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美忠關(guān)于母親的那段話（“哪怕是我的母親，在這種情況下我也不會管的”），是勉強可以找得出“原型”的，這或許是他如此有底氣的原因。當他在地震過后發(fā)表即發(fā)表言論

　　“想刺刺那些道德家”，很可能他是有備而來。那便是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加繆發(fā)表于1942年篇幅不長的小說《局外人》。很多人非常熱愛這部作品，我本人亦如此。作品中男主人公默爾索對待母親據(jù)說是“冷漠”的行為被拿上了法庭，而他卻并不因此而“表示出悔恨”，內(nèi)心里也不這么覺得。

　　然而若是足夠仔細，便會發(fā)現(xiàn)默爾索并不是人們所想象的那種人。小說第一句：“今天，媽媽死了”，已經(jīng)為默爾索與母親的感情定了調(diào)子——“媽媽”是一個親昵的稱呼，是內(nèi)心里始終朝去的那個方向上的聲音，而不是成年人需要對外稱呼的“母親”。然而這種感情最好留給自己，他馬上要陷入一大堆處理后事的客觀事務(wù)中去。

　　老板對于他請假安葬母親這件事情，顯得并不痛快，惹得他要說：“這可不是我的錯兒”。到了養(yǎng)老院他“真想立刻見到媽媽”，但是門房卻說他應(yīng)該先去見見院長，院長正在忙其他的事情。等他忙完了并又看了媽媽的檔案，才開始與兒子的談話。他的滔滔不絕令默爾索實在不耐煩，這時候院長才想起，此人或許還想再看一眼自己的母親。

　　這一切多么刻板和機械，沒有人照顧到兒子的感情，不存在讓他釋放悲傷的空間，在氣氛上完全不相匹配。院子里的那些老人們，就是那些后來奮勇傳出作為兒子，默爾索在葬禮上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甚至不知道母親年齡的人們，他們正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地閑談。當默爾索一行看遺體的人經(jīng)過時，“他們都不作聲了”，但是走后片刻，，就又說開了，“真像一群鸚鵡在嘁嘁喳喳低聲亂叫�！边@種情形與范美忠描述的，當他的父親去世，按照傳統(tǒng)兄弟姐妹都要跪拜，但是跪在那里的人卻“又在說笑”，是異曲同工的。

　　停尸間的門房繼續(xù)告訴默爾索他母親得的是“惡瘡”，好像那是必不可少的畫外音。而當默爾索終于坐在媽媽的棺木面前，護士小姐也進來隔著棺木坐在對面。默爾索覺得她的手臂在動，可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從她胳膊的動作來看，默爾索認為“她是在織毛衣。”也許護士對死亡這種事情見得多了，也許她手中織毛衣的那件事情，對她來說更加重要，但是坐在棺木前的這個動作，在一個失去媽媽的兒子眼中，是如此地突出、離奇。送葬的路上天氣酷熱，這位小姐又好心地提醒他：“走得慢，會中暑；
走的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會著涼�！痹谛氖轮刂氐膬鹤友劾�，這位護士、那位門房以及院長、老板的言行，多么像一出出小小的滑稽劇。

　　小說作者甚至沒有指責他人冷漠的意思，而是強調(diào)一種人與環(huán)境的脫離，以及由這種脫離所產(chǎn)生的荒謬感。表面上人們都在圍繞著默爾索死亡這件事情，但是又仿佛互不相干，各自按照原來的軌道往前走，更仿佛是在一個事先預定好的程序指揮下，機械地發(fā)出動作。并且還需要真正的當事人默爾索，也按照這個程序所發(fā)出的命令，完成它的指令——母親死了他居然不掉一滴眼淚，這成了他的罪過。他所感到的崩潰，在葬禮的當天下午和晚上得到了宣泄。他后來莫名其妙地偶然殺人，人們關(guān)于他定罪判刑的辯論，一味糾纏于母親去世后他的表現(xiàn)，認為他是一個天生邪惡、冷漠的人。于是默爾索就有了一個對于自己母親的“惡”名聲。

　　然而那只是一個標簽而已。默爾索始終堅持和沒有說出的真正事實是——他如何愛母親這件事情主要與他自己有關(guān)，那僅僅屬于他自己感情上的范圍，是他與母親之間的事情，他不是也不可能不愛母親，只是不希望按照別人所希望的那樣去愛，不希望接受別人的擺布，不愿意屈服在別人下達的眼光之下，在這種眼光中他感到渾身不自在。而那些帶有強制性的要求也只不過是例行公事、是一套腐朽的程式。他表面冷淡的表情似乎在說——有關(guān)母親，那不是一個用來訛我的理由，不是一個將我綁架到你們綁架者一邊的借口，我希望自由地愛母親，依照我自己的方式去愛她。媽媽對我有多重要，這件事情只有我自己知道。

　　范美忠在談及父親去世他不愿意加入跪拜中的說說笑笑，因而拒絕跪拜寧愿自己在一旁獨坐，進一步表明他與這個故事之間的聯(lián)系。他也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愛父親，表達對于父親去世哀痛的感情。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他在第一個帖子中所說的可以丟下母親的那段話，卻大為不妙。

　　在加繆那里突出的是“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愛母親，按照配得上母親的尊嚴的方式去愛她，而在范美忠這里，自由地去愛母親的話題，蛻化成了可以不管母親的“自由”，個人被放到了注意力的中心。由此，“自由”的概念被悄悄換成“個人”的概念。而且是那種一馬當先、不受約束的個人，那種回到“本能”、自我中心的個人。如果認為正是在這樣的個人身上體現(xiàn)了自由，可以說是對于自由的極度削減，也是對于個人的極度削減。而將“自由”等同于“個人”的做法，是否可以看作在一種貧瘠的土壤中產(chǎn)生出來的對于自由與個人的雙重誤解，是某種先天營養(yǎng)不良的表現(xiàn)。在某種意義上，范美忠像是被大石頭壓了許多年，以至他只能看見大石頭給他帶來的狹窄天空。

　　關(guān)于自由，加繆也遠非僅僅停留在《局外人》的視野上面。五年之后的1947年，加繆提供了他的另一份答卷——《鼠疫》。這是一部同樣在冷峻的外表之下激情四射的小說。寫作這部小說之前，加繆因肺部疾病在法國南部療養(yǎng)，不幸趕上德軍入侵被困于當?shù)�，一時與家人失去了聯(lián)系。而被占領(lǐng)區(qū)的人們，如同中世紀鬧鼠疫的城市一樣，過著一種與世隔絕、飽受折磨的日子。小說取名《鼠疫》，便是從這種絕望處境出發(fā)，虛構(gòu)了一場特殊災(zāi)難的情境，來檢視人們于其中行為、他們的自由和承擔。在今天閱讀這部小說，不僅在于它也是關(guān)于災(zāi)難時期的人性，而且其中也貫穿著對于流行“英雄主義”的質(zhì)疑和對話，這與范美忠以及我們所有人關(guān)心問題非常接近。

　　大災(zāi)難面前——尤其是那種朝不保夕的大災(zāi)難，人們也有可能放縱自己，過著一種醉生夢死的生活。而加繆的筆觸并沒有放在這些人身上，而是在那些自愿組織起來進行抗爭的人們身上，他們甚至忘掉了自己身處的危險，體現(xiàn)了人類的信心、尊嚴和秩序。但是加繆完全不想把這些人往高里拔，他在小說中特地加了這段議論：“如果對高尚的行為過于夸張，最后會變成對罪惡的間接而有力的歌頌，因為這樣做會令人設(shè)想，高尚的行為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們是罕見的，而惡毒和冷漠卻是人們行動中常見得多的動力�！保ā妒笠摺奉櫡綕�、徐志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而由范美忠給我們揭示出來的，是否也正好是這樣一個“真理”：在多年不切實際的“崇高主義”教育之后，人們更愿意承認甚至公開標榜——自私和自我中心，才是人們行為更為深刻的動機和動力。

　　加繆不同意這種在人性的深處，“惡”一定多于和大于“善”的想法。那些被人們視為英雄的舉動，并不專屬氣概山河的大人物，而是能夠從小人物身上體現(xiàn)出來。那是從他們的環(huán)境中自然生長起來的東西，屬于他們自己腳下的土壤，屬于他們自己的生活，屬于他們自己原本的思想感情。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他們并沒有離開自己原來的根基，將自己嫁接到別的什么地方或一整套意識形態(tài)上去，而是始終扎根于自身。因此即使犧牲生命，對于他們來說，也是自然而然而非故意作出什么。

　　醫(yī)生里厄是這群人當中的核心人物。他置自己的生命安危于不顧，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他自己對此有一個解釋：“這一切不是為了搞英雄主義，而是實事求是�！保ǖ�158頁）當別人反問“實事求是的意思是什么？”醫(yī)生回答：“我不知道它的普遍意義。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它的意思是做好我的本分工作�！彼�的本分工作則是“眼前擺著的是病人，應(yīng)該治愈他們的病�！边@一點范美忠應(yīng)該會同意了，因為他反對存在所謂崇高的職業(yè)。這位醫(yī)生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是崇高的而是日常的，他將自己在鼠疫中的所作所為看作是日常工作的延伸，他于是在日常光線中成為一個勇敢的人。

　　在里厄周圍工作的有前自殺者科塔爾，他把自己掉在一根繩子上之后，用紅筆在門口寫道：“請進來，我上吊了�！笔笠甙l(fā)生之后他卻不畏危險，盡管他的理由有些奇怪，這里不去說了。還有那位可憐巴巴的市府職員格朗，他原來的工作是登記戶口。鼠疫之前此人的妻子突然不辭而別，他始終沒有她的任何消息，于是他就開始寫一部有關(guān)游走的女騎士的小說來思念她。當他為“騎士”所經(jīng)過的是“花徑”還是“開滿了花的狹窄的道路”的措詞弄得頭暈?zāi)X脹時，他在市府的工作受到了影響。但是一旦晚間回到醫(yī)生給他準備的辦公桌上完成各種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時，他就會暫時忘掉了女騎士，專心致志地做他應(yīng)該做的事情。作者認為如果要在這部小說中塑造一個英雄形象，那他就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是只是一點好心和一個看來有點可笑的理想。這將使真理恢復其本來面貌，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義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決不是之前”。

　　那位宣揚“神正論”的神父帕納盧，他先后用“集體懲罰”、“天主恩惠”以及最后的選擇來恐嚇人們，這些對于醫(yī)生來說如同囈語。里厄不能將對一個年幼女孩被瘟疫奪走了生命解釋為“恩惠”之類，但是他倆卻在挽救生命的共同工作中緊緊結(jié)合起來，用醫(yī)生的話來說是 “現(xiàn)在就連天主也無法把我們分開了”。還有塔魯，他是這場民間自救的最早發(fā)起者。這是一個不能用三言兩語說完的人物，一個發(fā)現(xiàn)了死刑支撐著這個世界并因此痛苦不堪的人，從此決定永遠站在失敗者一邊，永久地宣判對于自己的流放，而寧愿讓“其他人來創(chuàng)造歷史”。

他同時又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認為“一個人應(yīng)該為受害者而斗爭，不過，要是他因此就不再愛任何別的東西了，那么他進行斗爭又是為了什么？”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這部小說中也有一位“局外人”，那便是記者朗貝爾。他是因為工作偶爾來到這座城市，這座城市的災(zāi)難仿佛不屬于他。因而在很長時間之內(nèi)，他一心一意只想弄到一張出城通行證，能夠馬上回到他思念的愛人身邊。他向醫(yī)生懇求提供一張健康證明，被拒絕時他譴責醫(yī)生只理解抽象的人，而他的愛人、他的愛則是具體的。但是當他后來弄到了這樣一張通行證，他能夠“自由”地離開，即將與苦苦思念的愛人團聚時，他卻放棄了這個機會。下面是他與里厄、塔魯之間的一場談話：

　　朗貝爾說，他經(jīng)過再三考慮，雖然他的想法沒變，但是，如果他走掉，他會感到羞恥，這會影響他對留在外邊的那個人兒的愛情。但是里厄振作了一下，用有力的聲音說，這是愚蠢的，并且說選擇幸福，談不上有什么羞恥。

　　朗貝爾說:“是啊，不過要是只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那就會感到羞恥�！�

　　在這以前一直沒吭聲的塔魯頭也不回地說，要是朗貝爾想分擔別人的不幸，那末他就不會再有時間去享受自己的幸福。這是要作出選擇的。

　　朗貝爾說：“問題不在這里。我一直認為我是外地人，我跟你們毫無關(guān)系。但是現(xiàn)在我見到了我所見到的事，我懂得，不管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是這城里的人了。這件事跟我們大家都有關(guān)系。”

　　當然，一個人有他選擇離開的自由，但是同一份“自由”包含了他自由地選擇留下，自由地加入到周圍人們當中去，與他們休戚與共，與他們一道分擔。在很大程度上，重返我們所處的社會共同體，重返我們的公共生活及政治生活，更加體現(xiàn)了今天我們所爭取的自由的含義。

　　順便地說，再次閱讀加繆，不免令人感慨萬千地想到——年輕時及時讀到《局外人》是幸福的；
及至年長，又有《鼠疫》在精神上同行，則同樣幸福，甚至更加幸福。而加繆在完成這兩部作品時，還不到三十歲。

　　200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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