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剛過，一系列嚴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頻繁發(fā)生，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三鹿毒奶粉事件和山西潰壩事故。

　　據2008年09月12日新華網的文章《保守估計三鹿受污染奶粉全國潛在受害者將超3萬》（見附件一），三鹿毒奶粉事件很可能是近三十年來最大的一起公共食品安全事件。

　　可是，當事者在想方設法轉移視線、推卸責任，轉嫁于奶農（附件二）。但實際上網友指出，奶農不可能大規(guī)模摻三聚氰胺（附件三、四）。

　　而且三鹿公司早3月份就接到奶粉有毒的報告，在奧運之前就查知奶粉有毒，仍然銷售，并且涉嫌制定公關計劃——安撫消費者，1至2年內不讓他開口；
——與“百度”搜索引擎媒體合作，拿到新聞話語權；
——以攻為守、搜集行業(yè)競品“腎結石”負面的消費者資料，以備不時之需。（附件五）

　　同樣，山西襄汾尾礦庫垮壩事故完全是人禍，截止2008年9月15日已經造成252人遇難，36人受傷。這是近年來最大的一起礦難事故。

　　礦難、假藥、大頭娃娃、結石嬰兒，多年來這些事情在中國層出不窮，屢禁不絕。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理念出了問題，體制出了問題。

　　中國人沒有純粹的信仰，只有對利益的信仰。改革開放前是對政治利益的追求，改革開放后是對經濟利益的追求。我們是沒有信仰、沒有宗教的民族，沒有畏懼之心，天不怕地不怕，做事不擇手段。

　　一個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要靠兩個方面維持：一是非物質利益的信仰、核心價值觀；
二是法治、好的制度�？上�，這兩個方面我們都欠缺。所以，肯定會出大問題。

　　一些官員崇尚GDP第一，而非生命第一；
親商而非親民；
我們的政績制度、社會導向只看經濟效益、財政收入，而常常不顧普通老百姓的痛苦，這樣整個社會道德滑坡，一些官員、企業(yè)家缺乏社會責任意識，官員忘了為人民服務，而去為人民幣服務。

　　山西襄汾村民頂了十多年的“懸湖”，也寫了救命報告，可就是無人關心老百姓的死活。（附件六）

　　以往出了問題，只就事論事，致力于平息事件、解決事件，而不解決體制。如三聚氰胺不是第一次為非作歹，曾經引起中美紛爭的寵物糧事件就是三聚氰胺惹的禍，但最后息事寧人，沒有反思監(jiān)管體制。所以，這次再次出問題，是必然的，是人禍；
不僅是三鹿或奶農造成的人禍，更是食品安全監(jiān)管體制造成的人禍。

　　我們只有自上而下的問責，讓那些沒有切膚之痛、沒有生命安全威脅的官員去監(jiān)督企業(yè)保護群眾和礦工的生命安全，顯然難以負責；
我們只有行政主導的事后問責制度，而沒有建立民眾主導的事前共同治理制度；
沒有建立起正常的新聞監(jiān)督、民眾監(jiān)督的機制，也就是沒有建立現代公共治理制度。

　　我們沒有民眾對官員的問責、沒有消費者對企業(yè)的大規(guī)模索賠；
沒有公益訴訟制度，沒有消費者集體訴訟、環(huán)境集體訴訟、股東集體訴訟等，這種集體訴訟制度可以讓作假的企業(yè)賠得傾家蕩產。在美國，上市企業(yè)作假、散布虛假信息，往往要被索賠幾十億美元。產品出現大問題，在發(fā)達國家，消費者的集體訴訟更是讓企業(yè)馬上破產。

　　可是，我國沒有這些制度，至今不允許消費者集體訴訟、股東集體訴訟、環(huán)境公益訴訟等。

　　在中國，官員和企業(yè)瞞報、作假的利益大，損失��；
事后受懲罰的損失遠遠小于嚴格守法的利益損失；
嚴刑峻法也只是提高了尋租的成本，導致更大規(guī)模的賄賂和腐敗；
整頓也往往是做秀，官商勾結，官員持股，使得整頓流于形式。

　　從潰壩、礦難到假藥和假奶粉，折射出中國哪些環(huán)節(jié)的致命弱點？

　　中國社會道德缺失，唯經濟主義的社會導向，為了經濟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官員常講“只要搞出政績，只要經濟上去了，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
馬后炮式的官僚主義十足的責任追究，常常只有低級別的官員、弱勢群體、無權無勢的人被追究了責任；
缺乏獨立的調查，如應當讓外地公安介入調查，而不是本地公安自我調查；
一些官員漠視人民的生命，把經濟利益看得比老百姓的生命重要得多；
社會缺乏責任感，潛規(guī)則盛行；
信息不能及時公開，導致更大的傷害、事態(tài)擴大；
新聞監(jiān)督往往只能痛打死老虎。

　　綜合治理，中國需要對哪些環(huán)節(jié)下功夫？

　　中國要建立現代治理制度，推行公共治理，多邊參與，權力制衡，民眾問責，社區(qū)自治，確立社區(qū)、村民、消費者、公民的參與決定權；
建立民本、廉潔、法治、公開、透明、事前預警的治理制度，事前連環(huán)問責：政府部門監(jiān)督問責企業(yè)，民眾監(jiān)督彈劾政府官員。

　　嚴查瀆職侵權，不能受懲罰的只是低級別官員，應將問責日常化、制度化；
曾經的大頭娃娃事件，未見官員負刑責；
齊二藥事件，堵死了受害者的索賠之路。如此輕描淡寫的問責，怎么可能不再發(fā)生公共食品和衛(wèi)生問題呢？

　　我國還要完善標準，如《食品中蛋白質的檢測方法》以及責任追究的可行性細則；
開放消費者訴訟、股東訴訟等集體訴訟制度。

　　綜合治理，如何既切中要害，又切實可行？

　　切實可行的是確立社區(qū)同意制度、礦工安全報告制度、集體訴訟制度等，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操作的，如項目影響到村民、社區(qū)，必須征得村民、社區(qū)的同意，或者必須聽證，必須由人大或司法判決；
還要建立獨立調查制度，讓外地公安介入、上級政府派人來調查。

　　加大處罰力度，是可以做到的。如三鹿3月份就得到了他們的產品有毒的報告，8月2號就檢測出了三聚氰胺，8月6號整改了，但有毒產品一直銷售到9月11日，在9月11日之前三鹿方面還一直否認產品有問題，這屬于欺詐罪、故意間接殺人罪，必須嚴懲。襄汾潰壩事故中的企業(yè)的生產許可證前年就被吊銷了，采礦許可證于去年8月也到期了，但一直違法生產，監(jiān)管部門嚴重瀆職，必須嚴懲；
村民早就打了救命報告，可是無人理睬，所以，不能只是安監(jiān)局長、縣長書記停職檢查，而是一些人涉嫌犯罪，犯了瀆職罪、間接謀殺罪。

　　與之相似，據陜西電視臺報道，陜西橫山縣一煤礦非法越界開采，造成土地陷裂、房屋裂縫、泉水斷流。但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村民卻被縣法院以“干擾企業(yè)正常生產”為由判賠800萬。面對巨額賠償，村民異常憤怒，直指法院是“煤老板的法院”。（附件七）

　　中國的困境需要綜合治理，但中國的現實又使綜合治理顯得非常困難。如何平衡兩者？

　　官員要轉變思維方式，思維方式轉變了，治理困境就能打破。一些官員在企業(yè)出事后首先想到的是隱瞞真相、保護利稅大戶的企業(yè)，這是極端錯誤的。只有讓敗德的企業(yè)倒閉，講道德的企業(yè)才能成長，市場環(huán)境才能凈化；
否則守法的成本高、違法的成本低、守法者吃虧的問題永遠不能解決；
長此以往，中國企業(yè)的經營環(huán)境會越來越差，逆向選擇、優(yōu)汰劣勝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無論對于國家還是地方損失更大。

所以，要轉變思維，讓行業(yè)潛規(guī)則曝光，讓敗德的企業(yè)倒閉，而不是護著利稅大戶。

　　哪些地方可以成為綜合治理的第一步或切入口？

　　突破口一是放開新聞監(jiān)督，盡可能公開信息，解決隱瞞、瞞報問題，通過事前揭露、預警，改變企業(yè)的敗德行為與優(yōu)敗劣勝的逆向選擇。新聞不能只是痛打死老虎，必須讓民眾掌握新聞主導權，讓新聞反映民眾的心聲，實行新聞獨立、調查獨立，建立現代新聞制度。

　　二是放開自下而上的民眾監(jiān)督，讓潛在受害人如村民、礦工、消費者進行監(jiān)督；
鼓勵集體索賠、訴訟，建立事前監(jiān)督而非只是事后問責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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