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絕對的意義來說，在過去兩個世紀里西方國家所經(jīng)歷的非凡的經(jīng)濟增長和自由企業(yè)的利益的廣泛分配大大減少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貧窮的程度。但是，在部分意義上，貧窮是一個相對的問題，甚至在這些國家里，顯然存在著很多人生活于我們中的一些人所認為的這種貧窮之中。

　　一個解決途徑，而在許多方面還是最理想的途徑便是私人慈善事業(yè)。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放任主義的全盛時期，即：英國和美國十九世紀之中期和晚期，我們能看到私人慈善機構和組織的急劇增加。政府福利活動擴展的主要代價之一便是私人慈善活動的相應下降。

　　人們可能爭辯，私人慈善機構是不夠的，因為，從其中獲得利益的人不是那些向慈善機關捐贈的人——再一次構成一種鄰近影響。當我看到貧困，我感到不快；
由于它的減少我得到好處；
但是，不管是我還是別的人為了減少貧困而支付費用，我都得到相同的好處；
因此，我部分地獲得了其他人慈善行為的好處。用不同的話來說，我們大家可能都愿意幫助救濟貧困，假使其他人也是如此的話。如果沒有這種擔保，那末，我們可能不愿意捐贈出同樣的數(shù)量。在小的集體里，公共的壓力甚至在私人的慈善事業(yè)中也能足以實現(xiàn)上述保證。在逐漸成為我們社會的主要形式的大的非個人集體里，要想做到這一點困難得多。

　　假設象我那樣，我們接受了這種道理，把它當作為政府采取行動來減少貧窮的理由，這好象在社會中的每個人生活水平之下規(guī)定了一個最低限度�，F(xiàn)在，仍然留下的問題是規(guī)定的高低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去規(guī)定它。我看不出決定“高低為多少”的辦法，除非根據(jù)我們——我的意思指我們大部分人——愿意為此目的而施加于自己的賦稅數(shù)量�！叭绾稳ヒ�(guī)定”的問題具有較大的推測的余地。

　　有兩件事情似乎是清楚的。首先，假使目的是減少貧困，那末，我們應該有一個旨在于幫助貧苦人的方案。我們有各種理由來幫助恰好是一個農(nóng)民的窮人；
幫助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是農(nóng)民，而是因為他貧窮。這就是說，該方案的目的應該是幫助作為一般人的人，而不是作為特殊職業(yè)集團中的人、或不同年齡的集團中的人、或某種工資率的集團中的人、或勞動組織或行業(yè)成員中的人。這是農(nóng)業(yè)方案、一般老年人的救濟金、最低工資法、偏袒工會的法律、關稅、某種工種或職業(yè)領取執(zhí)照的規(guī)定等等似乎無窮盡的事例中的一個缺點。第二，只要有可能，該方案在通過市場發(fā)生作用時，應該不妨礙市場正常狀態(tài)或不阻礙它的正常作用。這是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支持、最低工資法、關稅以及類似事項的一個缺點。

　　從純粹的執(zhí)行機制的理由上看，應該建設的安排是一種負所得稅。按照聯(lián)邦所得稅的規(guī)定，我們現(xiàn)在每人收入 600美元可以不納稅（加上最低限度10% 的統(tǒng)一扣除）。假使一人得到100美元應納稅的收入，即：超過免稅和扣除的100美元收入，那末，他得納稅。按照負所得稅的建議，假使他的應納稅的收入為負數(shù)值的100美元，即：比免稅加上扣除的總額少100美元，那末，他得納付負數(shù)值的稅，也就是，得到一筆津貼。例如，假使津貼的比例是50%，那末，他將獲得50美元。假使他一點也沒有收入，并且為了簡單化起見，沒有扣除額，而稅率仍然不變，那末，他將獲得3O0美元。假使他有扣除，他可能獲得的比這個數(shù)量還要多。例如，醫(yī)療費用，從而，甚至在減去免稅額以前，他的收入減去扣除以后是負數(shù)。津貼的百分比當然可以是累進的，正象超出免稅額的稅率那樣。以這種方式，可以規(guī)定一個任何人的凈收入（現(xiàn)在的定義包括津貼在內(nèi)）都不會低于這一最低限度——在上述簡單的例子中是每人300美元。規(guī)定具體的最低限度將取決于社會是否有負擔的能力。

　　這一安排具有明確的好處。它是專門針對貧窮問題的。它向個人提供最有用的形式的幫助，即：現(xiàn)金。它是一般性的，從而能代替現(xiàn)在已經(jīng)實施的很多的特殊措施。它明白地表示出社會所負擔的費用。它在市場之外發(fā)生作用。象任何其他緩和貧窮的措施那樣，它減少那些被幫助的人的幫助他們自己的動機，但是，它并沒有完全消除那種動機，正象任何對收入津貼到某一固定的最低額的制度一樣。額外賺取的一美元收入總是意味著更多的可以使用的款項。

　　毫無疑問，會有行政管理問題，但在我看來，這些問題似乎是一種次要的缺點，如果它們能被算作為缺點的話。這個制度能夠配合我們目前所得稅制度，并能與之連在一起加以管理。目前的稅收制度包括大部分得到收入的人，把所有的得到收入的人都包括在其中必然會作為副產(chǎn)品而改善目前所得稅的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假使它能付諸實施來代替目前指向同一目標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措施，那末，整個行政管理的工作肯定會減輕。

　　幾個簡單的計算結果也表明：這個建議在費用方面遠為要小，更不用說它所牽涉到的政府干預的程度少于我們目前所采用的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在另外一個意義上，這些計算結果可以被用來表明：作為幫助窮人的措施而論，我們目前的措施是多么的浪費。

　　1961年，政府在直接的福利和各項方案上的開支大致為330億美無（聯(lián)邦、州和地區(qū)）包括：對老年人的援助、社會保險金額的支付、對不能獨立生活兒童的援助、一般性的援助、農(nóng)產(chǎn)品價格支持方案、公共房屋，等等。在進行計算時，就排除了對退伍軍人的照顧。我也沒有計入下列措施的直接和間接的費用，如最低工資法、關稅、執(zhí)照規(guī)定，等等，以及沒有計入公共衛(wèi)生活動、州和地方在醫(yī)院、精神病院以及類似的方面所花費的費用。

　　在美國大約有57，000，000個消費單位（獨自生活的個人和家庭）。如果把1961年的330億美元的開支以單純的現(xiàn)款津貼發(fā)放，那末，就可以發(fā)給最低收入的10% 的消費單位。每單位幾乎為6000美元。這種津貼將會提高它們的收入，使它超過美國所有單位的平均數(shù)。換言之，這些開支將會向最低收入的20% 的消費單位發(fā)放每單位幾乎為3，000美元的津貼。即使我們同意新政派人士喜歡稱之為三分之一的人營養(yǎng)不好、住房不好和衣著不好的說法，1961年的開支也會向每個消費單位發(fā)放幾乎為2，000美元的津貼。這個數(shù)字大致是經(jīng)過物價水平調(diào)整以后的三十年代中期三分之二高薪和三分之一低薪的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今天，經(jīng)過物價水平調(diào)整以后，少于八分之一的消費單位具有象三十年代中期最低三分之一人那樣的收入。

　　顯然，所有這一切都是一個比“減輕貧窮”的字眼所能容許的要遠為奢華的方案，即使我們以相當松散的意義解釋這個名詞的話。如果執(zhí)行一個補充收入最低的20% 消費單位的收入的方案，使它們的收入達到比它們高的收入的最低水平，那末，該方案的費用少于我們現(xiàn)在花費的一半。

　　所建議的負所得稅的主要缺點是它的政治含意。它建立了一種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對某些人施加賦稅來津貼其他人�？梢栽O想，這些其他人是有選舉權的。總是會存在著那種危險，即：它不是成為絕大多數(shù)人愿意給他們自己施加賦稅來幫助不幸的少數(shù)的安排，而是相反地被轉變?yōu)橐环N大多數(shù)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不同意的少數(shù)人身上施加的賦稅。由于這一建議使這個過程如此明確，上述危險或許要大于其他措施的危險。除非依賴于選民的自我克制和良好愿望，我看不出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

　　1914年迪賽在一個相應的問題——英國的老年退休金——上寫道：“有見識的和仁慈的人很可能要問自己，英國作為一個整體是否會從制訂一個法令中得到好地該法令規(guī)定；
以老年退休金的形式來領取貧窮救濟并不和保持選舉議員的權利發(fā)生沖突�！�

　　關于迪賽的問題，從英國的經(jīng)驗所得到的結論到目前為止必須認為是不肯定的。英國確實是走向普選權，而并沒有取消領取養(yǎng)老金的人或其他接受國家援助的人的選舉權利。也存在著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對一部分人的賦稅的大量增加。這些稅收肯定可以被看作為阻礙了英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因此，甚至于對那些把自己看作是接受救濟的人的大多數(shù)也并沒有好處。但是，這些措施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毀壞英國的自由或它的主要為資本主義的制度。更為重要的是：出現(xiàn)了選民們想逆轉潮流和實施自我克制的一些跡象。的意志來盡量發(fā)揮他的能力和機會，只要他不妨礙別人進行同樣的活動的話。在一種意義上，這意味著對人與人之間平等的信念；
在另一種意義上，意味著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信念。每個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權利。這是一個重要和基本的權利正是因為人們是不相同的；
因為，一個人會比另一個人愿意用他的自由來做不同的事情，而在這個過程中，他能夠比另一個人對許多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一般文化作出更多的貢獻。

　　因此，自由主義者在一方面會嚴格區(qū)別均等權利和均等機會，而另一方面，嚴格區(qū)別物質(zhì)的均等或成果的均等。他可能歡迎自由社會迄今比任何其他社會趨于具有更多的物質(zhì)的均等這一事實。但是，他會把它看作為自由社會的合乎理想的副產(chǎn)品之一，而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他將歡迎既促進自由又促進均等的措施——如消除壟斷權力和改善市場運轉的措施。他將把旨在于幫助較不幸的人的私人慈善行為看作為正確使用自由的一個例子。他可能贊成國家對改善貧窮而采取的行動看作為社會大多數(shù)人能達到一個共同目標的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然而，他這樣做時會感到遺憾，因為，必須使用強制的手段來代替自愿的手段。

　　均等主義者也會走得這樣遠。但是他會走得更遠。他會為取自某些人來給與其他人的行動進行辯護，不把這一行動當作為“某些人”能夠達到他們所想要達到的目標的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而是把“公正”當作為辯護的理由。在這一點上，均等顯然與自由發(fā)生沖突。我們必須加以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可能既是均等主義者，又是自由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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