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婚了就算公有制”？

　　記得1996年，筆者到江浙兩省幾個縣市考察當時進行得熱火朝天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轉制”。當時規(guī)定承包、租賃等都不算“轉制”，所謂轉制就是產權改革。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就是把企業(yè)賣給原管理者。如果外國學者他就會說這是再典型不過的“私有化”了。當然，在他們的語匯中“私有化”如果不含褒義，至少也不是貶義詞。但我國還是把“私有化”這個名詞（而不是這種行為）看成禁忌的。于是產權改革就需要有些語言“包裝”。在某縣級市，筆者看到一份《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股份合作制試行辦法》，其開宗明義第一條便稱：“股份合作企業(yè)，是指由二個及以上股東（不含同一家庭的兩個自然人）按照協(xié)議……建立的經濟組織。其性質屬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于是，只要老板拉上一兩個人讓其象征性地“入股”幾塊錢，那企業(yè)就仍然是“集體所有制”。轉制也就沒有了“私有化”之嫌。

　　筆者當時納悶道：兩個人所有的企業(yè)就算公有制（“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那天底下還有什么樣的企業(yè)算是“私有”的呢？于是問：如果兩夫婦開了個店鋪，是否也算“集體所有制企業(yè)”？鄉(xiāng)企局的干部答曰：不能算。你沒看那“兩個股東”的規(guī)定旁邊有個括號注明“不含同一家庭的兩個自然人”嗎？又問：如果這兩口子打架鬧離婚了呢？答曰：離婚了？那就算集體所有了吧，……不過現(xiàn)在還有誰那么較真？

　　后來有人告訴我，當?shù)卣娴挠心敲匆患移髽I(yè)主夫妻鬧離婚后，企業(yè)就成了“公有制”！這真是滑稽：過去人們說“私有制”下人們競爭殘酷六親不認，而公有制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親如一家�？涩F(xiàn)在，真正親人和睦齊心協(xié)力辦企業(yè)時是“私有制”，同床異夢各懷鬼胎以至于打架鬧離婚了，倒把企業(yè)打成“公有制”了！

　　這個真實的幽默當然并無大礙，其實誰都知道上述那個規(guī)定只是為了給“轉制”找個說法。大家心照不宣，的確沒人去較這個真。現(xiàn)在這個市的“鄉(xiāng)企轉制”早已完成，幾乎所有原來的“鄉(xiāng)鎮(zhèn)村組集體企業(yè)”如今都已變成私企。當?shù)氐摹班l(xiāng)鎮(zhèn)企業(yè)局”建制都已撤銷，也沒有人再提那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股份合作制試行辦法”了。

　　多少人才算是“集體”？

　　這樣的“辦法”當然只是為了回避“私有化”的罪名。不過認真想來，即便就是在西方國家，沒有這種回避的需要，兩人所有的企業(yè)當然就是私有企業(yè)。但是五個人的呢？十個、一百個、一萬個人的呢？到底要多少人的企業(yè)才算是“集體所有制”？

　　像波音、福特、AT&T這樣的股東數(shù)萬、數(shù)十萬人的企業(yè)，在他們那里也沒有誰說是“集體企業(yè)”，而我們過去則理所當然地認為這些大公司都是再典型不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yè)。這就把人弄糊涂了：兩人所有的企業(yè)是“集體所有制”，而幾十萬人所有的企業(yè)卻算是“私有制”？

　　有人從企業(yè)控制權方面解釋：西方的大公司雖然股東動輒上萬人，但眾多小股東無法過問經營，企業(yè)實際上控制在極少數(shù)大股東及其委托的經理人手里。但是如果說這就可以叫做“私有制”，那么任何稍大一點的企業(yè)就都只能是“私有”的了。難道我們的“國有企業(yè)”是全國人民都參與經營、控制的？就是大一點的“集體企業(yè)”，如當今聞名于世的“南街村”，也不是所有“集體成員”都能過問經營、參與控制的吧。再進而究之：盡管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是幾乎一切大企業(yè)的特征，但是“所有者集體”對其委托之代理人行為的控制能力，上述被認為是“私有制”的大企業(yè)還是比我們的“國企”要大一些。盡管如今一些超大型跨國公司由于委托代理鏈條過長也出現(xiàn)了“類國有”的特征，但不管怎么說，人家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對經理人的控制還是比我們“黨管干部”、政工治廠的體制下公眾對“公有企業(yè)”經理的控制能力要強。因此如果真要以集體所有者對經營的參與程度論“公”“私”，那就不僅我們的國企和西方的公司孰“公”孰“私”有顛倒之虞，而且倒真是只有夫妻店可以算是“集體”的了。

　　還有人說，股份制屬于“私有制”是因為股權是明晰到個人的，而且個人還可以用售出股票的方式“退出”。他們認為，真正的“公有”企業(yè)就是那種成員權利不明、“人人都有，人人都沒有”而且不可退出的經濟體。但是，“‘人人都有，人人都沒有’而且不可退出的”企業(yè)明擺著就是一種不好的狀態(tài)，講得極端一點，最符合這種標準的“企業(yè)”莫過于奧斯威辛了：它當然不是“私有”的，但它是“公有”的嗎？它的確不僅是“人人都有人人沒有”，而且絕對無法“退出”——不僅不能帶出財產，連命都不許帶出來！從意識形態(tài)上反對“公有制”的人把“公有”描繪成這么一副“賊船能上不能下”的奧斯威辛模樣是不難理解的。有意思的是有些公有制的擁護者也把“公有制”當成這樣的制度，以至于一講股權明晰到個人他們就斥之為私有化，一講到可退出他們就認為這是要搞垮“公有制”。但是，至少從字面上看，“人人都沒有”怎么能叫“公有”？那不是應該叫做“公沒有”嗎？而既然“人人都有”，為什么就不能把各自所有的那一份明晰化？既然各自都有一份，為什么就不能拿著那一份“退出”呢？的確，如果不能，又從何證明在這個“公有制”中我確實有一份，并非“人人沒有”？馬克思把他理想中的公有制形容為“自由人聯(lián)合體”，這個“自由”不包括退出的自由嗎？不能“退出”的場所例如監(jiān)獄，又有何“自由人”可言？

　　最后一種說法是以分配原則推論“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是按勞分配的，所以其成員不應該有資本收益（例如股息），而西方的股份公司是有資本收益的，所有的股東屬于“集體資本家”，因此即便他們人數(shù)再多，也屬“私有”。但這個說法問題更大：且不說過去的“公有制”實踐中到處存在著“干不干都一樣”和按身份、按特權分配的因素。也不說理論上市場經濟中“勞務”作為一種商品與其他商品是可通約的，即“物化勞動”與“活勞動”可以互相轉化，所以很難定義什么是“按勞”分配——正因為如此，古典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甚至與“工資”這類與市場相關的范疇都不能相容。而在現(xiàn)實中理論家們?yōu)榱耸箖烧呦嗳菥筒坏貌徊讲阶兺ǎ瑥母母锴俺姓J“社會主義時代商品貨幣關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而認可了“工資”，直到轉向“市場經濟”時承認“按要素分配”，實際上等于取消了“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對應�！�—其實，我們只說從基本邏輯上講，特定分配原則對應于特定所有制的說法也是不能成立的。例如同一個股份公司，今年的分配方案可能偏向于多給股東分紅（即偏向于按資分配），明年因為某種原因可能就少分紅乃至根本不分紅，而只有工資分配（即近似于“按勞分配”）了，你能因此說它的所有制就改變了嗎？

　　Private:“私有”還是“民有”

　　所以，按照上述標準是沒辦法分別什么是“私有”、什么是“集體所有”的。但是問題在于：區(qū)分這兩者真的那么重要嗎？其實說穿了，我們之所以一定要區(qū)分這兩者，是因為我們這里有兩撥人，一撥人視“公有”為神圣而認為沒收私產是天經地義；
另一撥人視“私有”為神圣而認為“公產”的流失沒什么了不起。對于這兩撥人而言，“私有”與“集體所有”的區(qū)分自然非同小可。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人們并不這么看：這里我又要提到那句老話：世界上只有禁止“私有制”的命令經濟國家，從來沒有禁止“公有制”的市場經濟國家。實際上，我所見的幾部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民法典中都是說保護財產或產權，而不是只保護“私產”的。當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一般都把這種立法精神解釋為“保護私有財產”。我想那只是因為作為立法主體的國民國家（nationalstate）之自我保護本屬不言而喻，需要強調的只是對老百姓的保護。關鍵在于：所謂“私有”（private）一詞在西方語言中并不與“集體”（collective）構成反義，而是與“國有”（state）構成相對。Private與state的這種相對的含義也并非是“一”與“多”、“個體”與“集合”的相對，而是“民間”與“官方”的相對。因此所謂“私有（private）”就是“民間（非官方）所有”，而不僅僅指個人所有或自然人所有。而所謂保護private權利，就意味著當官的不能任意侵犯老百姓的各類產權：既不能隨意把老百姓的私人財產沒收“充公”，也不能把老百姓的共有財產攫入私囊。

　　所以毫不奇怪，他們所定義的“私有財產”都明確地包括自然人財產與“法人”財產。而所謂的“法人”通常就是許多自然人利益組合成的一個具有法律人格的聯(lián)合體，也就是我們所謂的“集體”。因此，他們的民法體系中沒有“集體所有”的概念，但這決不意味著集體財產不受保護——在他們看來，民間的自由聯(lián)合體財產就是法人財產，也就是“私有財產”的一種。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是通俗的理解，正式法律條文好像沒有這么寫的）的精神也就包含了這種集體財產的不可侵犯，尤其不可被有權有勢者侵犯。當然，根據(jù)聯(lián)合體成員的意志處置這些財產、包括改變產權則是可以的，正如個人財產根據(jù)所有者的意志可以被轉讓、乃至被捐獻歸公一樣。所謂保護產權就是尊重所有者的意志，這個原則對一人獨有、兩人乃至萬人共有的財產都是適用的。股東上萬的大公司與夫妻店都如此�！�—這樣也就不會發(fā)生上文提到的那個“夫妻店的店主夫婦如果離婚會不會涉及‘所有制性質改變’”的問題了。

　　“非國有化”不等于“非公有化”

　　但“國有”就不同了。在現(xiàn)代產權觀念中，“國”并非“集體”的放大，而是性質上有別的兩個范疇（在法律上就是公法與民法兩個范疇）。當今世界上一些大公司股東數(shù)量可以超過一些小國國民人數(shù)，大公司產值超過小國產值更是毫不足奇的事。但是前者仍然是“私有”的，因為它們的股東哪怕比國民人數(shù)還多，也屬于“民間的”自由聯(lián)合。而“國有”經濟則是“官辦”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國家也可以被視為一個全體國民通過納稅（承擔公民義務）“投資”組建的“大公司”，但與一般再大的公司也不同的是：國民并非自由進退于國家，納稅這種“投資”也是強制性的，不像購股那樣出自本人愿意。

　　說到這里就很清楚了：在這種產權觀念中“私有”與“國有”的區(qū)別與其說是“一”與“多”、“個人”與“整體”的區(qū)別，不如說就是自由財產與非自由財產的區(qū)別。凡是公民的自由財產，無論一人獨有的還是萬人共有的，都是民法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其所有者的意志都必須尊重。一人之產非己所愿而為眾人所奪，是謂“侵犯私有財產”；
眾人之產非眾所愿而為一人所占，同樣是“侵犯私有財產”。相反地，一人之產出自己愿而捐獻公益，眾人之產出自眾愿而或分或賣，都是產權自由的體現(xiàn)而與“侵犯”無關。所以，那種認為保護私產就意味著可以容忍“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的人，和以造成“公產流失”為借口反對保護私產的人，雖然表面上立場相反，實際上錯誤是相同的。

　　明白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何以無論發(fā)達市場經濟國家還是轉型國家，其所謂“私有化”都是指“非國有化”而言，很少有“非公有化”的說法，更沒有如何處置“集體所有制”的規(guī)定，甚至根本沒有“集體所有制”這一概念。道理很簡單：所謂“集體”企業(yè)如果是若干公民自愿聯(lián)合而組成，那它就與通常的股份公司一樣已經是“私有企業(yè)”了；
而如果是官辦的強制性“集體”，那它根本就被視同國有或國有的附屬形式，對它的改造就屬于“非國有化”的范疇——其中也包括把它與官府脫鉤，改造成民間的自愿聯(lián)合體，類似于我們所講的“政企分開”——當然在他們的概念里這也屬于“私有化”了。

　　產權改革如何公平

　　同時我們也就可以明白：之所以要“非國有化”，并不是因為國家這個“集體”太大，以至于超過了什么經濟學上的合理規(guī)模。而是因為官辦企業(yè)意味著經濟活動中的強制——強制當然不能一概否定，自由總是要受到“群己權界”的限制的，尤其是民主國家在公益領域實行公權力的干預應當說是天經地義——但是在競爭領域強制泛濫那的確是壞事。所以，只要搞市場經濟，“非國有化”就是必要的（至于“化”到什么程度，是否應當在某些不適于充分競爭的領域保留國有成分則另當別論），但是它的實質并非中文所說的“化公為私”（盡管在前述西文語意中它被稱為“私有化”），而是取消強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資產轉化為“自由的”資產。后者既包括中文所謂的私有資產（自然人財產），也包括自然人與法人自愿聯(lián)合的各種資產形式。

　　當然，這種轉化必須是公平的。而所謂公平，最關鍵的還不在于“賣價”高低，而在于“處置眾人之產必出自眾愿”的原則。當然有人可以質疑說有了這一原則的產權改革也未必都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沒有這一原則的產權改革必定不公平——亦即：這一原則或許不是產權改革得以公平的充分條件，但肯定是必要條件。因此，公平的產權改革必須有實質性的公共授權、公共監(jiān)督與公共參與，有具備公信力的“賣方”權力公共委托－代理機制，即民主機制，有相關利益各方的充分博弈和討價還價。我們要知道：既然這種產權改革的實質是“取消強制配置，把‘不自由的’資產轉化為‘自由的’資產”，那它本身就不能采取“強制配置”手段。既然處置國有資產屬于公共事務，“群域要民主”就應當是其基本規(guī)則。計劃經濟國家可以不需要民主（只需要“父愛”），市場經濟國家，至少在產權問題上也未必需要民主（只需要公平交易），唯獨從前者向后者過渡的轉型國家，沒有民主是難言公平的產權改革的。而不公平、因而缺少公信力的產權配置，表面上似乎由于配置者乾綱獨斷而節(jié)省了所謂“交易費用”，贏得一時的順利發(fā)展，留下的后患卻難以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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