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談及討論規(guī)則的時候，總是無數遍強調，要對參與討論者做善意推定——無論對什么人。

　　這本來是個常識，可是在中國，一個常識的推廣，常常很費力，有時候得死了人才有那么點效果。宣說一個常識性的道理，常常千遍萬遍還沒被人接受，真理說一千遍也不一定成為真理，而謊言有時候說一遍，就成了真理。這就是中國當代社會心理結構的痼疾之一。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這來源于中國長期以來的家族制，家族制的差序格局倫理導致了大量國人對待陌生人，是一刀切的“惡意推定”。不少胳膊上戴著紅箍的老人(男女都一樣，別只說紅箍老太太，我見過不少紅箍老大爺也一樣惡劣)，一看到有陌生人進入社區(qū)，就高度警惕，一臉抓賊的嚴肅，讓陌生人首先打量一下自己，覺得自己長得就特像個賊，接著伊被盤問，一緊張，期期艾艾，語無倫次，OK，反正今天抓賊指標沒完成，就你了。這就是中國社會最典型的普通社會心理——“惡意推定”。

　　惡意推定侵入社會領域

　　1949年以后，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這種惡意推定的社會心理在其中起著推波助瀾的巨大惡效，沒有這樣的社會心理基礎，人們不會瘋狂到那個地步，或者說這種狀態(tài)與惡意推定的社會心理本是并蒂蓮，雙方互相吸收能量，將社會推入地獄。這種丑陋的社會心理結構至今陰魂不散，繼續(xù)在嚴重危害社會。我一直認為，人的生活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唯心靈的，我們如何想象世界，世界就真的會變成我們想象的那樣。社會學上有個著名的托馬斯定理，即預言的自我實現功能。舉例說明，一家銀行經營得好好的，有人造謠說它就要倒閉了，結果大家都去擠兌，銀行真的倒閉了——哪家銀行能經得起擠兌呢？其他方面也一樣，陌生人之間的敵意可以說基本上都是這樣被想象出來，從而變成事實上確鑿的敵意。

　　確實，在當代社會中，由于政府公信力的缺失、政府信息缺乏透明度，導致了人們對政府行為的普遍不信任，這是理所當然的，政府應當為此買單。這種不信任、惡意推定，在對待政府行為時是天經地義的，即使在那些憲政國家、法治國家，也是天經地義的，對政府就是不能信任，解釋的義務在他們，而不在公眾。但是，在社會事務中，尤其普通的陌生人交往中，人們本應該持守一條準則，就是以行為本身論是非，不以動機推善惡。一旦將“惡意推定”從政治領域不當地推廣到社會領域，就是有害的，而且害處很大。

　　惡意推定后果非常惡劣

　　實際上，無論是蛋孵雞，還是雞生蛋，中國的政府與社會之間缺乏分野，什么都是一鍋煮。這種“惡意推定”的社會心理也就變成一種人們的集體無意識，它所導致的結果是在大量公共事件中，無論有沒有政府行為參與，所有人的行為，只要被媒體報道，都會被很大一群人認為他們是惡的——不管他在事實上做了什么，除非簡單到下水救人、英勇犧牲——白癡們才會閉嘴。這救人者只要還沒死，都會有人懷疑他下水是為了出風頭——怎么就你能？哪怕是一個農民工為了討回辛辛苦苦的血汗錢，四處求告無門，最后要跳樓，還會被授予“跳樓秀”這樣冷血惡毒的謚號。這已是什么樣的社會？對人惡意推定到了什么地步？而更令人瞠目結舌的是，有些政府部門居然還會發(fā)明“惡意討薪”這樣的惡意詞匯，難道欠薪的還有理了不成？有人說發(fā)明這種詞的人是腦子進水了，我倒覺得是他們的心靈缺水了——干涸得像沙漠一樣的心，才會有這樣的發(fā)明。

　　據許多媒體報道，在各個城市里存在大量以乞討為生的假乞丐，他們以此謀生。于是，許多人將這些乞丐視為騙子，于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用施舍，并且還可以鄙視一下他們，讓自己感覺一下道德高尚的快感——“我不是像你們這樣的騙子！”我倒覺得，什么是真乞丐，什么是假乞丐，根本不需要區(qū)分，也不需要去調查，伊站在那里向你乞討，伊就是乞丐。至于利用孩子乞討欺詐的，那構成脅迫欺詐，已是法律問題，在發(fā)現真相之前，不必猜測什么，那是警察應該去解決的問題，不是普通公民要直接去解決的。普通公民即使發(fā)現這是欺詐行為，也只能通知警察來解決，或者將騙子送交公安局。托爾斯泰有一回在彼得堡街頭見到一個乞丐，他立刻掏口袋要施舍，這時邊上一個人過來提醒他說，這家伙是騙子，托爾斯泰大怒，說：“我這是施舍給人道主義！”

　　好一個人道主義，托爾斯泰是對的！中國社會最缺的就是這個人道主義。任何一件事情出現，許多人首先考慮的不是誰需要同情和幫助，而是先去懷疑是不是有人想要在事件中獲得什么利益，如果有其他人參與其中，也會立刻遭到質疑：伊為什么出頭？是不是想撈點什么？是不是想出名？是不是想……？反正什么樣的惡意猜測都會有。這種惡意推定的嚴重程度到了這樣的地步，許多人不管事情本身的善惡是非對錯，他們也沒有興趣，只是一味地對事件中任何出場的人進行靈魂體檢，體檢的結果當然是誰都不過關。這種無恥的社會心理結構，其主要特征，就是制造一堆誅心之論的貶義詞：出風頭、炒作、矯情、煽情、作秀、沽名釣譽、黨同伐異……，可以說這些詞沒一個跟任何一起公共事件的是非黑白對錯有關。這就是惡意推定這一社會心理帶來的惡劣后果，無怪乎當年伏爾泰會有那樣一聲嘆息：“要永遠以庸眾為敵！”

　　惡意推定煉就烏合之眾

　　說到庸眾、暴民，歐洲有個國家與中國很兄弟，就是法國。法國大眾心理學家勒龐有本著作叫《烏合之眾》(Crowd，這個詞的本意就是“群盲”)，他在書中說到群體心理的特征，個性的消失——失去判斷力，及其傳染性，它們導致了群體心理的一些特征：沖動、易變、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情緒夸張而單純、偏執(zhí)、專橫和保守。德國的諾獎獲得者卡內提(Elias Canetti)也在《群眾與權力》中歸納了群眾的四個特征：1.群眾要永遠增長；
2.在群眾內部平等占統(tǒng)治地位；
3.群眾喜好緊密地聚在一起；
4.群眾需要導向。

　　這樣的一種群體心理特征和行為，在和平狀態(tài)下，一般不容易直觀地看到。但是，在這個互聯網時代，依然可以通過網絡這一虛擬空間看到它的驚人力量。幾乎在每一起公共事件中，人們都可以看到網絡廣場效應，可以看到網絡暴民肆無忌憚地將心中未經任何理性過濾的狂熱與仇恨，從鍵盤發(fā)泄到網頁上。這種狀態(tài)雖是虛擬的，一旦遇到大事，會不會從鍵盤走向大街？天知道！

　　正是惡意推定的社會心理、集體無意識，才會發(fā)展出上述群體心理和行為方式。而且，這確實并非中國特有，世界各國都存在，只要有人群的地方，這樣的情況就不可避免，只是中國在這方面似乎更為嚴重。其嚴重的原因便在于，通常而言，中國人更容易對陌生人惡意推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不相關的事務，更容易抱著魯迅批判過的“引頸鴨”看客心態(tài)，這種看客心態(tài)就導致對那些認真對待事件者的起哄、嘲弄、迫害，伏爾泰正是在經歷諸如迫害卡拉斯這樣驚心動魄的事件之后，才說出那樣痛心的話——那是他以一人之力發(fā)動了一場反對愚昧的戰(zhàn)爭！

　　惡意推定緣于惡性互動

　　社會心理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互動關系，一般而言，不是良性互動，就是惡性互動。在這個轉型時代，人口的頻繁流動以及舊倫理觀念的變遷，使得許多人脫離了原有熟人社會的倫理約束，在信仰真空狀態(tài)中，要求人們慎獨自律，其難度當然大大增加，這一切都導致了當代中國社會處于一個倫理規(guī)范重建的時代。西方社會在從前現代進入現代以及后現代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宗教世俗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他們倫理重建的過程。至今，西方社會依靠憲政法治共和等理念與制度，其倫理規(guī)范已經完成了大半，只是尚未完成一個新信仰之下的共同私德默契，如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認為的，在公共道德達成共識之后，其他的道德都只能由個體自負了——其極端狀態(tài)便是老卡拉馬佐夫的名言：“我喜歡墮落！”

　　中國的情況當然比西方社會要麻煩很多，社會共同默契之下的私德倫理自不必說還有多遙遠，就是公德領域，人們也大多不甚了了，許多人常常以一己之道德偏執(zhí)去要求他人之私德，從而破壞了公德。許多人至今不明白私德是用來律己而非繩人的，只有公德問題才是人們需要去討論維護的，一個觸犯公德的人才是應該被譴責的。加上社會變遷過程中許多人的公德敗壞，人們之間的不信任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傳統(tǒng)家族制以及斗爭觀念殘余的境遇中，“以陌生人為敵”的惡意推定心理，才成為一定程度上的全社會共識。

　　善意推定取代惡意推定

　　要改變這一狀態(tài)，自然還需要走很遠的路，但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們，即使知道艱難，也可以從自己開始改變這一現狀，在社會交往中，最大限度取消對具體陌生人的懷疑，在重大事情面前雖然需要謹慎，但應該盡量消減無謂的提防心，盡力去信任他人，哪怕吃了虧，只要是小虧，都可不必計較。也許最初的時候會不適應，但時間久了，也就習慣了，而且每個人都會發(fā)現，一般而言，當我們用笑意和善意對待陌生人的時候，我們將獲得同樣的回報。

　　對素昧平生的人作惡意推定，本質上是內心受污染以后的黑暗遮蔽了心中本有的光明，老天給每個人同量的陽光，也給每個人同量的黑暗。一個善于追求幸福的人，會讓自己心中的陽光盡量發(fā)出光芒，而將黑暗逐漸逼退到靜穆之中，如摩尼教所宣說的教義那樣。

　　讓善意推定取代惡意推定，作為評判的前置共識，對任何人(對政府可以例外，對待官員要分清其職務行為還是私人行為以及私人行為是否與公共事務相關)，只是以人的實際行為作為判斷是非對錯善惡的根據，以其言行的具體內容是否符合道理去討論道理，公平而寬容地對待他人，這應當逐漸成為新的社會共識。

　　胡適之先生說過，每個人把自己過好了，就是對社會的最大貢獻。每個人讓自己的心靈置于陽光之中，便會多一點善少一點惡，多一點美少一點丑，多一點真少一點假。這不僅使自己的人格不斷完善，也將使整個社會更像人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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