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書法與紙張的關系，是一個既新穎又頗有意味的課題。這一問題的探討，將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書法的發(fā)展歷史和審美范式的轉(zhuǎn)化。

　　一 文字的出現(xiàn)與紙張的發(fā)明

　　古史記載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考古發(fā)現(xiàn)，距今八千多年前，黃河流域出現(xiàn)了磁山、斐李崗文化，在河南舞陽賈湖出土的手制陶瓷上的符號，被學界認為是一種文字的起源。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阿馬薩里《中國古代文明》認為：“在距河南舞陽縣城北22公里處的賈湖發(fā)現(xiàn)的安陽類型的甲骨文時期銘文，距今有7-8千年的歷史”[①]；
距今約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遺址，出土了有一些類似文字刻畫的彩陶。[②]隨后，二里頭文化考古發(fā)掘中發(fā)現(xiàn)有刻畫記號的陶片有記號二十四種，其單個獨立的字頗似殷墟甲骨文字；
而二里崗文化則已出現(xiàn)文字制度。[③]殷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更表明中國古文字文明走向了成熟。[④]可以說，八千年來，中國漢字從圖畫符號的創(chuàng)生到定型，從古文大篆到小篆，進而到隸書、楷書、行書、草書，各種字體的成熟表明了古人生生不已的創(chuàng)造力，而促成了作為獨立門類的中國書法藝術的誕生。

　　一般而言，世界五大文明發(fā)源中的其他四種文字，即埃及圣書、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瑪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會舞臺而進入歷史博物館，盡管梵文今天仍被學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漢字這樣在當代社會中長壽而廣泛地運用。漢字這一“東方魔塊”所具有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打破了《圣經(jīng)》中上帝變亂天下人言語而阻止建成“巴比倫塔”的“神話”，并在人類進入第三個千紀年時，在文字和書法兩個領域顯示出日益強健的生命力。

　　文字的傳播和藝術表現(xiàn)需要物質(zhì)載體，漢字藝術的最初載體不是紙張。中國人在發(fā)明紙張之前是用結繩來記事的，然后產(chǎn)生了古代陶文，在龜甲獸骨上刻辭產(chǎn)生了殷商甲骨文，在青銅時代將青銅器作為文字載體鑄刻銘義產(chǎn)生了金文，其后又將文字寫在用竹木削成的薄片上稱“簡”“牘”，也將文字刻在石頭上如石鼓文的刻石，或?qū)⑽淖謱懺诮z織制品上的帛書。在經(jīng)歷了眾多的文字載體經(jīng)驗后，中國人終于發(fā)明了造紙術。[⑤]

　　考古發(fā)現(xiàn)，在中國西漢初年就出現(xiàn)了比較成熟的紙，[⑥]如西漢早期的放馬灘紙，西漢中期的灞橋紙、懸泉紙、馬圈灣紙、居延紙，西漢晚期的旱灘坡紙。一些紙上的墨跡字體說明當時已用于文書的書寫。[7]發(fā)明后，逐漸改變了“簡重而帛貴”的現(xiàn)狀，[8]促進人類文明進程同時，使中國書法尋找到最好的載體和表達方式，并促成其成為一門重要的東方藝術。

　　二 書畫用紙的歷史拓展

　　漢代蔡倫全面發(fā)展和革新的造紙術開始用于書契，這段時期基本上是帛與紙兼用。東漢末（公元 185年左右），書法家左伯發(fā)展了“蔡侯紙”而創(chuàng)出了被人稱為“研妙輝光”的“左伯紙”，并多為書法家采用，使書法家用紙書情達意獲得新的推進。對此，唐代張懷瓘有評論說：“左伯字子邑，山東東萊人，特工八分。擅名漢末，又甚能作紙”。[9]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紙張的運用開始更為自覺，紙的用量逐漸超過帛簡。[10]代久遠，魏晉時期的紙張大多不可考。到了晉代(公元4世紀)，紙已成為書法家主要的書寫材料，紙寫本大量增加。書法大家鐘繇、王羲之等大多用紙恣意書寫。劉義慶撰《世說新語》說：“王羲之書蘭亭序用蠶繭紙，紙似革而修也”，清晰地說明王羲之書寫《蘭亭序》用的是蠶繭紙，[11]從而得以自由書寫高邁精神并獲得飄逸跌宕的藝術精品。蠶繭紙的特征為寫字后墨透紙背，光滑爽利�，F(xiàn)在已很難見到晉代蠶繭紙，所能見到的是宋代的蠶繭紙，紙色淺黃類似繭絲外觀，櫧皮加工而并非蠶繭所造，紙質(zhì)很薄而正面光滑，纖維交織均勻，抗蟲蛀壽命長，實為紙中上品。唐代韓愈《石鼓歌》說：“羲之俗書趁姿媚，數(shù)紙尚可博白鵝”。說明在王羲之時代，書法家用紙寫書法已經(jīng)比較普遍。唐·蔡希綜說：“陶隱居云：‘右軍此數(shù)帖，皆筆力鮮媚，紙墨精新，不可復得’�！盵12]這一時代的畫家，仍然用絹作畫，選用紙張作畫是更晚一些的時代了。[13]晉南北朝的紙多為麻料制成，如晉代陸機《平復帖》就為麻紙所書。米芾《書史》考證古代名書法家所寫字帖用紙，晉南北朝以麻紙粘紙為主，所寫的大量經(jīng)文基本上紙本，紙張對文化的傳播和普及作用巨大。（圖例：東晉陸機《平復帖》，麻紙本；
晉代《法華經(jīng)》殘卷，麻紙寫本；
《律藏初分》（西涼建初十二年，416年，麻紙寫本）。

　　唐五代進一步擴大書法用紙的品種，如用麻類、諸樹皮、桑皮、藤皮及少量其他皮料。唐代韓滉《五牛圖》卷、唐代杜牧《張好好詩》卷，皆為紙本麻料，紙質(zhì)光滑，質(zhì)量甚佳。其時紙張的種類甚多，諸如麻紙、格紙（或名香紙）、剜藤紙、桑根紙、網(wǎng)紙、由拳藤紙、繭紙、密香紙等，皆為書家所喜愛。澄心堂紙代表了唐五代書畫紙的高水平，為南唐李后主所使用之名紙，與廷圭墨齊名，平滑緊密，吸墨較弱，有“滑如春冰密如璽”之稱。馬宗霍《書林藻鑒》載：“唐代書家之盛，不減于晉。專立書學，實自唐始”。米芾《書史》中記載鑒定澄心堂紙真?zhèn)蔚姆椒ǎ骸肮懦涡奶盟�洗浸一夕，明鋪于床上，漿硬已去，紙復元性”。唐代還有一種較厚的紙稱“硬黃紙”。唐人《臨王羲之快時晴雨帖》就是使用的硬黃紙。唐人寫經(jīng)大多數(shù)是用黃柏水染成的黃色紙本。趙希鴿《洞天清錄集》“硬黃紙?zhí)迫擞靡詴��?jīng)，染以黃基，取其辟以其流加漿，澤勞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明代唐寅《六如居士畫譜》說：王思善云：“唐有硬黃紙，唐人以黃pi染之，取其辟蠹，其質(zhì)如漿，光澤瑩滑”。[14]（圖例：唐官方文書，硬黃紙；
唐韓滉《五牛圖》，桑皮紙；
唐杜牧《張好好詩》，麻紙本；
唐馮承素《蘭亭序》神龍年間摹本，皮紙本）

　　宋元時期已經(jīng)有了砑花紙和粉箋紙。北宋李建中《同年帖》，紙有中等簾紋，本幅后邊有一條砑花紙，這是我們見到過的最早的砑花紙；
北宋薛紹彭《元章召飯?zhí)�》所用的紙是最早的粉箋紙。元代的紙與宋代差別不大，造紙方法已趨成熟，諸紙皆備。（圖例：宋趙佶《夏日詩》，皮紙本；
宋蘇東坡《人來得書帖》， 構皮紙本；
宋米芾《苕溪詩》卷，楮皮紙本；
宋李建中《同年帖》，水紋紙本；
宋《大方廣佛華嚴經(jīng)》，藏經(jīng)紙本；
宋楊無咎《四梅圖》（局部）桑皮紙本；
宋《文選》，皮紙印本；
元朱德潤《秀野軒圖》（局部）皮料紙）》

　　明承元代造紙技術。明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書畫，所用之紙被稱為宣德箋，這種紙光滑潔白，細潤耐用。明初有大片灑金紙，明代中后期發(fā)展起來的小金片和金星紙，明代后期、清代初期又發(fā)展為泥金箋。明代高麗鏡面箋紙大量運用，文征明的《行書詩》卷本幅質(zhì)地為高麗鏡面箋紙，明代后期董其昌喜用這種紙，紙光滑細潤，作書繪畫，得心應手。（圖例：明萬歷間羊腦簽紙；
明萬歷間磁青紙）

　　到了清代，紙張品類的之繁盛，可謂蔚為大觀：“凡舉側理紙、赫號紙、松花紙、鳳尾紙、香皮紙、玉屑紙、蔡倫紙、澄心堂紙、桃花箋紙、魚卵紙、藍紙、左炎右刀藤箋紙、麻面紙、滕骨紙、金花紙、烏絲紙、白藤紙、白麻紙、黃麻紙、洪兒紙、百韻箋紙、青白箋紙、金鳳紙、魚肌簽紙、雁頭簽紙、鄱陽白紙、女兒青紙、硬黃紙、紅簽紙、松皮紙、芨皮紙、霞光紙、布頭簽紙、左水右完花簽紙、小簽紙、麥光紙等三十六種”。[15]（圖例：清康熙皇帝御筆，皮紙本；
清乾隆皇帝御筆，仿金粟山藏經(jīng)紙；
清《佛說無量壽經(jīng)》瓷青紙泥金寫本；
清劉墉《久安室妙墨》，羅紋紙；
清吳讓之《墨竹圖》，蠟簽本；
清吳鳳藻行書七言聯(lián)，黃蠟簽紙；
清孫星衍篆書七言聯(lián)，灑金宣紙；
清曾國藩行書，灑金蠟簽紙；
清馮桂芬書法，開化紙；
清郭尚先冊頁，灑金宣；
清翁方綱書法，梅花玉版箋；
清劉統(tǒng)勛書法，仿澄心堂紙；
清徐楨花鳥扇面，羅紋灑金宣紙；
清鄭孝胥信札，秋菊箋紙；
民國蔡元培行書七言聯(lián)，宣紙；
民國王仁俊信札，虎皮宣紙；
民國吳湖帆行書聯(lián)，玉版宣紙；
現(xiàn)代徐悲鴻對聯(lián)，羅紋紙）。

　　三 簡單的結語：書法與紙互動的意義

　　隨著文字書法和紙張歷史的演進，紙張在書法創(chuàng)作中大量應用，并不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新的形式和新的質(zhì)料。使得書法家們心手雙暢，抒情達意，創(chuàng)作出中國歷史長河的中的書法精品。加之，東西方交流的增加和暢通，紙張的制造不但在中國達到鼎盛和空前普及，而且傳播到朝鮮半島、日本、中亞阿拉伯、開羅等地，對東南亞、中亞和歐洲文明發(fā)展中的紙張使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東方書法藝術與紙張的互動和世界性傳播，同樣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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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安東尼奧·阿馬薩里著《中國古代文明》，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第3頁。書中還認為“此次發(fā)掘工作共發(fā)現(xiàn)四個文字和一件樂器”，“根據(jù)碳－14測定這些文物的年代被確實為8000年前”，第9頁。

　　[2]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fā)展》中認為：“彩陶上的那些刻劃記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蓖跤钚耪J為：“比仰韶文化時代略晚的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中，如寧陽堡頭村、莒縣凌陽河、諸城前寨等地都發(fā)現(xiàn)了文字。唐蘭認為這已經(jīng)是較為成熟的文字�！蓖跤钚牛骸都坠菍W通論》（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443頁。

　　[3 二里崗文化曾發(fā)現(xiàn)過三個有字的骨頭，兩件各一個字，一件十個字。

　　[4 胡厚宣總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1983年版；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
何炳棣《東方的搖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年版。其中，張光直的意見頗有代表性：“我們已經(jīng)見到了早在5000年前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所刻的符號標記，這些符號肯定是古人所運用的文字符號的重要來源。不過，這些新石器時代的符號標記是零星出現(xiàn)的，尚未形成能被書寫下來的語言。中國人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開始用文字來記載其所作所為�！币姀埞庵薄豆糯�中國考古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頁。

　　[5 盡管在埃及有紙草紙，歐洲有羊皮紙，但這些在嚴格意義上說，都不是人工創(chuàng)造的紙。以蔡倫為集大成者的逐步完善的造紙術，將樹皮、布頭、麻和魚網(wǎng)等加工成原漿紙，為中國造紙業(yè)的發(fā)展和向其他國家傳播作出了重要貢獻。

　　[6]吉星《從考古發(fā)現(xiàn)和出土古紙的化驗看造紙術起源》：“紙在西漢以后的使用過程中被改進，至東漢蔡倫時代得到推廣和總結，又擴充了新的原料來源。中國早期造紙史應是這樣發(fā)展的。”《化學通報》，1999年第1期。

　　[7 從出土的時間看，有1957年，在西安市東郊的灞橋古墓中出土的“灞橋紙”；
1973年在甘肅居延漢代金關遺址發(fā)現(xiàn)的“居延紙”；
1978年在陜西扶風中顏村漢代窖藏中出土西漢時的“扶風紙”；
1979年敦煌出土的“馬圈灣紙”；
1986年在甘肅天水市附近的放馬灘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漢初年文、景二帝時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放馬灘“紙地圖”；
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fā)掘出了多張麻紙，其中三張紙上還書寫有文字。

　　[8 晚周帛畫和戰(zhàn)國楚墓帛畫以及稍晚時候的馬王堆漢墓帛畫，均是畫在較細密的單絲織成的帛上。

　　[9 唐代張懷瓘《書斷》卷一。

　　[10]朝·梁·庾肩吾《書品》：“若探妙測深，盡形得勢，煙花落紙，將動風采，帶字欲飛，疑神化之所為，非世人之所學，惟張有道(芝)、鐘元常(繇)、王右軍(羲之)其人也”。將“煙花落紙”的“紙”的功效，描寫得淋漓盡致。

　　[11] 相傳王羲之蘭亭原作已入昭陵，現(xiàn)難以考訂其用紙，只能據(jù)歷史記載言之。

　　[12] 唐·蔡希綜《法書論》。

　　[13] 細觀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及隋展子虔《游春圖》，都是絹本。

　　[14] 王以坤編著《書畫鑒定簡述》，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5] 清代李象梓《藝苑零珠》刻本《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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