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陳獨秀與胡適》一書，作者朱洪在“卷頭語”里，把陳獨秀和胡適比喻為兩條河流。他生動而又不乏風趣地寫道：“這是兩條匯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時間，它們分流而去。這兩條河流的末段，似乎重新交匯，但未能殊途同歸。這樣的不能同流而又不能分割的兩種風格的河流，縱橫馳騁，流布大地，構成了上個世紀思想文化界最絢麗的景觀之一�！逼鋵�，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上世紀的這個絢麗景觀，豈止是思想文化界，它更為影響深遠的，是為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的發(fā)展，留下了意義重大的經驗與教訓。

　　卷首語還說：“這兩條河流，波光粼粼，滿載歷史饋贈給我們的厚重，奔流不息，不舍晝夜。”我們今天這個座談會，既承接著厚重的歷史饋贈，也要向歷史的長河注入新的活水，使它得以“奔流不息，不舍晝夜”。

　�。ㄒ唬└牧歼�是革命：歷史的選擇和嘲諷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是陳獨秀和胡適。他們從相互結識，切磋砥礪，叱咤風云，到最后分手。短短的三四年里，在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上，留下了燦爛的記錄。他們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它的終結者。終結的根源在于他們之間的差異和分歧。

　　這種差異和分歧，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已經顯露端倪：《新青年》2卷5期發(fā)表胡適應陳獨秀之請而撰寫的《文學改革芻議》，6期接著刊載陳獨秀為呼應胡適而寫的《文學革命論》。這兩篇文章把新文化運動推向高潮，同時也表現(xiàn)了兩人的根本差異。胡適文章標題講“改良”，陳獨秀文章的標題卻是“革命”。一個改良，一個革命，這個差異就成為陳獨秀和胡適分道揚鑣的根本原因。它的進一步發(fā)展，構成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兩種不同形式、兩條不同道路——和平改良和暴力革命。這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的發(fā)展。民國以來，民眾對政治社會現(xiàn)狀的失望和不滿，導致各種新思潮的迅速傳播，報刊討論政治問題蔚然成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束，引發(fā)了國人關心政治的熱情，知識界關注的重心，逐漸從文學向政治傾斜。蘇俄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更是加快了和平改良和暴力革命這兩種政治選擇的分野。

　　歷史進程表明，新文化運動以來,兩種方式、兩條道路的較量，暴力革命總是占了上風。這是因為，暴力革命論憑借的是把馬克思主義和沙皇專制主義結合起來的列寧主義，而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又與我國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傳統(tǒng)，有著內在的相通之處。至于和平改良思想，憑借的主要是近代的自由民主觀念，歷史短，根柢淺。所以，在中華民族的國土上，暴力革命論有著更為深厚的社會基礎，容易獲得國人的認可。接受列寧主義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致力于建立和擴大武裝力量，成為行使暴力、奪權致勝的法寶。至于和平改良論者，則因為實行非暴力的原則，拒絕或放棄建立武裝的打算。思想來源和實力的懸殊，使和平改良的主張在中國社會缺少成長的土壤，因而也得不到付之實踐的機會。

　　暴力革命的結果，總是導致專制主義的復辟。北伐勝利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專制獨裁，使人們意識到暴力革命和專制獨裁的內在聯(lián)系。因為暴力革命需要權力的高度集中，而高度集中的權力如果沒有相應的制衡與監(jiān)督，勢必產生新的專制。在一個生產落后、文明程度不高、而且沉浸于蒙昧主義的社會里，人民普遍缺乏民主、自由、珍視人權、張揚個性的現(xiàn)代觀念。依靠暴力革命取得勝利的集團，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社會制度的。中國共產黨在同國民黨爭奪政權的斗爭中，曾不斷宣稱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和富強的新中國”，不遺余力地批判、揭露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獨裁專權。汕頭大學出版社在1999年9月出版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一書，收集了中共上世紀40年代在《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輿論喉舌上宣傳民主自由的歷史文獻，有將近30萬字之多。我們當然不能斷定它們都是口蜜腹劍、口是心非的謊言，寧可相信這些是真誠的由衷之言。因為在我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里，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大尖銳對峙的政治軍事集團，體現(xiàn)了專制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暴力搏斗。就當時的情勢來說，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民主主義要求，而國民黨則代表著竭力維護其極權統(tǒng)治的專制主義勢力。決戰(zhàn)的結果，是民主主義取得了暫時的勝利。在我國民主革命的歷史上，這是繼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之后，民主主義取得的第三次勝利。同前兩次一樣，勝利不久就出現(xiàn)了專制主義的第三次復辟。在這里，我們固然不能排斥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的個人野心和陰謀權術，但最根本的因素，還是中國社會的落后和愚昧。在封建專制主義極為深厚的社會基礎上，沒有生產力的巨大發(fā)展，不經過深刻的、徹底的、廣泛群眾性的啟蒙運動，是不可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現(xiàn)代社會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歷盡千辛萬苦，渴望建立一個公平公正、民主自由、富強和諧的新社會。歷史選擇了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的結果，卻一次又一次地帶來了專制主義的復辟。暴力革命沒有成為新社會的產婆，卻成了舊制度的遺產繼承者。袁世凱和蔣介石的專制獨裁，1957年和1989年對民主運動的鎮(zhèn)壓，構成了歷史對民眾的良好愿望的嘲諷。20世紀的歷史，宣告了暴力革命對和平改良的勝利，專制主義對民主主義的勝利。歷史的嘲諷還在于：失敗的和平改良給我們提供了值得繼承的豐富遺產，而勝利的革命留下的，卻主要是教訓——血的教訓！

　　進入21世紀后，中國社會依然面臨著反壟斷、反專制、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辛亥革命、北伐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這三大革命之所以在取得短暫的勝利后，就迅速陷入了專制主義復辟的歷史循環(huán)。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社會缺乏建立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換句話說，是還缺乏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意識形態(tài)基礎。30年的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了經濟的巨大發(fā)展，非壟斷的民有經濟已經占有半壁江山，一個主要是由知識階層誕育的中產階級隨之出現(xiàn)于神洲大地，這是民主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它為民主革命提供了與前不同、較前有利的物質條件。我們現(xiàn)階段的迫切任務，首先是要創(chuàng)造建設民主社會所必需的精神條件，在經濟領域繼續(xù)反壟斷、擴大民主主義經濟基礎的同時，在政治領域反對專制主義，革除一黨專政的專制體制；
在文化領域，則要開展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也就是新的啟蒙運動。通過這場新的啟蒙運動，從思想意識上清算已有兩千多年積累的封建主義傳統(tǒng)觀念，鏟除以種種華麗辭藻掩蓋著的專制主義意識形態(tài)，喚起人們對個人權利的覺醒，樹立民主、自由、人權、個性等現(xiàn)代價值觀念，為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民主革命鳴鑼開道。

　　為了避免因權力高度集中而導致專制主義復辟的覆轍，新世紀的民主革命，將接續(xù)胡適的和平改良的傳統(tǒng)，拒絕暴力革命。作為民主革命的重要形式的新啟蒙運動，也必須屏棄暴力，屏棄專斷，選擇和解，選擇寬容。

　�。ǘ�）寬容的歷史回顧

　　寬容是人類社會發(fā)展中的精神瑰寶，具有普世價值。它容許別人有行動和判斷的自由，對不同于自己或傳統(tǒng)觀點的見解，采取耐心公正的容忍態(tài)度。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許多仁人智士都倡導寬容。他們從歷史的教訓或耳聞目睹的暴力對社會及每個成員所造成的損害里，認識到社會成員的寬容精神，是一個理想和諧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崇尚個性，聲稱“人的無形意識是（或者應該是）世界萬物的最高尺度，塑造命運的不是上帝，而是我們自己�！薄秾捜荨芬粫�的作者房龍在談到寬容和個性的關系時說：“為寬容的斗爭直到個性發(fā)現(xiàn)以后才開始。”所以他稱贊蘇格拉底為寬容而英勇奮斗的精神。他還認為：“羅馬人在許多事情上甚至比黃金時代的希臘還要寬容，他們容許臣民自由思考�！辈⑶摇皩嵺`這樣一條原則：‘待人寬則人亦待己寬’�！边@個和諧社會的根本原則，實際上已經包含了自由主義的基本精神，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也可在這里找到最原始的痕跡。

　　寬容也是基督教精神的重要內容。新教的寬容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經》里的耶穌的說教。他教訓門徒說：“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薄澳銈兊某饠�，要愛他；
恨你們的，要待他好；
咒詛你們，要為他祝福；
凌辱你們，要為他禱告！有人打你這邊的臉，連那邊的臉也由他打；
有人奪你的外衣，連里衣也由他去。”甚至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還為迫害他的人向上帝祈求：“父啊，赦免他們，因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边@里記載的超越寬容的無限極端的愛，表達了那些深受壓迫、喪失權利的底層民眾的呼聲。他們渴望著充滿友愛和寬容的世界，希望用耶穌基督的那種愛仇敵的無限寬容的精神，在人間建立起“新耶路撒冷”。然而，人們面對的現(xiàn)實，卻是一個缺乏愛和寬容的世界。房龍在《寬容》一書里認為，社會上的不寬容，來源于懶惰、無知和自私自利。而這些毛病，幾乎人人都有。教會本應是愛和寬容的園地，但在這些世俗罪惡的影響下，卻墮落成為暴力迫害的淵藪，給歐洲大陸帶來黑暗的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反對神道、神權、神性，張揭人道、人權、人性，宏揚自由意志，寬容也成為人文主義、人道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荷蘭的人文主義者伊斯拉謨在他的著作中所闡述的思想，被人稱為“寬容的哲學”。由于一代一代具有睿智真知的學者的努力，隨著民主、自由、人權、個性這些普世價值的普及和新教精神的宏揚，寬容已經日益成為現(xiàn)代文明世界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原則。今年上半年，在美國的一個理工大學里發(fā)生了一起血案。一個韓裔美籍大學生槍殺了32位同學。美國民眾在悼念被害者時，在校園里立起了33塊悼念石，其中也有兇手一塊。他們認為，兇手也是受害者。被害者的家屬沒有報復心理，而是用寬容的心態(tài)來回答暴力，使社會矛盾化為烏有。當?shù)孛癖姷牟┐笮貞眩瑸楫敶�世界樹立了一個寬容精神的良好榜樣。

　　在古代中國，寬容精神在儒家的“仁”的學說里得到很好的體現(xiàn)�？鬃又v仁道，孟子講仁政，都貫穿著寬容的精神�？鬃右匀蕿樾奚硖幨碌母�本原則�！墩撜Z》“衛(wèi)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雍也”篇里則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薄胺�遲問仁，子曰愛人�！痹凇皩W而”篇里，孔子又教育學生要“泛愛眾而親仁�！笨梢�，在孔子的欲施立達的處世態(tài)度和泛愛民眾的待人原則里，都包含著寬容的精神。孟子將仁的重點放在政治上，講仁政。如：“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唯仁者宜在高位”；
“孔子曰：。。。。。。國君為仁，天下無敵�！笔┤收�，就是要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體現(xiàn)寬容的精神。這是儒家的一貫要求，也是同當前的民主革命的精神相一致的。

　　新文化運動趨于沉寂之后，胡適、蔡元培等改良派堅持奉行自由主義，主張寬容。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為近代大學奠定了自由、寬容的辦學方針。胡適甚至宣揚“寬容比自由更重要”。這些突出寬容精神的先進思想，雖然沒有成為社會思想的主流，但在思想界、教育界仍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只有兩三年，就開始出現(xiàn)了從民主主義向專制主義倒退的趨向。思想改造和教育革命，致命地摧毀了現(xiàn)代觀念在中國多年傳播所造成的民主主義思想基礎，取而代之的是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充滿暴力內涵的意識形態(tài)。加上批判〈武訓傳〉和批胡適、反胡風等紛至沓來的批判運動，強烈地沖擊著民主自由思想和傳統(tǒng)道德觀念。1957年針對知識分子所開展的群眾性的大批判和大規(guī)模的人身迫害，更使這種摧殘達到高峰。在運動期間，人們被迫相互揭發(fā)，相互批判，無中生有，無限上綱，誠信泯滅，尊嚴掃地，親情友情均遭抹殺，寬容精神蕩然無存。暴力鎮(zhèn)壓使“說真話遭罪，說假話得利”成為新的社會傳統(tǒng)和處世通則。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雖然經濟領域對壟斷有所突破，但政治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專制主義卻依然如故，社會上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憑借暴力的壓迫和剝削。大量貪官惡吏依仗特權，或巧立名目，敲詐勒索，或與奸商勾結，盤剝百姓；
他們掠奪人民財富，侵害人民權利，當民眾起而維權抗爭時，他們便不擇手段地進行暴力鎮(zhèn)壓。在思想文化領域，也充滿了以暴力為后盾的專橫武斷的壓制。今年年初的查禁8本書和頒布20條禁令，去年對西山會議的口誅筆伐和今年對謝韜的圍剿，都呈現(xiàn)出暴戾專橫的階級斗爭色彩。文化專制主義和思想理論的獨斷主義，拋棄寬容精神，堵死了吸取西方進步的現(xiàn)代價值觀念的通道，(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禁絕了研究總結歷史教訓的嘗試。

　�。ㄈ�）寬容呼喚著法律公平和法治公正

　　經濟掠奪、政治鎮(zhèn)壓、文化專制，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的。應對之道，是開展和平的、非暴力的維權運動，而不應以暴易暴。在維權運動中，應該秉持寬容精神，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jié)地進行抗爭。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美國的馬丁*路德*金，都為我們作出了杰出的榜樣。

　　但是，與暴力相較量，寬容始終是軟弱的。面對暴力，又當如何？我們可以從李和平對于自己被綁架毆打的態(tài)度上得到啟發(fā)。李和平說：“我在打人現(xiàn)場告訴打人者，我不記恨他們，我仍然愛包括打我的人在內的所有同胞，——愿法治之光照耀中國�！痹谶@個事件里，作為基督教的信徒，李和平對毆打他的人報以寬容；
作為律師，他把希望寄托于“法治之光照耀中國”。法律是寬容與暴力的平衡器，它可以解決寬容所不及的罪孽惡行。就個人來說，對待傷害我的人，可以采取寬恕的態(tài)度，不追究，不報復；
但一旦訴之于法律，就全憑法律來主持公道了。法律的執(zhí)行是有強制性的，其強制性的基礎是國家權力，也就是暴力，但這種暴力只有在法律所規(guī)定的范圍內才可以運用，所以它也就控制了暴力。

　　遺憾的是，“法治之光”并沒有照耀到李和平，也很少照耀到千千萬萬爭取維護自己權利的普通老百姓。為什么呢？

　　法律的精髓在于保護人民的財富和權利，懲罰壓迫、剝削人民的罪犯。因此，法治具有寬容和暴力的兩面性：它對守法的人民是寬容的，保護人民免受暴力的侵害，而對侵害人民利益的罪行，卻必須運用暴力，強迫他們接受懲罰。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法律必須是公平的；
同時，法治必須是公正的，公正的法治以公平的法律為前提。有些法院和法學雜志把天平作為自己的標志，形象地顯示出法律的公平性和法治的公正性。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我國的法律法治，頗有一些是值得質疑的。，如《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出版管理條例》、《集會游行示威法》等，都是以加強管理為目標，包含著約束人民自由權利的條文。有些人按照這些法規(guī)去登記成立政黨或示威游行，不但得不到批準，反而受到跟蹤監(jiān)視，甚至拘押逮捕。至于關于勞動教養(yǎng)的法規(guī)，更是為鎮(zhèn)壓一部分右派分子量身定做的地獄入門券。許多當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和當代拒絕放棄練功的普通公民，不知有多少人在勞教場所備受凌辱甚至虐待致死。即使是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也規(guī)定了公民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各項自由權利，但憲法的長篇序言，卻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成就，以此表明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合法性。實際上確立了“黨大于法”的觀念基礎，為某些黨政機關和干部，提供了法理的依據(jù)，使蔑視、踐踏公民權利成為可能。因此，要創(chuàng)造一個和諧的寬容的社會，就應當對憲法和法律法規(guī)進行修改，使之成為維護公民權利、保衛(wèi)公民利益的有效的工具。

　　但是，法律只不過是法治的硬件，我們即使建立起一套以維護公民權利為主旨的憲法和法律體系，如果沒有公正廉明的執(zhí)法人員去推行，要想達到公正的法治，仍然是不可能的。不論多么完善的法律，如果執(zhí)法人員心術不正，貪贓枉法，法治的天平就會向暴力和財富的一端傾斜。他們對行使暴力者寬容，對被侵害的弱者行使暴力。近幾年來，每年數(shù)以萬計的群發(fā)性事件，使我們充分意識到，當今的社會是多么需要公正的法治和寬容的社會環(huán)境。

　　人民對寬容的需要呼喚著法律的公平和法治的公正。但是，如何使憲法和法律真正成為保衛(wèi)人民權利的武器，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問題在于，無論是對憲法和法律法規(guī)的修訂，還是對公正執(zhí)法的要求，都受制于是否有一個民主的政治體制和完善的政治結構，各種權力機構是否能夠受到有效的制約與監(jiān)督。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很難提供一套維護公民權利的法律體系，也很難組織起一支龐大的清正廉明的官吏隊伍。所以，中國要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和良好的法治秩序，以創(chuàng)造和諧的寬容社會，改變的解決之途是改革政治體制，完善官吏選拔制度，加強監(jiān)督體系，包括權力部門之間的相互制約、輿論監(jiān)督和來自民間的直接監(jiān)督，推進政治民主化。這是使寬容成為普遍的價值觀念、成為官方和民間共同遵守的道德原則，從而實現(xiàn)社會和諧的最重要的關鍵。

　　 (四)寬容之道

　　寬容精神是人類追求美好社會的精神成果，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沒有寬容就談不上民主自由；
寬容也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沒有寬容的社會是不可能和諧的。在當代的民主革命進程中，寬容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寬容精神的重大意義，首先在于它的普遍性和包容性。它是對社會的每個成員（不是多數(shù)或少數(shù)成員）的品德要求，是任何社會成員都應該恪守的待人處事的基本原則。同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觀念一樣，寬容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及的社會精神，自由民主是每一個公民的權利，你侵犯了別人的自由民主權利，他就可侵犯你的自由民主權利，如果人人如此，相互侵犯，自由民主便會化為烏有。寬容也是這樣，它需要每個人的相互寬容。羅馬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懂得了“待人寬則人待己亦寬”的真理。寬容不應分層次、有親疏，對親人要寬容，對友人也要寬容，甚至對敵人也應該寬容。我們在維權運動中提倡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基本原則，不以眼還眼，以暴易暴，讓法律來主持公道，就是秉持了寬容精神。最近我讀到一個類似于前面引述的李和平律師的事例，說的是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在1927年10月17日被5名暴徒綁架，索要贖金30萬元。幾天之后，她的侄子分兩次交去1萬元，綁匪了解他確實并不富有，便客客氣氣地用汽車把他送回家。張元濟在給丁文江的信中說：“若輩。。。。如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他對綁匪不但沒有怨恨斥責之意，而且為綁匪開脫解釋。這種寬容博大的精神，正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xiàn)。

　　雖然寬容在本質上具有普遍性和包容性，而且古今中外都有志存高遠的思想家倡導游說，但人類社會的這一思想瑰寶，事實上卻從來沒有被人們普遍接受。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人類社會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或擴大自己的利益，人們頻頻使用暴力，爾虞我詐，盤剝殺戮。但也正是在這些暴力沖突的夾縫里，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發(fā)現(xiàn)了寬容的可貴和它對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大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多年的歷史，是一部拒絕寬容的歷史。長期灌輸?shù)碾A級斗爭觀念，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酷事實，使寬容從人們的思想里完全凍結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促使人們相互揭發(fā)，互批互斗。有的人為了減災避禍，有的人為了立功升官，以至競相展露猙獰的獸性。帶有一點寬容色彩的溫情主義也無不承受著無情能夠的批判。這種深刻的精神烙印，至今仍留在人民的心頭。如何消除專制暴力所造成的精神創(chuàng)傷，使寬容精神回歸社會，是當前建設和諧社會不能不嚴肅對待的一個重要問題。

　　其次，寬容精神包含著博大的胸懷和對他人的尊重，能夠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李和平不記恨毆打他的人，張元濟閔惜綁匪的鋌而走險，說明他們都能為侵害他們的人著想，表現(xiàn)了高尚的寬容精神。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前寫的《法蘭西內戰(zhàn)*初稿》里談到：“公社提供合理的環(huán)境，使階級斗爭能夠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經歷它的幾個不同階段�！边@里也包含了寬容的意味。我們過去所接受的教育都告訴我們：階級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是充滿著劍與火、血和淚的斗爭。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確實是這么形容的，這是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階級斗爭現(xiàn)實的反映。但他在《法蘭西內戰(zhàn)》的初稿里，卻主張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應當采取“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來對待階級斗爭。我想，寬容就是一種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馬克思的這種寬容精神，根植于他對人性、人格和人的本質即自由的深刻理解。他把每個人的自由看做一切人的自由的前提條件，說明他對每個人的自由的尊重和重視。尊重別人是寬容的前提，只有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思想、他的權利、他的習慣、他的生活、他的性格等等，才能理解他人，對他人采取寬容的態(tài)度。

　　再次，與尊重他人相應的，是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和虛懷若谷的謙虛品格。所謂“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美德。對自己，首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知識不足，能力不足。在社會歷史發(fā)展的進程中，每個人都處在一定的時代和環(huán)境里，不同的背景和成長經歷，使每一個人都具有不同的知識、品格和風貌，都各有長處，也各有不足之處。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們只能達到我們所處時代和社會條件及個人的認知水平所能達到的高度。不要總是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絕對真理，是真理的化身。其實，這樣的人最愚蠢，因為他自己堵塞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應該充分理解，我們自己只是億萬社會成員之一，任何人都不可能是超人，所以也都沒有理由可以傲視他人。認識了這一點，就不會過于執(zhí)著地堅持自己的見解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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