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趙汀陽的漫畫頗為幸福，讀趙汀陽的文章則苦樂參半。比如讀他的《關于自由的一種存在論觀點》就是這種混合感受：看到他把自由定義為“人的一種存在論狀況”，是快樂的；
看到他否認自由是“一種價值”，則是痛苦的。在我看來，自由既是一種狀態(tài)，也是一種價值，或者說，自由是一種有價值的存在狀態(tài)。如果自由不是一種價值，怎么會有裴多菲的那首名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詩人法學家朱蘇力看來，這首詩可非同小可，“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也比不上它（《〈自由秩序原理〉讀書筆記》）。中國現(xiàn)在流行一種鴕鳥學術，常常顧頭不顧屁股。

　　不過，說自由是一種存在狀態(tài)確實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盡管關于自由的這種存在論定義不是趙汀陽首創(chuàng)的。自由是一種存在狀態(tài)，但不是一種“實然”狀態(tài)，而是一種“應然”狀態(tài)。盧梭說：“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前半句說的是應然：生而自由；
后半句說的是實然：在枷鎖中。他寫那本《社會契約論》，就是想讓實然的枷鎖社會過渡到應然的自由社會。自由既然是一種“應然”狀態(tài)，就必然包含著價值追求，趙汀陽否認自由是一種價值，而又稱贊盧梭的上述論斷，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自由作為一種“應然”狀態(tài)，我們中國人從來就不陌生，它包含在道家學派的全部經(jīng)典中。在老子那里，這種狀態(tài)叫“無為”，在莊子那里，這種狀態(tài)叫“逍遙”。以我的陋見，“無為”，“逍遙”和“自由”表達的是同一種狀態(tài)，只不過所使用的與思維相對應的語言不同。老子使用的是“悟性語言”，莊子使用的是“感性語言”，西方哲學家描述自由狀態(tài)時用的是“理性語言”。

　　思維決定語言形式，有如溫度決定水的形態(tài)。老子的思維方式是悟性思維方式，他采納的語言表達方式也是悟性的。悟性思維是一種與“為學”相反的思維方式，老子稱其為“為道”。為學思維是一種加法思維（“為學日益”），為道思維則是一種減法思維（“為道日損”），也是一種不確定性思維。他對理想存在狀態(tài)的描述用的就是不確定性的減法方式：作為存在者，既不能受自己欲望的控制——無欲（“罪莫大于可欲”），也不能受自己才能的束縛——無用（“無之以為用”），還不能受物的束縛——無物（“金玉滿室，莫之能守”），做到這“三無”就是“無為”。無為作為一種個體存在狀態(tài)是無以名狀的，“忽兮若晦，飄兮若無所止”；
但作為一種政治狀態(tài)，就是侯王無為，讓“萬物自化”，“天下自正”（第32章），最通俗的說法就是“不折騰”，“治大國若烹小鮮”。達到這種無為存在狀態(tài)，存在者就具有了“無不為”的無限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是自由。

　　莊子是一個以文學為表達方式的哲學家，他希望思想可以被觸摸，而不是在思維的幽冥之處飄忽不定。他所能想象的理想存在狀態(tài)，就是在海為鯤在天為鵬的那種神物的存在狀態(tài)：“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后乃今將圖南�！边@寫的就是大鵬的“逍遙”，這是一種沒有羈絆、沒有牽掛、沒有障礙的自由飛翔的感覺，只有這樣的飛翔，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把這種境界引入人生，就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
將其引入政治，就是“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nèi)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顯然，逍遙，就是這樣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自由感。

　　西方哲學崇尚的是理性表達方式，理性表達方式的基本特征就是確定性。說到自由，首先要給自由下一個定義，接著要問，你所指的是哪種自由：是政治自由，還是經(jīng)濟自由；
是擇業(yè)自由，還是遷徙自由；
是性愛自由，還是言論自由……

　　值得深思的是，中國雖然也有漫長的道家自由主義的傳統(tǒng)，但在中國兩千多年政治史上，它只在政策層面取得過輝煌成就，比如漢唐初期實行的“與民休息”政策，卻從未在制度建構上有所作為。對此，需要一個解釋，但這已不是本文的任務。

　　2006-10-10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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