術(shù)語、概念和命題，如物如（物自體）、現(xiàn)象、自我意識、先驗統(tǒng)覺，特別是先天綜合判斷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記得班上的同窗好友、學“西洋哲學史”課程時得了一個綽號“紅格爾”的陳世夫，在大家意見分歧時，總愛學著先生的口氣和樣子，比劃著向我們大吼一聲：現(xiàn)在我要來一個“先天綜合判斷”啦！可是我們一打開《純粹理性批判》原版書時，依然是如墜五里霧中，難以卒讀。這時我們就向先生訴苦，他總是習慣地微微裂一下嘴角后說：去看看我的《康德學述》吧！的確，正是《康德學述》這部“堪稱我國認真介紹康德哲學的第一部著作”（齊良驥先生語）使我在那時終于得以望見康德哲學的門檻，對康德哲學有了一些粗淺的領(lǐng)悟，日后我對康德哲學的研究探索不得不說正是得益于鄭昕先生的引領(lǐng)才起步的。我畢業(yè)留校時，鄭昕先生是哲學系主任，我是系里唯一的助教，協(xié)助先生處理系里日常事務(wù)，先生說我還有一點作秘書的才能呢。院系調(diào)整后先生被安排為馬列主義基礎(chǔ)教研室主任，而我也在這個教研室從事教學工作，得以經(jīng)常在先生左右，只是當時的任務(wù)決定了沒有進一步求教康德哲學方面的問題。后來先生仍被安排回哲學系任副主任，金岳霖先生調(diào)中國社科院后，先生繼任哲學系主任。1956年底我終于回到了哲學系，和先生一起同在外國哲學史教研室。這時先生有意我和他一起翻譯康德的《未來形而上學導論》，我譯先生校，但由于我正在譯洪謙先生交給的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當時就沒有應(yīng)諾下來，誰知后來再也沒有機會了（反右斗爭、后又一鍋端下放、直到我被調(diào)到武漢大學，先生在文革后期又謝世了）。現(xiàn)在回想起來，感到無比的遺憾和內(nèi)疚。令我感動的是，先生看到我是根據(jù)格羅克納本譯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序言的，就主動把他當年留學德國期間攻讀的拉松本黑格爾《精神現(xiàn)象學》借給我作為參照。這本書，先生用鉛筆在一頁一頁的字里行間劃下了線條，在許多頁邊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隨記，雖然紙已發(fā)黃變脆，但我仍是一直小心地珍藏著，作為先生對我栽培扶植的最最寶貴的紀念。突如其來的調(diào)動——調(diào)我到武漢大學的消息傳來時，我不知所措，自己的困難實在太大了，不僅是家庭的困難，我回到哲學系還一堂外國哲學史的課也沒上過呢！何談去支援武漢大學？我曾找到先生訴說實際情況，他聽了好久都沒有說話，最后只好這么說了一句：“你要是共產(chǎn)黨員怎么辦？”我三十有二到武漢大學，在三年困難時期的特殊條件下，咬緊牙關(guān)，奮力拼搏，超常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光明日報》對我從事德國古典哲學教學與研究的狀況進行了長篇報導。我是收到青島家兄來信才知道的，沒想到極難提筆的鄭昕先生破天荒地給我來信，對我提出的研究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路、方法與設(shè)想表示贊許與欣慰。我感到自己仍在先生身邊，先生的手書給他這個初到珞珈山，不畏險阻，勇挑重擔，孤軍奮戰(zhàn)的學子送去了無比的溫曖、鼓舞和力量。

　　在北大學習的最后一個學年度里，我還十分有幸地選修了湯用彤先生開設(shè)的“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兩門課程。湯先生學識淵博，學貫中西印，與吳宓、陳寅恪先生一起有“哈佛三杰”之稱。先生講課有其獨特的風格。上先生的課是很緊張的。因為先生上課從不帶講稿或卡片，絕少板書，也不看學生，而是徑直走到講臺邊一站，就如黃河長江一瀉千里似地講下去，沒有任何重復，語調(diào)也沒有什么變化，在講到哲學家的著作、術(shù)語和命題時經(jīng)常是用英語，就這樣一直到響鈴下課。聽講者如稍一走神，聽漏了一句半句，就休想補上，因此就只能埋頭趕緊記筆記，于是在課堂上，除去先生的講課聲外，就是學生記筆記的沙沙聲。先生講授內(nèi)容方面最主要的特點是，他絕不按照他人的轉(zhuǎn)述（即所謂“二手材料”）來講，而是嚴格根據(jù)哲學家本人的原著，講解中都要指出某書、某章、某節(jié)或某命題，講授內(nèi)容可以視為哲學家原著的導讀。先生對原著絕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經(jīng)過嚴密的分析，引導學生通觀原著的本質(zhì)內(nèi)容和邏輯線索，以明了其“大體”。他也從不對所講的哲學學說作主觀的判決或宣稱它們有什么“用”。

　　他只是客觀地分析講解它們本身，以一種客觀質(zhì)疑的方法去客觀地分析其困難，引導學生把它們作為客觀的對象和學問去看待。正是在先生這種把西方哲學作為客觀對象而對其作客觀研究的思想的指導和培育下，在他的弟子中才出現(xiàn)了陳康先生這樣敢于在西方哲學研究上向西方學者叫板、具有使西方學者為了研究西方哲學而以不通中文為恨、甚至因此而欲學習中文的勇氣和信心的古希臘哲學專家。用彤先生講授這兩門課程，最后總是歸結(jié)到討論如何由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的對立而達到康德批判哲學的問題。先生認為，《純粹理性批判》通過對人類知識能力的批判，既對在理性主義中得到極端發(fā)展的“先天知識”問題進行了周密的探討，也對經(jīng)驗主義的發(fā)展所必然導致的休謨“懷疑論”問題作出了有根有椐的回答，從而結(jié)束了片面的理性主義哲學和片面的經(jīng)驗主義哲學在歐洲的統(tǒng)治，開辟了理性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相綜合的哲學新紀元。先生的精辟講解大大地增進了我對《純粹理性批判》的歷史基礎(chǔ)、理論來源和開創(chuàng)意義的理解。但是，我當時對先生多次輪翻講授的這兩門課的重要的歷史意義還沒有什么認識。直到1983年，為了紀念先生90周年誕辰，我根據(jù)湯一介提供的汪子嵩、張豈之和他本人的聽課筆記，將英國經(jīng)驗主義課程的“緒論”部分整理出來，以“關(guān)于英國經(jīng)驗主義”為題作為先生的遺作予以發(fā)表（外國哲學 第4輯，商務(wù)印書館）。我在“整理者按”中是這樣寫的：“湯用彤先生是我國少有的學貫中西印的著名哲學史家。他在西南聯(lián)大和北京大學的長期教學活動中，曾多次講授過`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印度哲學史`、`英國經(jīng)驗主義`和`大陸理性主義`等課程，系統(tǒng)地闡發(fā)了這些領(lǐng)域中的主要問題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湯先生的這些課程演講，為我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也是他遺留給我國學術(shù)界、特別是哲學史界的寶貴財富。這了紀念湯先生誕生九十周年，我們特根據(jù)1949年秋季（那時北京剛剛解放）“英國經(jīng)驗主義”課程的聽課筆記，將其緒論部分整理成文，予以發(fā)表，供研究西方哲學史問題的同志們參考。文章的標題是整理者加的，聽課筆記由湯一介、汪子嵩等同志提供。楊祖陶 1982年5月”。通過這一有意義的整理工作，這時，我才對先生這兩門課程講授之對于我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和發(fā)展有了一些初步的認識。直到1997年底—1998年初，湯一介和河北人民出版社委托我審閱和校訂《湯用彤全集》第5卷中“西方哲學”部分約25萬多字的文稿時，我又根據(jù)上述幾種筆記和先生用英文寫的笛卡兒哲學的講授提綱殘頁，結(jié)合我自己當年聆聽先生授課的體會記憶，對“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和“英國經(jīng)驗主義”聽課筆記整理的初稿進行了認真的細致的系統(tǒng)的校訂和補遺。這一責任重大的工作，既是我重新學習鉆研先生淵博的西學思想的過程 ；
也是我緬懷先生、景仰先生的具體表達。這時，我才對其歷史意義有了比較充分的認識。我在校訂工作完畢后致河北人民出版社文史編輯室的信中說：“先生的這些課堂講演及其筆記整理稿是西方哲學東漸史的重要文獻。它們至今仍保持著其固有的價值，對于今人傳授和研究西方哲學依然大有裨益。”

　　我畢業(yè)留校后，湯用彤先生有段時間似乎打算研究一下中國近代思想的發(fā)展，派我到離沙灘不遠的龍虎寺街上專售線裝書藉的書店采購一些有關(guān)人物的著作。院系調(diào)整后先生被任命為北大副校長。由于我和湯一介、樂黛云伉儷的至交友誼，我到先生家的機會自然地多起來了。特別是1954年底，當我在那里初次見到樂黛云在北大醫(yī)院住院時的病友、正在北京醫(yī)學院醫(yī)療系就讀的肖靜寧后，就越來越頻繁地到先生家去了。湯師母十分慈祥而善良，對年輕人的胡鬧非常寬容，管吃管喝，還都是最好的。在1957年反右風暴之前，我們度過了多少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樂黛云的弟弟樂光啟考上清華來到北京，還有湯一介的弟弟湯一玄，我們經(jīng)常是六個人在湯家相聚，在未名湖滑冰，到譚柘寺遠足，去市區(qū)展覽館參觀。聽湯一介十分幽默的活龍活現(xiàn)地模仿解放前他搞進步活動時經(jīng)歷的一次與偽“警備司令部”打交道的一個小官的講話，令人捧腹不已！先生住在燕南園58號，環(huán)境優(yōu)美。最令人矚目的是住宅的諾大客廳由一排幾乎高及天花板的書架隔開為餐廳和客廳兩部分，書架上整齊地排放著先生珍藏的中外圖書。我每次去都要在書架前佇立瀏覽。在先生大量的英文書中，我發(fā)現(xiàn)了一本德文著作：1891年柏林 Mayer ＆ Müller 出版社出版的德國著名康德專家Erich AdicKs 校注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我每去一次就要把這本書取出來觀看一次。先生看見我對這書“愛不釋手”的樣子，就寫了一張條子夾在書內(nèi)，然后把書交到我手里，我打開書一看，條子上寫的是“此書借給楊祖陶”。先生的這個舉動完全出乎我的意外，使我感到陣陣驚愕，但又是那么切中我的心意。想不到先生竟然把自己珍藏的、扉頁打上“YUNG-TUNG TANG”鋼印的珍本書如此慷慨地借給了我。我當時竟然一句話也沒有說，但先生把書交給我時慈祥和藹的面容和對后學寄予殷切希望和鼓勵的眼神，至今仍然那么鮮明生動地印在我的心底。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我沒有辜負先生借書時的期望，幾十年后，這本書在我鉆研、開設(shè)《純粹理性批判》課程，主導撰寫《康德〈純粹理性批判〉指要》和主導翻譯《純粹理性批判》的過程中，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本珍貴的書連同夾在里面的那張先生手書的寶貴紙條我都珍藏著，作為先生對我無微不至的關(guān)愛和盡心竭力的栽培的永遠的見證和紀念。

　　從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到北平沙灘紅樓，再到美麗的燕園、未名湖，我始終沐浴在一代宗師的學術(shù)、智慧的和煦春風和冬日暖陽里，就是炎炎夏日也因為年輕資歷淺而享受著“大樹底下好乘涼”。我與敬愛的恩師們的關(guān)系早已超出一般意義上的師生關(guān)系，這是我平生最大的幸運與幸福。所以，1959年當不顧我種種實際困難、“一紙調(diào)令如山倒”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時，我是多么的無奈與無助啊，對固有的一切依戀不舍，對未來的一切茫然……。我別無選擇，1959年國慶節(jié)后，我扶著老母，抱著剛滿周歲的女兒，扔下剛考上生理學研究生的肖靜寧，告別了我的母校，告別了敬愛的師長和親密的友人，隨著火車的鳴叫，奔向我從來未想過會去的陌生的武昌珞珈山。

　　如今，我來武漢大學已經(jīng)是整整半個世紀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師們的是，我的為學的道路與求學的道路是一脈相承的。不論風云變幻，不管險阻艱難，我始終不渝地以恩師們的風范為精神力量，幾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學的道路上，特行獨立，但求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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