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的此刻，我正在給李慎之先生寫信，就他寄給我的《不能忘記的新啟蒙》修訂稿，談我的一些看法。信剛寫完還沒有寄出，就接到舒蕪的電話，說慎之先生搶救無效，已經(jīng)去世了。于是，我把這封永遠無法讓他看到的信收了起來，在哀痛中整理他寄給我的信和文章。

　　我和慎之先生并無一面之緣，只通過幾次信，是一篇文章引起的。1999年秋，我正在反思五四以來的歷史，集中思考啟蒙問題，就在這同時，收到了舒蕪寄來的他的新著《回歸五四》，和朋友傳來的李慎之先生的《風雨倉皇五十年》。后者很快在我們這些老知識分子中間傳開，成為我們之間的熱門話題，一個毫不輕松卻饒有興味而且常常觸及傷痛并引起爭論的話題。這以后，我邊思考邊讀書，一邊與朋友們——都是七十以上乃至九十以上的老朽——繼續(xù)交談爭論。一次，偶然在電話里與謝泳談及此事，他鼓勵我把這些寫出來，于是就有了那篇四萬多字的長文《回歸五四——苦難的歷程》。開始我并沒有想到會發(fā)表，只是請和我同年的老妻張焱把它輸入電腦，打印出來給朋友們看，以便于交流；
當然也傳給了謝泳，讓他看看。不想謝泳把它全文發(fā)在了2001年第六期的《黃河》雜志上，而且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這中間就有劉緒貽先生。我和劉先生初識于1952年，三十多年后再相見，我們成了坦誠相待，無話不談的忘年交。是劉先生建議我把文章寄給李慎之先生，請他指教。我和劉先生都很敬佩慎之先生，說請他“指教”并非客套，是真心想聽取他的意見。文章寄出后不久，就收到了慎之先生的一封近五千字的長信，在熱情肯定我的思考和基本觀點的同時，提出了他的疑問。我在那篇文章里主張“回歸五四”的同時，也談到“回歸馬克思”和“回歸魯迅”。后來我和慎之先生的通信，談的主要就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對魯迅的看法。

　　劉先生、李慎之先生和我，分屬于三個年齡段：九十多、八十多、七十多；
我們的青年時代分別生活在北伐、抗戰(zhàn)和國共內(nèi)戰(zhàn)時期，所集中考慮的卻是同一個問題：在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畸變中，馬克思主義和魯迅精神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我們這些信奉馬克思主義又敬仰魯迅的人自己有什么責任？這中間的關(guān)鍵問題，就是啟蒙，如何認識和對待啟蒙的問題，而這又正是李慎之先生生前談得最多的問題。

　　回首百年，幾代先驅(qū)——康有為和梁啟超、胡適和魯迅、儲安平和胡風，到我們同時代的顧準和李慎之，不管他們的思想與行事有什么可議之處，在力主啟蒙這一點上，他們是一致的。啟蒙與自省是相連相通的，這些先驅(qū)者都有自省精神，民族自省和個人自省。其中，以魯迅說得最明確也最痛切：“多有不自滿的人的種族，永遠前進，永遠有希望。多有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慎之先生的《風雨倉皇五十年》正是這樣一篇帶著血淚的啟蒙/自省的“獨語”。既非“歌頌”，更說不上“暴露”——反思歷史，不是一味責人，而是置身其中，如魯迅所說“把自己也燒進去”。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精神。李慎之先生所倡導(dǎo)所代表的，正是這種精神。

　　百年世事變遷，今非昔比，中國確實比以往富強了。然而在精神文化方面似乎并無太大的變化；
在許多方面似乎還停留或退回到了戊戌-五四之間。所以有人主張回歸五四，有人呼喚文藝復(fù)興，實際上這都是意在啟蒙，證明慎之先生身后并不寂寞，孤獨。為此，我把這封寫給他而他未及讀到的信，作為奠儀放在這里，與敬仰先生并重視啟蒙的朋友們一起紀念這位離我們最近的啟蒙思想家。

　　下面就是五年前寫給李慎之先生的那封信。

　　二00八年四月二十日于武漢東湖

　　慎之先生：

　　來信及《不能忘記的新啟蒙》早已收到，未能及時復(fù)信，請原諒。

　　您所說的那場“新啟蒙運動”，我以前曾讀過一些材料，知道的不多，更未深入思考。讀了大作以后，撿出舊時所做筆記重讀，才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在此提出向您請教。

　　總的來說，您在今日重提這段歷史，是很有必要，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我覺得，其中有幾個問題特別重要，值得深入細致地作進一步的探討。

　　首先是對“啟蒙”、“啟蒙運動”的理解問題。多年來，人們往往把思想啟蒙與古代的蒙童教育或一般的宣傳教育混為一談，把啟蒙運動與其他社會政治運動相提并論，從而模糊了、掩蓋了啟蒙的根本意義和作用。所以今天需要重新彰顯康德的那篇著名文章——《什么是啟蒙》的要義，特別是那開宗明義的第一段，其中所說的“脫離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未成熟狀態(tài)”，“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性！”——這里面所包含的自主、自由，批判、創(chuàng)造和反傳統(tǒng)、反權(quán)威精神，正是我們批判改造了幾十年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國的一切禍害都源于缺乏這兩個主義；
沒有這兩個主義，就不可能有民主和科學(xué)。當然，沒有民主與科學(xué)，這兩個主義也難以在中國大地上生根存活。至于民主、科學(xué)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間的關(guān)系，雞與蛋之間孰先孰后的問題，我還沒有細想；
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已經(jīng)確證：從“五四”轉(zhuǎn)向“文革”的歷史大倒退，正是從否定、批判這兩個主義開始，并在不斷批判清除這兩個主義的過程中走完全程的；
也是從否定、排斥知識分子開始，并在不斷迫害知識分子的過程中完成的。由此可見，自主、自由、批判、創(chuàng)造——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既是啟蒙運動的要義，也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特質(zhì)，如同賈寶玉頸上的那塊通靈寶玉，丟失了它，就會陷入昏迷，不省人事——啟蒙不再成其為啟蒙，知識分子也不再成其為知識分子。

　　您在《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和《新世紀，老任務(wù)》兩文中，曾列舉陳獨秀、胡適、蔡元培、魯迅等先驅(qū)者的觀點，強調(diào)上述五四精神的啟蒙主義特質(zhì)，并與陳寅恪所說《白虎通義》中的“三綱六紀”相對照。其實，早在1935年，郁達夫就用最直白的話語說出了這層意思：“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現(xiàn)。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
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己而存在了。”我覺得，還可以說得更直白簡單：“把人當人看待”——把自己當人，也把別人當人；
人的尊嚴、人的價值，自由、平等、人權(quán)，都在這里了。早在1843年，馬克思在致盧格的信里就說得很清楚了：“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人不成其為人，……使世界不成其為人的世界”。他稱這種制度下的社會為“庸人世界”，說“庸人的世界就是政治動物的世界”；
在那里，“庸人所希求的生存和繁殖，也就是動物所希求的”。這就是說，庸人們只有生物的本能需求，他們之間只有統(tǒng)治與被統(tǒng)治的關(guān)系。

　　重讀這些舊筆記，深感震憾和愧疚，我們自己不就長期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之中嗎？有不滿和牢騷，也曾經(jīng)有過抗爭、受過挫折，卻很少想到自己應(yīng)負的責任。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就曾指出：“必須喚起這些人的自尊心，即對自由的要求�！比欢�，就是到了今天，自尊、自由在我們這里依然是精神上的稀缺元素！

　　說到這里，我想起了您的第一封來信里向我提出的那個問題：我要回歸的是哪一種馬克思主義？您說如今人們對此看法不同，各有所宗，有的重視《1844年手稿》的自由、人道思想，有的重視《共產(chǎn)黨宣言》中強調(diào)“每個人的自由”的思想，也有人只承認他晚年的定論“無產(chǎn)階級專政必然實現(xiàn)”，您還提到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列主義”。其實用不著解釋，我所說的當然是前二者，那種十分珍視個人、自由和人道主義而屬于文藝復(fù)興以來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的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那種東方化、中國化了的馬列主義。

　　這里，我還可以給您提供一則資料——恩格斯后來對此的看法：在1894年致意大利社會黨人朱澤培•卡內(nèi)帕的信里，有這樣一段話：“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偉大的佛羅侖薩人相提并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從《共產(chǎn)黨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話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chǎn)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偉大的佛羅侖薩人”指但丁，因為卡內(nèi)帕要求恩格斯為他的雜志《新時代》題詞時，說他所想象的“新時代”是不同于但丁筆下那種人壓迫人的時代的，所以恩格斯才選了這段話。由此可見，晚年恩格斯和當時的社會黨人、社會主義者，他們不僅不否定個人自由，而且把個人自由看成是解放全人類的必要條件。其實，康德在那篇文章里也說得很明白：“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別的任何東西”，他還進一步說明，在一切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這不就是通常所說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chuàng)作自由、新聞自由嗎？

　　于此，我不由地想到：在中國，人們什么時候獲得過這些自由？又在什么時候失掉了這些自由？是我的筆記里的下面這一段話，使我產(chǎn)生了與您不盡相同的看法——

　　“在中世紀，人類意識的兩方面——內(nèi)心自省和外界觀察都一樣一直是在一層共同的紗幕之下，處于睡眠或半醒狀態(tài)。這層紗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見組成的，透過它向外看，世界和歷史都罩上了一層奇怪的色彩。人類只是作為一個種族、民族、黨派、家族或社團的一員——只是透過某些一般的范疇而意思到自己，在意大利，這層紗幕最先煙消云散，對于國家和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事務(wù)做客觀的處理和考慮成為可能的了。同時，主觀方面也相應(yīng)地強調(diào)了表現(xiàn)它自己；
人成了精神的個體，并且也這樣認識自己。”“（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文化》）

　　把您的文章與以上論述相對照，我想到了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我們中國人是何時開始掀開紗幕并進而走出來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二是“新啟蒙”在這一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前一個問題上，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中國的啟蒙運動確實是始于戊戌—五四；
后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再啟蒙，則是向五四的回歸。但是，在后一個問題上我卻有些疑惑，覺得有些問題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具體分析。

　　您把新舊啟蒙嚴加區(qū)分，指出五四啟蒙上承戊戌，下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是與1840年以來中國實際上的民族要求相一致的；
另一條路是通向“文革”之路，是另一種性質(zhì)。這后一條路實際上是一種歷史倒退，退回到上述中世紀那種由信仰、幻想和偏見織成的紗幕中去了�！皞�人迷信”所代表的那種極左思潮，不就是這種現(xiàn)代型的紅色紗幕嗎？問題在于，似乎不能把這一倒退直接歸因于新啟蒙。新啟蒙與“文革”相距整整三十年，不僅客觀上國內(nèi)外形勢地復(fù)天翻，相關(guān)人物的身份處境和思想主張也變化很大。當時陳伯達、艾思奇都明確表示，要繼承五四啟蒙精神，堅持新文化運動方向。張申府說得更明確：“就是要思想自由”，“科學(xué)與民主，第一要自主”。那時張已退黨多年，陳、艾雖是中共黨員，也同樣是在野的反對派知識分子，還沒有成為新朝的秀才、筆桿子。他們的理論觀點雖已經(jīng)有了教條主義獨斷論傾向，卻還沒有大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所以還不能說新啟蒙已走到了五四啟蒙的對立面。走到五四對立面的，是后來的另一場運動。

　　您在文章的最后談到新啟蒙在延安和國統(tǒng)區(qū)的情況，談到新啟蒙與毛澤東的關(guān)系，《新民主主義論》的意義和作用這幾點。我覺得這是文章的重心所在，可惜放在了最后，提出了問題卻沒有展開論述。是篇幅關(guān)系還是別有原因，我不敢妄斷，只想在此說說我的看法，因為我也正在思考這些問題。

　　如您所說，新啟蒙運動主要在國統(tǒng)區(qū)進行，這是事實，不過在延安也曾熱鬧過一陣子。隨著知識分子的涌入，新思想新文化也到了那里，山溝里蕩漾的歌聲，舞臺上演出的新劇，文藝界的論爭，特別是王實味、丁玲、蕭軍、羅烽等那些鼓吹民主、反對特權(quán)的文章，就都具有啟蒙精神�？上�時間很短，從1938年到1942年，而且正是在這幾年里，一種反啟蒙的力量正在醞釀形成。于是，突然之間一切全變了，思想啟蒙運動變成了思想改造運動；
啟蒙是啟發(fā)鼓勵人們大膽運用自己的理性，而改造則是迫使人接受別人的思想，按照別人的指令去思考。所以，我認為，二十世紀中國啟蒙運動所走過的曲折道路，似乎應(yīng)該是這樣一個否定之否定：五四啟蒙——延安整風——新時期再啟蒙。真正改變中國啟蒙運動方向和性質(zhì)的，是延安整風運動，而不是新啟蒙運動。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改良主義等等，從此都成了打擊掃蕩的對象，直到“橫掃一切”。

　　　　說到這里，不能不再次提到康德，好像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預(yù)見到了這一切，警告人們避免在排除舊偏見的時候，無意間種下新的偏見，而新的偏見將會像舊偏見一樣，成為駕馭人們思想行為的圈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還特別指出，通過一場革命可以推翻一個政權(quán)，打倒壓迫者，卻絕對不可能實現(xiàn)思想方式的改變。我覺得這簡直就是在說我們——新啟蒙運動把馬克思主義當靈丹妙藥，一味頂禮膜拜而不許質(zhì)疑，科學(xué)變成信仰，這就開始種下新的偏見。接著，這種偏見又被夸大被利用，而且是把它嫁接在游民文化的傳統(tǒng)老根上，使其迅速繁衍，遍地瘋長，成為駕馭廣大人民的新圈套。

　　這也就是您所說的，毛澤東既受益于新啟蒙又別立新宗。這個“別立新宗”妙極了，一語破的，極為深刻。其實這就是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里您只用了三四百字，也未免太惜墨如金了。說明白一點，這“新宗”實際上就是“游民宗”——陳勝、吳廣、朱元璋或阿Q、小D 他們的那一宗�？偨Y(jié)了歷代游民造反的經(jīng)驗，采取“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略，在軍事政治上取得了勝利，這是人們都知道的。其實，就在“馬上打天下”的時候，就定下了“馬上治天下”的方略——軍事政治戰(zhàn)線，思想文化領(lǐng)域，不管是武器的批判還是批判的武器，全都采用“農(nóng)村包圍城市”的戰(zhàn)略，依靠廣袤而古老的農(nóng)村征服少數(shù)現(xiàn)代的城市；
從延安整風到文化大革命，全都是這個路數(shù)。真可謂：成亦在茲，敗亦在茲；
功亦在茲，罪亦在茲。

　　所以我認為，從1915年的舊啟蒙到1936年的新啟蒙，再到1942年的“結(jié)合”運動，這中間是一個從蛻變到逆轉(zhuǎn)的過程。前一次轉(zhuǎn)折是蛻變，新舊啟蒙之間有變化有區(qū)別，但在根本問題上是相互聯(lián)系有傳承的，這就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為目的。張申府特別強調(diào)提出“自由”和“自主”，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他們并沒有用救亡壓啟蒙。后來的那場以“結(jié)合”為關(guān)鍵（周揚語）的運動就大不相同了，知識分子成了批判改造的對象，個人=個人主義，自由=自由主義=自由散漫，都成了批判和清除的病毒，代表民族、階級的“集體”、“大我”取代了作為生命個體和精神個體的個人。于是，在一種宏大敘事的僵硬邏輯中，啟蒙變成了反啟蒙，變成了康德所說的那種新偏見所造成的圈套。所以，我認為，真正走到五四啟蒙的對立面的，不是新啟蒙，而是后來“別立”的“新宗”。

　　您在文中詳述了自己的思想經(jīng)歷和當年的讀書生涯。我讀時感到既親切又驚訝：相距十年，竟那樣相似。您是在1936年的“一二九”運動期間接受左翼文化的影響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十年后，我同樣是在那些左翼書刊的影響下開始左傾，在1948年的“五.二0”運動以后進入解放區(qū)的。后來，有過同樣經(jīng)歷的這兩代知識分子大都備受磨難，一批批地倒下了。由此可見，新啟蒙思想不見容于后來的極左新宗，就因為那是知識份子的，保有五四啟蒙精神，那種自由、自主的懷疑精神和批判精神。這中間，我們自己也有責任，受民粹主義的影響，分不清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與游民文化小傳統(tǒng)，被“人民”“大眾”的牌號嚇住了，忘了魯迅的警告。

　　我覺得，今天在談?wù)撝匦聠⒚傻臅r候，應(yīng)該弄清楚：以往的啟蒙運動是怎樣從“啟蒙”變?yōu)椤捌勖伞钡�？這里的關(guān)鍵是誤把游民文化看成是與傳統(tǒng)舊文化異質(zhì)的“人民文化”而加以贊揚吸納。在這個問題上，杜亞泉、黃遠生和魯迅還有梁啟超，都是清醒的，后來的胡風也是清醒的。同出魯迅門下，雪峰和聶紺弩成為吹捧《水滸》的權(quán)威，而胡風卻大唱反腔，就是明證……。這些說來話長，以后再詳談。

　　還有，中國共產(chǎn)黨人，特別是領(lǐng)導(dǎo)過左翼文化運動（包括新啟蒙）的最高領(lǐng)導(dǎo)人瞿秋白、張聞天和周恩來以及潘漢年等，都不屬于那種極左新宗；
這也留待以后再專門詳論。

　　信寫得太長了也扯得太遠，謬誤之處，請不客氣地指出。最后順便問一句：明年是顧準逝世三十周年，聽說要開學(xué)術(shù)討論會，不知確否。明年也是“甲申”三百六十年，兩者相遇，似應(yīng)有許多有益有趣的話可說。專此即頌

　　近安

　　姜弘

　　二00三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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