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錯誤一定要糾正

　　在我們生活的藍色星球，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期望同一個世界，都編織同一個夢想。有些國家從混沌走向秩序，從病態(tài)走向健康；
但還有一些國家，從混沌走向更深廣的混沌，從病態(tài)走向更嚴重的病態(tài)。在我看來，那情形好像某種不能控制的疾病一樣,飛快地蔓延，連鎖地反應，已被邪惡的病毒入侵，破壞了整個的免疫系統(tǒng)。

　　在1959年的時候，我即使有現(xiàn)在這樣的認知能力，也說不出這樣的比喻，因為那時候地球上的人們還不知道艾滋病（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這個名詞，還沒有這種把整個人體免疫系統(tǒng)都破壞了的疾病。艾滋病毒是在1981年發(fā)現(xiàn)的。而在1959年，只有一位剛果男子，得了一種病，原因不明，不久死了。那時剛果是法屬殖民地，醫(yī)療條件還算不錯，在為他做身體檢查時留下了一份血液樣本，冷藏起來。直到那個世紀的尾聲，科學家們被艾滋病席卷世界的洶涌浪濤動員起來，努力尋找它的源頭，才發(fā)現(xiàn)那位剛果男子，1959年留下的血清中，感染的正是艾滋病毒。

　　我的醫(yī)學知識不夠豐富。但如果我對艾滋病毒和跨物種傳播傳染病的了解再多一些，就會描繪出這樣一個場景：在荒僻的非洲大陸，一群又一群土人拿著長矛到森林里捕獵猩猩，其中有人被絕望掙扎的猩猩咬了一口，有人被猩猩的血噴濺到自己的傷處。這樣一來，寄居在大猩猩體液中的SIV （猿免疫缺陷病毒）找到了新的宿主，變異成了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當然，沉溺于寫作之中的我，更加關(guān)心的，是人類的生存環(huán)境怎樣影響到我們的命運。那種在猿類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并不會對猿類動物造成傷害，為什么對人類會有那么大的影響？那種在猿類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不過是百萬千萬病毒中很普通的一種，它們原來并不是惡魔，也不是人類的敵人，它們在它們的環(huán)境里快樂又安靜地生存著。不幸的是人類的足跡要寫滿大地、森林、海洋和天空，那些被人類叫做病毒的生物痛失家園，又要延續(xù)種的生存，不得不變異成能夠寄宿在人體的新物種。它們的不幸，變成了人類的不幸。黑死病是那樣，埃博拉是那樣，艾滋和非典也是那樣。

　　許多關(guān)心人類環(huán)境與命運的作家，后來都轉(zhuǎn)為對人類自身缺陷的關(guān)心。他們看到，在人的能力還很低的時候，沒有那么虛榮和奢侈，沒有那么殘暴和貪婪，不會為一段象牙殺死一頭大象，不會為一點熊膽殺死一只黑熊。在許多民族的圖騰時代，人們敬畏天地，敬畏自然，與世間萬物和諧相處，這種觀念及其發(fā)展出的巫術(shù)和早期宗教，十分樸素又十分正確。后來呢，人變得虛榮和奢侈，變得殘暴和貪婪。

　　就拿我自己來說，虛榮和奢侈、殘暴和貪婪的東西也漸漸多了起來。幾年前的夏季，朋友請我到河邊的一處飯店吃飯，點了一只野生大雁，是從飯店的冰柜里拿出來的，據(jù)老板說他們飯店因為經(jīng)營大雁每年都要被罰3萬元，用大雁做的一道菜價格800元，得賣出許多只大雁才能盈利。至于那大雁，我吃起來并不比雞肉更好吃，想一想應該明白，人類的本事大極了，假如大雁真的比雞肉好吃，早就被人類馴化成家雁了。還有一個冬天我吃到了熊掌，聽說那熊掌來自大興安嶺林區(qū)。在那里，捕獵一只熊的價格是5萬元，捕獵者只帶走熊膽、熊皮和熊掌，別的都不要了。熊掌和大雁的味道，都沒有給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但我還是忍不住說起過幾次，向別人夸耀它們的味道竟是如何鮮美�，F(xiàn)在想來，其中的殘暴和貪婪讓我興奮，其中的虛榮和奢侈讓我滿足，我和殺害熊和大雁的人有什么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

　　我們現(xiàn)在終于可以理解了，為什么在猩猩個體中發(fā)現(xiàn)的猿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的前身）并不會對猩猩有任何傷害，為什么人類是惟一可能被此類病毒感染的動物，因為猩猩沒有我們?nèi)祟愋愿裆系娜觞c，沒有我們?nèi)祟愋袨樯系膼毫暋?/p>

　　我個人的看法是，艾滋病毒從侵入人類到肆虐猖狂，其實給了我們不算太短的時間，幾乎是一代人從生出娘胎到長大成人的過程。根據(jù)現(xiàn)有的素材來看，從1959年采集到第一份艾滋病毒血樣，到1983年確定艾滋病毒的存在，其間給了我們24年的時間。還有一個更具體的實例，是著名的NBA球星，人們稱之為“魔術(shù)師"的約翰遜。他在1959年出生，那一年世界上有了艾滋病毒，他慢慢長大，到32歲才感染了艾滋病毒。

　　而在這一代人的時間里，我們?nèi)祟惖娜秉c和錯誤沒有改正，是我們的免疫系統(tǒng)首先出了問題，艾滋病毒才乘虛而入。當然，我們?nèi)祟惈@得的，不僅是生物界的報復。

　　世界上最昂貴的一場球賽

　　有一次，我在一種非常舒暢的心情里讀了《彼得語錄》。彼得是一位世界名人，他用平視的目光看著世界上和他一樣的名人，編選他們精粹的語言。在月色星輝清亮如水的夜晚，讀著《彼得語錄》，我的思維和他們一起散發(fā)著銀河的光華。

　　在彼得的目光里，中國的毛澤東是世界名人，但他的話只收錄了一句：用革命的戰(zhàn)爭反對反革命的戰(zhàn)爭。

　　毛的這個短句讓我忽然想到，古巴的卡斯特羅也是世界名人。他是世界上僅存的第一代社會主義國家領(lǐng)導人，也是世界上持續(xù)任職時間最長的國家元首之一。他有很多話說得更加精彩，和毛的話可以互相參照來讀。比如毛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ㄋ固亓_說：革命不是玫瑰花床，革命是未來與過去之間的斗爭。

　　相比之下誰說得好呢？

　　這兩位革命領(lǐng)袖說得一樣好，都是針對自己國民的口味說的，所以都具有實際意義。

　　毛所在的國家是數(shù)億人口的農(nóng)業(yè)大國，吃飽肚子從來是個大問題，要面子請客吃飯是個更大的問題。卡斯特羅所在的國家是個一千二百萬人口（現(xiàn)在的數(shù)字）的島國，吃飯的壓力很小，沖動和浪漫才是個大問題——古巴曾經(jīng)是西班牙經(jīng)營了幾百年的殖民地，古巴人的沖動和西班牙人的浪漫，早就粘合在他們的面孔之上。如果卡斯特羅不說革命不是玫瑰花床，古巴人肯定會把革命當作玫瑰花床。

　　至于卡斯特羅說革命是過去和未來的斗爭，而不是說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是因為說這話的時候是1959年，他對古巴半個世紀的牢固統(tǒng)治才剛剛開始。那時候的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呢，僅僅是一位戰(zhàn)爭英雄，一位運動健將，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天主教徒，一位演說家，一位情人。

　　我在拍攝于1959年的一張老照片上，看到卡斯特羅乘坐公共汽車前往廣場演講的情形。我看到路邊的古巴人，臉上的興奮中有一分面對歷史的迷茫。他們怎么能不迷茫呢？古巴與美國僅僅隔著一道佛羅里達海峽，卻無法得到安穩(wěn)富庶的美國生活。美國在1898年已經(jīng)強大起來，打勝了一場把西班牙殖民者趕出菲律賓、古巴等國家的美西戰(zhàn)爭。于是古巴有了1902年的獨立，有了自己的民主憲法，有了第一位總統(tǒng)。讓古巴人很迷茫的是，那總統(tǒng)誰都想當，誰都能當，所以就一次次發(fā)生政變，一次次更換總統(tǒng)。

　　卡斯特羅的前任是巴蒂斯塔，一個看來比較儒雅的人。雖然他的政權(quán)被當作獨裁政權(quán)，但那種獨裁已經(jīng)是相當溫和。我們讀到的文字說他殺害了約兩萬人，不過并沒有舉證。他趕走前一位總統(tǒng)并沒有費一槍一彈，在哪里殺的兩萬人呢？他連卡斯特羅都不肯殺，還會殺誰呢？卡斯特羅原本同他一個陣線，沒有當上總統(tǒng)就反目成仇，辦了公開反政府的報刊和廣播電臺，政府也不去查封；
卡斯特羅組織武裝暴動失敗后被捕，可以聘請律師，可以在法庭上發(fā)表長篇演講，可以接見記者發(fā)表反政府講話，可以閱讀數(shù)百種圖書，可以寫文章拿出去發(fā)表，還可以在監(jiān)獄繼續(xù)指揮反政府運動。即使這樣，巴蒂斯塔總統(tǒng)還親自去監(jiān)獄探訪卡斯特羅，并在他仍然堅持反政府立場的情況下，判刑兩年就給予特赦釋放。推翻巴蒂斯塔這樣的“獨裁暴君”的革命，對于民眾的幸福生活有什么意義呢？所以我在1959年的老照片上讀出了古巴人臉上的迷茫：他們不是擁護革命，僅僅是喜歡革命的沖動和浪漫、喧鬧和快感。

　　從地圖上看，面積有三個臺灣島大的古巴，像一條游動的魚，正在墨西哥灣里掙扎。位于古巴西北的首都哈瓦那，差不多就在魚眼的位置。那座城市曾是布滿西班牙精美建筑的歷史名城。1959年的廣場上，一個古巴人爬到高高的電燈桿頂上坐著，為的是聽卡斯特羅那充滿神經(jīng)質(zhì)的自我亢奮的演說。在涼爽的海風里，他的演說可以持續(xù)七八個小時，從上午一直到夕陽西下。受他的情緒煽動，被他的言辭激勵，廣場上的古巴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位目光如電、魅力四射的大胡子領(lǐng)袖，竟然是古巴革命的終結(jié)者。

　　我翻開一本1976年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集》，看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古巴人口是八百五十五萬。我不知道1959年卡斯特羅開始掌權(quán)的時候有多少萬人，但他掌權(quán)以后無限量地驅(qū)趕對他的政權(quán)不滿意的人（古巴人在民主體制下生活過幾十年，養(yǎng)成了對不是民選的總統(tǒng)不買賬的性格），流亡到美國的人就有三百多萬。我看到的一篇文章說到了這件事，接著又說：“美國不得不以每年批準兩萬古巴逃亡者進入美國為條件，換取卡斯特羅取消無限量驅(qū)趕的政策。”

　　現(xiàn)在想來，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卡斯特羅在上臺一個多月以后，就前往美國訪問，希望得到美國的支持，艾森豪威爾竟然以和別人約好了打高爾夫球的借口避而不見。在林肯紀念堂里，33歲的卡斯特羅摘下軍帽，仰望著他崇敬的林肯塑像，心里有了對艾森豪威爾和現(xiàn)行美國政治的輕視�；貒�以后，一首歌頌卡斯特羅的古巴歌曲《美麗的哈瓦那》就輕聲細語地唱著“我決心當一個小民兵，保衛(wèi)新古巴，假如美國強盜他再敢來，一定要消滅他”。接下來，他自稱馬列分子，宣布古巴走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道路，國有化了美國在古巴約8.6億美元的財產(chǎn)，征用了美國在古巴的所有銀行和企業(yè)。而在此之前，美國資本控制了古巴公用事業(yè)的80％、采礦業(yè)的90％、牧場的90％、石油工業(yè)的幾乎100％、公用鐵路的50％、制糖業(yè)的40％及銀行存款的25％。

　　美國吃了大虧，丟了那么多財產(chǎn)，還要接受和安置人家驅(qū)逐的人口，并且在一些年后，還要允許那幾百萬古巴裔美國人把他們在美國的收入寄回故鄉(xiāng)。

　　艾森豪威爾的那場高爾夫球，真是世界上最昂貴的一場球賽。

　　沒有文學作者，哪有文學大師

　　有作家型的學者，也有學者型的作家，當然也有單純的作家和學者。最近我才想到，他們都不會回避歷史，好的學者，作用在于正確地說出和分析歷史，而好的作家，作用在于正確地描述和感悟歷史。在我的一廂情愿里，不想做好學者，只想做好作家。

　　我常常犯一廂情愿的毛病。我知道，在并不適合的時間和空間，把自己升華為好的作家，比從恐龍蛋化石里孵出生命還要困難。我還知道，在1959年的時候，想做一個好的作家，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比如南美洲，也比在中國容易多了。為什么想到南美洲呢，就因為我在前面剛剛描述了古巴的卡斯特羅，有了積極投入的心理慣性，情緒上一時轉(zhuǎn)不過彎來。

　　在注意到古巴革命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對于那個面積只有三個臺灣大的古巴島國，很多人甚至說不準它屬于北美還是南美；
對于那個靠反政府武裝斗爭上臺的卡斯特羅，甚至連自己都不能確定是資本主義者還是社會主義者�？墒�，西方和東方都投入了出乎意料的關(guān)注，讓這世界沸沸揚揚，仿佛一個隆重的節(jié)日。

　　回到1959年4月，卡斯特羅訪問北美的時候，美國的紐約時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對他熱情追捧，以至于在他所到之處，都有人高聲呼喊“卡斯特羅萬歲”。這種強大的聲浪，很快就抵達歐美的知識界和文學界。我尊重的一位大牌作家，法國的薩特訪問古巴以后，看到那些西班牙人留下的精美建筑和美國人留下的先進機器，也看到古巴人改朝換代激發(fā)的熱情，贊揚古巴革命是“直接民主”，是一場“真正的”革命。我特別尊重的另一位大牌作家，美國的諾曼•梅勒，竟然激動地歡呼起來：“菲德爾•卡斯特羅，我向整個紐約城宣布，你讓所有那些在這個國家孤獨無助的人感到這個世界上還有英雄。”

　　他們是從哪里看到的“民主”和“英雄”呢，是從自己的內(nèi)心看到的。他們從內(nèi)心里渴望人類的進步，渴望民主，渴望英雄。他們看到革命后的古巴對文化極其重視，專門設立“美洲之家”機構(gòu)及同名雜志，屢屢舉辦會議和文學獎，把哈瓦那變成文化革命風云聚會的天空。那時候，南美洲的優(yōu)秀小說家們，阿根廷的科塔薩爾、墨西哥的富恩特斯、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和秘魯?shù)穆运_（日后美洲“文學爆炸”的四大人物），全都熱情支持古巴的文學建設。還有聶魯達，還有阿斯圖里亞斯、帕斯、何塞•多諾索等更多的南美作家，紛紛聚攏在“美洲之家”的旗幟下�？ㄋ固亓_“革命就是藝術(shù)”的概念，融入了他們年輕的熱情，鼓舞他們寫出了有著革命鋒芒的藝術(shù)作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說的是有著革命鋒芒的藝術(shù)作品，不僅有著革命鋒芒，而且必須是藝術(shù)作品。我買過他們作品的中譯本，放在我的書架上，有的認真讀了，有的只讀了一半，確實都還不錯。比如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以南美人的神秘感知方式和魔幻文化特征，寫了一個小鎮(zhèn)一個家族的情境和生態(tài)。書中有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jié)，看完了也就被我忘記了，那個細節(jié)是馬貢多小鎮(zhèn)的許多年輕人上街游行，一陣刺耳的槍炮聲音之后他們都失蹤了，幾天后有人擺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賣。后來我所在的北方城市，新翻修的火車站前，也有人擺了很多的七八成新的鞋子出賣，一下子觸動了我對《百年孤獨》的記憶，也觸動了我對許多年輕人命運的悲嘆，在此前不久的一場變革里，他們下落不明。

　　在極為特殊的時候，小說家有沒有起碼的良知，有沒有最低的勇氣，是他們應不應該寫小說的關(guān)鍵。這可能與對他們的道德要求無關(guān)，但與對他們的人格要求有關(guān)。這叫我想起幾十年前，我和那一代中國少年讀過的小說，曾怎樣深深影響到我們的心靈。我們都讀過《紅巖》《紅日》《紅旗譜》《苦菜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野火春風斗古城》等等，它們大都是1959年出版的——那一年為了慶祝建國十周年，出了一大批長篇小說。

　　在1959年那批小說和前后幾十年的小說里，集中體現(xiàn)了政治對文學的戰(zhàn)勝，體現(xiàn)了中國文學的命運。在沒有電腦電視、又很少看到電影的年月，那些小說在我和那一代中國少年中互相傳看，看到最后缺皮少頁，仍然被我們當作寶貝。那些小說與報紙和廣播一起，讓我們學會仇恨，學會斗爭，學會沖動和激情（那種邪惡的沖動和激情，最終在文化大革命中爆發(fā)，把整個民族拖入浩劫）。那些小說以及同時代的其它文學樣式，說穿了不過是一種裹著文學外衣的政治用品。而那些文學家們，比起南美洲的作家們，他們雖然同樣為革命斗爭所鼓動，但是在道德和人格上，有他們自己難以理解的巨大差距。

　　就在幾天前，因為有人說中國的巴金等前輩作家文筆不好，又引起網(wǎng)絡上的一片爭吵，好像說他們文筆不好的人，對文學大師是怎樣失禮和褻瀆。其實真不是褻瀆，那只是許多事實中的一部分而已。在那幾十年（1949年到1979年）的中國，找不出幾位真正的文學作者，又怎能出現(xiàn)文學大師？巴金值得我們尊敬，是因為那些撈取政治資本的偽文學，他寫得不多。在那些年代，他已經(jīng)有了很高的位置，是中國政治客廳里最顯赫的一只花瓶，明亮溫潤，光可鑒人。

　　這個世界是一間牢房

　　閑來無事，隨便找些東西閱讀，有一首詩歌忽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把我拉回到那個遙遠的年代。

　　一望無際的祖國大地，錦繡如畫的林野山河。

　　五星紅旗處處飄展，萬戶千家喜笑高歌。

　　我們熱情歌唱，歌唱共產(chǎn)黨，歌唱毛主席。

　　有了你們的正確領(lǐng)導，才有幸福快樂的新中國。

　　在那個年代，同樣內(nèi)容的頌詩太多了，但都沒有這一首景象開闊，層次分明，文字通暢，語法正確。其實更吸引我的，還是這首頌詩的作者，愛新覺羅•溥儀，中國最后一位皇帝。換句話說，詩歌的獨特之處，是前一朝代的君王，在間隔了另一個朝代之后，再為新的一代領(lǐng)導者大唱頌歌。

　　這種熱情就讓人感動。頭腦中出現(xiàn)這首詩歌的時候，溥儀正在一列南行的火車里來回走動，興奮的樣子像一個少年。溥儀知道，中國的幾千年朝代革命，每一位開國皇帝都極其風光，每一位亡國皇帝都極其悲涼。革命，就是革除性命，如同革除稗草。他想得起來的那些亡國皇帝，大都以頭顱作為新朝代的祭品——能夠活下來為新朝皇帝大唱頌歌，實在是太奢侈的想法。

　　他，有三次特殊的機會，占據(jù)了中國最后一位皇帝的編制。一是在1908年他剛剛?cè)龤q，從他的家族繼承了滿清皇位。三年以后，廣東起義迫使他退位，但新建的共和體制頗有君主立憲的味道，至少保留了對皇室的優(yōu)待。二是在1917年他十二歲，有個叫張勛的辮子黨聯(lián)合了康有為的�；庶h，宣布溥儀復辟，又讓他做了十二天身不由己的皇帝。再過幾年以后，他被趕出了紫禁城皇宮。三是1934年他29歲，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本來想去歐洲留學，沒想到去了中國東北，做了十多年有名無實的大滿洲帝國的皇上。

　　在他第三次坐上龍椅的1934年3月，他成為美國《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那是一幅由肖像畫家精心繪制的彩色肖像，溥儀身著黃色龍袍，手持如意，頭頂寶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時代周刊記者還報道，溥儀登基的前幾天，“卡車滿載糧食而來分發(fā)給30000個貧困家庭。同時，還向無家可歸者提供住房�！�

　　這大滿洲帝國又被我們叫做偽滿洲國，他去之前已經(jīng)在日本軍人的統(tǒng)治下。雖然那些軍人讓他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國際上承認的不多。當時約有80個獨立國家或政權(quán)，承認滿洲國的有23個，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中華民國雖不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但在溥儀稱帝一年之后與其建立了通郵、通車、通航及貿(mào)易聯(lián)系。

　　一個在日本軍刀下發(fā)抖的國家。一個失去滿清皇室尊嚴的政權(quán)，一個被稱為傀儡的君王。在那段年輕的歲月里，戰(zhàn)亂的煙塵到處彌漫，窒息著溥儀的呼吸。

　　我以前匆匆瀏覽滿洲帝國的一部分歷史，覺得那很像日本人的殖民國。在建設滿洲國的十多年里，日本投入了大約60%的國力，還計劃將四分之一的人口移民滿洲（實際上已經(jīng)移民一百六十多萬人）。我注意過我的故鄉(xiāng)鞍山的發(fā)展歷程，與日本人有著密切聯(lián)系：1933年，日本拓務省就把鞍山制鐵所轉(zhuǎn)給了由滿鐵株式會社全額持股的昭和制鋼所，并在原有三座高爐的基礎(chǔ)上，擴建了煉鋼設備。到1937年，鞍山制鐵所年產(chǎn)生鐵達到70萬噸，鋼錠58萬噸。也是在那一年，溥儀皇帝頒發(fā)403號敕令，把鞍山設為市級建制。在那一年，我相信日本人一定參與和指導了鞍山的城市建設，并且規(guī)劃的思路還比較清晰，理念也算是先進。比如整個城區(qū)大約四十平方公里，他們把十多平方公里的真山真水留作公園，讓這個以冶鐵為特色的工業(yè)城市具有良好的綠化環(huán)境。那時主要街道兩側(cè)還保留了很寬的空地，為未來的城市發(fā)展準備了空間。

　　我爹我媽在十多歲時開始在滿洲國生活，他們結(jié)婚后，我的大哥也出生在滿洲國時期。我聽他們說起那時候的許多事情，給我的印象是他們的生活還比較穩(wěn)定。據(jù)我的猜測，一個原因是山海關(guān)里面的中華民國連年內(nèi)戰(zhàn)，民不聊生，敵對的黨派都有軍隊，今天你打勝仗，明天他打勝仗，死亡的士兵都是年輕百姓，承受苦難的都是他們的家庭；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人想利用對滿洲國的軍事控制，也利用滿洲國優(yōu)越的工業(yè)資源和巨大的市場資源，獲得長期的經(jīng)濟效益，所以得讓滿洲國的百姓感覺到生活穩(wěn)定，有好的前途。比如，滿洲國對教育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比較重視，前韓國總統(tǒng)樸正熙就畢業(yè)于滿洲國軍官學校。其政治也比較寬松，在書店里甚至能買到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對于普通百姓，不管是封建帝制還是民主共和，能吃飽肚子，能掙份工資，也就夠了，所以還有大批的關(guān)內(nèi)百姓，攜兒帶女逃難過來。

　　但溥儀并不快樂。他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他知道，依靠日本軍人在中國重建大清王朝的夢想，已經(jīng)徹底破滅了，他做這個有名無實的皇帝已經(jīng)毫無意義。這種感覺很不好受，打個比方來說，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里的那個皇帝，如果自己知道所謂的新衣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會比溥儀的感覺更低沉、更無奈。他只是在受騙的時候沒有穿衣服，而溥儀好像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是一位從來都赤裸著的皇帝。

　　我大哥出生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溥儀的皇帝夢終于做到頭了。那年秋天，日本軍人向打進滿洲國的蘇聯(lián)軍人投降，溥儀也成了蘇聯(lián)軍隊的俘虜。此后他在蘇聯(lián)當了五年戰(zhàn)俘，又引渡到新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了九年戰(zhàn)犯。

　　他獲得特赦的那一天，是1959年12月4日，這是他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那一天之前，溥儀的人生有兩句話就可以概括。一句是：“我是皇帝，我要復辟�！绷硪痪涫牵骸拔沂亲锓福�我要改造�！蔽蚁�，由于有了1959年的特赦，讓他有了此后八年的平民生活，似乎還應該加上一句話：“我是平民，我要小心�！�

　　人是環(huán)境的產(chǎn)物，或者說，人只能在環(huán)境中生存。小心也好，不小心也好，都只能在別人的支配下生活，這是他無法擺脫的命運。早在1934年3月美國《時代》周刊就說過：“溥儀一生軟弱無助，總是成為這個或那個代理人手中的一個工具�！痹谖易x到他寫于1959年12月4日的日記之前，一直想象他被釋放那天的高興心情。實際上我后來在那頁日記中看到的，只是他的平靜，一如他外貌上的波瀾不驚。我忽然想到，溥儀來到人世間，從出生到死去的六十一年時光，無論身邊的環(huán)境怎樣變換，對于他來說，都像是一間牢房。

　　比雨果的悲慘世界還要悲慘

　　許多人寫文章喜歡引用名人的話，往往是因為名人的思維比較特殊，有些話說得比較精彩。比如智利作家聶魯達，他對南美洲另一位作家說過：“真是不幸，我們用生命去保衛(wèi)的，是一個我們不能在里面生活的國家。”

　　我努力想象著聶魯達，他文學革命的熱情十分高昂，一旦被專制獨裁打敗之后，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心情。以南美洲人的性格，看問題很直接，有觀點不掩飾。他的神態(tài)應該是有些痛苦又有些釋然。

　　如果換成一個亞洲人呢，還會說出他想說的話嗎？

　　我想到1959年的彭德懷。

　　那年的一個炎炎夏日，彭德懷在參加廬山會議的途中，悶坐在包廂里，很長時間不說一句話，吃飯的時候只是勉強撥拉了幾口。隨從人員問他是不是病了，彭德懷用手指著窗外說：“你看看他們，叫人怎么吃得下去！”這時候火車正�？吭谖錆h車站，車窗外的站臺擁擠著許多農(nóng)民。他們衣衫破爛，蓬頭垢面，一個個面帶菜色，有的背著骯臟的行李卷兒，有的懷里抱著瘦弱的孩子�；剡^頭來，隨從人員看到彭德懷，這位曾經(jīng)統(tǒng)帥過千軍萬馬的革命元帥，臉上淌下兩行清晰可見的淚水。

　　這兩行淚水，在1959年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那時候，新中國建立十年了，所有的報紙廣播和詩歌小說、戲劇電影，都在大肆宣傳十年來的巨變，歌頌國家和人民的富強。

　　新中國確實有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舉例來說，我所在的城市鞍山，只有一個叫臺町的地方是高級住宅，大約三四十幢滿洲國時期建造的兩層洋樓，全部分配給本市級別最高的官員。他們的工資才是工人的幾倍，但他們并不靠那些工資生活，因為他們有政府安排的小汽車，有政府負擔的司機、秘書、保姆等各種服務人員，有政府特供的煙酒和食品。而臺町以外的低級官員和普通百姓，只能實實在在地依靠可憐的工資，維持一種低調(diào)、低微、低賤的生存。那些特權(quán)階層的優(yōu)越生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

　　那時候，按照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需要，全面遮蔽和修改了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都是壓迫，都是仇恨，都是造反。為那種意識形態(tài)考慮一下，有些地方確實需要遮蔽和修改，比如歷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都會讓國家休養(yǎng)生息，讓民眾積累財富，如果遇到一段沒有戰(zhàn)爭的和平時期，十年二十年里，國家和民眾就很快富強起來，進入太平盛世。

　　但以往的歷史和外面的世界，身為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彭德懷不會不知道。他們那一代革命者，是以對人民大眾幸福生活的許諾而贏得支持和勝利的，如果沒有墮落和腐敗，僅僅十年，還不會把那些許諾忘個精光。還有，彭德懷剛剛訪問過世界上一批社會主義國家，一定會看到它們在斯大林死亡和赫魯曉夫執(zhí)政后發(fā)生了很好的變化（不再與人類文明作粗暴和盲目的對抗，那應該是民眾的幸福所在）。所以在1959年的夏日，他看到火車站上貧苦的、擁擠的、哀傷的逃難百姓，良知的淚水就淌了下來。接下來的廬山會議，彭德懷把自己對大躍進的了解和思索寫了出來，交給最高領(lǐng)袖參考和斟酌。沒想到就是這一封信，招致了他的不幸。

　　有一段時間，我把中國兩個著名人物的命運聯(lián)系到一起，并且感到深深的疑惑，他們在1959年的命運為什么相去甚遠。一個是曾任大滿洲帝國皇帝的溥儀，按照新觀點，是勾結(jié)日本人對中國百姓造成巨大傷害的戰(zhàn)犯，罪行累累，難以饒恕，但就在那一年和許多戰(zhàn)犯一起得到特赦，恢復了人身自由。另一個就是在中國十大元帥排名第二的彭德懷，是平江起義、百團大戰(zhàn)、抗美援朝的卓越領(lǐng)導人，對解放中國人民和支援世界革命都有巨大貢獻，但就在那一年被定為反黨集團的頭子、里通外國的顛覆者，從此以后不僅結(jié)束了政治生涯，還要在失去人身自由十五年后死在監(jiān)獄。我看到的資料里，有他一生惟一的牢騷：“無緣無故地關(guān)了我這么多年，有誰來看過我一次，又有誰找我談過一次話，我槍林彈雨中征戰(zhàn)了一輩子，到如今落得這樣一個下場，蒼天�。∧阏娌婚L眼！”

　　這就讓人想起決定他們命運沉浮的人，他也是一位名人，他的一句精彩名言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毫無疑問，在需要個人崇拜的1959年，他已從中國革命的最高領(lǐng)袖轉(zhuǎn)化為中國革命的惟一化身�，F(xiàn)代中國政治家中，還有誰比他更理智、更精明、更會審時度勢？政治家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十年以后新政權(quán)已經(jīng)穩(wěn)如泰山，堅如磐石，他的敵人和朋友就發(fā)生了改變：經(jīng)過改造的各類戰(zhàn)犯已經(jīng)沒有威脅，可以放他們走出監(jiān)獄；
敢提意見的黨內(nèi)人物成了最大隱患，必須讓他們閉嘴。

　　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的斗爭，從中央一直發(fā)展到基層，演變成全國范圍的一場斗爭。有的地方叫“反右傾斗爭”，有的地方叫“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大辯論”，還有的地方叫“整風整社”、“整黨整團” 運動。一場混戰(zhàn)之后，全國有360萬黨員和干部群眾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社會主義分子”，由“我們的朋友”變成了“我們的敵人”，再不敢提出意見和建議了。

　　我看過的一篇文章說，在新中國的政治風云中，1959年是個與1957年同樣重要的年份。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徹底肅清了黨外的不同意見；
1959年以反彭德懷開始的反右傾斗爭，把戰(zhàn)果進一步擴大，徹底肅清了黨內(nèi)的不同意見。在我看來，不管被肅清的意見是不是真正的不同意見，但遭遇了1957年和1959年兩次政治災害之后，可憐的中國和中國人民，再遭遇什么樣的悲劇都已在情理之中。我在許多人的回憶和描述中看到，廬山會議之后的1959年秋天，中國各省市相繼出現(xiàn)餓死人的局面，比雨果描述的悲慘世界還要悲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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