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作為一種捕捉世界表層和探入世界內(nèi)部的工具似乎已經(jīng)具有了這樣的特征：誰掌握一種語言技巧，或者說誰最擅長對語言“編碼”，誰似乎就掌握了世界的秘密。在原始草棚里，巫師的念念有詞可以讓世界戴上嚇人的面具。中世紀的教士把守著進入天堂的大門，一個人下地獄或上天堂，就由他們來進行“資格論證”。近現(xiàn)代，這些人不叫巫師，不叫教士了，他們叫“知識分子”。由于更多是在“公共領域”發(fā)言而不僅僅是在學術體制下從事不為外行所知和感興趣的知識生產(chǎn)，他們又叫“公共知識分子”。

　　國人對“知識分子”的理解有些純事實判斷的特征。一個人只要有“知識”，好像就是一個“知識分子”�；蛘邠碛心撤N文憑，就可以叫“知識分子”。其實，這個詞既然發(fā)源于近代西方，按西人的理解，“知識分子”就不僅是一種事實判斷，它更是一種價值判斷。一個有知識的惡棍，或者一個只是搞他的“學術研究”哪怕洪水滔天也不管的大學教授，這樣的人也叫“知識分子”倒真是怪了。無論是發(fā)出“我控訴”怒吼的左拉還是俄羅斯的那些猛擊專制的“有文化的貴族”，其背后都閃現(xiàn)出“道德”的身影。一句話，“知識”不僅僅是對世界的存在奧秘的一種洞悉，它更是與它的道德效用，與理性、良知、批判、正義等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正是這種知識的道德效用使“知識分子”的人格越過事實領域進入價值領域，擁有了一種道德的形象和其存在的價值依據(jù)。

　　而“知識分子”一“公共”，更切入其“價值本體”。這樣的“公共”必然是“公共領域”，即夾在公民的“私人領域”和國家之間相對獨立、同時又以其輿論對公民個體和國家產(chǎn)生影響甚至控制的一種公共空間、一種公共生活結構。按哈貝馬斯的說法，這樣的一個公共領域在人們“對普遍利益問題達成共識”時，可以“對國家活動進行民主的控制”。既然如此，這個“公共領域”針對的必然是公共權力�；蛘哒f，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對公共權力的一種制衡。這樣，一個人在公共領域的發(fā)言，只要針對的是公共權力和公共生活中的事物，便具有了“公共性”，已經(jīng)與大眾、整個社會，甚至與整個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和政策發(fā)生聯(lián)系。這種以輿論形式對公共權力安排的和社會走向的影響由此成了擁有一定的知識、擅長“說話”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專業(yè)”。“知識”終于轉變成權力�！肮�共知識分子”于是便代表了大眾，他們的聲音似乎已經(jīng)成為大眾意志的一種表達。而他們也因其批判性，無形中頭上有了道德光環(huán)，知識通過表達獲得了價值屬性，成為一個社會的“良心”。

　　然而，就在大眾樂于將自己的意見交給“公共知識分子”代表，而“公共知識分子”也樂于收獲話語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和道德形象時，有一個問題被他們忽略了。那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何以可能？換言之，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個體，與“公共領域”中的“知識分子”身份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邏輯斷裂，而這一斷裂，僅僅依靠普適性的知識、理念消彌個體與共同體、類的鴻溝來消除是遠遠不夠的：一個人不能在未獲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就使私人意見獲得公共屬性。第二個邏輯斷裂是：知識本身與價值無涉，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如何能夠從自己的知識表達中獲得在“公共領域”中存在的價值屬性而成為道德的化身，以致連人格上也比不會或沒有機會“表達”的“愚民”高一等？獨斷論基礎上的“知識分子的神話”當然可以拒絕對此進行追問。但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神話卻總是容易破滅的，因為任何一個擁有話語權力的人，都有可能賣身于社會強勢集團，以“公共知識分子”的名義解構“公共領域”制約公權力、為占人口多數(shù)的社會弱勢群體“說話”的功能，盜用“公共”的名義操縱輿論，為強勢集團的暴行進行辯護和論證，以致形成一種“知識的暴政”。特別是在權力精英、資本精英、知識精英已經(jīng)結盟的今天，更必須要求“公共知識分子”提供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依據(jù)。

　　看第一個邏輯斷裂。首先，一個“知識分子”無論標榜自己如何地“公共”，他都是一個個體。這個個體在進入“公共領域”時，并不可能就變成一個“公共人”，他僅僅是獲得了“公共”的屬性。而且這個屬性是通過共同的利益訴求、共同面對公共權力所產(chǎn)生的態(tài)度時才獲得的。一旦利益分殊，或對待公共權力的態(tài)度不同，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之間馬上就失去了“公共性”，他們相同的，僅僅是同在“公共領域”中而已。這已經(jīng)等于說，私人的意志永遠不具有天然的公共性，只有在私人的意志與公共意志重合的情況下，它才能反映或“代表”公共意志。而這也等于說，任何一個“公共知識分了”的意見僅僅能代表他本人，這種他代表自己不僅僅是從個體對自己的意見進行負責的意義上加以確證，而且是從這種意見本身加以確證，因為任何意見，都不過是私人行為，是私人的意志的結果。要使這種意見獲得公共性，就必須進行確證，即檢驗這種意見的公共性。

　　這種邏輯上的斷裂，是根本不可能用知識的普遍性或公共性加以消除的。每一種知識都承載著社會、歷史、人性等信息，超越于個體體驗和訴求之上，從而具有公共性，甚至與普遍性聯(lián)系在一起。但是，一個人在獲得某種知識時，已滲進了個體的因素，他已經(jīng)對這種知識進行了私人化的處理。而非常重要的是，他對這種知識的表達與這種知識本身并沒有同一性，即根本不能從知識本身的性質推出他的表達與知識的這種性質的對應。他的知識表達的僅僅是他所看到、或希望加以規(guī)范、控制、改變的世界，這個世界與真實的世界、其他人所看到的世界沒有什么必然的對應關系。世界無論以什么樣的方式在他的頭腦中顯現(xiàn)其“存在”，都是私人性的事情，只與他本人的智力結構、意愿、利益訴求等等有關。因此，知識本身的公共性根本不可能為他謀得任何公共性---他僅僅是知識的這種公共性的一個工具而已。一個“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表達，并不意味著是他參與進來，而表征的僅僅是他的知識的參與，在沒有獲得確證之前，他作為這種表達的載體之一永遠只能置身其外，即根本不能為他本人的“公共性”提供任何說明。

　　如果說第一個邏輯斷裂可以“解構”“公共知識分子”話語霸權背后的“代表權利”，第二個邏輯斷裂則可以將價值屬性從“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上剝離。一個為虎作倀、拼命為強勢集團的掠奪辯護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需要等到那一天才被人從“社會的良心”行列中驅逐出去，他原本就不具有什么道德的特征。不管承認不承認，一個“知識分子”發(fā)言的武器只能是“知識”，而不可能是“道德”或別的什么東西。道德、良知、理性，這些內(nèi)在于人的心里的東西僅僅是發(fā)言時的一種內(nèi)驅力或對發(fā)言的狀態(tài)的說明，并不具有對知識的規(guī)范性：它們根本不可能使知識分沾上自己的屬性。知識乃在于對事實的一種說明、確認、規(guī)范和顛覆，不管它由此可以演繹出什么樣的結論，而這些結論又是如何的在還未能在特定語境中加以證實的情況下具有怎樣的“公共性”特征，它都無法獲得價值的屬性。這樣的知識只在事實領域里有效，而進入價值領域則是越位。事實與價值這兩個不同的領域之間的結構上和功能上的歧異無法為知識與知識分子之間的基于價值判斷基礎上的對應關系提供任何說明。在一個領域里游刃有余的東西在另一個領域里將寸步難行，甚至其功能將遭到摧毀。因此，一位“知識分子”的呼嘯吶喊，不管它表面上說什么和看起來是什么，實質上表征的首先只是一種對與錯的事實判斷，而不是善與惡的價值判斷，后者的判斷是不可能僅僅通過這種知識的表達就可以完成的，它必須與“公共領域”中的其他東西或普遍人性產(chǎn)生聯(lián)系才能建構自身判斷的合法性。而這種在“公共領域”中的知識及其表達更不可能使“知識分子”天然就擁有任何價值屬性，以致成為道德的化身，似乎因為他叫了幾聲好聽的，他就崇高無比。

　　這兩種邏輯斷裂的存在當然并不意味著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可能，而是說：不消除這兩個邏輯斷裂，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只是在自欺欺人，是建立在沙灘上的房子，其腳下并沒有牢固的地基。而故意混淆“公共知識分子”的界定和無視它的嚴厲前提正是一些賣身于社會強勢集團的“知識分子”的慣伎。薩特、羅素之成為公共知識分子，不在于他們的知識和他們的表達，而在于他們的表達已經(jīng)通過了“公共領域”的論證，即已經(jīng)與“公共意志”具有了同一性，并獲得了普遍人性的呼應。如果可以忽略“公共授權”的困境，那么它也必須置換成一個“知識分子”在“公共領域”的發(fā)言符合公共意志或普遍人性的問題。而這樣的“公共領域”，并不意味著它就排斥了無法進入這個領域的人，在特定語境下，根據(jù)公共權力的侵害程度它倒恰恰是與廣大弱勢者呼應的。因此，克服這種邏輯斷裂而使“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成為可能，一個“知識分子”必須與權勢決裂，并在對抗公共權力中成為公共意志的傳聲器與廣大弱勢者的“代言人”。而即使是這樣，他也不是真理的化身。他的“道德形象”不是與知識的參與同步產(chǎn)生，而是知識參與后留下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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