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學科發(fā)展史的角度,檢視了中國政治學自80年代以來恢復和重建的歷程,梳理了這一時期我國政治學研究的理論范式,認為當代中國政治學基本上仍處于以革命斗爭經(jīng)驗為基礎的革命理論階段,仍然局限于宏觀政治學的范疇中,這種狀況不適應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從而削弱了政治學研究的學術地位和價值意義。為了適應我國社會經(jīng)濟體制的轉軌和國家政治生活的發(fā)展變化,推進21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中國政治學的研究范式應從以革命理論為軸心轉向以建設理論為中心;與此相適應,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應該從宏觀性定性分析的思維模式轉向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定性與定量相并重,從而建構起中國政治學的宏觀、中觀與微觀三維理論體系。

　　【關鍵詞】革命理論 建設理論 政治學方法 政治學體系

　　本世紀50年代,我國政治學作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學科理論被取消了,有關政治現(xiàn)象的理論研究被打散到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法學基礎理論的學科領域之中,政治學的研究隊伍也隨之分崩離析了。80年代,中國政治學在蟄伏了近30個春秋后,學科地位又得以恢復,學術隊伍又開始重建,中國政治學迎來了第一個繁榮發(fā)展時期。從80年代至今,我國政治學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真總結建國以來我國政治生活的歷史經(jīng)驗和失敗教訓,積極探索社會主義政治改革的理論和發(fā)展模式,學術成果層出不窮。然而,由于我國政治學的研究中斷時間較長,復蘇以后又深受教條主義的束縛,在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上都未能突破原有的思想框架和研究范式,因而同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日新月異的發(fā)展狀況相比,政治學顯得發(fā)展緩慢,缺乏創(chuàng)新,難以同時代發(fā)展的新現(xiàn)實和新要求相適應。這種狀況不能不引起我國政治學界諸多學人特別是新生代政治學者的憂慮。

　　21世紀即將來臨,中國政治學也正面臨著一個跨世紀發(fā)展的問題。中國政治學如何面向21世紀?21世紀中國的政治學研究將走什幺路子,應發(fā)揮什幺樣的作用?如何建構同新時代發(fā)展相適應的政治學理論范式和學科體系?這是事關中國政治學未來前景和命運的重大問題,必須引起我們的深思。

　　一、革命理論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總體范式

　　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論,以此描述“某一時期內為從事科學研究的共同提供典型問題和典型解決方法的普遍承認的科學成就”。當代中國的政治學也存在一套范式,這一范式就是革命理論的范式,它所提供的“典型問題”就是“國家與革命”,所提供的“典型解決方法”就是“階級分析法”。國內幾十種版本的政治學教科書,無論在體系上還是在內容上,甚至在論述的方法上都顯示出對這一范式的高度認同。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主要的是革命歷史經(jīng)驗和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

　　20世紀初,當馬克思列寧主義傳播到中國以后,中國產(chǎn)生了一批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者。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國家學說、無產(chǎn)階級政黨理論、領袖與人民群眾關系理論等等,都十分切合中國革命的現(xiàn)實需要,成為中國政治革命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fā)展和勝利,革命的中國人民又有了自己的“主義”——毛澤東思想,即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而產(chǎn)生的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經(jīng)驗的探索和總結,其基本特征就是革命性。

　　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思想從黨的指導思想進一步上升為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成為我國所有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指導,更是政治學研究的權杖。這就決定了中國政治學的基本特征:注解、引申和運用“總結革命經(jīng)驗的革命理論”。中國政治學的現(xiàn)有范式就是在這種理論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形成的。在極左思潮和教條主義的影響下,革命的理論成為神圣的教條,人們對它只可注解不可研究,只能運用不能創(chuàng)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使政治學研究在50年代初期不被人為地中斷,也不可能取得多大的發(fā)展。

　　80年代,中國政治學的地位得以恢復,過去神圣的只可注解不可研究的革命理論成了政治學研究的基本內容。十多年來,經(jīng)過對上述革命理論的淘洗和梳理,逐步形成了中國政治學界公認的政治學概念、范疇、闡釋模式與邏輯結構,形成了中國政治學的理論范式。但是,由于理論的過濾與沉淀不夠充分,這一范式仍然是以革命理論為核心,其理論的基本元素,一方面來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經(jīng)驗,因而帶有經(jīng)驗主義的痕跡,理論色彩并不濃厚;另一方面,來自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以樹立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權威性,增強學術底氣。對于我國現(xiàn)時期國家政治生活中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問題,政治學研究者采取了回避或者大而化之的態(tài)度。因此,政治學的理論體系仍是大同小異地重復過去的一套革命理論。

　　在政治學的理論視野與體系結構方面,當代中國政治學的基本框架是:階級論、民族論、國家論、政權論、政黨論、政府論。有的或許還包括領袖論、人民論、統(tǒng)一戰(zhàn)線論、政治意識論、國際政治論等[1]。對上述問題的專門探討也罷,系統(tǒng)論述也罷,都離不開馬、恩、列、斯、毛等經(jīng)典作家有關革命理論的論述,都離不開對過去中國革命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與強調。

　　在對政治學原理的闡釋方面,中國政治學的所謂原理并非是對政治現(xiàn)象提供解釋的理論模式,而是注釋式的革命話語,即以革命領袖的思想或言論為中心而形成了基本命題。這種命題,既以革命理論為核心,又以革命經(jīng)驗或另外的革命語言為論據(jù)。以革命理論為核心、以革命語言為載體的中國政治學理論對權威人物具有極強的依附性,離開了權威話語,政治學也就失去了理論上的幾分銳意和勇氣。在一些具體的現(xiàn)實問題面前,政治學家們總是習慣于尋找相關的、相近的革命理論、革命領袖的話語加以分析;當“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時,也總是小心地采取“新問題舊歸納”、“舊問題新提法”的策略加以論述。

　　從研究方法來看,中國政治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階級分析法和歷史分析法。我們知道,階級分析具有鮮明的立場性和政治價值取向。階級分析法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是我們觀察社會、分析人類歷史的有力工具之一。但是一旦把階級變成標簽,隨意插在分析的對象上面,就失去了它的內在價值。正是這種標簽式的階級分析法,將所有政治問題都冠之以“奴隸主階級的”與“奴隸階級的”,“封建地主階級的”與“農(nóng)民階級的”,“資產(chǎn)階級的”與“無產(chǎn)階級的”之后,就停止了深入的分析。因為,階級分析法的根本宗旨在于對各種非無產(chǎn)階級的政治立場、觀點、理論、制度進行批判和否定,從而得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政治結論。階級分析法是同革命理論范式的政治學相適應的,沒有階級分析法,就沒有革命理論范式的政治學。

　　歷史分析法是階級分析法的延續(xù)和擴展,其基本的分析手段是對不同歷史類型下的政治形態(tài)與政治問題進行縱向比較和定性分析。這種分析的思路只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早就畫好的圖式:原始社會的——奴隸社會的——封建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革命與歷史發(fā)展的這一運動圖式,被轉變成為政治學的分析模式與敘述方式,于是就形成了一套革命的理論邏輯。這種建立在歷史辯證法基礎上的革命邏輯,充滿了對舊政權與舊制度的批判與否定,洋溢著對革命性行為的辯護與肯定。

　　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方法相結合,形成了革命范式為核心的政治學體系,成為中國政治學的主流。

　　盡管革命的時代早已過去,我國正處于現(xiàn)代化建設時期,迫切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政治學理論與方法,但由于傳統(tǒng)政治思維慣性的影響,時至今日,中國政治學的理論體系、話語系統(tǒng)、研究方法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xiàn)出濃厚的革命理論色彩。從總體上看,仍沒有走出革命理論的基本范式。革命理論大量地體現(xiàn)在我國政治學的教科書、專著、論文之中,并不斷地傳播到社會,灌輸給學生,具有很強的自我延續(xù)與擴散功能。勿庸否認,革命理論在研究隊伍和大學教育中的延續(xù),具有學理性意義和知識積累的作用,但已遠遠不能適應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客觀需要,特別是不適應建設型人才的培養(yǎng)。

　　二、宏觀性與靜態(tài)性是當代中國政治學的結構特征

　　從內容與方法上看,我國政治學的總體范式是革命的理論范式,在體系結構上看,則表現(xiàn)為宏觀性與靜態(tài)性。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政治學的理論視野或主要論域是:階級結構與政治關系,人民民主專政(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政府體制,國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多黨合作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統(tǒng)一戰(zhàn)線,“一國兩制”等等。[2]這些論域全部屬于宏觀政治學范疇,屬于全局性的大問題。從政治學理論體系的基本要求來看,對上述問題進行系統(tǒng)化的理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沒有宏觀政治學的理論體系,中國政治學的大廈就難以建立。但是,若只局限于這一層次的研究,就難免導致政治學體系結構的失衡,沒有中觀、微觀層次的政治研究,政治學就難以把研究的觸角深入民間社會層面的政治關系,就很難真實、準確地了解和把握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態(tài)度及政治價值取向,這樣,宏觀政治學也就成了無源之水。

　　我國的宏觀政治學研究,除了革命理論范式的特征以外,還引用國家憲法和中共中央文件作為論證或解釋的通則,作為分析和評價的依據(jù)。這種從理論原則、憲法條文、中央文件出發(fā)的理論體系,其內在結構具有邏輯上的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關系,形成了內在的因果鏈條,環(huán)環(huán)相扣,循環(huán)論證。由于這種理論的原概念與原理論來自本身意識形態(tài)化的革命理論、權威性的革命經(jīng)驗以及法理化的憲法原則、政策規(guī)定等等,因此,這種宏觀的理論建構似乎可以撇開政治現(xiàn)實,只作靜態(tài)的邏輯歸納與演繹推論即可。也就是說,深居書齋,閉門造車,也可產(chǎn)生出這種恢宏的政治理論和造詣深厚的政治學家。事實上,中國政治學近十多年的發(fā)展過程中,這種情形何嘗又不是事實?靜態(tài)的宏觀理論研究,造就了一批書齋型的政治學家。許多政治學者在面對中國政治的實際問題時,又怎能不是大而化之地擺原則、談本質、謀大思路。難怪有人說,當今中國,真正能夠影響中央決策層,對解決現(xiàn)實問題有一定幫助的,恰恰不是中國的政治學家,而是社會學家、經(jīng)濟學家,就連新聞記者的作用也強過政治學者。作為搞政治學的,聽了這話真是感到汗顏!

　　中國政治學在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研究層次的發(fā)展失衡,從整體上也制約了政治學的發(fā)展,不僅造成政治學理論結構與知識結構的欠缺;更為嚴重的是,它使政治學理論更加遠離我國的社會政治現(xiàn)實,削弱了政治學的科學功能與社會效用。這種狀況若不及時扭轉,終將窒息已處弱勢的中國政治學。為此,筆者向學界呼吁,學界應鼓勵和支持多一點的人從宏觀政治學的陣營走出來,走向社會政治現(xiàn)實,轉向政治學的中觀、微觀研究。多一點調查,少一點空談;多一點實證,少一點空論。

　　三、時代變革呼喚中國政治學的總體性轉換

　　政治學的總體性轉換應是理論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論體系的轉換,這是時代變革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已轉向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一個現(xiàn)代化建設的時代已經(jīng)來臨。體制的變革,思想文化觀念的更新促進了我國社會的急劇變遷。同這一變遷相適應,我國的自然科學、哲學以及經(jīng)濟學、法學、社會學等學科都不失時機地進行了學科重點的總體性轉換或者以轉換的姿態(tài)面向21世紀,從而,促進了自身的繁榮和發(fā)展。然而,在這一新的發(fā)展機遇面前,政治學卻顯得反應遲緩。

　　中國政治學要想立足于21世紀,并對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所作為,就必須在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上實現(xiàn)總體性轉換,即基本學術范式的轉換。

　　1.理論視野的轉換理論

　　視野或概念、原理等研究范式,要從“革命理論”轉向“建設理論”。轉換的著眼點是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和公民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21世紀的世界是經(jīng)濟大較量的時代,也是政治與社會文明爭相發(fā)展的時代。中國更迫切需要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確保我國現(xiàn)代化目標的實現(xiàn)。21世紀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而不是思想暴力的革命家。建設的時代需要建設的理論,對于政治來說更是如此。

　　目前,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這場偉大的實踐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與政治文明,關系到國家的安定、政治的昌明和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進一步體現(xiàn),為社會經(jīng)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必須看到,在現(xiàn)實生活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出現(xiàn)了諸如權力腐敗、地方保護主義、利益分配不公、公民政治冷漠、社會治安狀況惡化、社會行為失范等問題,迫切需要我們去研究,探索解決問題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因此政治學必須從當代中國新的政治現(xiàn)實出發(fā),放下包袱,開動腦筋,為建構適合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政治學而努力。從當前政治學的現(xiàn)狀及條件來看,筆者認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優(yōu)先考慮:

　　第一,政治制度創(chuàng)新理論。這屬于宏觀政治學的范疇。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政權組織形式及其功能的完善與創(chuàng)新;政府機構的合理建制與職能范圍的科學界定;政府行為的制度化與規(guī)范化理論;政黨制度以及黨政關系的科學化、法制化理論;整個政治體系的宏觀構造模式及創(chuàng)新理論。

　　第二,公共政策理論。可以認為,這屬于政治學的中觀領域。中國是一個現(xiàn)代化中的國家,發(fā)展的主題要求實行兩強模式,即“強政府—強市場”的模式。[3]而聯(lián)結政府與市場的基本手段就是公共政策。隨著21世紀中國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將成為我國政治中一項至關重要的內容。未來中國發(fā)展中的許多問題,都將成為公共問題,有些還會上升為重大的政治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問題,僅僅依靠經(jīng)濟或市場的手段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憑借政治或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由于社會的公共問題將會增多,公共生活的領域將會擴大,人們之間的政治性聯(lián)系也會更加密切,從而對公共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也將會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執(zhí)行與修改等過程與環(huán)節(jié)上發(fā)生更多和更直接的互動關系。因此,我們必須加強對公共政策的理論研究,建構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政策的分析模型和理論體系。同時,還應加強對具體政策及其相互關聯(lián)及協(xié)調的研究,如社會保障政策、人口政策、公共教育政策、產(chǎn)業(yè)政策、環(huán)境保護政策及科技政策等等,同時提高政策研究的運用水平。

　　第三,政治行為理論。它屬于微觀政治學的范疇。我國政治學對政治行為的研究顯得尤為不足。有的人將它與宏觀政治學混同起來,把研究的范圍局限在諸如階級斗爭、國家管理、政府行為、權力監(jiān)督等方面[4]。筆者以為,宏觀政治學與微觀政治學的分野,不僅體現(xiàn)在研究對象方面,更體現(xiàn)在研究方法上面。宏觀政治學適合采取定性的、規(guī)范式的研究方法,而微觀政治學則適合于采取定量的、實證的研究方法。如果只采取定性的、規(guī)范式的方法對政治行為進行研究,那幺很容易發(fā)生“層次謬誤”的方法論錯誤。很顯然,采取規(guī)范的方式對個人政治行為的研究,不能說是微觀研究,仍然是宏觀研究方法的一種。社會政治行為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公民的政治傾向及行為模式。這種研究對于國家的、社會的政治管理行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歷代統(tǒng)治者都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問題,因為這是一種統(tǒng)治得以繼續(xù)的社會基礎,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謂“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等等,講的都是這個道理。所以,民心向背問題不可不察。對政治行為研究主要內容應該是有關公民的政治行為,包括公民的集結行為,即社團、利益團體等的行為,但研究的著重點和基礎應該是個體政治行為。

　　隨著21世紀的到來,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必將會進一步擴大,并且隨著社會經(jīng)濟利益的分化與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人們在政治上,至少在觀念政治形態(tài)上也會出現(xiàn)多樣化。對此,任何驚慌失措、諱疾忌醫(yī)都是無濟于事的,更不能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唯一科學的有效的辦法,就是深入研究各類公民的政治行為,包括其行為方式、行為動機、心理特征及社會經(jīng)濟文化背景等內容。只有了解民情,才能掌握民心,才能制定出更加體現(xiàn)群眾利益和愿望的好政策,從而奠定政通人和的政治基礎。因此,加強對公民政治行為的研究,是建構我國政治學理論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第四,政治文化理論。政治文化研究既有宏觀性的一面,也有微觀性的特征。筆者不同意將政治文化的研究局限在微觀的層面,只注重研究個人的政治認知、政治信仰以及行為動機等內容,更不同意“價值中立”的觀點。

　　在政治研究領域,不可能脫離一定的政治立場和服務方向。我國的政治學研究,從根本上來說,必須服務于本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有利于社會的文明進步。離開了這個目標,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和意義就會落空,變成經(jīng)院式的玄學。在政治文化研究領域,我國政治學者的任務十分艱巨。第一,從宏觀層次上來看,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政治文化有待我們深入地梳理,鴉片戰(zhàn)爭以來輸入的西方政治文化還有待我們進一步地分辨,才能去粗取精,引以為用。此外,我們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文化還要進行深入地研究,因為這是我國當代政治文化的主體。在理論元素上,屬于政治哲學范疇的自由與平等、民主與權利、權力與服從、公平與正義等基礎理論研究也需要有一個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中國政治哲學的理論體系。第二,從微觀層次上來看,我們應該在政治行為研究的基礎上建立有民族特色政治文化的理論,特別是要對我國公民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知識、政治認同感、政治效能感等方面進行細致入微的實證研究。

　　2.理論體系的建構

　　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從以宏觀為主的單一層次結構轉向宏觀、中觀、微觀多層次并舉的結構。在政治學理論體系中,宏觀、中觀與微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層次應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范圍和相適合的研究方法,從而形成內容相連、方法互補的恢宏理論大廈。筆者認為,政治學宏觀、中觀、微觀的劃分是相對的,而且劃分的標準也是多元的。大體上說,宏觀政治學主要研究中央或國家的層面,內容包括國家理論、政權理論、政府理論、政黨理論以及貫穿于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原則,這是政治學理論體系的主干。微觀政治學主要研究社會層面的政治生活,特別是公民個體的政治行為及其觀念動機方面。相對而言,中觀政治學的研究范圍主要是介于國家與社會、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治現(xiàn)象。例如,從實體來看,中央以下,鄉(xiāng)鎮(zhèn)(街道)以上層級的政治活動都可以劃歸中觀政治學研究的范圍,而從虛體來看,公共政策也屬于中觀研究的范圍,因為它是聯(lián)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紐帶和中介。

　　3.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拓展

　　一定的理論范式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敘述方式與之相適應。為適應我國政治學研究的總體性轉換,政治學研究方法也必須拓展或轉換,將以階級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定性分析法為主的方法體系,拓展或轉換成以結構分析、實證研究、定量分析為主的多元方法體系。不同層次的政治學應該建立相適應的研究方法。

　　學術研究的突破,首先是方法論上的突破。階級與階層分析法,作為宏觀政治學重要的分析方法,應該繼承,但是不能“標簽式”的運用。中國政治學要獲得突破性的發(fā)展,必須革新研究方法,大膽引入實證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有效的研究手段。而且,最為關鍵的是,必須走出書齋,深入社會,進行調查研究。

　　政治學與社會學、人類學、經(jīng)濟學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在研究方法上相互之間具有互補性。國外的社會科學領域,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學對經(jīng)濟學、社會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等學科都有一定的貢獻。同時政治學也從其它學科中吸收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補關系。然而在我國,相對于經(jīng)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政治學的研究方法顯得陳舊和落后。因此,政治學應該借鑒國內外社會學、經(jīng)濟學、人類學的一些有效方法,如社會學的實證研究、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經(jīng)濟學的數(shù)量模型等研究方法。當然,其它學科也能在政治學中找到有用的概念體系和研究方法,如制度研究法等等。因此,首先要加強國內各學科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

　　在方法論的多樣性拓展方面,中國政治學者還應該進一步學習和借鑒國外政治學及其相關學科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加強同國外政治學界的交流。中國是現(xiàn)代化中的國家,中國的現(xiàn)代化既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也會面臨世界現(xiàn)代化歷史過程中所共有的一些問題,如社會結構分化,政治穩(wěn)定與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關系,權力腐敗與政治合法性的維系,政治文化觀念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矛盾,等等。對于這些問題,國外的一些政治學家已經(jīng)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采用了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對此,我們不應一概排斥和否定。

　　總之,中國政治學在面向21世紀的發(fā)展過程中,必須實現(xiàn)理論視野與研究方法的總體性轉換,轉換的著眼點是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fā)展,提高全民族政治文明的程度,而絕不是什幺“非意識形態(tài)化”或使政治學變成脫離中國政治實際的“純學術”。離開了這個著眼點,我們很難想象,21世紀中國政治學會出現(xiàn)新的繁榮和發(fā)展。

　　[1]有關這方面的例子,可參閱趙寶煦主編《政治學概論》,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丘曉主編《政治學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惠巖著《政治學原理》,吉林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王松主編《政治學基礎理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

　　[2]參見云光主編《社會主義政治學》,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浦興祖主編《當代中國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版。

　　[3]郭正林:“論政府與市場結合的基本模式”,《中山大學學報》1995年第4期。

　　[4]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浦勉《政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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