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來頗有一些人對中國的當代文學不滿。從德國的漢學家顧彬到國內的精英知識分子都對中國的當代文學提出了越來越嚴厲的批評。他們有的認為，中國當下的文學之所以遭到大眾的遺棄，是因為中國作家不敢正視社會的矛盾，他們不缺少技巧，缺少的只是良知和勇氣；
還有的認為，中國當代文學之所以越來越邊緣化，是因為中國作家普遍缺乏思想，根本上就不具備傳達一個時代精神訴求的能力；
還有的干脆認為，是這些作家不用功，整天扎堆，不是吃飯、喝酒就是打牌、泡妞，怎能寫出力扛千鼎的作品？

　　這種對文學的普遍不滿，頗類似于上世紀初中國人對當時文學的感覺。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一班在國外的中國留學生對當時中國的文學也是強烈不滿，一致認為有改革的必要，至于怎么改，從什么地方入手，各人又有各人的看法。最后是胡適的意見占了上風。他認為，文學革命不論古今中外，都是從“形式”一方面，也就是語言文字方面下手。因為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文學革命如不先革文字的命，就會流于大而無當?shù)目照�。通過參考近代歐洲國家國語文學產(chǎn)生的歷史，他認定，文言是一種死的文字，死文字絕不會產(chǎn)生活文學。中國要想造就一種能表現(xiàn)當下中國人活的情感、活的思想的新文學，就必須放棄文言文，拿白話做文學的工具。因為思想對一場文學革命來說固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來談的。

　　也許有人說，你這么說是什么意思呢？難道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不是白話文嗎？中國當今的作家使用的當然是白話文，但我總覺得他們使用的白話還不夠“白”，總有點道貌岸然，總有點裝腔作勢。因為作為一種工具，文字的最大功用在于表情達意；
而表情達意在于用最簡潔的文字達到最大多數(shù)人的理解與同情為最大成功。因而不是說用白話寫的作品都是好作品；
但可以說，凡是好的、有影響的作品都是具有“白話性質”的�！对娊�(jīng)》、《論語》自不必說，漢樂府，元稹、白居易的詩，五代、兩宋的白話詞，元代的雜劇，明清的散曲和小說，即使在文言文一統(tǒng)天下的時代，也難以掩飾它灼灼逼人的美。因而胡適認為，“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并不是‘四書五經(jīng)’，也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游》、《紅樓》�！�

　　二

　　在古代，由于大多數(shù)人是不識字的，因而讀書人總有些沾沾自喜。未入仕前寫的文章只求合“試官”的口味，所以才會有宋代的舉子們“蘇文熟，吃羊肉；
蘇文生，吃菜羹”的感慨；
入仕以后寫文章當然不用再考慮“儒學提督”們是否喜歡，但同樣也只滿足于少數(shù)“知音”的賞玩，并不會顧及到“多數(shù)人”的程度和口味。白話文學的價值恰好就在于，它從一開始就不是寫給某個大臣、某個皇帝、某個考官集團的，也不是沖著某筆獎金、某個財團、某個誘人官位而來的。他寫作是因為他快樂，他有話要說，他“情動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因而，他不會也來不及把思念美人先翻成“蒹葭蒼蒼”，把旅途想家先翻成“王粲登樓”，把懷才不遇先翻成“李廣難封”等千百年前的典故。他要用自然的語言抒寫自然的情緒，絕不會考慮對仗押韻、破題起講等人為的規(guī)矩。“自然”——在這兒，意思就是“自己的樣子”。

　　既然白話文學這么簡單易行，為什么幾千年來人們用繁難的文言寫詩作文？原因在于科舉制度。因為科舉制度是政府聘用人才的最主要制度，而這個制度又規(guī)定文言做它的唯一合法工具，所以普天下的讀書人就不得不拼命修習文言以換取功名富貴。可以想見，在千年之久的“科考”歷史上，具有像吳承恩、吳敬梓這樣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但一想到“曲江赴宴”、“雁塔題名”，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放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廢除了科舉制度，那么，胡適的白話文運動仍然沒有市場，至少不會那么快就取得成功。因為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人性總是趨利避害的。能夠放棄世俗的利益，頂住權力、地位、錦衣美食的誘惑，去做一項前途未卜、風險極大的事業(yè)的人，總是少數(shù)；
尤其是在政府壟斷一切榮譽和地位的專制社會里，讓所有的文人都甘于貧賤，抱困終生，不是奢望，也是夢囈。

　　我說了這么一大套，有人可能會問：這與當代文學有什么關系呢？難道我們現(xiàn)在還在實行科舉制度嗎？我的回答是，科舉制度當然沒有了，但政府通過類似“科舉”的手段贖買知識分子的本質并沒有變�！翱婆e”的名目是不存在了，但誰能說高考制度、學位制度、作協(xié)制度、各種職稱評審制度、學術團體的課題申領制度不是“科舉制度”的余緒？作家們要想寫出震爍古今的不朽名篇，還得像施耐庵、曹雪芹一樣擺脫各種來自體制的誘惑與壓迫，進入一種真正自由的人格狀態(tài)中去。雖然一個作家獨立人格的養(yǎng)成，要依賴整個社會的制度轉型，但在公民社會沒有完全建立之前，遠離朝廷，遠離一切體制化的文學衙門和翰林機構，仍然是每一個有獨立意志和人格尊嚴的知識分子的最佳選擇。

　　三

　　與那些優(yōu)秀的古典作品一樣，近年來凡是有價值、有影響的文學作品，沒有一個不是具有“白話性質”的。王朔的小說你可以不喜歡，可以說它是“痞子文學”，可以說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點你得承認，王朔的小說之所以風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說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構一切虛假的意識形態(tài)教條，他對知識分子的“假清高”“真無聊”不遺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個以說謊為榮，以偽善為高的社會里無疑是有極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語言，那種采自北京街頭混混的“煉話”，那種莊嚴中帶著戲謔，調侃中藏有機鋒的“京白”幾乎影響了一代年輕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報紙雜志、娛樂節(jié)目甚至新聞報道、理論文章的標題都出現(xiàn)的“口語化”傾向，都與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間接的關系。因而，要說對中國漢語言的影響，新時期文學以來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發(fā)生在上世紀末的“盤峰論戰(zhàn)”，將潛藏在詩歌內部的矛盾公開化為一場中國詩界自“朦朧詩”之后又一場重大的話語權之爭。除去明顯的“哥們義氣”和逞強斗嘴外，這場論戰(zhàn)使得“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公開決裂，中國新詩由“朦朧詩派”及其孑遺獨霸天下的格局從此被打破。其中一個重要收獲是，“民間寫作”持守的“口語化”立場以絕對優(yōu)勢壓倒了以“朦朧”、“書面”、“優(yōu)雅”為主要用語風格的“知識分子寫作”。此后，方言、俚語、江湖黑話、結舌音甚至民間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詩中。盡管其后以于堅、伊沙為代表的“口語詩派”，在眾多蹩腳徒孫的刻意模仿下泛濫成災，使得“口語詩”在流品不齊的寫手筆下迅速蛻變?yōu)椤翱谒�詩”，但就方向而言，詩歌的口語化是沒有錯的，它代表了一種文學語言在過分講究規(guī)矩和某一階級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沒落、僵死，最終要從民間語匯中吸收生氣和活力的規(guī)律。

　　王小波寫了不少的小說，且終生以此自得，但他還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隨筆而為眾多讀者追捧。今天看來，他在當時大陸思想界一片鴉雀無聲的狀態(tài)下，較早采取自由主義立場，以一種常識化的視角和思維方式，顛覆了長期占領人們心靈和頭腦的諸多“烏托邦”，喚起了人們對科學、理性、智慧的重新記憶，使當代散文增加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這是他對散文做出的特殊貢獻。但思想是不能懸空了談的，懸空了談的思想是不會發(fā)生有力的影響的。他的思想、主張是以一種邏輯化的日常語言來實現(xiàn)的。這種日常語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時讓人覺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歸謬和含而不露的反諷，仍然為他的散文帶來一種罕有的邏輯之美和智慧之美。盡管在不喜歡他的人看來，這種幽默無異于“耍貧嘴”和“扮鬼臉”，但這恰好是他的獨特所在。在長期以來的政治暴力的暗示下，中國當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聲的贊頌為它的主流基調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語言推到它反面的極致來贏得尊嚴的。

　　有一位老人，年輕時參加了革命，后來一直做官，官至翰林院侍講，有時和宰輔大臣同行出使西方諸國；
但在晚年卻備受良知與思想的折磨，寫下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政論文。他的名字叫李慎之。因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發(fā)軔，隨后以《中國文化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等一系列振聾發(fā)聵的文章驚頑起懦，立己立人，成為大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標桿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深邃，目標宏遠，學問臻于化境，但文章寫得深入淺出，一個中學程度的人就能完全讀懂。與年輕的學者不同，李有極其深厚的國學底子，古文成句、辭章歌賦如高峽泉涌，不擇地而流，而思想與理路又完全是西式的。平日里我們見多了那些專家教授們裝神弄鬼、尋章摘句的文章，以為那就是“學術”，我們看不懂是因為自己水平低，但看了李慎之的文章，我們才知道我們上當很久。

　　從歷史的進化觀念出發(fā)，胡適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種文學的活力如何，要看這一文學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薄盎畹墓ぞ摺本褪侵富钴S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語言”。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規(guī)律是：一種文學形式的最初發(fā)軔是在民間，一些獨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見了覺得好，就把他吸收進創(chuàng)作里面。有文人的參與當然不是壞事，參差的字句變得規(guī)整了，幼稚的技巧變得純熟了，平庸的意境變得高超了，但隨后便會跟來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趨，將形式玩得越來越復雜，完全遺忘了文學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陳詞濫調壞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間尋找變革的基因。與大批體制內作家運用死的語言放聲歌唱的陣勢相比，上述作家能夠充分利用活的工具“說人話，做人事”，殊屬不易，但與民間語匯的生動活潑、異彩紛呈相比，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環(huán)境、出版政策、發(fā)表媒介、書寫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說什么”。如果拋開思想不談，單從語言發(fā)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白話文學只有在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以后，才可以說進入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階段。

　　四

　　網(wǎng)絡文學就相當于過去年代的手抄本，網(wǎng)絡作家就相當于科舉時代以“俗文字”自娛娛人的“白話作家”。雖然網(wǎng)絡對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農(nóng)民、漂泊在城市的販夫走卒來說仍然是奢侈品，兩億網(wǎng)民在十三億人口中也是少數(shù)，連零頭都不到，但毫無疑問在當下中國有能力表達自己的人群中，“網(wǎng)民”屬于最大的草根階層。網(wǎng)絡文學就是當代的民間文學。它的發(fā)達標志著“沉默”了幾千年的“大多數(shù)”有望不再“沉默”。

　　夫網(wǎng)絡文學，不足以取富貴，不足以邀恩寵，不入正統(tǒng)之法眼，每受網(wǎng)警之打壓，而卒不能斷絕者，何也？我以為是網(wǎng)絡代表了一種人性之自然趨勢。就像在古典時代，功名富貴買不動曹雪芹、施耐庵，政府的禁絕、毀版擋不住《三國》、《水滸》的流傳一樣，網(wǎng)絡文學只會越來越發(fā)達，越來越成為人們閱讀交流的首選。因為網(wǎng)絡文學使用的是一種更快的工具，更白的白話。官僚、權貴、士大夫之流當然瞧不起，但沒有關系，因為這些文字一開始就不是寫給這些官老爺或翰林供奉們看的，就像在文言時代人們瞧不起《水滸》、《三國》、《西游》一樣，但幾百年過去，那些翰林的“應制帖”、狀元的八股文哪里去了？汗牛充棟、累筐盈箱的策論、時文不過是給歷代收廢紙的老漢提供了謀生的飯碗，倒是那些當時連飯也吃不飽，喝酒都要靠“按揭”的曹雪芹、吳敬梓們的著作卻代代流傳下來，以每年數(shù)百萬冊的銷量影響著千百年后的讀者。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網(wǎng)絡文學不是和廟堂文學“爭一時”，而是“竟千秋”。隨著時間的無限延宕，新一代在網(wǎng)絡中長大，完全沒有紙質閱讀習慣的讀者成長起來以后，網(wǎng)絡文學、網(wǎng)絡語言對人們的日常交流與寫作將會發(fā)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總之，“活文學”必然要代替“死文學”。五四時期“活的文學”與“人的文學”仍然是現(xiàn)時代作家們的使命。幾百年過去了，文學創(chuàng)作無論從創(chuàng)作手段還是工具、材料上看，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從思想和表達自由方面來看，文學的處境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吳敬梓、曹雪芹的困難仍然是我們的困難。僵死、腐朽的文學不會自己跑掉，每一個有志于文學的青年要想打倒它，仍然得像前朝先賢們一樣頂住來自權力與世俗的雙重壓力，十年面壁，勇猛精進，寫出“比白話更白”，“比人性更人性”的文本。此外，一切怨天尤人、傷心落淚、罵人叫局、等待觀望都不是有效的法子。

　　2008年6月14～22日草于長安飲馬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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