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炤院長，您好！

　　我是中央音樂學院的一名老校友。今天冒昧地給您寫信，打擾您，是我很不情愿的。

　　先作一點自我介紹。我叫鄧啟元，是中央音樂學院聲樂系1968屆本科畢業(yè)生，現(xiàn)為中國文聯(lián)退休干部，中共黨員。退休前先后任職于中國鐵路文工團、中國雜技家協(xié)會和中國文聯(lián)文藝學校。

　　三十年前，在中央音樂學院發(fā)生過一件我親身經(jīng)歷的事情；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意外地從幾種報刊、文集中看到了有關這件事的報道。令我吃驚的是，報道所描述的情節(jié)不僅與事實完全不符，更有甚者，個別文章作者不知出于何種原因，竟然編造假情節(jié)往本與此事無關的領導人臉上貼金。這使我感到，三十年前發(fā)生在中央音樂學院的這件重要往事（為爭取中央音樂學院擴大招生而給鄧小平同志寫信并得到鄧小平同志批示支持）的來龍去脈，在音樂學院知道的人很可能是寥寥無幾，見過此信原文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王院長，我很欣賞您一篇文章中的這樣兩句話：“尊重歷史人為本，面向現(xiàn)實唯求真�！苯o您寫信，我就是遵循這樣的理念：“道出原委，還歷史真貌”。同時，作為當事人之一，我應該（也有責任）把當時真實的情況以文字的形式反映給您，不能讓那些臆想和編造掩蓋了真相。

　　引發(fā)我給您寫信的動因是這樣的：

　　今年5月下旬，我很偶然地讀到了5月18日《中國藝術報》第2版上的文章《吳祖強：音樂人生八十回響》。署名“解瑂”的作者在小標題為“金色光芒”的第三段中這樣寫道：“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后，他(按指吳)與學校其他領導及時將擴招意見反映給鄧小平同志，得到鄧小平同志‘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的批示，于是譚盾、陳怡等213名優(yōu)秀考生得以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實際錄取人數(shù)超過原計劃招生105名指標的一倍多”�？赐赀@段有關音院擴招的描寫，真是令我愕然。一個新聞工作者，連起碼的調查都不做，就公然將一件本與吳祖強無關的事，直接劃歸到文章的“金色光芒”之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見到這篇報導后，我曾電話聯(lián)系《中國藝術報》負責人，詢問他們這種寫法的根據(jù)是什么？并在電話中簡單介紹了音院當年擴招得到鄧小平批示的事情經(jīng)過。我明確地告訴他們，音樂學院部分老師給鄧小平同志寫信，是由我叔父鄧力群同志建議的，往返聯(lián)絡的組織工作則是由我來做的，這件事和吳祖強同志一點關系都沒有。文章這樣堂而皇之胡亂編造，實在叫人吃驚。負責人當時答復我，說“文章作者‘解瑂’是一位資深記者，這樣寫定會有根據(jù)和出處”。并表示將盡快調查了解。

　　三、四天后（六月上旬），《中國藝術報》負責人給我的電話答復是：經(jīng)過了解，作者這樣寫的依據(jù)來自一本為“慶祝吳祖強教授八十壽辰暨從樂從教六十周年”而出版的畫冊《八旬掠影》，畫冊的文字部分選用了一個名叫王安國的人寫的文章《晚霞映朝暉——吳祖強八十歲音樂人生》，王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她在電話里逐字唸了下面這段文字：“1977年11月，吳祖強被任命為新組建的中央音樂學院黨政合一的‘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主抓學院的業(yè)務工作。面對學院恢復生機的大好形勢，在他和學院其他領導及音樂界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輩和熱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情況得以及時反映到鄧小平同志那里。12月11日小平同志在學院招生情況匯報信上批示：‘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

　　之后，我要求她將該畫冊封面及有關文字段落復印后給我寄來，她很爽快地答應了。遺憾的是，在等待了二個月時間里，我并沒有收到上述影印件。我曾電話催問過，她同樣爽快地回答“早就復印了，交待下面給你寄去了”。

　　為了盡快找到這篇文章，我與音院潘一飛老師（當年給鄧小平同志寫信的六位同志之一）取得聯(lián)系，經(jīng)過他從黃旭東老師（音院《學報》前負責人）處得到了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07年第二期，拜讀了王安國教授大作的全文。

　　王安國文章里對音院擴招情況的描述，除我上面引用的段落外，還在這段文字前做了精彩鋪墊。他如是寫道：“由于考生中拔尖人才集中涌現(xiàn)，各方人士紛紛要求突破原定招收105名學生的指標。但是在計劃經(jīng)濟時代，國家對專業(yè)院校學生長期實行‘包分配’政策，一個招生指標就等于一個‘國家干部’編制。要想突破計劃下達的招生數(shù)額，哪怕是一名兩名，都很不容易，更何況實際要突破的何止十名八名！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1977年11月……”。這段熠熠生輝的描繪，關鍵是為了烘托“節(jié)骨眼”這三個字。之后，作者還“有機”地將擴招與1978年夏天來訪的美國著名小提琴家艾薩克•斯特恩現(xiàn)場拍攝的記實影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結合在一起，并說“從藝術教育復蘇的角度，有效改善我國受‘十年動亂’影響的國際形象。這一在中央音樂學院院史和我國專業(yè)音樂教育發(fā)展史上值得書寫的一筆，應該說離不開吳祖強的努力�！�

　　這段文字，說白了就是一定要把及時向鄧小平同志反映情況，并得到小平同志批示這件事，生生與剛當上音院“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之一)的吳祖強硬扯到一起。

　　就在我給您寫信的同時，我又看到另一本名叫《趙沨的故事——紀念趙沨誕辰九十周年》的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書中第282頁，在“擴大招生”的標題下，有這樣一段內容：“10月份報名開始，音樂學院只有100個錄取名額前來報名的竟有25000多人。我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應該爭取擴大錄取名額。于是我一邊給教委打報告，一邊帶領有點社會影響的教師、干部四處游說，最后驚動了鄧小平同志，經(jīng)他批示招生名額從100名增加到213名。”

　　關于音院擴招如何得到鄧小平同志批示一事，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版本”。

　　上述文字里，對趙沨如何“帶領”？“有點社會影響的教師、干部”都是誰？怎么“四處游說”的？何以“驚動”了鄧小平同志？這些涉及音樂學院擴招大事的關鍵性情節(jié)，作者就這樣三言兩語，含混不清地將一切功勞歸到了自己的身上。無論是領導小組組長趙沨的自傳（《趙沨的故事》是由趙本人親筆撰寫的自傳），還是緊接著王安國于2007年2月對“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的描繪，都巧妙地避過了如何“驚動”鄧小平同志，從而得到鄧小平同志批示這一重要情節(jié)；

既明確點出了這一重要情節(jié)的“帶領”人或策動人，卻又不提出（哪怕一點點起碼必需的）證據(jù)。(李春光同志在越洋電話里告訴我，他經(jīng)電話向有關當事人人一一調查，眾人清楚、一致的記憶是:因為信寫得急、送得急，小平批示下得快,故在寫信前后無一人有時間和機會將此事告訴趙沨同志;更不可能稟報吳祖強——當時和此后多年，沒多少人知道、記得，在好幾位 “臨時領導小組副組長”中有吳祖強之名。趙、吳是和大家一起,于聽取小平批示傳達時,才得知寫信這回事的。)

　　王院長，事情已整整過去三十年了，三十年里，我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提及這件事。但現(xiàn)在面對一而再、再而三的對這一段真實歷史的有意歪曲，我覺得有責任站出來打破沉默，說出真情。王院長，事情已整整過去三十年了，三十年里，我從未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人提及這件事。但現(xiàn)在面對一而再、再而三的對這一段真實歷史的有意歪曲，我覺得有責任站出來打破沉默，說出真情。

　　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

　　1977年恢復高考后，中央音樂學院迎來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國范圍的招生。十年的積淀，使報考的學生異乎尋常的踴躍。我當時在中國鐵路文工團工作，家住在大六部口街，學校的位置正好座落在我家與工作單位之間。當時我與學校青年教師儲望華有著較好的個人關系，他住在學校老三號樓的一層。和我關系同樣不錯的青年教師楊峻和潘一飛也分別住在同一幢樓的一層和二層。他們三人都是鋼琴系六十年代的畢業(yè)生，又都留校當了教師，之間關系也相當不錯。我常在下班路過學校時，去“小弟”（儲望華的昵稱）家串門，大家碰面聊天的機會很多。這期間議論的主題，最多的就是這次恢復高考后，報考的考生人數(shù)之多，專業(yè)水平之高，大大出乎各專業(yè)老師的預料。有音樂天賦、素質也好的可塑之材不是一個、兩個或幾個，而是成批涌現(xiàn)。如管弦系長笛專業(yè)的考生，考試成績都很優(yōu)秀，使主考的朱同德老師因不愿棄舍之中的任何一人而感到左右為難；
有的專業(yè)考生的演奏技巧，已經(jīng)達到國內難覓，國際也不多見的水平；
作曲系一些考生水平已超過在校學習的畢業(yè)班同學的水平……等等。得知這種盛況，我們在激動與高興的同時，也想到能不能將這些情況設法向上反映，使眾多有才能的考生不致因受招考的名額限制而流失。

　　我的叔父鄧力群當時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當我向他說起音院招生盛況時，他十分重視，對我說，你盡快組織人將此情況寫成材料，除反映情況外，還可以提出一些具體要求和解決辦法，并明確地告訴我，要用寫信的方式，直接寫給鄧小平同志。

　　我遵照叔父的意見，迅速趕到音樂學院，聯(lián)絡了儲望華、楊峻、潘一飛三人，開始討論如何起草致鄧小平同志的信。大家商定此信必須有各方面實例，一定要真實生動。記得起草信件的執(zhí)筆人是楊峻;分頭收集材料時，左因老師和中層干部崔靜媛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最后,由潘一飛改定、謄清。起草過程中，我叔父又提議，考慮到當時李春光在文藝界的影響力，應邀請他共同參與信件起草，并署名在寫信人的第一位。

　　我清楚地記得，1977年12月9日晚，信件起草工作已是尾聲，在老三號樓一層楊峻昏暗的北房，李春光邊看材料邊激動地說“寫得真好！很感人！”（李正在校外參加人代會，被我們“緊急”召回）他對信稿作了一些修改與補充，經(jīng)討論后定稿。就這樣，短短的幾天，在大家勤奮的努力下，起草信件工作宣告結束。

　　信件末尾的署名，大家都尊重我叔父的意見，將李春光同志擺在了首位。有人提出我的名字也應署上，被我婉言謝絕。

　　信件抄寫完，已是深夜。儲望華迅速騎車將信送到我在大六部口的家，像接力賽跑一樣，我在家門口接過他送來的信，馬不停蹄地騎車直送給叔父鄧力群。

　　沒過幾天，小平同志的批示下達(信于12月9日深夜寫畢、送出;鄧于12月11日批示)。中央音樂學院擴大招生工作正式展開。

　　王院長，看完以上內容后，您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怎么你能組織這些年青教師寫信呢？我想以下幾點可能是重要的原因：一．當時我們都年青、熱情，都有打倒“四人幫”后思想得到解放的一種松快感；
二．六位參與寫信的同志都為人正直，熱心音樂教育事業(yè)，責任心強，面對招生盛況，向上反映情況義不容辭；
三．我和他們之間或在學生時代，或在文革期間，都有著極深的友誼；
四．他們相信我能辦好這件事。

　　他們對我的信任是有根據(jù)的。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及：1975年8月8日，學校青年教師李春光在學校貼出了一張針對電影《創(chuàng)業(yè)》的大字報，尖銳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化部，一時轟動全校。我讀過大字報后，深受感動，當晚即將此事告知我叔父鄧力群。他讓我第二天把大字報抄來給他。第二天我去學校抄寫時，卻遭到當時的一位人事保衛(wèi)干部的蠻橫制止，我們?yōu)榇诉�吵了起來。我無奈，只好到李春光家將大字報全文抄下。大字報經(jīng)過鄧力群、胡喬木迅速呈送給了鄧小平，鄧小平又立即呈送給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大字報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暫存你處。”退交鄧小平保存（參見《鄧小平年譜[1975.8.8.]》）。

　　上述的這些條件，使我們有了聚在一起給鄧小平同志寫信的基礎。

　　三十年前，我在前面所說的事情里，僅起過穿針引線、往返跑腿的作用。而我的叔父鄧力群，據(jù)我所知，在他任職期間，關心中央音樂學院的事業(yè)和發(fā)展，對學校的事，直接過問并使之得到解決的,起碼有過三件。但不知何故，學校方面在任何時侯都從不提及。這樣對待一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入黨的老同志，恕我直言，是不公平的，也是不應該的。

　　王院長，給您寫信的目的，并不針對學院的某些老領導，他們都曾是我的師長，也都為落實鄧小平同志關于擴招批示而辛苦地做過許多工作。僅是希望讓這件事的經(jīng)過及真情，在音樂學院內明白昭示，避免今后出現(xiàn)更多的以訛傳訛的荒謬事情，真正做到“道出原委，還歷史真貌”。

　　順便說及，李春光也看到了《學報》上刊載的王安國的文章，給我打來越洋電話。他十分憤慨，并表示也將撰文以澄清事實。

　　三十年前，我所經(jīng)歷的這件事在學校發(fā)生，有一個很好的開始和滿意的結果。三十年后，又是在學校，事情被人為地隨意歪曲，在許多同志(不僅我們這幾個當事人)中引發(fā)了理所當然的非議，這是我極不愿看到的。如果經(jīng)過您的調查了解，證明我反映的情況是真實的，那么，以何種方式“還歷史真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希望同樣能有一個好的結果。當然，這是學校的事情了。但我期待著！

　　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是要遵守黨的紀律的。給您送上這封信的同時，我向中國文聯(lián)黨組寄去同樣的一份復制件。因為此中涉及到中國文聯(lián)的著名人物，應該向組織匯報，以取得組織的理解與支持。

　　今年7月23日，中央宣傳部、國家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就北京電視臺播發(fā)虛假新聞發(fā)出通報�，F(xiàn)引用其中兩段文字作為這封信的結束。

　　“這起虛假新聞之所以能夠播出，甚至被一些媒體轉載轉播，進行炒作，暴露出一些新聞從業(yè)人員馬克思新聞觀淡漠、政治意識和法制意識淡薄，缺乏應有的職業(yè)精神和職業(yè)道德；
同時也反映出一些新聞媒體的管理存在嚴重疏漏、缺乏責任意識和把關能力�！�

　　“真實是新聞的生命，虛假報道是新聞工作的大敵。少數(shù)新聞從業(yè)人員無視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和黨的新聞紀律，置新聞報道社會效益和新聞工作者職業(yè)道德于不顧，捕風捉影炒作負面新聞，甚至胡編亂造虛假新聞，追逐賣點；
少數(shù)新聞單位放松管理，片面追求收聽收視率，發(fā)行量，給虛假新聞提供了可乘之機。”

　　“通報”在給您寫完信的前一天在報上發(fā)表，真是巧合。

　　最后，附上給鄧小平同志信件的打印件（根據(jù)潘一飛老師保存的底稿復寫件），請一閲。

　　順致敬禮！

　　鄧啟元 2007.8.30.

　　又及：

　　前些天，見到我叔父鄧力群，向他報告了以上情況。他說：“你們寫信給鄧小平同志要求音樂學院擴大招生的事情，我還記得。這件事和吳祖強一點關系也沒有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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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中央音樂學院六教師致鄧小平信*（1977年12月9日）

　　鄧小平對此信批示全文：

　　“看了這封信反映的情況，很高興，建議予以支持。

　　華主席,先念,登奎，烏蘭夫同志閱后交文化部黨組處理。

　　鄧小平 12月11日”

　　敬愛的鄧副主席：

　　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向您報告，由于華主席、黨中央的英明領導和正確的方針、路線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我院是今年全國高考最早的院校之一。在發(fā)出報名通知的短短的幾天內，來自祖國各地的一萬七千余名考生踴躍報名，是建國以來歷年報名人數(shù)最多的一年。一些兄弟民族的青少年，由父母帶領，穿著節(jié)日盛裝趕來應試；
有的公社社員賣掉自養(yǎng)的小豬作為路費前來報考。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設立的四個考區(qū)，這些天都象過節(jié)一樣，熱鬧極了。不少考生手捧著剛剛領到的準考證熱淚滾滾，激動地說：“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幫’，我們哪有機會來報名��！這是華主席、黨中央給我們的權利��！”

　　經(jīng)過幾天的初試、復試，已經(jīng)充分顯示了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優(yōu)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國以來歷屆招考所不可比擬的。素質好、有音樂才能、有培養(yǎng)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現(xiàn)，喜不勝收，從他們身上看到了我國音樂事業(yè)即將和其他各條戰(zhàn)線一樣蓬勃發(fā)展的動人情景。

　　下面我們舉一些最突出的例子：

　　在小提琴考生中，有14歲的蔣逸文（北京），他目前的程度和演奏水平已經(jīng)超過過去我院一般大學畢業(yè)生的水平。來自東北的小提琴考生劉暢，年齡16歲，但他所掌握的某些高難度技巧，據(jù)主考教師們反映，不僅在國內未見，在國際上也是少有的。

　　不少作曲考生，水平很高，有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在考試中顯示了突出的才華。如上海的胡詠言（21歲），曾成功地創(chuàng)作了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大型交響樂《安魂曲》，具有相當高的水平。如錦州曹家韻（23歲）入學考試的作品是已經(jīng)公演的一部舞蹈音樂。如天津邵恩（23歲）曾創(chuàng)作過小提琴協(xié)奏曲《南海兒女心向北京》。而劉索拉（23歲，劉志丹同志的孫女）則已是創(chuàng)作過幾十首群眾歌曲和鋼琴曲的有一定實踐經(jīng)驗的創(chuàng)作人員了。正像主考作曲的教師們說，如果讓今年從我院畢業(yè)的作曲系學生來參加這次考試，他們恐怕一個也考不上。

　　在這次報考長笛的考生中，有四名是相當出色的，雖然今年錄取名額只有一個，但主考教師至今一個也舍不得刷掉。

　　報考鋼琴專業(yè)的考生中，有好幾個年齡剛過10歲而具有一定演奏水平和培養(yǎng)前途。有不少才十幾歲，但比目前在校生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一般大學生的水平都要高得多。有一個從內蒙牧區(qū)來的鄂溫克族的小女孩，名叫納克特•伊嘎，今年才10歲，她的學習條件極為艱苦，每天晚上往返步行三個小時，到一個文藝單位的排練廳去練琴，風雪無阻。在這次考試中，她的很好的音樂素質和樸素、生動的音樂表現(xiàn)力給主考教師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聲樂考生中，專業(yè)條件好、演唱水平高的人很多。有不少聲樂考生，今年才十七、八歲，但已能較好地演唱那些難度較大，內容深刻的聲樂作品。

　　報考民樂的情況也很好。有一個從河南來的12歲的小孩，名叫劉月寧，報考揚琴專業(yè)，她考試時全場鴉雀無聲，考完后主考教師們一片贊嘆。杭州的吳蠻（14歲）來考琵琶專業(yè)，她的演奏是那樣的引人入勝，教師們幾乎忘記是在考場，聽了之后還想再聽下去。

　　面對這樣的盛況，我們廣大教師感到由衷的喜悅和無比的興奮！是華主席、黨中央的英名決策，是招生路線的正確，才發(fā)現(xiàn)了這些難得的人才，并為他們提供了繼續(xù)深造的可能。如果仍按過去“四人幫”所謂“推薦”、“查三代”那一套去搞，只能是埋沒人才，摧殘藝術，毀滅社會主義文化事業(yè)。而今天是人才濟濟、盛況空前，我們高興地感到社會主義音樂事業(yè)后繼有人，大有希望了！

　　但是，由于這次招生名額的限制，最后能被錄取的將非常之少！

　　按我院招生簡章規(guī)定，今年招考的28個不同專業(yè)總計招收135名（占報考人數(shù)的0.8％），其中鋼琴專業(yè)全國只收六名。管樂的十個不同專業(yè)只收九名，就是說一個專業(yè)還不到一名！十天來，經(jīng)過初試、復試，從一萬七千名考生中留下了四百余名（約占考生的2.6％）�？梢钥隙ǖ卣f，這四百余名考生的業(yè)務水平，大部分都是比較好的。不用說這四百人，就連初試被刷掉的許多考生的水平，也有些超過目前我院在校學生�？墒牵�由于名額太少，不但他們早已被刷掉，而且就連通過了復試的四百人當中的多數(shù)人，也不可能被錄取。

　　從多年的工作中，我們深知，音樂專門人才的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是不容易的。象今年這樣眾多的音樂人才的涌現(xiàn)，真是難得��！他們年青，有很好的音樂素質，應該對他們進行及時培養(yǎng)。對這些有才能的青少年來講，不能被錄取，無疑對他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很可能再也沒有學習音樂的機會或失去繼續(xù)學音樂的信心而改行，這對今后音樂事業(yè)的發(fā)展將會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想到這一點，使我們感到十分惋惜和痛心！

　　招生名額之所以這樣少，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校舍緊張。目前我院是由原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中國音樂學院、附中、五七藝校音樂系五個單位組成，擠在原中央音樂學院一個院子里。教室、琴房、辦公室、師生宿舍都擁擠不堪。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教學秩序也受到影響，招生名額只能逐年壓縮。多年來，“四人幫”及其走狗于會詠之流，多次大批地調走我院的教師和器材。更不能容忍的是，敬愛的周總理曾在一九七三年十月親自批準我院擴建校舍，針對“四人幫”對社會主義音樂事業(yè)的摧殘，周總理憤怒地批示：“難道兩萬平米的任務也不能解決么！”在周總理批示之后，先念、谷牧、秋里副總理對此也都分別作了批示。但是，“四人幫”及其親信竟然拒不執(zhí)行，致使我院校舍緊張的問題至今得不到解決。

　　鑒于以上情況，我們有以下建議，熱切期望鄧副主席能在百忙中予以研究、批示：

　　1. 能否不受目前名額限制，將確有培養(yǎng)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學標準的青少年留下入學，以便為國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養(yǎng)藝術人才。琴房緊張，我們再盡量克服，擠了再擠，并進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同時建議能否采取本市學生走讀的辦法。

　　2. 一些考生已有相當水平，能否考慮將他們留下成立學校附屬管弦樂團、附屬民族樂團、附屬合唱團。目前聲樂考生中有不少比入學年齡略大一、兩歲的，但各方面條件都很好，如能把他們組成合唱團，加以訓練，完全可以成為國內第一流的合唱團。建立上述三個附屬團，是我院師生盼望多年的事，它對于促進教學、創(chuàng)作、表演等，將發(fā)揮巨大作用。

　　3. 能否盡快地解決我院擴建校舍的問題。

　　4. 建議批準在新生入學后，立即組織新生音樂會。它定將以活生生的事實證明今年高考改革的正確，它定將大大激發(fā)現(xiàn)在在校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校內、外各方面同志們也定將從這個音樂會上高興地看到我國社會主義音樂事業(yè)的光明未來。我們熱切地期望鄧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能親臨我院觀聽。

　　以上意見妥否，切盼鄧副主席給予支持和批示。

　　此致革命敬禮

　　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教師

　　李春光 楊 峻 儲望華 崔靜媛 潘一飛 左 因

　　1977年 12月9日

　　*此件據(jù)潘一飛、楊峻同志保存的原復寫件打印�！�—鄧啟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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